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在“換道超車”型產業上,我國已經有許多成功的例子_風聞
熊猫儿-08-15 20:48
文 | 胡梅娟 李亞飛 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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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比較優勢,實現高質量發展
實現高質量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
為此,一方面要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另一方面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新發展理念包括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為實現上述五個目標,首先要按照比較優勢進行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

上世紀80年代,廣東省深圳京華電子廠的工人正在收錄機裝配線上操作。圖:新華社記者李長永 攝
以深圳為例,它是如何從上世紀80年代的小漁村轉型升級為當前引領高科技產業發展的重要城市的?
關鍵在於深圳從比較優勢出發,最初利用當地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先行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的“三來一補”產業,按照“小步快跑”的方式,保證每一步發展的產業符合當時的比較優勢,從而有競爭力,有競爭力後實現資本積累,比較優勢發生變化,產業就可以順利升級,真正實現“積小勝為大勝”。
同時,因為產業及其產品有競爭力,經濟發展快,財政税收就增加得多,而企業又有自生能力,不需要財政補貼,政府就有更多的“精力”去解決地區差距、城鄉差距等補短板的“協調”問題。並且,按照比較優勢發展,企業有能力和意願去遵循環境法規,採用綠色技術來生產,政府也會有意願來落實環境法規,實現綠色發展。
如前所述,如果企業(政府)按照比較優勢發展,一定是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必然是開放發展。
此外,遵循比較優勢發展,能夠更好地在初次分配的過程中實現效率和公平的統一,在二次分配的過程中讓政府以最大能力解決收入不平等的問題,相當於是共享的發展。
所以要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創新是抓手,必須遵循比較優勢的原則,後面的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才能水到渠成。

2023年5月14日,萬噸貨輪靠泊在山東港口青島港全自動化碼頭(無人機照片)。圖:新華社記者李紫恆 攝
高質量發展的第二個方面是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當前,中國是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是全世界90%以上的國家的第一大或第二大貿易伙伴。按照市場匯率計算,我們是第二大經濟體,作為第三大經濟體的日本,其經濟規模不足我們的三分之一。
過去中國經濟被認為是一個外向型的經濟,從出口數據來看,我國出口佔GDP比重最高的年份是2006年,比重為35.4%,到2019年也就是提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前一年,該比重降為17.4%,也就是國內生產的產品已有82.6%在國內循環。這基本上反映了經濟的兩個基本規律。
其一,現代製造業的規模經濟很大,國內的市場越大,在國內循環中的比重就越高,國內市場越小,就越需要出口。
例如,2019年新加坡出口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104.9%,當然一方面是由於它的出口產品當中有些是靠進口零部件,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新加坡是小型經濟體,人口規模只有700萬人,當製造業達到規模經濟以後,大部分產品必須賣到國際市場去。
而中國的大部分產品可以在國內消化,所以我們最高的時候也只有35.4%的比重,只有新加坡比重的三分之一左右。
**其二,服務業比重越大,不可對外貿易的經濟比重就越大,對外貿易的比重會下降。**例如,2019年美國出口佔GDP的比重是7.6%,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美國經濟規模比中國小,但按照市場匯率計算,美國經濟規模比中國大,其出口比重只是中國出口比重零頭的主要原因是美國80%的GDP是服務業,而服務業當中很多是不可貿易的。所以服務業的比重越高,不可出口部分的“分母”越大,可出口部分的“分子”比重就小。
因此中國的出口比重從2006年的35.4%下降到了2019年的17.4%,與此同時,中國服務業比重從2006年的41.8%提高到2019年的53.6%。
展望未來,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收入水平的提高,經濟體量會不斷增加,服務業佔比也會提高,出口比重就會降低。
因此,中國提出的構建新發展格局、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政策方針,實際上是經濟發展規律的必然表現。
那麼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還重要不重要?
其實還同樣重要。
因為如果要讓我們的國內循環的比重更高,經濟就必須繼續發展,經濟發展了,我們在世界上佔比就會更高。同時,服務業的發展與人均GDP水平成正比,人均GDP增長越快,服務業的佔比就越高。要快速發展經濟,提高人均GDP的最好辦法是按照比較優勢發展。
對於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在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把它變成競爭優勢,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對於沒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儘量利用國際資源。對於進口的高科技產品,我們需要跟蹤,具備做“備胎”的能力。但是,只要買比自己生產便宜,就還是要買,萬一被斷供了,可以迅速以“備胎”作為正品來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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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企業家按照比較優勢來進行選擇?
怎麼讓企業家自發按照比較優勢來選擇進入什麼產業,並且進入一個產業以後能夠自發按照比較優勢來選擇技術?從新結構經濟學來説,需要有兩個制度安排:一個是要有“有效市場”,一個是要有“有為政府”。

2022年6月15日,遼寧省大連市一家制造企業技術工人在車間內組裝設備。圖:新華社記者姚劍鋒 攝
一個地方的比較優勢是由其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如果勞動力多,資本少,就會引導企業家進入到能夠充分利用勞動力、少利用資本的產業,並採用多利用勞動力、少利用資本的技術來生產。
隨着經濟進一步發展,資本變得相對豐富,勞動力變得相對短缺時,價格信號就會引導企業家進入到多用資本、少用勞動力的產業,進入產業以後,更多地採用資本替代勞動力的技術來生產。
要實現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必須有一個能夠準確反映各地要素稟賦結構豐富程度的要素相對價格體系,這樣一個相對價格體系,只有在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才能夠獲得。
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有許多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當時,採取了“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漸進雙軌制改革,政府給予企業必要的保護補貼。隨着經濟的快速發展,資本迅速積累,很多在改革開放初期沒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現在基本上具備了比較優勢,企業有了自生能力,政府就不需要再繼續補貼。
所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在轉型期遺留下來的各種扭曲,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市場就會引導企業進入到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
除了有效市場,有為政府也非常重要。
按照比較優勢,經濟發展、資本積累會很快,原來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和技術就會失掉比較優勢,需要升級到新的產業、採用新的技術。這樣的結構變遷過程,必然存在市場失靈的情況,需要有企業家先行先試,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
如果失敗了要承擔很大的成本,讓後來者知道這樣的產業和技術不合適。如果成功了後來者就會跟進,市場就會競爭,先行企業家就不會有超額利潤。這樣,“聰明的企業家”就會等其他企業先行先試成功以後再進入。可是如果沒有企業家先行先試,就不會有新產業、新技術出現,經濟就不會發展,這就需要政府給予先行企業家必要的激勵。
發達國家的專利就是給先行企業家激勵的一種制度安排,發展中國家利用“後來者優勢”以引進、消化、吸收作為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來源,不能給專利,但是,需要給先行企業家必要的激勵,以鼓勵他們先行先試。
另外,先行企業家是否能夠成功,除了進入的產業是否符合當地新的比較優勢之外,還需有和新產業相配套的基礎設施、金融支持,具有新的人力資本等。這需要政府針對產業的需要給予必要的支持。
3
追趕型、領先型與“換道超車”型產業都是具有比較優勢的
以遼寧為例,應怎樣利用有效市場、有為政府來支持具有比較優勢產業的發展呢?
一方面必須深化改革,消除各種扭曲、干預,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必須根據經濟發展、要素稟賦結構和比較優勢的變化,因勢利導新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的發展。
對於市場和政府關係的定位,新結構經濟學的主張是,市場有效以政府有為為前提,政府有為以市場有效為依歸。政府作為的目的是讓市場有效,當存在市場失靈時,政府缺位,不幫助企業克服,就是政府“不作為”;如果政府的作為超過讓市場有效的界限,政府就越位,成了“亂作為”。
2022年遼寧人均GDP是6.88萬元人民幣,雖然低於全國平均水平20%,但是,已經超過1萬美元,距離高收入經濟體的門檻13205美元已經不遠。新結構經濟學把遼寧這樣的中等收入地區現有的產業,根據所用技術和世界最前沿技術的差距、是不是具有比較優勢、研發週期長短等三個標準,分成五大類型的產業。
第一類是追趕型產業,這類產業我們有,比我們發達的國家也有,我們還處於追趕發達國家的階段,比如遼寧的汽車產業;
第二類是領先型產業,在該類產業我們擁有的技術已經在世界上處於前沿水平;
第三類是轉進型產業,該類產業我們過去有比較優勢,但現在隨着資本積累、工資增長,逐漸失掉比較優勢,生產加工需要轉移到勞動力密集的、工資比較低的內地或是海外;
第四類是“換道超車”型產業,在該類產業,我們與發達國家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且研發週期比較短、需要比較密集的人力資本投入,這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數字經濟、人工智能;
第五類是戰略型產業,該類產業研發週期特別長,資本投資特別大,涉及國防安全與經濟安全,比如像瀋陽飛機工業集團(以下簡稱沈飛),生產新型號的轟炸機、殲擊機等需要20、30年甚至更長的研發週期。
**在這五類產業當中,追趕型、領先型與“換道超車”型產業都是具有比較優勢的。**比如,對於追趕型產業,我們在中低端環節有比較優勢,這些產品在國內國際市場都有需求,我們需要做的是提高產品的技術和價值含量。
對於追趕型產業通常採用新技術的引進、消化、再創新的方式,具體措施包括通過購買引進含有更先進技術的設備、招商引資、海外併購以及設立海外技術研發中心等,來推動追趕型產業的升級換代。遼寧擁有世界一流質量的工人羣體,在吸引外商投資方面就具備人才優勢。
對於領先型產業,如果要繼續保持領先地位,就必須自己研發新技術、新產品。研發成功的前提是必須在相關領域的基礎科研有所突破,但由於基礎科研的前期投入大,取得突破困難,而且,突破後會發表論文,成為公共知識,企業不太願意投入,需要政府給予支持。比如,對於國際領先產業,可以建立國家實驗室、省實驗室,或者支持大學和企業組成產學研的合作,來研究新技術開發所需要的基礎理論。
過去我們依靠勞動力豐富的優勢,發展了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成為了世界工廠,產品進入到全世界的市場。現在隨着工資上漲,比較優勢逐漸喪失,成了轉進型產業。對於轉進型產業,一部分企業可以升級到“微笑曲線”兩端去經營品牌、產品研發、品質管理或是市場渠道管理等具有高附加值的環節,還有一部分生產加工環節可以轉移到工資比較低的地區。
對於“換道超車”型產業,其特性是需要大量創新型人才,對人力資本要求很高。遼寧擁有100多所大學,在高人力資本人才方面相對而言,擁有比較優勢。而且,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國有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市場,同時,硬件配套最齊全,如果需要硬件,從產品概念到成品所需的時間會最短。
比如,特斯拉在美國製造新能源汽車花了十幾年,只不過生產兩三萬輛,到上海投資之後,短短一年就建成了生產線,第二年汽車產量就達50萬輛。遼寧有高人力資本、人才多、硬件配套能力強的優勢,政府可以在創業方面發揮引導和支持作用。
比如,政府可以設立夢想小鎮,或把一些老工業基地空閒出來的工廠提供給有新思想新理念的創業團隊。政府可以鼓勵風險投資,並配套一定額度的引導資金,助力創業的投融資。在“換道超車”型產業上我國已經有許多成功的例子,比如我國和美國獨角獸企業的數量一直位列全球前兩名。
另外,美國現在下載量最大的5個軟件中有4個來自中國的企業,在這個產業上我國有人力資本多、國內市場規模大、硬件產業配套齊全的優勢,可以大有作為。
最後,對於戰略型產業,目前我國尚不具備比較優勢,企業不具有自生能力,但是,其產品和技術為我國的國防安全和經濟安全所需要。對於這類產業,一般中央財政會給予某種形式的補貼來支持其發展。地方政府可以借力戰略型產業,來發展在當地具有比較優勢的配套產業。
同時,遼寧有些技術很密集的戰略型產業,可以結合國內國際市場的需要,生產技術要求不是那麼高的適銷對路產品,獲取豐厚的利潤,反過來支持戰略型產業的研發,我稱其為“反彈琵琶”。例如,上世紀80年代沈飛生產的空調機,質量特別好,當時在國內處於領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