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需要怎樣的商紂王_風聞

作者：南郭劉勃

來源：公眾號“不是東西劉老師”

 

如果一個研究甲骨文中關於商代祭祀的內容的人，從來沒有讀過任何傳世文獻，那麼他有可能得出結論：商朝末代的王，比起他的祖先來，是個很有人道精神的好人。

甲骨文顯示，有一個叫武丁的商王，在位時間很長，殺人也特別兇暴。他祭祀時候殺的人，佔到卜辭記錄的人祭總數的60%還多。規模最大的時候，一次就可以用上千人來做犧牲。相比較而言，最後的商王祭祀祖先的次數少，每次殺人，不超過30人，比武丁那是差得太遠了。

這時候你把《史記·殷本紀》拿給他看，他一定會大吃一驚。因為按照《殷本紀》的説法，武丁才是聖明又仁慈的君主，他統治期間，“修政行德，天下鹹歡”。相反，那位末代商王叫帝辛，也就是所謂“紂”，是一位最典型的暴君。

這個人這時候很可能會認為，傳世文獻不可靠，都是勝利者對失敗者的污衊之詞。當然，也就不免有人要做翻案文章，説商紂其實是好人，而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太公望那一串兒，則是卑鄙的陰謀家。

思維比較健全的人，大抵不會對這種攤煎餅式的翻案感興趣。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是最容易的事，但對接近事實，明白事理，一點幫助也沒有。

顧頡剛先生寫過一篇《紂惡七十事的發生次第》，已經把商紂的劣跡怎樣逐步增多的過程，梳理得非常清楚。這篇文章還可以做點補充工作的是：不同的時代，把商紂塑造成一個惡人的動機，其實非常不同。

 

西周時代：商朝的亡國之君

 

梳理《尚書》中比較可靠的篇目的信息，會發現商紂的罪名並不太多。顧頡剛先生總結了六條：

第一，也是最大的罪名——酗酒

其二，是不用貴戚舊臣。

其三，是登用小人。

其四，是聽信婦言。

其五，是信有命在天。

其六，是不留心祭祀。

這六條可以分為三組。二、三、六三條，可以歸為一組，用意主要是安撫投降過來的殷商貴族。

政治鬥爭這件事，有些地方是很套路的：到了一個政權的後期，經常會出現利益集團坐大，最高統治者被架空的局面。統治者要想奪回權力，就只能從社會中下層尋找支持者。所以，他如果成功了，就是廣開賢路勵精圖治，而如果失敗了，就是親小人遠賢臣。

而越是涉及到核心權力的爭奪，越是不能承認這是利益之爭，要表現為意識形態，兩條路線的鬥爭。商代人迷信鬼神，所以祭祀權是最核心的問題。

甲骨文研究的權威董作賓先生，曾作過一篇《殷代禮制中的新舊兩派》。其中講到，商紂和他父親帝乙，主張新派祭祀，而之前的商王武乙、文丁，則都是復古派。所以，所謂“不留心祭祀”，是指不按照舊派的方式祭祀。當然，表現也包括祭祀時殺人減少了。

國內權力鬥爭中失敗的一方，往往就要勾結境外勢力求翻盤。周滅商的時候，是有大量商的貴族投奔周朝的。周滅商之後，要讓他們順心，當然也不免要恢復一下商人的舊派祭祀法。

有部叫《逸周書》的古書，其中有一篇《世俘解》，記錄很多周武王滅商之後的暴力行為，祭祀場面血腥恐怖得不得了。不管是傳世文獻還是考古證據，總體上都顯示，周人確實比商人要温和人道，這裏為什麼如此殘暴呢？一來是新政權建立要通過殺戮來立威，二來就是安撫投降過來的殷商貴族的一種手段。

當然從這裏就可以看出，商朝滅亡於結構性的危機，商紂是好人還是壞人這個問題，根本就沒那麼重要。

第一條和第四條，商紂好酒色，這又是一組。這是周文化對商文化的批判。

《尚書》裏講，商人太愛喝酒，結果酒氣飄到天上，上天聞着都很不爽，商人這才失去了上天的庇護，商朝才滅亡的。

考古發現，商朝人喜歡喝酒，不是商紂時期才出現的腐化墮落，而是一貫如此。絕大多數商族貴族，死後別的陪葬品可以不要，酒壺酒杯之類的酒器（專有名詞有一大堆），一定要要帶上。甚至於説，可以直接根據陪葬酒器的規格，判斷墓主人地位的高低。我們知道到了周朝就不這樣了，周朝講究所謂“鼎簋組合”，鼎和簋都是裝食物的。所以也可以説，周滅商，是一夥飯桶，取代了一羣酒鬼。

商代女性地位比較高。現如今，武丁的妻子婦好堪稱大名鼎鼎，她一個女子，卻可以手持代表王權的斧鉞，統帥大軍作戰。另外，史書中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傅説，其實性別成迷。後世流行的説法，傅説當然是男的，可是也有一些談天文的書説，傅説是後宮裏的一個女巫。

所以，商紂“惟婦言是用”，不但以今天的政治正確看來沒什麼問題，也符合商代古老的傳統。

周人把這兩條標舉出來，體現了要把商族人改造成符合新時代需求的臣民的決心。但把這歸結為商紂個人的劣跡而不是商族的傳統文化，則是緩解商人的牴觸情緒的高明策略。

第五條單列，批判商紂“我生不有命在天”的錯誤思想，這是周人偉大的文化創造。

商人崇拜的對象是“帝”，他們偶爾也會用到“天”字，但似乎只是“大”的異體字，並不代表某種超自然的力量。周人崇拜的才是天。

崇拜帝還是崇拜天，並不是只是神明的名字不同而已。

帝是最偉大的神，帝通過商的歷代先王傳達意志，或者帝的意志就體現為商先王的意志。於是帝和商人的關係，比較類似《聖經·舊約》中上帝和猶太人的關係：商人是帝的選民，帝只會護佑商人永遠取得成功。

周人對天的理解，卻有點像《聖經·新約》中人類和上帝的關係。周人崇拜天，天卻不僅屬於周人。哪個族羣的領導人表現好，就會得到上天的垂青，被任命為人間的統治者。這叫做“得天命”。而所謂表現好，重點又並不在於為天提供豐厚的祭品，而是體察民情關注民生，所謂不要拿水當鏡子，要拿人民當鏡子（《酒誥》：“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監通鑑。）。

天命系乎人心，這個觀念把人這種小小的生物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是民本思想的源頭。而天命可以轉移的設定，則為周當前的統治提供了理論依據。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因為天命觀念如此重要，所以商紂有沒有説過“我生不有命在天”並不重要，只是作為前朝的亡國之君，商紂有義務説這麼一句蠢話。

 

二 戰國到西漢：亡國之君的通用模板

 

顧頡剛的統計，商紂的劣跡，在戰國時增加了二十七件，到西漢又增加了二十三件。

應該指出，戰國、西漢時大量湧現的商紂的罪名，並不見得都是後人捏造的。西周批判商紂的時候，羅列的罪行一定比我們今天從《尚書》裏見到的多得多。只是那時候文字不那麼普及，很多罪名沒有被寫下來，又有很多罪名寫下來了也沒保存下來，所以後人讀不到了而已。戰國知識大爆炸，很多原來只是口耳相傳的東西，才都被書之竹帛了。

這個時候，商朝已經亡了大幾百年，商紂連死老虎都算不上，所以批判商朝這個政治目的，已經完全不存在了。不過春秋以來，所謂“弒君五十六，亡國七十二”，什麼樣的國君會被殺死，什麼樣的國家會被消滅，卻是大家都關心的問題。

既然商紂是個典型的亡國之君，大家就拿他當模板了。荀子説：

 

古者桀紂……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

 

這句話説得其實不完全準確。大家關注的焦點是“亡國”，所以把會導致亡國的行為，都安在商紂身上，倒不一定是惡行。比如荀子的學生，著名的陰謀論小能手韓非子就講過這麼一個故事：

費仲對商紂説：“西伯侯姬昌很賢能，老百姓喜歡他，諸侯歸附他，這種人一定要殺掉，不殺，將來就會成為禍患。”紂王不明白這麼也可以成為殺人的理由。費仲説：

 

“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

 

多破的帽子也是要戴在頭上的，多精美的鞋子也是要踩在地下的，這就是上下尊卑的分別。西伯侯這隻破鞋現在卻在做帽子的事，做臣下的，不把自己的能力用於為主子出力，這是不可以不殺的。再説，“主而誅臣，焉有過？”君主殺臣子，還不是怎麼殺怎麼有理，您有什麼顧忌的呢？

但韓非版的商紂很傻很天真，堅持説：“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我們的輿論導向，就是提倡仁義。現在姬昌喜歡仁義，殺他是不對的。費仲三次勸説無效，商朝就滅亡了。

這個故事裏，商紂就一點也不邪惡。因為韓非認為，邪惡是不會導致亡國的，喪失刑賞的權柄才會，所以他筆下的商紂，就走了呆萌路線。

但中國歷史發展的趨勢，畢竟還是鼓吹仁義道德的儒家是主流，殘暴和亡國緊密結合，所以商紂故事裏的暴行才越來越多。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系統的敍事，也不僅僅是給商紂加暴行，實際上他們還有一個興趣，就是提升商紂的能力。

如《史記·殷本紀》在指出商紂是一個暴君的同時，司馬遷也在努力渲染商紂的才華：

資辨捷疾，聞見甚敏；——商紂天資聰穎，有口才，行動迅速，接受能力很強。

材力過人，手格猛獸；——商紂力大無窮，能徒手與猛獸格鬥（其他書上還有紂倒曳九牛，能夠託梁換柱之類的段子）。

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商紂的智力足以拒絕任何勸諫，言辭足以掩蓋任何錯誤。所以你沒有辦法勸他，説不過他；你以為他犯了錯誤，但你聽他高談闊論一番，就覺得原來天子是在下一盤很大的棋啊，天子沒錯，是我太蠢，沒領會天子的深遠謀劃和偉大精神。

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所以，商紂憑着才能在大臣面前誇耀，憑着聲威讓天下人都顯得卑微，認為誰都比不上他。

為什麼要強調商紂有才能呢？這其實是儒家一個很重要的觀點：真正能做大壞事的人，一定是有才華的人。史學界的另外一位司馬，宋朝的司馬光在《資治通鑑》的開頭髮表過這樣一段議論：

 

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

 

美德和才學都達到了滿分，那是聖人；德性和才學都沒有，那是愚人；德性勝過了才學，那是君子；有才但是缺德，那是小人。愚人雖然想做壞事，但是智商欠費，力量不夠，就好像一隻小奶狗想要咬人，你很容易制服他。但小人就不同了，他的高智商配上他缺德，真是如虎添翼，真正的大壞事都是他們乾的。

司馬光所謂的“小人”，實際上也就是後世所説的奸雄。司馬光特別強調了，小人或奸雄，有可愛屬性。“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咱們其實並不喜歡和道德特別高尚的人在一塊兒，因為精神壓力很大，相反，一個聰明能解決問題的小人，和他合作就很愉快。所以人們是很容易喜歡小人的。

也正因此，商紂有才華，他的壞事做下來危害也就特別嚴重。

並且，有才華也會讓你更聽不進別人的意見，這就是非常危險了。孔子説：“一言喪邦”，身為君主，有一句話，你一旦相信了，就會導致國家滅亡。這句話是什麼呢？

 

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我做君主沒什麼其他快樂，最大的快樂就是我説話，沒有人敢違揹我。

商紂的“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就是“唯其言而莫予違也”的另一種表述。

也就是説，道德壞和能力強，是亡國之君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兩大要素，商紂自然是兼而有之。後人在疑心史書中商紂的劣跡不可靠的時候，不應該忘了，史書中商紂的能力也不見得可靠。而有些做翻案文章的寫手，喜歡強調商紂“其實”是一個能力很強的人，語氣好像在揭發一個被掩蓋已久的真相一樣，這就是連《史記》都不看了。戰國以來，吹捧商紂的能力，其實一向是主流。

 

三 魏晉以來：大家都愛暴君故事

 

東漢之後，再講商紂有多壞，已經基本不具備政治議題的嚴肅性。而這類故事的另外一面，卻不免越來越凸顯出來。

一個暴君的故事，是多麼好看啊。

人類這個物種，有永遠不知饜足的貪慾，和一旦釋放出來，就無窮無盡的暴力傾向。不論是普通人的樸素觀察，還是專家學者的精密研究，都很容易傾向得出這個結論。

只不過，幸虧人類還是理性的動物。知道放縱貪慾和濫用暴力，將會給自己招來嚴厲的反擊，根本得不償失。所以，大家才會表現出“文明人”的樣子。

但這也就意味着，人都是被壓抑着的，需要宣泄。西方人講聖徒受難的故事，講羅馬帝國的官吏怎樣把各種酷刑施加到虔誠的基督徒身上（如果是女信徒，往往還會包含帶有色情狂意味的內容）。這樣暴力欲得到了宣泄，而由於基督徒是受難者而不是施暴者，宣泄之後，最終感受是靈魂得到淨化，境界得到提升，終究又是充滿正能量的。

中國的“暴君”故事的功能，其實非常類似。從晉代皇甫謐的《帝王世紀》到民間趣味的小説《封神演義》，再到今天根據《封神演義》裏的商紂形象改編的各種影視劇（別忘了港台還拍過不少三級片），都遵循着這個邏輯。我們簡單看下《封神演義》是怎樣塑造商紂形象的，他如此殘暴：

 

妲己曰：“此刑約高二丈，圓八尺，上、中、下用三火門，將銅造成，如銅柱一般；裏邊用炭火燒紅。卻將妖言惑眾、利口侮君、不尊法度、無事妄生諫章、與諸般違法者，跣剝官服，將鐵索纏身，裹圍銅柱之上，只炮烙四肢筋骨，不須臾，煙盡骨消，盡成灰燼。此刑名曰‘炮烙’。若無此酷刑，奸猾之臣，沽名之輩，盡玩法紀，皆不知戒懼。”……紂王大怒，將梅伯剝去衣服，赤身將鐵索綁縛其手足，抱住銅柱。可憐梅伯，大叫一聲，其氣已絕。只見九間殿上烙得皮膚筋骨，臭不可聞，不一時化為灰燼。

 

早期文獻中，對炮烙（正確寫法更可能是“炮格”）只有極其簡單的記述。小説裏，卻有了對刑具的精心設計和對行刑場面的具體描寫。作者寫到這個場面的時候，顯然企圖撩起讀者既恐懼又刺激的快感，他自己大約也沉浸在這種快感裏。當然，今天的讀者讀到這段時可能已經麻木不仁，這是因為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既是生活中實際發生的暴力最少的時代，也是在文藝作品中對暴力投入想象最多最豐富的時代，《封神演義》這點花樣，相形之下難免小巫見大巫了而已。

當然還有商紂的荒淫。《尚書》裏簡單提及的“婦人”，後世慢慢確定了名字是妲己，然後妲己成了狐狸精，然後狐狸精不是一個，她身邊有個女妖團隊。到《封神演義》裏免不了還要來點“自然主義描寫”：

 

紂王復攜喜媚手出台玩月。喜媚不辭。紂王心動，便搭住香肩，月下偎倚，情意甚密。紂王心中甚美，乃以言挑之曰：“仙姑何不棄此修行，而與令姐同住宮院，拋此清涼，且享富貴，朝夕歡娛，四時歡慶，豈不快樂！人生幾何，乃自苦如此。仙姑意下如何？”喜媚只是不語。紂王見喜媚不甚推託，乃以手抹着喜媚胸膛，軟綿綿，温潤潤，嫩嫩的腹皮，喜媚半推半就。紂王見他如此，雙手抱摟，偏殿交歡，雲雨幾度，方才歇手。

 

這種文字今天看也是微不足道，但在信息還相對閉塞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就已經算超大尺度，不知道對多少男生實現了性啓蒙功能了。

當然，正因為商紂是暴君，描寫他（或者寫土行孫這樣的猥瑣之輩也可以）才可能出現這樣的文字，不然《封神演義》裏就只能讀到白蓮花一般的周武王和醃白菜似的姜子牙，那將是多麼無趣的一件事。而仍然是因為商紂是暴君，他做完這一切壞事會受到應有的懲罰，才不影響描寫了這一切之後，小説的結尾處，主旋律嘹亮的奏起。

願生活中，永遠不要再有商紂；願各種文藝和娛樂中，永遠可以有商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