戀殖情結！_風聞

來源：禾幾視角一

香港殖民偏見心理結構是在英國統治期間逐步建立起來的。

自開埠以來，港英當局首先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方面塑造英國人對中國人“文明引導者”角色。

在政治層面，港英當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對華人始終不信任。行政機關只僱傭外國人，排斥華人；在經濟層面，從事對華貿易的歐美人開始在政治經濟領域掌控香港，以統治者的面貌出現。

憑藉政治優勢，外資企業規模迅速擴大，諸如英資集團滙豐、渣打、怡和、太古，逐步掌握香港經濟命脈；在社會生活層面，實行若干種族歧視政策。

比如：

1871年開放的香港動物植物公園只對歐洲人開放，提供西方居民散步或夏日音樂節的休閒區域；

1894年，太平山地區暴發鼠疫，港英政府強化對華人社區的隔離，並確立了西醫在香港的權威地位；

港英當局將港島中環和半山區等風景優越區域劃為西人專屬區域，1918年港英立法局通過《山頂居住條例》變相將山頂區域保留為西人居住區；

一些高級醫療服務場所、俱樂部、會所（比如馬會）、學校、教堂只對西人開放；

在相同的崗位，英人公務員的薪酬待遇比華人高。

20世紀20年代，英國人開始建構高級香港華人與其他香港華人的等級結構。

港英政府一開始並非有預謀、有計劃、有步驟地建構“英國人—華人精英—其他香港華人”式的不同階層等級偏見和歧視體系，而是在統治過程中，基於當時的現實需要逐步建立。

比如，省港大罷工之後，港英政府開始調整統治策略，令具有一定協調能力的部分華人擔任行政局非官守議員，這在客觀上促進了這一體系的形成。

20世紀70年代以來，港英政治體制出現了著名學者金耀基稱之為“行政吸納政治”的模式，即將社會中的精英或精英團體吸收到行政決策結構之中，從而形成了港英政府和華人精英共治的局面。

華人能夠進入港英當局決策層，發揮諮詢作用，自然意味着部分華人社會地位的提升。

但在英國的統治下，這部分華人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達到港英當局的標準，比如他們必須接受西式教育，有熟練的英文水平，甚至變為英國臣民，效忠英皇。

另外，由於所有的立法和訴訟程序都是英語，能夠説英語的居民才能擔任陪審員，從而將這些居民與大多數居民區分開來。

香港迴歸後，新政府對原來具有殖民主義色彩的制度作了一定改造。但為了維護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有的政治體制框架，港人的殖民創傷也以心理層面的“後殖民”的架構形式被保留下來。

在英國其他殖民地，如伊拉姆·丹尼爾（Elam J． Daniel）所説：“英國人可能會離開，但有很多當地領導人渴望取代他們的位置。被殖民地的領土可能會獨立，但有許多民族主義者渴望盲目地複製歐洲災難性的仇外形式：國界、文化同質性和防禦性主權。”

香港迴歸以後，在“一國兩制”構架下，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保持其長期以來的中西交融特色，並不存在對本國國民的“仇外形式”。

但在香港與內地出現矛盾和衝突背景下，前殖民時期所保留的社會心理問題暴露出來，英帝國對當初的香港華人統治模式所造成的心理習慣，逐步演變為少數港人對內地人的偏見乃至仇視。

部分港人強調香港文化優越於內地文化，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方面也強於內地。

而在西方的支持下，少數港人甘願充當西方在意識形態、文化等領域與中國對抗和滲透的急先鋒。

在非法“佔中”、“旺角暴亂”以及“修例風波”中，儘管許多參與非法社會運動的青少年並未經歷英國的殖民統治，但仍然接納西方中心主義及其殖民邏輯，甚至出現扭曲的“戀殖情結”。

這説明，香港“後殖民”認同的心理結構仍然存在，並在一定條件下顯現出來。

二

文化偏見的社會心理結構在英國佔領香港初期就逐步被建構起來。英帝國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統治香港的策略從軍事和經濟統治轉向“文化”統治，即港督盧押所概括的“間接統治”。

該統治方略的重點在於培養英式的地方精英（“小英國人”），“而要讓華人精英接受並認同英國文化或西方文化，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將英國文明和西方文明塑造為高等文明，而將中國文明貶低為劣等文明，將中華民族貶低為劣等民族或野蠻民族，這是近代以來中西文化衝突的根本問題意識所在。”

香港迴歸祖國後，香港保留了文化偏見的社會心理結構，西方則基於自身利益通過控制香港媒體強化這種結構。

香港激進本土勢力和反對派鼓吹“文明等級論”，認為港人之所以比內地人更為文明，一方面是由於港人比內地人更接近盎格魯—撒克遜文明，認為香港受英國殖民，建立了優良的西方文明價值體系，公民意識強，公民素質高，甚至可以建構出“想象的共同體”；

另一方面則由於港人承接了中西文明之長，比如在文字方面，存在所謂的“繁體字為正統文字”的優越感，藉此認為港人繼承了華夏文化正統。

香港激進本土勢力和反對派的觀點嚴重誤導香港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對於本國文化的認知。

三

長期以來，在西方的影響和支持下，部分港媒也採取西方價值立場，對中國內地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曲解並橫加指責，造成了香港民眾對內地政治制度的片面認識和“刻板印象”。

在香港迴歸前的十餘年間，英國人大力推動自由、民主、人權等所謂西方核心價值，比如通過人權法案、成立平等機會委員會及隱私專員公署法定機構。

迴歸後，反對派長期以西方標準來看待“一國兩制”。在西方勢力的支持下，反對派提出“一國”不能干預“兩制”，特別行政區長官無須遵守“愛國標準”，即以美式資本主義民主政治標準推進香港政改。

但實際上，資本主義民主並非全人類社會制度的最終歸宿，美式資本主義制度也不是所有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它們並不適用於每個國家和民族。

不同的國家，基於不同的歷史條件、文化背景和發展水平，在各種政治勢力的競爭中出現了不同的政治體制和政黨結構。

在此背景下，不同國家的政治發展存在較大差異性，因此世界政治文明也必然是多樣的。

但在西方勢力以及香港反對派的認知偏見中，香港政治的變革方向必然是“西方政治體制”，而不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符合國情和港情的“一國兩制”制度。

在“仰望”西方政治制度，無法平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背景下，香港社會難以建構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認同。

四

殖民統治造成階層分化，還在此基礎上造成了身份認同的差異和偏見，以及“固化”的歧視觀念。

“固化”（fixity）是殖民話語的重要特徵。

“固化”涵蓋多個方面：

香港本土主義所追求的目標從表面上看僅僅是“固化”香港特色中的中西方文化、歷史和種族差異的雜糅，從後殖民主義的觀點來看，也體現為固化身份差異和偏見。

不同羣體對自身認可的前提在於，總有比自己更低的等級，進而從自身所處的等級中獲得優越感。

哪怕最低的等級也存在一個他們想象中更低的等級，也同樣能夠獲得優越感。

在激進本土主義的話語中，西方化的程度成為等級差異的唯一衡量標準，與本土內部不同的羣體相比，不足夠西方化的“他者”（內地人）則成為最低層次，可以令本土內的最低等級也高於外部的“他者”：內地人。

香港迴歸後，在政治生態、教育文化、傳媒領域，反對派和激進本土勢力常常誘導民眾導向歧視性的身份認同觀念。

比如在2016年的香港立法會宣誓過程中，“激進本土派”候任立法會議員，兩位青年新政候任議員梁頌恆及遊蕙禎，故意將英文“China”讀成極具侮辱性的“支那”。

長期以來，在反對派和激進本土主義的煽動下，部分港人在現實和網絡中用“支那”“蝗蟲”來稱呼內地人，嚴重貶低和侮辱中國人身份，是典型的身份偏見。

五

香港迴歸後，“後殖民”結構並沒有因“一國兩制”的實踐而徹底改變，原因錯綜複雜。

其深層次原因則是，在西方勢力的滲透和反對派、激進本土主義的運作下，香港的教育體系，大眾傳媒特別是網絡社羣長期建構和維繫偏見的集體心理結構。

首先，教育體系認知偏見結構在迴歸前後左右了香港教育走向。

在港英政府統治時期，香港中英文教學比例為1∶10，學校不設中國歷史課，中國歷史被編入亞洲史，港人國家民族觀念被強行淡化；

1992年，彭定康向香港大力推行西方民主價值，通識教育課程成為其推行該政策的工具。

香港迴歸後，由於“去殖民化”不夠徹底，國民教育遭到抵制。

2012年，香港特區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在任內試圖在小學和中學推行德育和國民教育科，建立起學生對國家的認同感，但最終遭到所謂的“反國教運動”的抵制無疾而終。

除此之外，香港通識教育問題嚴重，缺少大綱，教材無標準。

教協長期以來藉助其所編著的通識教材將不良觀念意識引入校園。教材內容甚至還攻擊“一國兩制”，美化非法“佔中”，負面解讀內地存在的問題，或者直接醜化內地，用西方視角評判中國話題，得出負面結論。

最後，中國歷史教育問題嚴重。香港長期將中學中國歷史無序加入通識教育中，導致港人缺乏對本國曆史的認知。

在中學文憑考試中，歷史科試題甚至出現了美化日本侵華歷史的狀況，誘導學生得出日本侵華“利大於弊”的結論。

其次，錯誤的媒體和輿論引導不斷加固後殖民認知偏見結構。

一些黃絲港媒，比如《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眾新聞”等不斷塑造內地人“野蠻粗暴”的形象，妖魔化香港與內地的關係，經常預設反共立場，質疑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和內地人。部分人在社交媒體和網絡長期傳播虛假消息，散播仇恨中央、香港特區政府和警察的言論。

同時，西方媒體與香港黃媒、自媒體相互配合。

西方媒體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片面報道、誤導觀眾，將香港暴力分子描述為“支持民主人士”，將非法活動表述為“和平示威遊行”，將特區政府和警察維護香港法治和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的行為污衊為“鎮壓”。

如果説香港本土黃媒不斷利用部分港人的後殖民偏見集體心理，直接製造港人與內地人之間的矛盾與衝突，那麼西方媒體則充當教師爺，指手畫腳，加筑後殖民結構，充當保護傘。

在這樣的教育體系和媒體環境下，香港在文化教育層面與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和中華文化不斷疏離。

香港社會的意識形態實際上已經轉變為西方意識形態在中國的堡壘和附庸，乃至反中工具，中國意識形態文化領導權在香港難以確立。（本文綜合自學術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