一個埃及猶太裔共產主義者經歷的埃及共產主義運動_風聞

**1.**猶太家庭

  阿爾伯特·艾瑞，1930年6月出生於一個埃及猶太人家庭。父親是來自土耳其的猶太人。由於在土耳其生活不下去，於是果斷選擇在20世紀初移居到了埃及。母親則是來自俄羅斯的猶太人，祖上先是從俄羅斯逃難到了土耳其，隨後又逃到了埃及。艾瑞的父親在移居到埃及後開始做服裝和體育用品批發的生意，由於一戰的爆發，埃及的經濟在當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艾瑞家裏的生意也紅火了起來。

  雖然父母都是猶太人，但艾瑞從小受到的卻是世俗教育，家裏表現得最像猶太人的可能是艾瑞的父親，而他保留的唯一猶太人習慣就是週六雷打不動的關店休息。一次，艾瑞的母親要帶他去一個猶太教堂做禮拜，而教堂裏的男女要分開禮拜，因此教堂裏的人要求艾瑞的母親把艾瑞留在這裏做禮拜，而她則到另一層做禮拜。但是艾瑞的母親拒絕了這一要求，並説：“如果一個宗教要把我和孩子分開，那麼我也不需要這麼個宗教了。”隨即便帶艾瑞離開了教堂，並從此再也沒進入過任何教堂。

  到了上學的年紀後，由於父母在家中都是説法語，母親也用法語教艾瑞讀寫，因此父母決定將他送到一所法語學校。而法語學校中的老師和同學也成了他接觸共產主義思想的契機。比如他的法語老師雷內·格拉尼爾（Rene Graneer）就是一位共產主義者。

  二戰爆發後，埃及雖然也被戰爭所波及，但總體而言戰爭對埃及的影響有限，戰爭期間艾瑞一家人也經常去亞歷山大乃至國外度假。但艾瑞的姥爺作為俄羅斯人，十分關係自己祖國的狀況，特別是當德國軍隊逼近莫斯科的時候。姥爺對蘇聯的關心影響到了艾瑞一家人。而在1942年，隨着蘇聯衞國戰爭形勢的轉變，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也在此時經歷了復甦。艾瑞的姐姐也在此時加入了左翼運動，艾瑞也藉此機會認識了一大批共產主義者，比如亨利·庫里爾，法國共產黨成員，也是埃及共產黨領導人之一，被埃及政府驅逐到歐洲後仍長期為埃及共產黨提供籌集資金或是外聯等工作。甚至在蘇伊士運河危機期間，亨利偷到過三方詳細的入侵計劃，但可惜該情報未能被納賽爾重視。

1945年，蘇軍攻入波蘭的奧斯維辛集中營，納粹的反人類行為——特別是集中營的毒氣室給當時的艾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時的共產主義思想也通過小説流傳開。一次，姐姐回家時給艾瑞帶了一本高爾基的《母親》（這本小説主要講述了沙皇俄國時期的工人解放鬥爭）。從此，艾瑞的人生軌跡發生了改變。

 

2.  共產主義活動

自從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後，艾瑞便一直嘗試加入共產主義組織。上學期間，他曾加入校內的共產主義性質社團。1946年，艾瑞加入了火星組織（名字來源於列寧創辦的火星報），負責發展組織成員。而此時，埃及存在着眾多左翼組織。升入大學後，在1947年，他又隨着組織合併入了“解放國家民主運動”組織（下稱“解放運動”），隸屬於組織的宣傳部門。由於“解放運動”組織本身吸納了眾多其它組織，導致組織內部出現了嚴重的路線分歧，讓組織內部當時發生了很多爭吵。

由於英國對埃及的殖民統治，加上眾所周知的厭食症國外法魯克的統治不得人心，愛國主義運動在埃及越發高漲，越來越多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參與其中。這引起了當局的重視，加上1948年開始的中東戰爭，埃及宣佈實行軍事戒嚴令，大量的共產主義者遭到逮捕。這樣的逮捕一直持續到了薩達特時期。

由於當局的打壓，“解放運動”組織的活動被迫轉入地下。由於此時在組織中還不出名，艾瑞便開始負責宣傳物的印刷和組織內的相互聯繫。此時的埃及當局已經進入了神經緊繃的狀態，為了找到分發宣傳物的人，他們甚至會監察市場上紙張和墨水的售賣情況，一旦發現有人買了很多紙張或是墨水，便會斷定此人必是共產黨。為了躲避警察的搜查，組織只能搬着印刷機器和印刷材料打游擊戰，幸虧組織成員裏有人有一輛車，不然在城裏把東西搬來搬去的遲早會被發現。

除了當局的打壓，組織還要面臨來自穆兄會的敵對，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學生和穆兄會的衝突：穆兄會成員衝進大學毆打學生，隨後學生予以還擊。

好在隨着1950年戰爭和軍事戒嚴令的結束，“解放運動”的活動又回到了正軌，被逮捕的共產黨人得到了釋放。此時“解放運動也開始把工作重心從針對觀點分歧進行討論轉移到了羣眾運動中。”

然而，隨着1952年納賽爾領導自由軍官組織發動7月革命，局勢又發生了變化。起初，納賽爾組織的“革命指導委員會”中也有也有共產主義者優素福·賽迪格，但一次工人罷工活動導致了委員會的分裂，部分工人被判刑，優素福也退出了委員會。這導致了其它共產主義者和委員會間的對立。

隨後，一些為自由軍官組織印刷宣傳物的印刷機構成員被逮捕，而這一印刷機構立屬於“解放運動”組織。是的，你沒看錯，為自由軍官組織印刷宣傳物的機構成員被逮捕了，當時作為作案工具的印刷機，後來還被放進了“革命指導博物館”中，絕口不提這台印刷機是當時共產主義者們為自由軍官組織印刷材料而使用的。這進一步加劇了兩方面的對立。

自由軍官組織對共產主義者的敵視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由於宗教原因而討厭共產主義；另一方面，則是為了防止共產主義勢力做大。

（艾瑞和他的車 1952年拍攝）

隨着雙方對立的愈演愈烈，“解放運動”的活動再次轉入地下，而艾瑞因為擁有一輛車，而再次榮幸的成為了負責藏匿印刷器材，聯繫組織內部成員的負責人。組織高層往往會選擇在天黑後在他的車上碰面。很不幸的是，1953年，艾瑞被捕。此時組織剛剛決定在印刷完紀念十月革命的宣傳物後暫時收手。可想而知，當艾瑞在家中被逮捕時，幾乎是“人贓俱獲”，警察從他的車上搜到了大量的宣傳物。

 

3.  被捕入獄

艾瑞被捕後，未經審判便被關押到了軍事監獄中，一同被關押的除了組織內的同志外，還有穆兄會成員。在關押了幾個月後，軍官組織為爭取共產主義組織的支持，告訴他們：只要他們願意起草並簽署一份宣佈支持軍官組織的文件，便會將他們釋放。但很可惜的是，在簽署文件後，只有部分成員被放出，其他人仍舊被關押。

(上圖：參與匈牙利使館活動的艾瑞及其朋友 下圖：1953年時審判現場)

又過了一段時間，艾瑞和他的同志們被轉移到了埃及監獄中，隨後他被判8年勞改，當然，艾瑞世紀服刑時間比這個長的多，達到了11年。審判和逮捕的過程也相當混亂，有個軍官學校的學生因為在街上偷偷賣大麻，被警察當成了秘密交流文件的共產主義者給抓了進來，後來被釋放，繼續在軍官學校學習並順利畢業。

即便被關在監獄中，艾瑞和他的同志也沒有放棄，反而在監獄中發揮各自的特長，在監獄裏辦起了講座和學校，互相教授知識。艾瑞就在監獄中教授自己的同志們法語。

1955年6月末，由於當局擔心讓共產主義者和穆兄會成員呆在城市中的監獄，會使得他們可以對社會輸出影響，因此便決定將他們轉移到沙漠中的瓦哈特監獄。在艾瑞的回憶中，當時的裝着他們去往瓦哈特的火車走走停停，每當路過居民區，他便會和車上的同志一起對居民區大喊：“打倒獨裁軍事統治！”

瓦哈特監獄的面貌也實在是“原宿風”：監獄其實就是鐵絲網圍着的一大片沙漠，所謂建築不過是一堆帳篷和幾個鐵皮木板搭成的房子。睡就只能睡在帳篷裏的木板上。沙漠中幾乎沒什麼生物，除了跳鼠，蠍子，就是偶爾會出現的闊耳狐。沙暴一來，連帳篷都出不去。

沙漠對人的最大考驗不單單是環境，更重要的是無聊。窮極無聊的穆兄會成員甚至會抓蠍子來鬥蠍子取樂。而對於像艾瑞一樣的共產主義者而言，最大的問題是——沒法獲取到外界的消息。此前的監獄裏，偶爾還有探監的機會，自己也能從軍官身上得到些消息。但當局對轉移這件事做得很匆忙，他們也來不及通知自己的家人們。

但好在，過了兩個月後，一些未被逮捕的，或是在國外的“解放運動”成員得到了消息，開始組織他們的家人對他們進行探親。想要前往沙漠中的監獄並不容易。一次，這些家人們乘坐的火車在路上拋錨了，為了能探親，他們一起下了火車，推着火車往前走。

除了組織探親，這些未被逮捕的成員們也會在海外組織籌款，幫助那些被逮捕成員的家庭。此時的埃及不允許對海外直接匯款，因此這些成員利用幫別人匯錢的方式來獲取一些資金。同時，他們也會去探視被捕成員的家庭。艾瑞被捕後，父親在幾年後去世，母親也疾病纏身。未被捕的成員們會輪流探視艾瑞一家人，有的假裝成了客人，用買他們家店裏商品的方式來幫助他們。而艾瑞的家人們也選擇幫助“解放運動”組織，利用探親的機會幫助組織傳遞文件。

搬進新監獄後，艾瑞他們在監獄裏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建立學校。此時學校的成員已經不單單是組織成員，他們還吸納了很多還是文盲的監獄看守。在他們的教育下，一些過去對他們十分冷酷的看守反而成了他們的乖學生。為了能辦成學校，不少組織成員獻出了自己睡覺用的木板，來搭成桌子椅子。他們辦的學校後來名氣越來越大，以至於有的監獄看守在得知自己將被調往瓦哈特監獄時，會提前買好筆本，來上他們的課。

由於艾瑞的父親從事進出口生意，經常能接觸到一些新玩意。一次，他拿到了當時剛剛出現的，用電池的收音機，於是便給兒子送進去。終於，艾瑞和他的同志們得到了收聽新聞的機會。

1956年，艾瑞和他的同志們聽到越來越多關於英法以即將入侵埃及的消息，愛國心驅使他們開始嘗試自行進行軍事訓練，抗擊英法以入侵。他的同志中有曾經擔任過軍官的，成了訓練營的“首長”。艾瑞在後來回憶説：愛國熱情蓋過了我們之間的一切分歧，我們過去的一切鬥爭都是為了祖國。共產主義思想也教會了我們愛國——不管是在埃及，還是在其他地方。

在一開始，他們的訓練只能用自制的木頭步槍，這導致了來自穆兄會的一片嘲笑。但是，看守他們的軍人們開始同情他們，把自己的李·恩菲爾德步槍退掉子彈後交給他們練習用。就這樣，艾瑞和他的同志們學習了怎樣拆裝並清潔步槍，隨後他們又用同樣的方式練習瞭如何使用左輪手槍和衝鋒槍。

1956年10月29日，運河危機爆發，英法以三國入侵埃及。在得知有一部分未被逮捕的同志們已經組織隊伍進入賽義德港與入侵者們作戰後，艾瑞和他的同志們也紛紛要求讓他們也去前線參戰。此時的監獄領導們不敢怠慢，把副省長（同時也是個軍人）請了過來，副省長安撫大家等一等，他會向總統方面請示。此時埃及已經與蘇聯建交，納賽爾也在1955年出席萬隆會議後對共產主義者有了合作的態度。因此，納賽爾派了個代表過來，此時英法以已經停火，他代表納賽爾來感謝他們的愛國心。

由於埃及和蘇聯關係的加深，共產主義思想也開始在大學生中傳播，但好景不長，1958年伊拉克革命爆發後，埃及當局再次開始反對共產主義思想，並抨擊共產主義者為“蘇聯的傀儡”。1959年一月開始，埃及再次對共產主義者進行力度空前的大搜捕。在這次逮捕中，有人被折磨致死，有的人被折磨到半死後釋放，但回到家後一兩天就會死去。報紙上也滿是對中國和蘇聯的抨擊。此時，艾瑞因為一些原因搬到了其它的監獄，而他後來才知道瓦哈特監獄內，在他搬離之後發生的一系列事情：被關押的共產主義者被要求穿着囚服，沒有任何防護的去採集沙漠中的荊棘。但即便被如此折磨，這些共產主義者們仍未失去他們高尚的精神。一次，監獄長的孩子因為服用了錯誤的藥物而昏迷，此時的監獄中沒有相應的醫生，被關押的同志們中的醫生便站了出來，治好了孩子。

後來，隨着埃蘇關係的逐漸改善，以及折磨政治犯致死的事情成了世界性的醜聞，大搜捕又漸漸停息。

時間到了1961年，此時，根據判決，艾瑞應該得到釋放。但此時當局要求被關押的共產主義者們只有聲明反對共產主義才能得到釋放。由於此時埃及國內反對猶太人的聲浪，艾瑞甚至被額外要求出獄後離開埃及。但他的愛國心讓他拒絕離開埃及。作為一個猶太人，艾瑞發對猶太復國主義，還在上學時他便跟同學偷偷去了巴勒斯坦，為了調查猶太定居點狀況而偷偷混了進去。猶太定居點的所見所聞讓他覺得，猶太人的天性便是掠奪土地。以上種種使得艾瑞被繼續關押。

1964年，隨着環境的改善，加之蘇聯此時的領導人赫魯曉夫對訪問埃及的條件之一便是釋放被捕共產主義者們，艾瑞被最終釋放。此時，他已經被關押了11年。

 

4.  新生活

出獄後的艾瑞面臨着種種問題：生活上，他的父親已經去世，母親無力維護父親的產業，身體也日漸一天不如一天，加上後來埃及對猶太人愈發的不友好，於是決定移居巴黎投奔艾瑞的姐姐。政治上，納賽爾決定統合所有的共產主義組織，建立“先鋒隊組織”，艾瑞之前的組織被解散。這樣生硬的融合使得“先鋒隊組織”自建立起時便充滿了分歧。而到了薩達特時期，薩達特選擇與共產主義劃清界限，並尋求穆兄會的力量。

為了生存，艾瑞選擇繼承父親的事業，去做一些進出口貿易，再也無力去參與太多的政治活動。為了結婚，也為了能夠留在埃及，他選擇了皈依伊斯蘭教。而此時，由於埃及對猶太人的一系列政策，不少他曾經的同志只能選擇離開埃及，有的人只能選擇去以色列——因為他們沒得選。

2012年，埃及發生革命，總統穆巴拉克下台。在艾瑞看來，這根本算不上革命——因為政權的更迭並未帶來任何改變。他也痛心於此時的左翼組織與羣眾的聯繫不足，讓革命的果實最終被穆兄會取走了。當然，作為一個已經80多歲的老人，他已經無能為力了。

之後，在見到自己的戰友們一個個的逝去，而他們的故事也將被遺忘時，艾瑞選擇寫下自己的回憶錄，好保留住這段回憶。2021年，艾瑞去世，享年91歲。

（艾瑞的回憶錄）

經常有人問他，為什麼不離開埃及，移居到其它國家。艾瑞回答：

“為什麼我要離開它，然後作為二等公民在另一個國家開始生活？我生活在這裏，我的祖輩決定在此紮根的地方。我永遠不會離開它，我要最終被埋葬在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