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已單方面對華發動“新冷戰”_風聞

作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中美關係的走向備受國際關注。而當前的一個現實恰恰是，美方正在政治外交、經貿科技以及軍事安全等多個領域加大對華打壓，美國對華政策的“新冷戰”色彩愈發濃烈。從今天起，本報以“反對新冷戰，國際社會必須行動起來”為主題，邀請專家學者深入揭露美國言行不一的“新冷戰”操弄，揭示“新冷戰”可能造成的世界性危害。

作為當今世界最重要也最受關注的雙邊關係之一，中美關係不僅關係兩國各自國內發展，也對國際局勢和世界秩序具有深遠影響。正因如此，我們對於當前中美關係究竟處於何種狀態，需要進行客觀準確的評估。

“新舊冷戰”的四個共性

筆者認為，以去年10月12日拜登政府發佈任內首份完整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為標誌，美國已經單方面對華開啓“新冷戰”。

這種對華“新冷戰”與上世紀40年代到90年代初的那場“舊冷戰”存在四個共性：一是確立一個唯一的全球性對手，彼時是蘇聯，現在是中國，美國新版國安戰略報告明確聲稱中國是唯一一個既有意圖又有能力重塑國際秩序的競爭者，並對美國“構成最嚴重的地緣政治挑戰”。

二是展開配套的內外動員：對內表現為反華意識形態化，對華強硬成為“政治正確”，越來越多美國政客試圖通過抹黑攻擊中國獲取政治資本，而對華理性派、為中國講公道話的力量不斷被邊緣化。對外則首先表現為試圖構建亞太“小北約”，要點在於促進日韓和解，在此基礎上加強日韓與澳大利亞合作，再以日、韓、澳為核心加強與其他一些國家的協調，形成某種“3+N”模式；其次則是推動北約亞太化，雖然目前遭遇法國反對等阻力因素，但美方推動北約“進軍亞太”的意圖和行動並未改變；再者就是逼迫中立國家選邊站以及按照具體領域和議題搞小動作，比如試圖組建“芯片四方聯盟”（CHIP4）等。

三是試圖不留空隙地全方位對華施壓。過去美國個別政府部門因為存在部門特殊利益等問題，在對華步調上有時與白宮並不完全一致，但現在這種情況幾乎沒有了，美國正形成“全政府”遏華戰略。

四是在全方位施壓的同時竭力避免熱戰。“舊冷戰”時期美國就曾嘗試跟蘇聯搞所謂“緩和”，現在對華也不斷宣揚要給兩國關係裝上“護欄”。因為美國清楚，一旦爆發熱戰，它的代價也會非常巨大。

中美雙向“新冷戰”並未開始

基於以上共性和邏輯，筆者的判斷是美國已經單方面開啓對華“新冷戰”。但須注意和區分的是，中美雙向意義上的“新冷戰”並未開始。究其原因，一個關鍵因素在於中國拒絕“新冷戰”甚至決不允許世界滑向“新冷戰”的態度一以貫之。面對美方的挑釁和蠻橫打壓，中國“後發制人”的戰略思維也在發揮作用。

二是美國內外動員並不順利。從美國內部看，美國主要大型企業在對華關係上普遍保持理性，前段時間相關美企高管頂着美國府會以及反華政客的壓力密集訪華，就代表了美國國內包括企業界在內一部分社會力量不願迎合華盛頓的反華動員。

從美國外部看，至少主要“老歐洲”國家不願在對華政策上公開跟着美國跑，同時幾乎所有東盟國家明確反對選邊站，加上美國自己在一些國際事務上也離不開中國，這使中美相互依存度比美蘇時期緊密得多。以上因素，再加上俄烏衝突等牽制，導致美國對華“新冷戰”的動員和實施障礙重重，中美“新冷戰”沒能開啓。

美國對華為何越來越歇斯底里

那麼，為何美國對中國崛起反應如此強烈，甚至不惜發起“新冷戰”？這首先要從美國自身的發展變化中尋找答案。

美國這個國家的力量巔峯出現在1945年，但現在巔峯已過。二戰結束之初的美國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進行“兩洋作戰”的國家，同時也是民主國家“兵工廠”。當時美國造船業的產量佔據世界90%份額，製造業佔比達到一半。但今天的美國“造血能力”明顯減弱。筆者認為，1971年8月15日的“尼克松衝擊”應被視為美國戰後國家發展的一個重要時間節點。美國時任總統尼克松突然宣佈美元與黃金脱鈎，直接導致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尼克松政府這個操作是嚴重的違背契約之舉，但當時歐洲和日本在戰略上受制於美國，雖有不滿但無能為力，美國國內則因從這場“違約”中獲得好處，也沒出現強烈反對聲音。

但“尼克松衝擊”的後續影響隨後逐漸顯現，美國經濟開始走向虛擬化、金融化，與金融業相比利潤較低的中低端製造業開始外移，加之鋼鐵、汽車等行業的強大工會力量容易與資方形成對峙等其他因素，美國中低端製造業外移的趨勢更加強化。結果就是美國經濟虛擬化加劇，現在美國GDP已有大概一半左右與金融相關，這讓今天的美國與1945年時相比自我“造血能力”不可同日而語。當然，美國“吸血能力”因此大大增強，通過金融手段控制全球市場而持續獲利。

如此一來，美國將“新冷戰”的矛頭直指中國就不難理解了。根據國際學界甚至政界的普遍看法，中國按照當前軌跡發展下去最終將會取代美國第一經濟大國的位置。而在經濟嚴重虛擬化的背景下，美國高度依賴世界經濟“一把手”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正是作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信譽和霸權地位，才使美國能夠操弄各種金融遊戲並從全世界範圍內收割利益。因此，維持“一把手”位置在美國一些精英看來已經不僅僅是利益問題，而是“生死攸關”的問題。雖然中方多次強調從來不尋求改變現有國際秩序，不干涉美國內政，無意挑戰和取代美國，但美國的戰略焦慮仍然不斷積聚並在對華政策上表現得越來越歇斯底里，直至單方面對華髮起“新冷戰”。

如何應對美國對華“新冷戰”挑釁

但迄今為止，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表現得雜亂無章。美國資深前外交官傅立民不久前評論説，美國國內嚴重的政治極化導致拜登政府無法制定“有效的對華政策”。他還指出，那些希望延緩甚至逆轉中國發展進程的美國人犯了錯誤，他們的目的不可能實現，反而對美國自身有害。傅立民説，當前能做的最有利於雙邊關係的事是降低指責調門並停止新的挑釁，因為中美關係需要進入一個“冷靜期”。

但就連傅立民等對華理性人士也不得不承認，“讓理性與合作重新成為中美關係的主題還需很長時間”。那麼面對美國當前的“新冷戰”挑釁，中國如何應對變得極為關鍵。一方面是不能再對中美關係心存幻想，兩國關係很難回到過去，這點已經漸成中國社會共識，但對美方對華敵意包括單方面發起“新冷戰”的嚴峻性，還需更清晰的認知和更充分的準備。另一方面，充分準備的關鍵首先還是做好我們自己的事，着重維持國內經濟持續穩中向好勢頭，尤其是要解決需求問題。以新能源汽車、大飛機、重載列車等為代表，以“新舉國體制”推動下的芯片、工業設計軟件和工業材料等新興領域的穩步發展為標誌，我國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速度較快，國內供給能力充足。這就使得擴大需求、最大程度實現供需平衡變得至關重要。

這需要我們從政府到社會的共同努力。比如當前亟需推動的一個方向就是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經濟發展面臨資本短缺問題，當時的歷史條件導致我們在主要經濟大國中勞動報酬的初次分配佔比較低。相較而言，西方國家中的挪威、瑞典、丹麥、冰島、芬蘭等北歐五國勞動報酬佔比較高，這也被證明在經濟活力和創新能力等方面產生了較好經濟效果。中國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消費市場，足以吸引資本進駐，如果再能輔以提高勞動報酬佔比等舉措，那麼作為新發展格局主體的國內大循環就能快速形成良好態勢，這樣不僅有利於中國經濟社會健康發展，也將使我們在對美經貿關係中佔據更加主動的位置。

除了做好國內該做的事，在外交層面繼續以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等“三大倡議”協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持續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進而在國內發展和國際佈局的內外兩個層面打下堅實基礎。

在此基礎上，面對美方對華“新冷戰”挑釁，我們可以繼續保持不主動挑釁和“後發制人”的總體戰略框架。在這方面，我們或可借鑑國共合作末期我們黨應對國民黨反對派挑釁時的做法，一是“不為天下先”，即不打第一槍，對方單方挑釁導致事態升級則將承擔歷史責任；二是“退避三舍”，涉及非核心利益等問題時講究策略性，可讓外界更清楚地看到究竟孰是孰非；三是“來而不往非禮也”，涉及核心利益時則將予以堅決還擊和反制，這樣將有利於我們在戰略上處於有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