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職業化“債鬧”：榨乾負債人最後一絲剩餘價值_風聞

中國新聞週刊

2023年08月17日 07:10:53 來自北京

“逃廢債黑產又出新套路了。”國內一家民營銀行的負責人方進翻看着近期的個人貸款業務投訴資料，倍感無奈。從今年4月起，銀行持續收到大量“醫院證明”，聲稱逾期客户因感染重症而無法如期還款，事出有因，希望以此申請停息掛賬等優惠政策。

仔細翻看這些投訴資料，客户大多為二三十歲的小夥子。“怎麼可能有這麼多年輕人突然集體重症？”方進到相關醫院逐個核實，是否開具過證明文件，得到的反饋都是“沒有這種情況”“不支持相關證明”。

類似的以逃廢債為目的的惡意投訴或舉報，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激增。“尤其集中在催收和協商還款環節，相關投訴佔總投訴比例從約30％，增長到85％左右，但催收業務本身並沒有加緊。”這家銀行一位信貸業務負責人夏芳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更反常的是，經過算法團隊的模型分析，相關投訴舉報資料的相似度達到了90％以上。

本文圖/視覺中國

一些已經“爆雷”的借貸人也有相似感受。去年三四月份，從十幾家機構貸款後，為還錢感到壓力倍增的易尚安突然接到一通“解燃眉之急”的電話，告訴他不必擔心催收、不必馬上還錢，甚至還能從機構獲得退費補償。不過，這需要他先交一筆錢。“逾期久了，總都會接到類似的反催收‘熱線’電話。”易尚安熟知“反催收”產業套路，一邊在負債人羣體中打撈“肥羊”，一邊代理投訴，惡意滋擾金融機構，兩頭收割。

非法代理維權、“反催收”聯盟、有組織逃廢債，無論如何稱呼，這些打着“債務諮詢”“法務諮詢”名義的機構，本質上乾的都是職業化的“債鬧”。

這些“債鬧”規模有多龐大？南都大數據研究院聯合有關機構今年4月發佈的《“非法代理維權”治理調研報告（2023）》（以下簡稱《報告》）指出，2020 年以來，“非法代理維權”黑產規模出現了比較明顯的增長，全國目前有超過萬家以“債務諮詢”“法務諮詢”“停息掛賬”“個人債務重組”“徵信修復”為名頭的公司，僅2021年成立的公司就是過去10年總和的5倍以上。根據行業人士估算，職業化“非法代理維權”從業人員有數十萬人。

“二次收割”負債人

“負債過多怎麼辦？整合債務來幫您。”薛晨彷彿抓到了救命稻草，刷到這條廣告時，她剛剛全面債務逾期。那些發生在別人身上的暴力催收故事，正逐一變成她生活中的現實，壓得她喘不過氣。

當初為了給孩子治病，薛晨和丈夫透支了兩張信用卡。到2016年前後，為還住院借款，薛晨把親友借了個遍，不得已開始借網貸。那時夫妻倆已經入不敷出，只能不斷借新還舊，以貸養貸，直到再也借不出一分錢。到去年3月，薛晨的債務問題全面爆發，沉下心來仔細統計才發現，竟然欠了十幾家平台共計29萬元。

“11點不處理，直接走違約流程。”“記住時間，11點。”“你是國家機關人員呢！”得知薛晨無法一次性還款後，一家網貸平台的催收員表示“沒有停息掛賬政策”，併發來一連串“威脅警告”短信。當天上午11點後，薛晨逾期的消息被曝光到通訊錄，朋友、同事都知道了她負債的隱私。

全國目前有超過萬家以“債務諮詢”“法務諮詢”“停息掛賬”“個人債務重組”“徵信修復”為名頭的公司。

去年4月，兩家借款機構催收人員直接找到薛晨工作單位，聲稱聯繫不到本人，在辦公室四處宣揚其欠款不還，還曾不間斷地撥打工位座機，導致常規業務電話無法接入，甚至在內部網站發帖，曝光薛晨負債。“鬧得非常難看，他們認準了你有正經工作，怕丟人，就往死裏整你，逼你還錢。”為降低負面影響，薛晨不得不申請轉崗。

“催收員要的是負債人當天立刻回款，他才有績效。”一家專注企業催收的公司負責人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大多數第三方個債催收公司的人員流動頻繁，低工資、高績效，員工業務壓力大，當天催收的對象不還款，相關資料可能就會被重新分包給了另一個催收人員，為保證個人收入，催收員勢必會想盡辦法催人還錢。

“就算你接聽了每一通催收電話，他們還是會騷擾你通訊錄上的親友。”易尚安回憶説，甚至有催收公司直接打電話聯繫了他的客户，“你認識×××嗎？他欠我們錢不還，現在聯繫不上，請你代為告知。”

2019年，易尚安做生意投資失敗，拿不到工程回款，員工又等着發工資，便開始借款維持現金流。疫情暴發後，生意越來越難，貸款越借越多，到2021年9月債務全面逾期時，易尚安已經負債28萬元左右。日曆上，幾乎每隔一天就標記為一個還款日，擔心催收公司騷擾親友，易尚安始終保持手機暢通。“生意人最注重聲譽，這是要把我往絕路上逼。”

被曝通訊錄後，易尚安曾報警處理。由於沒有錄音，只有通話記錄截圖，警方只能打電話給催收公司，告誡其不要騷擾報案人。最後催收公司來電道歉，與易尚安重新協商了還款延期方案。

“其他催收公司還是會想盡辦法逼迫你。”最讓他感到羞憤的一次經歷是，催收電話打到了孩子幼兒園老師手機上，還讓孩子聽到了“他爸爸欠錢不還”。易尚安如今已經還完所有欠款，但那些曾被騷擾的客户卻還沒全部找回。

逾期前三個月被催收追得最緊時，易尚安曾頻繁接到不同“法務公司”來電，聲稱可以提供專業債務規劃服務，如某些平台可以做減免、延期，另外一些平台則可以協商退費。“我也不知道他們從哪拿到的我的個人信息。”易尚安將信將疑地做了後續諮詢。

“很多反催收人員原來就是做催收的。”一位借貸領域資深從業者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他們瞭解如何與金融機構打交道，也清楚催收套路和負債人怕催收的心理，通過技術手段或購買獲得這些個人信息也不算難事。

“我們調查瞭解到，一些催收羣體可能與反催收羣體合謀，來完成自身回款指標，或是為幫助反催收團伙達成目標，壓低還款標準，從中拿回扣。最終造成金融機構的損失，助長了逃廢債業務惡性發展。”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中國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何平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前述《報告》將目前“非法代理維權”模式歸結為3類：類微商傳銷型、人為製造證據型、偽裝“負債同路人”型。而基本套路主要有5方面：一是流量平台獲客、私域社羣誘導；二是教唆故意逾期，培訓避債“技巧”；三是煽動反覆投訴，層層施壓達成目的；四是製假敲詐，層層抽傭收費；五是展業渠道愈發多元化、隱蔽化。

這些組織甚至不滿足於“地下狀態”，開始對接金融機構“談合作”。一些金融機構反映，他們會遇到一些逃廢債組織主動上門聯繫，尋求深入合作。方進介紹，這些黑產中介在完成客户委託後，主動聯繫金融機構客服，聲稱可以幫助金融機構避免一些反催收騷擾，甚至能夠代理金融機構和債務人談判。

易尚安從債友處瞭解到的“最沒下限的黑產套路”，是打着“反催收”名義的違法借貸。黑產中介鼓勵負債人憑信用分在平台分期租借蘋果手機，拿到手機後，寄給中介做抵押，獲得的貸款只有手機價格的一半。再拿這筆新借款還舊平台債務，從而達成“反催收”目的。表面上看，負債人和黑產中介已經兩清，個人不存在新負債，但實際算下來，這筆新貸款的利息已經超過100％，明顯屬於高利貸，而租賃的手機需到時歸還，否則要照價賠償，這意味着負債人又背上了一筆新債務，同時在租賃平台的信用分也將歸零。

“為什麼借高利貸？因為逾期負債人的徵信已經出現問題，正規渠道借不到錢了。不經歷催收，永遠不懂那種絕望。”易尚安無奈地説，每天被催收電話威脅、辱罵、逼迫，那種狀態下根本無暇計算長遠得失，只想解決眼下困境。

“反催收”，就像人溺水時薅住的一根救命繩，不管是不是黑產，都要先抓住再説。而“債鬧”們正是利用負債人的這種心理，將被網貸收割一輪的負債者拖入泥潭，二次收割，榨乾最後一絲剩餘價值。

“反催收廣告都貼到了銀行電梯間”

“就像流水線上製作出來的，除了客户姓名、投訴項目、涉及金額不同，其餘內容幾乎一模一樣。”説起這些投訴信的內容，夏芳介紹，還有幾百封手寫材料來自多位下沉客户，每份資料都是文采飛揚，字體娟秀，三四頁稿紙，找不出一處錯別字，內容同樣高度相似。“明顯有專業人士或機構代寫。”

更明顯的漏洞是，在大量要求銀行減免利息、恢復個人徵信的投訴信中，夾帶材料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公章錯誤。例如一些由村委會提供的證明材料，蓋章顯示的是“某某村某某街道”，前後順序明顯顛倒。疫情結束後，夏芳走訪了公章所屬公司或單位，得到的反饋基本都是“沒有開過證明”。

夏芳一度懷疑，會不會因該行減免政策力度較大，灰黑產才針對性“薅羊毛”？諮詢過同行，並彙總多家金融機構內部數據後發現，超過50％的投訴客户同時對多家銀行進行了投訴，反覆纏訴的客户比例超過了三成，即就同一家金融機構的同一問題向監管部門連續投訴三次以上。“這些數據都指向逃廢債黑灰產的存在。”夏芳説。

去年2月，平安銀行信用卡在一次催收投訴案件覆盤檢視過程中也發現了異常，投訴人劉某與多起信用卡惡意投訴事件高度相關，懷疑劉某從事非法經營和違規職業代理投訴。公安機關查證其犯罪事實，最終劉某以敲詐勒索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零三個月。這也是全國首例以“敲詐勒索罪”公訴案件判決的信用卡代理維權案，此前，信用卡代理維權案的量刑多以“詐騙罪”定性。

在這起案件中，黑灰產中介劉某專業從事“代理投訴”一年有餘，自稱可代理多家銀行的利息、費用調減等業務。業務開展期間，劉某一直慫恿或直接代理客户與髮卡銀行進行不合理協商、索賠牟利，並多次以平安銀行信用卡客户黃某配偶身份致電客服熱線，反饋其遭受信用卡惡意催收，稱其已向多個監管部門投訴舉報。

經公安機關查證發現，劉某假冒客户黃某，通過纏訴的方式獲取現金賠償，並全部佔為己有，同時又謊稱黃某的信用卡欠款是由其本人墊付，要求黃某向其支付清償的部分費用，使銀行及客户資金均遭受到損失。

據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最新數據，2023年一季度銀行業消費投訴10.49萬件，其中個人貸款業務投訴5.98萬件，佔投訴總量的57％，其中不乏“代理投訴維權”“代理徵信修復”“反催收聯盟”等黑灰產行為。

“黑灰產嚴重危害金融消費者正當權益，破壞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侵害金融機構合法權益，影響正常的社會秩序。”藍海銀行行長宋學峯説。根據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最新數據，2023年一季度銀行業消費投訴10.49萬件，其中個人貸款業務投訴5.98萬件，佔投訴總量的57％，其中不乏“代理投訴維權”“代理徵信修復”“反催收聯盟”等黑灰產行為。

逃廢債行為早已有之，但其規模化發展是近幾年的事情。何平介紹，早在2000年代初，藉助互聯網渠道的小規模逃廢債羣體已經開始萌芽，為後來的灰黑產形成打下基礎。

P2P行業爆雷後，不少機構利用政策要求鑽金融機構漏洞，惡意投訴等手段逐漸形成體系。而疫情暴發後，金融機構紛紛推出停息掛賬、債務重組等優惠政策，為因客觀因素而導致逾期的借款人留有轉圜餘地，反而被不法分子利用，成了黑灰產規模化爆發的催化劑。

針對逃廢債這一社會現象，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中國金融研究中心和新網銀行成立聯合課題組，編制了《中國零售金融逃廢債風險報告》（下文簡稱《風險報告》）。據《風險報告》統計，自2020年9月起，全國範圍內從事“個人信用修復”企業以每月新增數百家的速度快速增長，僅2021年11月就增加了近千家。另據天眼查數據，截至目前，經營範圍包括“個人信用修復”服務的續存企業已超過2.3萬家。

整個逃廢債市場在新冠疫情暴發後瘋狂增長。2019年，北京市互聯網金融行業協會共計公佈了31家網貸機構提交的逃廢債名單，涉及12.06萬惡意逃廢債行為人。到2021年6月，中國銀保監會公佈，存量業務尚未清零的停業網貸機構共1387家，《風險報告》按每家約0.39萬人推算，逃廢債人羣規模已超過540萬人。

灰黑產盯上了不斷擴大的負債羣體。“債務重組、反催收培訓的廣告都貼到銀行電梯間了。”夏芳對廣告內容感到匪夷所思，“這些機構號稱能對銀行貸款做出減免，並承諾負債人‘不成功不收費’，到底憑藉的是什麼？借貸個人為什麼會相信這些無稽之談？”

“逃廢債代理”漸趨專業化

抱着試一試的心態，易尚安加了其中一個法務公司人員的微信。對方應要求提供了營業執照、律師證，在工商信息官網也可查到該法務公司的註冊信息。

隨後，這位法務人員發給易尚安一連串“成功案例”，如“總負債20萬元，經個性化債務規劃，成功結清10萬元”“成功協商減免一半欠款”，該人員微信朋友圈每天都會更新十餘條類似消息，以彰顯其公司的業務實力。

在微博、知乎、抖音、快手、小紅書等互聯網平台上，以逾期上岸、停催延期、債務協商規劃等關鍵詞進行搜索，不乏粉絲量上萬、甚至幾十萬的賬户。

“逃廢債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專業化的、有組織的黑灰色產業鏈。” 據《風險報告》，黑產以營利為目的，分工明確，按照職能和階段不同分為營銷推廣、客户運營、提供服務、收費獲利等環節，全方位、全流程地吸引借款人，使借款人不自覺地相信逃廢債組織的洗腦言論，相信其逃廢債的能力，進而購買服務。

逃廢債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專業化的、有組織的黑灰色產業鏈。

這些逃廢債組織利用各大自媒體平台引流，結合平台特色，套路不盡相同。《風險報告》指出，在短視頻平台、直播平台、論壇、貼吧等渠道，以宣傳法律知識為幌子，將自己包裝成幫助負債人上岸的“拯救者”，通過傳播協商停息掛賬等技巧來引流。

也有機構人員偽裝成負債人，分享自己上岸的故事，在文末附上機構的微信或QQ聯繫方式。此外，逃廢債組織還會在其他與“負債”相關的內容下評論，攫取流量。

隨着黑產擴大，受利益驅使，越來越多“專業人士”加入團夥。其中不乏前催收人員、債務維權經驗豐富的羣體、從事金融服務多年的中介、民事訴訟經驗豐富的法律從業者，以及營銷推廣、活動策劃、技術支持人員，有組織有紀律地維持機構運轉。

薛晨對比多家廣告後，選中了一家在問答社區分享金融知識的法務公司，留言評論後，通過企業微信號進一步聯繫。在瞭解薛晨的債務構成和反催訴求後，這家法務公司工作人員開始索要薛晨的個人信息，包括但不限於銀行卡號、身份證號等個人隱私，並讓薛晨將身份證和手機卡寄到公司，同時快速出具了一份電子合同。

為防上當受騙，薛晨將對話和合同發到債友羣尋求意見，很快有人現身説法，勸她“別信，不要被割韭菜了”。有債友表示，寄出電話卡後幾個月，又收到了催收電話，原來法務公司只是代接電話，或是用新註冊手機號來轉移催收電話。“新號”養幾個月便丟掉，從而切斷負債人和催收方的聯繫，但並沒真正去處理債務問題，最後徵信上依舊全是呆賬。

“所謂的優化方案，實質是誘導借款人在具備還款能力的情況下，利用政策福利暫時逃避還款義務。”方進介紹説，逃廢債組織提供的具體服務無外乎徵信修復、停息掛賬、貸款減免三種主要類型，而為了誤導金融機構，使其相信負債人沒有還款能力，黑產機構往往會捏造事實、偽造材料，甚至聚眾進行惡意投訴，利用“法不責眾”的心理暗示，實現逃廢債目的。“這不僅增加了金融機構逾期催收的工作難度，還容易造成消費者的信息泄露和詐騙風險。”

“逃廢債代理”團伙呈“專業化”趨勢的另一個特徵是：這些團伙製假敲詐，層層抽傭收費。

逃廢債團伙不斷兼容新的信息化技術，提高偽造材料的效率和質量。例如自動化公章生成工具，只要輸入機構名稱，便能生成相應公章，效率極高，真偽難辨。

薛晨回憶説，那家法務公司預收取其總債務10％~20％的服務費。考慮到薛晨的經濟狀況，該公司還給出了優惠服務，可以先交3000元定金，成功處理一兩個平台的催收問題後，再補齊尾款。

“降低繳費門檻，只是黑產誘人上鈎的手段。”有債友提醒她“注意霸王條款”，一旦在合同上簽字，後續其他平台債務就算不做處理、沒有任何進展，也要把尾款補齊。黑產中介慣用的另一套話術是，“和動輒幾十萬、上百萬元的債務相比，服務費還沒有利息多。”

易尚安所諮詢的法務公司則提出收取逾期債務25％作為服務費，只辦理延期業務，如成功協商減免，對應的減免金額還要對半分。“這些中介主要靠信息差賺取代理服務費，各家銀行的普惠政策都是公開的，完全可以自行主動協商。我為什麼要花這筆冤枉錢？”易尚安後來沒再接受其他反催收機構所謂的“幫助”。

《風險報告》分析，這種一對一的服務費通常在逾期金額的6％~10％，只是逃廢債組織的營利方式之一。而最普遍的逃廢債盈利模式是開設收費課程，反催收指南是其中最常見的課程內容，包括不同情況下的催收話術以及話術背後的意圖，資料十分詳實。更有甚者，謊稱徵信修復、逾期消費是新興產業，招收學徒，騙取加盟費、課程費。

薛晨諮詢的另一家法務公司還表示可以“提供過橋資金”服務。具體做法是，該公司為負債人提供一筆與債務總額相當的貸款，用以還清其他所有平台的債務，最後統一還該公司一家欠款即可，如此便可擺脱其他平台的催收。“這就是變相的借貸中介。”薛晨説，當時債友羣有羣友不斷髮消息提醒“這是高利貸，不要上當”，最後被踢出了羣聊。

展業成本低、套利空間大，是“逃廢債代理”急速發展壯大的土壤。《風險報告》課題組曾在某電商平台搜索“停息掛賬”“逾期消除”等關鍵詞，顯示有2000多家商户，月交易量最多的一家發貨地在湖南長沙，月銷量超過1000單。這些關鍵詞如今已被屏蔽，無法搜索。

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搜索“小崔”“定製方案”“WD”“上岸”等更為隱晦的關鍵詞，相關產品比比皆是，售價從幾元到幾十元不等。

根據中國互聯網協會關於黑灰產市場規模的相關統計數據，從業者超200萬，平均年齡約23歲，市場規模高達1100億。

共享“債鬧黑名單”，形成合力反擊

頻繁與“反催收”法務人員打交道，易尚安最大的收穫，就是掌握了各家金融機構的優惠政策。“主動和銀行協商也沒有想象那麼難。”到去年10月，易尚安與銀行、借款平台充分協商後，重新規劃了自己的債務，到今年3月，全部欠款均已還清。現在，他偶爾也會給債友做免費諮詢，教債友如何與機構協商。

“合理合規的債務協商，降低了金融機構和借款人的溝通成本，對金融機構來説不是壞事，我們並不反對。”何平介紹，而惡意逃廢債則涉及諸多違法行為，如虛假宣傳、偽造文件、威脅騷擾債權人或金融機構，造成個人、機構和信用體系的損失，只為個人斂取暴利。

“逃廢債的違法成本低，獲益豐富，而銀行的治理成本太高，實在是苦不堪言。”方進坦言，針對越來越專業化、職業化的黑灰產，銀行從早期預警、核實舉證到懲處追責，每一個環節都面臨挑戰。

方進介紹，對金融機構而言，接觸材料初期，很難僅憑資料判別哪些是常規投訴，哪些是惡意代理投訴等逃廢債行為。如果不是出現批量投訴、高度相似等反常情況，也很難發現材料偽造、話術過於專業、投訴目的可疑等問題。

而惡意代理投訴又阻斷了銀行與真實借款人的有效接觸，銀行無法得知借款人的真實現狀，無從判斷其提供資料的可靠性。銀行不得不耗費大量人力進行舉證，取證時間長、執行難度大、投入成本高，因而漏掉部分惡意投訴，又助長了逃廢債黑灰產的囂張氣焰。

“到底什麼是逃廢債行為，現在還沒有清晰的、統一的法律界定，更沒有對逃廢債個人或團伙的追責體系。”方進透露，有時銀行已經通過調查鎖定了黑產公司主體，但要對逃廢債組織進行處罰，又需要依託於“公文偽造”等罪名，沒有對其危害公共秩序、浪費公共資源等行為的追責依據。

“惡意投訴增多，且核實難度大，不僅造成大量行政和監管資源的浪費，也破壞了國家信用體系。”去年3月，全國人大代表，正邦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總裁林印孫在《關於防範金融風險 打擊“債鬧”的建議》中指出，債鬧等惡意逃廢債行為嚴重破壞金融秩序，干擾企業正常經營活動，讓失信之風蔓延，誘發社會不穩定，削弱了金融對消費的拉動作用。

林印孫引用公開數據稱，自2020年以後，國有大行、股份制銀行信用卡及大多數城商行不良率普遍有所上升，有銀行不良率超過6％，一年內增加兩倍，可見債鬧進一步加劇了銀行壞賬風險，危害社會穩定。

2020年，“打擊惡意逃廢債”內容被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隨後的兩年監管頻頻發聲嚴查“非法代理維權”黑產，但黑產在這兩年卻有愈演愈烈之勢。

“債鬧愈演愈烈的的根源在於，違法毀約成本極低而非法侵佔利益巨大。”林印孫建議將“債鬧”納入刑法，提高其違法成本。這也是與國際接軌的體現，德國、日本、美國等市場經濟信用體系完善與民法體系發達的國家都對“債鬧”等金融黑產進行了刑事立法。

事實上，相關機構和部門也在嘗試建立各種長效應對機制。早在2020年前後，已經有部分銀行嘗試聯合數字平台，將非法代理、詐騙等黑灰產人員在事前就攔截下來。但據一位大型銀行人士表示，此後的合作未能保持下來，因為銀行之間會顧慮自己的客户信息被他行獲取，尤其對中小銀行來説，客户重疊度小，更為介意。

2022年3月，第一個針對黑產的行業性組織“打擊金融領域黑產聯盟”（AIF）成立，AIF聯盟由馬上消費主辦、平安普惠協辦，招聯消費金融、中銀消費金融、新網銀行、富民銀行等十餘家機構共同參與。以此為平台，進行信息共享、經驗互通、行動互聯。

“應加強跨部門合作。”宋學峯也建議，共建聯防聯治反詐數據庫，將各類涉及反催收、代理投訴等惡意逃廢債信息及時上傳，實現信息共享，推動形成全行業的反詐防控體系。

“多方聯動形成合力，才能打響反黑灰產突圍戰。” 新網銀行副行長劉波認為，應對黑灰產頑疾需以反欺詐組織對抗欺詐組織。今年7月，新網銀行與銀聯數據牽頭、多家金融機構參與共建的金融反詐雲平台已經啓動，成立金融反詐雲聯盟，建立行業共享“黑名單”。在公安部刑事偵查局的有力支持下，通過金融機構間數據安全共享的方式，能夠實現新亞型犯罪行為的貸前阻擊、貸後聯合打擊、精準宣防，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和健康發展。

劉波介紹説，後續還有更多機構陸續加入，平台一旦發現異常信息，會同步給國家反詐中心，方便其蒐集證據。但整個平台的建成還需要至少半年到一年時間。

“打擊債鬧需要全行業共同努力。”林印孫曾提出建議，由行業協會、徵信機構牽頭，各大平台發揮各自在金融科技領域的優勢，將新技術廣泛應用於徵信體系、社會誠信體系建設。

系統性的“反擊”正在打響。8月3日，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發布《關於加強互聯網金融行業協同、維護行業正常秩序的倡議》披露，正在起草甄別各類黑灰產活動的特徵指南和具體應對措施，研究解決黑灰產信息的行業共享、阻斷黑灰產信息網絡傳播等難題。這意味着，由該協會牽頭，將組織互金領域從業機構共同應對黑灰產侵害。

“打破信息孤島，共享債鬧‘黑名單’。” 林印孫認為，由此才能對惡意逃廢債、惡意投訴行為的當事人給予聯合懲戒，讓不法分子無處遁形。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方進、夏芳、薛晨、易尚安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