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星鏈計劃對我們的影響_風聞

​來源：禾幾視角

星鏈作為第四次產業革命的技術發展與米國新時期太空安全戰略轉型的共同產物，其應用和推廣將對未來的國際太空安全維護形成巨大的挑戰。

第一，星鏈計劃將對其他國家的國防安全構成新威脅。

星鏈作為一種低軌衞星互聯網通信系統，可以提供全球無死角的信息化軍事偵察和通信服務，全方位支援陸海空軍的作戰計劃。

隨着太空戰場越來越成為大國競爭的主戰場，憑藉核心的衞星互聯網技術就能威脅其他國家的戰略安全，掌握未來戰爭的主導權。

2020年1月3日，米國利用無人機定點清除了伊朗少將卡西姆·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同年11月27日，伊朗核計劃負責人、首席核科學家穆赫辛·法赫裏扎德（Mohsen Fakhrizadeh）在德黑蘭附近遭暗莎。

這些行動均離不開通過衞星網絡實現的全球高速通信能力和空天協同能力。

未來星鏈計劃若大規模應用到軍事領域，將進一步增強米軍的衞星通信和無人作戰能力。

同時，星鏈這種低軌道衞星距地面更近，會大大增加衞星所搭載的光學傳感器的分辨率，使其能夠以更高的精度拍攝照片，4萬多顆衞星相當於4萬多個永遠掛在空中的高清晰度照相機，這對其他國家的國防安全會構成巨大威脅。

不僅如此，星鏈衞星通信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作戰方式的改變。

每一顆衞星都可以將其在戰區上空拍攝的高清圖片和視頻通過星鏈傳輸給前線指戰員。同時，無人機在戰場上空蒐集的巨量數據再也不用在本地壓縮處理，而是直接將原始數據通過星鏈傳輸到遠在地球另一端的指揮部，再通過超級計算機從中分析出有用的數據，對戰場態勢作出更精確的分析，使戰區指揮官能夠更快更準地進行決策。

星鏈計劃會進一步擴大米國的軍事優勢，未來可能對其他國家，特別是大國的國防安全形成新的威脅。

第二，星鏈計劃將對其他國家信息主權和信息監管形成新挑戰。

空天資源融合一直是大國角力的“未來戰場”。

星鏈拓展了國家信息和網絡安全的內涵，使網絡空間的監管問題日趨複雜，並且難度大幅提高。星鏈具備全球覆蓋、低時延、高帶寬的通信能力，這樣一個龐大的低軌衞星網絡，是參與競爭空天信息主導權的強有力工具。

星鏈一旦在全球完成部署，幾乎會掌握全球數據交換的規則制定權。在高速發展的信息時代，掌握了數據控制權就等於控制了信息主導權。與此同時，星鏈作為米國設計研發的衞星互聯網通信計劃，旨在為全球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一定會涉及許多跨國性信息和數據監管的問題，由此帶來新的監管空白區域。

根據國際電信聯盟提出的《無線電規則》，除衞星廣播業務外，任何國家不能向其他國家提出外國衞星網絡不可覆蓋本國領土的要求。

因此，任何覆蓋該國的境外衞星均具有在該國境內開展衞星互聯網業務的資格，並且其衞星通信鏈路不受被覆蓋國的監管。

因此，星鏈作為米國的衞星互聯網業務，將會給其他國家信息主權和信息監管帶來巨大挑戰。

第三，星鏈計劃龐大的發射量將加劇頻譜和空間軌道資源方面的競爭。

現今的全球衞星軌道可分為高、中、低三個軌道，低軌通信衞星的主要活動區間在距離地表300—1200千米的太空。

星鏈計劃的軌道區間為340—1325千米，如果全部完成部署，將在整個低軌通道佈滿4萬多顆衞星，這將大大影響近地軌道的資源利用效率。

國際電信聯盟對於軌道頻譜採取的是“先到先得”原則，且相近頻率間會產生信號干擾，原則上不同的衞星通信系統不能使用相同頻率。

因此，只要空間軌道申報成功，即便星鏈的衞星還未發射，他人也將無權再使用，後申報項目也不能與之前申報項目產生衝突。

如此一來，低軌區域裏幾乎將被星鏈衞星佈滿，這意味着低軌軌道資源越來越稀缺，類似的項目想要規避星鏈軌道將變得越來越難，而且要付出更多的額外成本。

由此可見，星鏈計劃的目的之一，是通過大批量的衞星快速發射部署來迅速佔領低空軌道，遏制其他國家的太空事業發展，以技術優勢剝奪其他國家和平利用太空的發展權。

第四，星鏈計劃龐大的衞星數量將給太空的和平利用帶來巨大挑戰。

星鏈計劃發射4.2萬顆衞星，這就意味着在本就擁擠不堪的太空中又多了4.2萬個運行單位，將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大量的太空垃圾。

而且星鏈的衞星壽命設計為5—7年，在完成使命後，如何避免失效的衞星出現控制不住的“失聯”、保證安全可靠的回收也是將來SpaceX需要面臨的一大難題。星

鏈計劃存在着佔用太空空間、影響國際航空航天安全，甚至威脅人類地面生存安全的風險。

對此，哈佛–史密松天體物理中心的科學家喬納森·麥克道爾（Jonathan McDowell），在對照分析了SpaceX和米國政府提供的數據後，發現已經發射上天的800多顆星鏈衞星中，有大約3%已經失效。

如果目前的故障率不下降，那麼星鏈未來將最多能產生1200多顆“死”衞星，太空碎片數量龐大，會增加相互碰撞的概率，並導致產生更多的碎片，直接威脅到航天器的安全，影響人類探索與利用太空的活動。

更令人擔憂的是，大量報廢衞星可能造成太空的凱斯勒現象。

所謂凱斯勒現象（Kessler Syndrome），是由美國科學家唐納德·凱斯勒（Donald J. Kessler）於1978年提出的一種理論假設。

該假設認為，當在近地軌道運轉的物體的密度達到一定程度時，將讓這些物體在碰撞後產生的碎片形成更多的新撞擊，形成級聯效應，意味着近地軌道將被危險的太空垃圾所覆蓋。

由於失去能夠安全運行的軌道，在之後的數百年內太空探索和人造衞星的運用將變得無法實施。

因此，星鏈計劃一旦完成部署，將會讓整個低軌道區域佈滿太空垃圾，從而威脅其他衞星的生存，甚至影響人類向太空發射更高軌道衞星的計劃，其最嚴重的後果是直接影響到未來世界各國探索太空的能力，把人類徹底“鎖死”在地球上幾百年。

第五，星鏈計劃會對世界天文探索和天文觀測造成極大的影響。

由於星鏈大部分衞星部署在距地340千米的近地軌道上，而距離地球最近的衞星——月球也在遙遠的363300—405493千米外，因此，密佈的星鏈低軌衞星將不可避免地成為天文學者和愛好者觀測太空的障礙。

早在2019年5月，星鏈計劃的第一批60顆衞星發射時，就引發了一場全球關於商業倫理的討論，眾多天文學家和天文觀測者批評。

SpaceX的星鏈計劃單方面改變了天空的模樣，且未來可能帶來光污染、太空垃圾等影響。

聯合國衞星登記網站的最新數據顯示，目前仍在軌的人造衞星有2000顆左右，如果星鏈計劃的4.2萬顆發射成功，將會整整增加20倍左右。

如此繁多的衞星將極大地影響天文學界進行探索和研究，由此帶來的自然災害防禦、氣象觀測等次生隱患也會逐漸增多。

從中國角度講，星鏈計劃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影響是嚴重的，全方位的，細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星鏈計劃使中國衞星互聯網產業發展面臨嚴峻挑戰。

2020年4月，衞星互聯網首次被納入中國“新基建”範圍，正式成為國家未來重點投資和發展對象。與此同時，中國自主研發的“虹雲”“鴻雁”星座也在積極佈局，旨在建設屬於中國的“天網星座”。

然而，相較於業已成熟、即將提供全球性衞星寬帶通信服務的米國星鏈而言，中國的衞星互聯網產業發展尚顯滯後。

2019年9月，米國摩根士丹利公司在研究報告中稱星鏈公司市場價值估算為1200億美元，該公司2020年6月又發佈研究報告稱，到2040年全球太空產業總產值將超過10000億美元。

中國國內研究機構也估算，到2030年，僅全球衞星互聯網市場規模可超450億美元。

摩根士丹利公司也對星鏈的營收作了粗略測算，認為到2030年，星鏈的市場佔有率將達到33.3%，營收將達到151.42億美元，星鏈會在未來的衞星互聯網市場中佔據相當大的份額。

此外，星鏈將依託其先發優勢，與車聯網、物聯網、雲數據、智慧城市建設等領域深度結合，並全面帶動衞星製造、發射、應用配套和服務等上下游產業鏈等同步發展，撬動全新的經濟增長點，形成龐大的星鏈產業鏈和技術生態圈。

屆時，如果中國等傳統航天大國不能在衞星製造規模、發射回收成本、配套產業鏈完善，特別是用户規模擴張等方面進行全面突破，那麼由於互聯網技術本身特有的技術生態因素制約，將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全球衞星互聯網產業體系發展形成巨大的挑戰。

這種場景在智能手機蘋果IOS和谷歌公司安卓兩大生態系統壓制其他技術生態系統中得到了充分驗證，同時也被相關研究者所關注。

第二，星鏈計劃將衝擊中國的5G技術安全與產業價值鏈。

近年來，隨着5G的逐漸推廣與普及，關於星鏈與5G之間的技術對比越來越多，“‘星鏈’代替5G論”“‘星鏈’補充5G論”等觀點也層出不窮。

究竟如何客觀看待星鏈計劃與5G間的關係，需要從更多層面進行比較分析。

從應用場景看，5G主要面向高帶寬、低時延應用場景和自動駕駛、工業互聯網等更高精度要求的產業，使其更加智能化。

而星鏈計劃自一開始就將應用場景面向地面互聯網通信尚未覆蓋的區域，如地廣人稀的地區、航空器、遠洋船隻、科考探險等場景，這些用户約佔全球總人口的3%左右。

從覆蓋範圍看，5G與傳統的地面互聯網通信技術一樣，需要通過建設地面基站來進行信息傳輸，但由於地形和人口分佈等因素，全球許多地區無法或者不適合建設5G基站。

同時，雖然5G強調信息交互、萬物可聯，但連接對象僅集中在陸地10千米高度的有限空間範圍內。因此5G的覆蓋面十分有限。星鏈計劃作為一種低軌衞星互聯網通信技術，通過在近地軌道發射數萬顆衞星“組網”，可以實現對全球無死角、全天候的覆蓋。

與地面互聯網通信相比，星鏈可面向全球全域提供信息通信服務，具備全球、全域互聯網接入能力。

從帶寬方面看，5G的理論帶寬達到了1Gbps—2Gbps，但在實際應用中會隨着基站用户的增多而逐漸減速。目前5G的實際帶寬為200Mbps—500Mbps，未來隨着寬帶技術的進一步發展有望達到1Gbps。

星鏈計劃的理論帶寬為1Gbps，從2020年7月開始內部測試以來，星鏈的最高帶寬達到了203.74Mbps，最大上傳速率為42.58Mbps。

考慮到這僅僅是發射了1000多顆衞星後達到的帶寬，那麼相信在星鏈計劃實現全球覆蓋後，其帶寬將會大大提高。

從時延方面看，5G的測試時延可以達到1毫秒，比4G技術優化了十倍左右。

在5G的三個主要應用場景中，海量物聯網連接可以幫助運營商向物聯網的垂直行業進行滲透，低時延和高可靠的網絡特性可以幫助5G運營商實現產業互聯網的業務擴張。

而星鏈的時延則與4G水平相近，從2020年7月開始內部測試以來，其最低時延為18毫秒，平均時延為25—35毫秒。

綜合看，5G技術在應用場景和時延上擁有明顯的優勢，其市場廣闊，面向的未來應用場景豐富，適合佈局在蜂窩網絡覆蓋完善、人口密度大的地區。

而相比之下，星鏈的優勢主要是覆蓋範圍廣，具備實現全球無死角的互聯網通信能力，適合佈局於網絡欠發達地區、山區、海島和應急通信等場景。

更重要的是，星鏈本身的安全性所帶來的軍事價值是目前地面傳輸網絡系統所無法比擬的。

如果星鏈能夠解決“後香農解碼”難題，其發展前景則更不可估量。

星鏈與5G本身具有相互提升和融合發展的潛力。如果星鏈與地面5G網絡集成、互補與融合，不僅可實現5G的全球覆蓋，還可以通過5G網絡混合應用提升星鏈的傳輸速率和用户體驗，從而形成天地一體化的高速全覆蓋信息網。

目前，國際電信聯盟、第三代合作伙伴計劃（3GPP）、歐盟委員會支持的SaT5G聯盟和C波段聯盟（CBA）等國際標準化組織，都開始研究衞星互聯網與5G的網絡融合問題，如融合場景、核心技術、網絡切換等。

然而，5G與星鏈的技術融合僅在理論上可行，而從現實的技術和市場體系競爭層面看，一旦星鏈傳輸達到或接近5G的延時，其巨大優勢就會凸顯。

若星鏈可以彌補時延差距，就可以為自動駕駛汽車、無人機、無人船等提供低時延衞星網絡基礎連接服務，那麼在5G覆蓋不到的山路、高速路、國道、鄉路等沒有普通信號的地方，也可以實現通信鏈接。

同時，它還可以增強汽車導航能力，為機載、車載定位終端提供更加精準可靠的位置服務。

因此，除了可預見的技術融合外，5G與星鏈的兩種技術體系和市場空間的競爭因素不可忽視。

當前，米國持續壓制中國的華為公司，打壓中國在5G領域的科技優勢和抑制中國5G的海外市場推廣。其明顯意圖是，將發展“太空互聯網”作為米國彎道超車率先進入6G時代的戰略選項之一。

一旦米國將星鏈計劃上升到國家競爭戰略地位（很有可能已經處於這個地位），那麼從更高的國家戰略競爭層面上看，隨着星鏈計劃服務逐步向全球推行（近期星鏈的落地國家越來越多），極有可能一步步地減弱甚至完全剔除以華為公司為代表的中國5G海外市場，並在未來形成“中國使用5G、其他國家使用星鏈”的兩個平行獨立市場和相互競爭的產業價值鏈。

屆時中國技術的全球影響力可能進一步被削減。這種“技術生態型”遏制性戰略的最壞結果，就是星鏈在技術上突破了時延的同時，擴大了全球市場份額和應用領域空間，而中國的5G網絡和技術由於全球市場空間被壓制而可能成為“技術孤島”。

這對中國，包括全球的5G產業價值鏈會產生重大的衝擊性影響。

第三，星鏈計劃將對中國的網絡、數據、軍事安全產生新威脅。

星鏈一旦具備全球範圍的通信能力，將成為一個爭奪信息主導權的強有力工具。

這樣一個覆蓋全球的通信星座，將會掌握航空、航海、金融等多個領域的信息，近乎囊括全球數據交換的規則制定權。

如果星鏈通過地面移動智能汽車和個人手持智能終端進行後台大數據利用與分析，那麼其對於網絡和數據安全的威脅則更會以“智能方式”增強。

2021年3月，馬斯克宣佈即將推出名為“Teslaπ”的概念手機，該手機具有與星鏈連接、腦機連接的功能，還有Marscoin採礦系統，帶有太陽能面板充電裝置和超聲波指紋傳感器，以及高速攝影、綁定控制特斯拉汽車等先進技術功能。

從技術角度可以預見，一旦“Teslaπ”智能手機與低軌的星鏈、地面的特斯拉智能汽車形成多介質互聯，並輔助以後台大數據分析與應用，在技術上完成天地一體化的高速信息與數據傳輸，那麼在整個網絡和數據領域，所有國家的網絡與大數據的安全隱患都將呈幾何級數增加。

一旦應用於軍事領域，星鏈可以極大地拓展其戰場實時感知、信息交互和指揮控制能力，並將地面信息化作戰模式徹底轉變為“空天集成”作戰模式。

星鏈最低層的衞星分佈在距地面340千米的軌道上，其高速傳輸、低時延的特點可以推動米國全軍種、全方位、全地域的快速連接。

星鏈衞星與米國本土地面傳輸站相結合，可以構成天地一體監測體系，將大大增強美軍全球和區域戰場動態感知能力，特別是各種武器系統的集成協同作戰能力。

同時由於低軌衞星不受國界限制，偵察範圍廣，能提供諸如敵軍部署、戰場地形、武器裝備等情報信息。實時傳輸的偵察信息與通信衞星結合後，將把發現目標、指揮決策、打擊目標等作戰環節連接成實時化的作戰鏈。

此外，星鏈計劃的商業化定位與商業化運營，使中國難以合法地對其軍事應用進行有效防禦和反擊。

從更廣泛的國際和國家安全角度看，星鏈計劃在某種程度上是米國太空安全戰略轉型的產物和載體，對於米國搶佔太空資源與軌道頻率，提高美軍的通信技術與能力，完善米國“空天地一體”作戰能力，包括對米國“無盡邊疆”的太空戰略部署均有着深遠的戰略意義。

同時，星鏈的大規模部署不僅對太空安全構成新挑戰，其對天文觀測活動和災害防禦產生影響也可能是國際性的。

星鏈商業化規模運營對他國信息、數據安全與軍事安全造成的新威脅是現實的和不可迴避的，特別是其新技術融合帶來的多樣性智能終端與“天空地”信息互聯和全域數據交換，將給他國的國家安全與社會經濟發展帶來“複合型、交叉型”新安全問題和挑戰。

當在技術上展望星鏈本身拓展的“技術星辰大海未來”時，更要重視和警惕其背後所藴含的國家安全博弈等更深層次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