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需要怎樣的商紂王_風聞
乐乐呵呵的啊-08-11 16:46
作者:南郭劉勃
來源:公眾號“不是東西劉老師”
如果一個研究甲骨文中關於商代祭祀的內容的人,從來沒有讀過任何傳世文獻,那麼他有可能得出結論:商朝末代的王,比起他的祖先來,是個很有人道精神的好人。
甲骨文顯示,有一個叫武丁的商王,在位時間很長,殺人也特別兇暴。他祭祀時候殺的人,佔到卜辭記錄的人祭總數的60%還多。規模最大的時候,一次就可以用上千人來做犧牲。相比較而言,最後的商王祭祀祖先的次數少,每次殺人,不超過30人,比武丁那是差得太遠了。
這時候你把《史記·殷本紀》拿給他看,他一定會大吃一驚。因為按照《殷本紀》的説法,武丁才是聖明又仁慈的君主,他統治期間,“修政行德,天下鹹歡”。相反,那位末代商王叫帝辛,也就是所謂“紂”,是一位最典型的暴君。
這個人這時候很可能會認為,傳世文獻不可靠,都是勝利者對失敗者的污衊之詞。當然,也就不免有人要做翻案文章,説商紂其實是好人,而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太公望那一串兒,則是卑鄙的陰謀家。
思維比較健全的人,大抵不會對這種攤煎餅式的翻案感興趣。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是最容易的事,但對接近事實,明白事理,一點幫助也沒有。
顧頡剛先生寫過一篇《紂惡七十事的發生次第》,已經把商紂的劣跡怎樣逐步增多的過程,梳理得非常清楚。這篇文章還可以做點補充工作的是:不同的時代,把商紂塑造成一個惡人的動機,其實非常不同。
西周時代:商朝的亡國之君
梳理《尚書》中比較可靠的篇目的信息,會發現商紂的罪名並不太多。顧頡剛先生總結了六條:
第一,也是最大的罪名——酗酒
其二,是不用貴戚舊臣。
其三,是登用小人。
其四,是聽信婦言。
其五,是信有命在天。
其六,是不留心祭祀。
這六條可以分為三組。二、三、六三條,可以歸為一組,用意主要是安撫投降過來的殷商貴族。
政治鬥爭這件事,有些地方是很套路的:到了一個政權的後期,經常會出現利益集團坐大,最高統治者被架空的局面。統治者要想奪回權力,就只能從社會中下層尋找支持者。所以,他如果成功了,就是廣開賢路勵精圖治,而如果失敗了,就是親小人遠賢臣。
而越是涉及到核心權力的爭奪,越是不能承認這是利益之爭,要表現為意識形態,兩條路線的鬥爭。商代人迷信鬼神,所以祭祀權是最核心的問題。
甲骨文研究的權威董作賓先生,曾作過一篇《殷代禮制中的新舊兩派》。其中講到,商紂和他父親帝乙,主張新派祭祀,而之前的商王武乙、文丁,則都是復古派。所以,所謂“不留心祭祀”,是指不按照舊派的方式祭祀。當然,表現也包括祭祀時殺人減少了。
國內權力鬥爭中失敗的一方,往往就要勾結境外勢力求翻盤。周滅商的時候,是有大量商的貴族投奔周朝的。周滅商之後,要讓他們順心,當然也不免要恢復一下商人的舊派祭祀法。
有部叫《逸周書》的古書,其中有一篇《世俘解》,記錄很多周武王滅商之後的暴力行為,祭祀場面血腥恐怖得不得了。不管是傳世文獻還是考古證據,總體上都顯示,周人確實比商人要温和人道,這裏為什麼如此殘暴呢?一來是新政權建立要通過殺戮來立威,二來就是安撫投降過來的殷商貴族的一種手段。
當然從這裏就可以看出,商朝滅亡於結構性的危機,商紂是好人還是壞人這個問題,根本就沒那麼重要。
第一條和第四條,商紂好酒色,這又是一組。這是周文化對商文化的批判。
《尚書》裏講,商人太愛喝酒,結果酒氣飄到天上,上天聞着都很不爽,商人這才失去了上天的庇護,商朝才滅亡的。
考古發現,商朝人喜歡喝酒,不是商紂時期才出現的腐化墮落,而是一貫如此。絕大多數商族貴族,死後別的陪葬品可以不要,酒壺酒杯之類的酒器(專有名詞有一大堆),一定要要帶上。甚至於説,可以直接根據陪葬酒器的規格,判斷墓主人地位的高低。我們知道到了周朝就不這樣了,周朝講究所謂“鼎簋組合”,鼎和簋都是裝食物的。所以也可以説,周滅商,是一夥飯桶,取代了一羣酒鬼。
商代女性地位比較高。現如今,武丁的妻子婦好堪稱大名鼎鼎,她一個女子,卻可以手持代表王權的斧鉞,統帥大軍作戰。另外,史書中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傅説,其實性別成迷。後世流行的説法,傅説當然是男的,可是也有一些談天文的書説,傅説是後宮裏的一個女巫。
所以,商紂“惟婦言是用”,不但以今天的政治正確看來沒什麼問題,也符合商代古老的傳統。
周人把這兩條標舉出來,體現了要把商族人改造成符合新時代需求的臣民的決心。但把這歸結為商紂個人的劣跡而不是商族的傳統文化,則是緩解商人的牴觸情緒的高明策略。
第五條單列,批判商紂“我生不有命在天”的錯誤思想,這是周人偉大的文化創造。
商人崇拜的對象是“帝”,他們偶爾也會用到“天”字,但似乎只是“大”的異體字,並不代表某種超自然的力量。周人崇拜的才是天。
崇拜帝還是崇拜天,並不是只是神明的名字不同而已。
帝是最偉大的神,帝通過商的歷代先王傳達意志,或者帝的意志就體現為商先王的意志。於是帝和商人的關係,比較類似《聖經·舊約》中上帝和猶太人的關係:商人是帝的選民,帝只會護佑商人永遠取得成功。
周人對天的理解,卻有點像《聖經·新約》中人類和上帝的關係。周人崇拜天,天卻不僅屬於周人。哪個族羣的領導人表現好,就會得到上天的垂青,被任命為人間的統治者。這叫做“得天命”。而所謂表現好,重點又並不在於為天提供豐厚的祭品,而是體察民情關注民生,所謂不要拿水當鏡子,要拿人民當鏡子(《酒誥》:“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監通鑑。)。
天命系乎人心,這個觀念把人這種小小的生物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是民本思想的源頭。而天命可以轉移的設定,則為周當前的統治提供了理論依據。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因為天命觀念如此重要,所以商紂有沒有説過“我生不有命在天”並不重要,只是作為前朝的亡國之君,商紂有義務説這麼一句蠢話。
二 戰國到西漢:亡國之君的通用模板
顧頡剛的統計,商紂的劣跡,在戰國時增加了二十七件,到西漢又增加了二十三件。
應該指出,戰國、西漢時大量湧現的商紂的罪名,並不見得都是後人捏造的。西周批判商紂的時候,羅列的罪行一定比我們今天從《尚書》裏見到的多得多。只是那時候文字不那麼普及,很多罪名沒有被寫下來,又有很多罪名寫下來了也沒保存下來,所以後人讀不到了而已。戰國知識大爆炸,很多原來只是口耳相傳的東西,才都被書之竹帛了。
這個時候,商朝已經亡了大幾百年,商紂連死老虎都算不上,所以批判商朝這個政治目的,已經完全不存在了。不過春秋以來,所謂“弒君五十六,亡國七十二”,什麼樣的國君會被殺死,什麼樣的國家會被消滅,卻是大家都關心的問題。
既然商紂是個典型的亡國之君,大家就拿他當模板了。荀子説:
古者桀紂……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
這句話説得其實不完全準確。大家關注的焦點是“亡國”,所以把會導致亡國的行為,都安在商紂身上,倒不一定是惡行。比如荀子的學生,著名的陰謀論小能手韓非子就講過這麼一個故事:
費仲對商紂説:“西伯侯姬昌很賢能,老百姓喜歡他,諸侯歸附他,這種人一定要殺掉,不殺,將來就會成為禍患。”紂王不明白這麼也可以成為殺人的理由。費仲説:
“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
多破的帽子也是要戴在頭上的,多精美的鞋子也是要踩在地下的,這就是上下尊卑的分別。西伯侯這隻破鞋現在卻在做帽子的事,做臣下的,不把自己的能力用於為主子出力,這是不可以不殺的。再説,“主而誅臣,焉有過?”君主殺臣子,還不是怎麼殺怎麼有理,您有什麼顧忌的呢?
但韓非版的商紂很傻很天真,堅持説:“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我們的輿論導向,就是提倡仁義。現在姬昌喜歡仁義,殺他是不對的。費仲三次勸説無效,商朝就滅亡了。
這個故事裏,商紂就一點也不邪惡。因為韓非認為,邪惡是不會導致亡國的,喪失刑賞的權柄才會,所以他筆下的商紂,就走了呆萌路線。
但中國歷史發展的趨勢,畢竟還是鼓吹仁義道德的儒家是主流,殘暴和亡國緊密結合,所以商紂故事裏的暴行才越來越多。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系統的敍事,也不僅僅是給商紂加暴行,實際上他們還有一個興趣,就是提升商紂的能力。
如《史記·殷本紀》在指出商紂是一個暴君的同時,司馬遷也在努力渲染商紂的才華:
資辨捷疾,聞見甚敏;——商紂天資聰穎,有口才,行動迅速,接受能力很強。
材力過人,手格猛獸;——商紂力大無窮,能徒手與猛獸格鬥(其他書上還有紂倒曳九牛,能夠託梁換柱之類的段子)。
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商紂的智力足以拒絕任何勸諫,言辭足以掩蓋任何錯誤。所以你沒有辦法勸他,説不過他;你以為他犯了錯誤,但你聽他高談闊論一番,就覺得原來天子是在下一盤很大的棋啊,天子沒錯,是我太蠢,沒領會天子的深遠謀劃和偉大精神。
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所以,商紂憑着才能在大臣面前誇耀,憑着聲威讓天下人都顯得卑微,認為誰都比不上他。
為什麼要強調商紂有才能呢?這其實是儒家一個很重要的觀點:真正能做大壞事的人,一定是有才華的人。史學界的另外一位司馬,宋朝的司馬光在《資治通鑑》的開頭髮表過這樣一段議論:
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
美德和才學都達到了滿分,那是聖人;德性和才學都沒有,那是愚人;德性勝過了才學,那是君子;有才但是缺德,那是小人。愚人雖然想做壞事,但是智商欠費,力量不夠,就好像一隻小奶狗想要咬人,你很容易制服他。但小人就不同了,他的高智商配上他缺德,真是如虎添翼,真正的大壞事都是他們乾的。
司馬光所謂的“小人”,實際上也就是後世所説的奸雄。司馬光特別強調了,小人或奸雄,有可愛屬性。“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咱們其實並不喜歡和道德特別高尚的人在一塊兒,因為精神壓力很大,相反,一個聰明能解決問題的小人,和他合作就很愉快。所以人們是很容易喜歡小人的。
也正因此,商紂有才華,他的壞事做下來危害也就特別嚴重。
並且,有才華也會讓你更聽不進別人的意見,這就是非常危險了。孔子説:“一言喪邦”,身為君主,有一句話,你一旦相信了,就會導致國家滅亡。這句話是什麼呢?
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我做君主沒什麼其他快樂,最大的快樂就是我説話,沒有人敢違揹我。
商紂的“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就是“唯其言而莫予違也”的另一種表述。
也就是説,道德壞和能力強,是亡國之君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兩大要素,商紂自然是兼而有之。後人在疑心史書中商紂的劣跡不可靠的時候,不應該忘了,史書中商紂的能力也不見得可靠。而有些做翻案文章的寫手,喜歡強調商紂“其實”是一個能力很強的人,語氣好像在揭發一個被掩蓋已久的真相一樣,這就是連《史記》都不看了。戰國以來,吹捧商紂的能力,其實一向是主流。
三 魏晉以來:大家都愛暴君故事
東漢之後,再講商紂有多壞,已經基本不具備政治議題的嚴肅性。而這類故事的另外一面,卻不免越來越凸顯出來。
一個暴君的故事,是多麼好看啊。

人類這個物種,有永遠不知饜足的貪慾,和一旦釋放出來,就無窮無盡的暴力傾向。不論是普通人的樸素觀察,還是專家學者的精密研究,都很容易傾向得出這個結論。
只不過,幸虧人類還是理性的動物。知道放縱貪慾和濫用暴力,將會給自己招來嚴厲的反擊,根本得不償失。所以,大家才會表現出“文明人”的樣子。
但這也就意味着,人都是被壓抑着的,需要宣泄。西方人講聖徒受難的故事,講羅馬帝國的官吏怎樣把各種酷刑施加到虔誠的基督徒身上(如果是女信徒,往往還會包含帶有色情狂意味的內容)。這樣暴力欲得到了宣泄,而由於基督徒是受難者而不是施暴者,宣泄之後,最終感受是靈魂得到淨化,境界得到提升,終究又是充滿正能量的。
中國的“暴君”故事的功能,其實非常類似。從晉代皇甫謐的《帝王世紀》到民間趣味的小説《封神演義》,再到今天根據《封神演義》裏的商紂形象改編的各種影視劇(別忘了港台還拍過不少三級片),都遵循着這個邏輯。我們簡單看下《封神演義》是怎樣塑造商紂形象的,他如此殘暴:
妲己曰:“此刑約高二丈,圓八尺,上、中、下用三火門,將銅造成,如銅柱一般;裏邊用炭火燒紅。卻將妖言惑眾、利口侮君、不尊法度、無事妄生諫章、與諸般違法者,跣剝官服,將鐵索纏身,裹圍銅柱之上,只炮烙四肢筋骨,不須臾,煙盡骨消,盡成灰燼。此刑名曰‘炮烙’。若無此酷刑,奸猾之臣,沽名之輩,盡玩法紀,皆不知戒懼。”……紂王大怒,將梅伯剝去衣服,赤身將鐵索綁縛其手足,抱住銅柱。可憐梅伯,大叫一聲,其氣已絕。只見九間殿上烙得皮膚筋骨,臭不可聞,不一時化為灰燼。
早期文獻中,對炮烙(正確寫法更可能是“炮格”)只有極其簡單的記述。小説裏,卻有了對刑具的精心設計和對行刑場面的具體描寫。作者寫到這個場面的時候,顯然企圖撩起讀者既恐懼又刺激的快感,他自己大約也沉浸在這種快感裏。當然,今天的讀者讀到這段時可能已經麻木不仁,這是因為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既是生活中實際發生的暴力最少的時代,也是在文藝作品中對暴力投入想象最多最豐富的時代,《封神演義》這點花樣,相形之下難免小巫見大巫了而已。
當然還有商紂的荒淫。《尚書》裏簡單提及的“婦人”,後世慢慢確定了名字是妲己,然後妲己成了狐狸精,然後狐狸精不是一個,她身邊有個女妖團隊。到《封神演義》裏免不了還要來點“自然主義描寫”:
紂王復攜喜媚手出台玩月。喜媚不辭。紂王心動,便搭住香肩,月下偎倚,情意甚密。紂王心中甚美,乃以言挑之曰:“仙姑何不棄此修行,而與令姐同住宮院,拋此清涼,且享富貴,朝夕歡娛,四時歡慶,豈不快樂!人生幾何,乃自苦如此。仙姑意下如何?”喜媚只是不語。紂王見喜媚不甚推託,乃以手抹着喜媚胸膛,軟綿綿,温潤潤,嫩嫩的腹皮,喜媚半推半就。紂王見他如此,雙手抱摟,偏殿交歡,雲雨幾度,方才歇手。
這種文字今天看也是微不足道,但在信息還相對閉塞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就已經算超大尺度,不知道對多少男生實現了性啓蒙功能了。
當然,正因為商紂是暴君,描寫他(或者寫土行孫這樣的猥瑣之輩也可以)才可能出現這樣的文字,不然《封神演義》裏就只能讀到白蓮花一般的周武王和醃白菜似的姜子牙,那將是多麼無趣的一件事。而仍然是因為商紂是暴君,他做完這一切壞事會受到應有的懲罰,才不影響描寫了這一切之後,小説的結尾處,主旋律嘹亮的奏起。
願生活中,永遠不要再有商紂;願各種文藝和娛樂中,永遠可以有商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