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追蹤293個地市一把手晉升, 發現一個微妙誤解” | 文化縱橫_風聞

以下文章來源於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作者劉鑫 李雪 王思琦

【導讀】地級市主政官員是推動市域治理現代化的中堅力量。他們介於省部級與縣處級之間，具有一定特殊性。本文聚焦於一個研究問題：教育背景和職業經歷，是否影響以及如何影響地市級黨政官員的晉升時間？

作者蒐集、梳理全國293個地級市的黨政“一把手”履歷，研究發現：(1)地市級官員晉升受到“學”與“仕”的影響，受教育程度及畢業院校特徵都影響着官員晉升，具有省級黨政機關和跨領域任職經歷的官員，晉升時間較短；(2)以往研究認為，具有理工科背景的官員更受青睞，有關“工程師治國”的觀點也頗為流行，但**本研究沒有發現理工科專業背景對地市級官員的晉升產生有利影響，**專業背景在其晉升中作用較為均衡；(3)****職業經歷與教育背景交互影響晉升時間，****具有省級黨政機關任職經歷或高校任職經歷，且進入體制前的學歷較高、取得全日制學歷以及畢業院校層次較高的官員，晉升時間相對較短，晉升速度較快；(4)黨和政選拔領導幹部具有差異化晉升標準，相對而言，黨委序列更關注進入體制前的院校和省級黨政機關任職經歷，政府序列更側重於理工科專業和海外教育經歷。

本文節選自《“學”與“仕”：地市級黨政領導幹部晉升時間研究——基於全國293個地級市的實證分析****》，原載《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23年第4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學”與“仕”：

地市級黨政領導幹部晉升時間研究

——基於全國293個地級市的實證分析

**▍**引言

金字塔式的層級結構決定了領導幹部向上流動的機會有限，因此，如何選拔符合條件的領導幹部擔任地方治理的領導者是黨和國家的核心議題之一。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建設堪當民族復興重任的高素質幹部隊伍，專業素質和實踐能力成為地方官員晉升的必要條件。在知識化和專業化無法精準衡量的前提下，領導幹部的專業素質更多通過教育背景來判斷；實踐能力反映管理經驗及行政技能，可通過職業經歷體現。領導幹部的教育背景和職業經歷，與《論語》“學而優則仕”中的“學”和“仕”具有相似之意。“學”指通過學習獲取知識和提高素質，在本文體現為教育背景；“仕”指擔任為政府服務的官員職務，本文將“仕”進一步擴大為在體制內擔任職務，表示為職業經歷。“學”與“仕”不僅是黨政領導幹部晉升的重要因素，也是官員參與國家治理和公共決策的合法性來源之一。

近年來，市域治理現代化被給予較多關注。國家“十四五發展規劃和二〇三五遠景目標”指出“加強和創新市域社會治理，推進市域治理現代化”，意味着社會治理的重點從縣級轉向市級層面。地市級黨政領導幹部是介於省部級與縣處級之間的廳局級幹部，是地級市行政區域治理的主政官員。其特殊性體現為：（1）作用極其重要。地市一級黨委、政府是城市經濟社會發展與社會治理的“第一責任人”，在市域治理中發揮着領導核心與主導協調作用，是實現“共建共治共享”市域治理格局的關鍵。（2）地位極其特殊。地市級黨政領導幹部在幹部層級序列中處於承上啓下的特殊地位，不僅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堅力量，也是高層領導的“後備軍”，以這一特定羣體為研究對象是研究分析我國中高級領導幹部結構與成長規律的重要一環。釐清地市級黨政領導幹部的晉升邏輯，有助於瞭解黨和國家選拔任用地方中高級領導幹部的現實特徵和基本規律，打造一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目標需要的專業化幹部隊伍，同時有利於理解科層制下中國政治體制。為更好地呈現地市級黨政領導幹部的晉升邏輯，本文選擇“晉升時間”這一關鍵詞，以此刻畫和捕捉領導幹部選拔任用的特徵和晉升規律。

哪些因素影響幹部晉升是我國組織幹部體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儘管學界長期爭論官僚晉升是否歸因於政績，但不可避免的是，績效與晉升之間具有潛在內生性。**績效不能完全解釋為幹部能力，但能力卻可以影響績效。這種能力離不開教育背景和職業經歷的積累。**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擬回答核心問題是，教育背景和職業經歷是否以及如何影響地市級黨政領導幹部的晉升時間？回答好這個問題對於優化和完善我國幹部選拔任用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理論框架與研究假設

長期以來，績效成為地方領導幹部政治晉升的一個強有力的預測指標。然而，地方領導幹部的績效差異源於自身的能力和素質。人力資本理論認為，人們自身通過接受教育和培訓所具有的知識、專業和技術本身就是一種生產力，同時也包括先天的個人特徵，以及對健康、職業經歷等領域的投資。**領導幹部通過接受教育形成不同的知識、專業和技術，以及在職業經歷中積累差異化的行政經驗、管理技能和組織關注等，造就領導幹部的能力差異，繼而在結果領域中產生不同的治理績效，最終影響幹部晉升的差異化結果，**如圖1所示。

本研究將個人特徵加以控制，着重分析教育背景和職業經歷對領導幹部晉升的差異化影響。從人力資本的角度看，教育背景就是人們接受教育所形成的專業化能力，通常表現為學歷、院校特徵和專業類別。**本文從受教育程度、受教育形式、畢業院校和專業四個維度刻畫領導幹部的教育背景。**其中受教育程度用“進入體制前的學歷”來解釋；受教育形式着重捕捉全日制教育與海外學習經歷對晉升的影響；畢業院校側重分析進入體制前學歷的院校特徵；專業在本文中指進入體制前的專業背景，包含人文、社科和理工三個學科門類。

職業經歷是領導力開發的關注點之一。個人通過職業經歷所積累的管理技能、實踐能力及社會關係網絡是人力資源的組成部分。職業經歷通常包括基層任職、掛職鍛鍊、工作專業化和工作多樣性等。本文從幹部成長的邏輯出發，選擇層級經****歷、跨領域經歷和任職部門數三個維度，以體現上述職業經歷的核心內容。其中，由於掛職鍛鍊的經歷在簡歷中的信息缺失，本文分別使用領導幹部是否具有中央、省、市、縣的層級經歷代表“上掛”和“下掛”，以體現領導幹部層級任職經歷對晉升產生的影響；跨領域工作經歷捕捉領導幹部黨政序列和非黨政序列之間的交替任職，以高校和國企任職經歷為主要解釋變量，進而體現工作專業化；任職部門數代表領導幹部自進入體制以來到目前為止所任職的核心部門數量，以此體現工作多樣性。

當代中國政治反覆出現的一個爭論是，是A還是B導致了政治晉升。大多實證研究將教育背景和職業經歷獨立評估，**然而，教育背景與職業經歷之間是否存在調節與被調節的關係值得深入研究。**基於此，本文設計了三條“線路”來分析教育背景、工作經歷與晉升的關係。研究教育背景對晉升的影響，如圖2（1）所示；研究職業經歷對晉升的影響，如圖2（2）所示；研究教育背景對職業經歷與晉升關係的影響，如圖2（3）所示。

（一）“學”與晉升時間

為加強幹部隊伍管理，培養優秀的政治接班人，我國嚴格貫徹落實幹部“四化”方針。其中，知識化和專業化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專業化水平尚未得到精準衡量的前提下，教育水平逐漸成為人才選拔的重要標準。教育為什麼有助於領導幹部獲得晉升優勢？因為教育被假定等同於工作技能與績效。首先，在進入體制前的學歷越高，入職的定級越高；其次，接受高等教育所儲備的知識儲備和能力培訓,對於領導幹部工作能力的提升與人際交往能力的培養具有正向作用。然而，伴隨着在職教育的興起，在職學歷和全日制學歷對晉升帶來的影響是否一致需要考慮。相比較而言，全日制教育通常具有更加系統化的培養體系和豐富的教育資源，因此全日制學歷的學生往往具有更紮實的基礎知識和全面的學習經驗，這些優勢會有助於他們在職業發展中取得更好的機會和表現。此外，通過梳理幹部簡歷發現簡歷會對“在職學歷”做明確的標註，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治體制對兩種教育形式有所區分。基於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1 進入體制前的學歷越高，地市級黨政領導幹部的晉升時間越短。

H2a 具有全日制學歷的地市級黨政領導幹部，其晉升時間相對較短。

海外學習經歷有利於提高領導幹部的跨文化交際、國際視野和語言能力等，這在全球化時代顯得越來越重要。此外，海外經歷還能幫助領導幹部更好地理解和適應國際化的商業和政治環境。**曾有研究發現，具有海外學習經歷的領導幹部在組織內可能會更具備競爭力。**基於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2b 具有海外學習經歷的地市級黨政領導幹部，其晉升時間相對較短。

院校層次意味着學歷質量。在高等教育普及的形勢下，學歷熱潮在近幾年也逐漸達到高峯，學歷不足以成為晉升中的唯一優勢，“名牌大學”的效應日漸凸顯。**曾有研究發現，最終畢業院校為重點大學對於幹部在行政階梯上的晉升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3 進入體制前畢業院校層次越高，地市級黨政領導幹部的晉升時間越短。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亟須通過發展工業經濟提升國際競爭力，在此背景下，傑出的技術人才和工程人員較多地參與政治和國家建設，在整個社會中擁有一定話語權。**之後較長一段時間的晉升研究均表明，具有理工科背景的領導幹部更容易受到組織青睞，這一時期被民間認為是“工程師治國”的時代。**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逐漸意識到單純依靠理工科領導幹部已不能滿足治理需要。這是因為，隨着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全球化進程的加速，社會和國際環境日漸複雜，科學技術從關係國家發展上升為關係大國競爭背景下國家治理的戰略性行動。這不僅需要技術手段作為支撐，也需要創新性的治理理念和價值作為牽引。因此，黨和國家逐漸加強對人文社科領域人才的培養和選拔，希望能夠在治國理政中形成更加多元化的領導幹部隊伍。基於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4 不同專業背景在領導幹部晉升中的作用日趨均衡，二者間不具有顯著性關係。

（二）“仕”與晉升時間

領導幹部在不同層級的任職中可以獲得不同層次的知識、行政技能和政策視野。基層鍛鍊一方面可以幫助領導幹部去掉“官氣”，使其更接地氣；另一方面，基層鍛鍊也有利於培養領導幹部艱苦奮鬥的品質，從而能夠更加自如地應對治理難題和複雜情境。然而，領導幹部不僅需要紮實的基層實踐經驗，還需要具備宏觀的政治思維和敏鋭的眼光。這種能力的培養離不開在上級部門任職的歷練。曾有研究發現，**於省級幹部而言，高層下派的職業路徑比基層成長的職業路徑具有優勢，但於縣級幹部而言，下級逐步晉升有利於產生更佳的績效，進而利於政治升遷。**據此，本文提出以下競爭性假設：

H5a 具有中央機關及部委、省級黨政機關任職經歷的地市級黨政領導幹部，晉升時間較短。

H5b 具有地市級直屬機關、縣級及以下黨政機關任職經歷的地市級黨政領導幹部，晉升時間較短。

隨着黨和國家對領導幹部選拔範圍的逐步拓寬，具有跨領域工作經歷的領導幹部越來越多。由於高校、國企與黨政部門的晉升機制不同，許多高校和國企出身的幹部更加年輕，並且往往在專業化和知識化水平上佔有優勢。具備國企經歷通常意味對市場體制運作更加了解，容易受到較高關注。因此，本文認為具有跨領域工作經歷的領導幹部可能會在年齡和專業化方面更有優勢。**此外，研究發現，曾短暫在一系列重要部門任職的官員更有可能在職業生涯中獲得成就，這是一種新的晉升模式：小步衝刺。**任職部門數量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工作多樣性，意味着涉及工作領域和業務的廣泛性，任職部門數量越多，越有利於積累不同領域的工作技能與經驗。基於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6a 具有跨領域任職經歷的地市級黨政領導幹部，晉升時間較短。

H6b 任職部門數量越多的地市級黨政領導幹部，晉升時間越短。

（三）“學”“仕”與晉升時間

研究表明，僅在省部級及以上領導幹部中，政治升遷受專業化背景的影響較小，關係和行政經歷等因素在晚年發揮比較大的作用。然而，省部級以下領導幹部的晉升仍然受教育背景的影響。城市作為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基礎單元，是對外交流和展示國家風貌的窗口，地市級領導幹部作為城市的主要治理者，不僅是國家現代化治理的領頭雁，也是縣域治理和鄉村振興的推動力量。因此，考慮地市級黨政領導幹部在我國行政系統和現代化治理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黨和國家可能仍然比較重視幹部的專業化能力和知識水平，因此，對於地市級領導幹部的選拔和任用，他們的專業化能力和知識水平仍然是關鍵因素。據此，本文認為教育背景會影響職業經歷對晉升的作用，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7 教育背景調節職業經歷與晉升時間的關係。如果職業經歷促進領導幹部晉升，則良好的教育背景會增強這種促進作用；如果職業經歷阻礙領導幹部晉升，則良好的教育背景會削弱這種阻礙作用。

**▍**數據與變量

（一）數據來源

本文以現任市委書記和市長的簡歷作為媒介，通過在人民網地方領導資料庫、地方政府網站和百度百科等權威平台蒐集簡歷，建立數據庫。為了確保數據科學性，選取樣本的標準如下：第一，嚴格按照中國行政區劃中對地級市的界定，最終獲取293個地級市的領導幹部簡歷。第二，樣本的選擇均為地級市市委書記和市長，未包含地、州、盟的一把手。第三，樣本範圍均為現任市委書記和市長，未包含歷任、離退休和代理的市委書記和市長。根據以上標準，共獲得樣本586個。第四，簡歷信息必須是完整和精確的，其內容需要包括性別、民族、出生日期、籍貫、入黨年份、參加工作的年份、受教育背景和工作經歷等信息。

獲取簡歷之後，通過挖掘變量和編碼形成數據庫。該數據庫包含變量113個。在剔除關鍵變量和參數所對應的異常值之後，共得到可供研究使用的樣本543個，其中市委書記274個，市長269個。本文采用STATA統計分析軟件加以處理與分析。

（二）變量設計

1. 被解釋變量

被解釋變量“晉升時間”的測量用首次擔任市委書記/市長的年份減去參加工作的年份，即其中參加工作的年份=T1，首次擔任市委書記/市長的年份=T2。

2. 解釋變量

受教育程度用進入體制前的學歷來表示。進入體制前的學歷作為一種新型的學歷衡量標準，一是能夠反映領導幹部進入體制的起點，二是與最高學歷對比分析，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驗證體制是否關注其他學歷。受教育形式側重於捕捉領導幹部全日制學歷與海外學習經歷的情況，二者均為二分變量。畢業院校意味着教育質量。本文側重分析進入體制前的院校特徵，將院校類別劃分為一般高校、211高校和985高校。專業層面，本文考慮用領導幹部“進入體制前的專業”解釋專業的影響效應。本文借鑑已有學者的劃分標準，將專業背景分為人文、社科、理工、農科和醫科，由於具有農學和醫學背景的領導幹部相對較少，本文將二者融合於理工專業。

行政層級任職經歷包括中央機關及部委任職經歷、省級黨政機關任職經歷、地市級直屬機關任職經歷和縣級及以下黨政機關任職經歷。跨領域工作經歷一方面意味着非黨政部門的工作經歷，另一方面反映了領導幹部在黨政序列和非黨政序列交替任職的經歷。**本文選擇“高校”和“國企”任職經歷來反映領導幹部的跨領域工作經歷。任職部門數量指領導幹部從進入體制至首次擔任市委書記或市長所任職核心部門的數量。**本文以領導幹部在每個任職階段的第一個任職部門作為核心部門進行計算，結果如表1所示。

3. 控制變量

除本文所關注的變量之外，個人特徵、特殊經歷、關係網絡也可能對領導幹部的晉升時間產生影響，基於此，本文將其進行控制。考慮黨政領導幹部工作的起點不同，在測量晉升速度的過程中可能存在誤差，為保證研究結果的可信性和科學性，本文將領導幹部初次進入公務員系統時的行政級別加以控制。對於行政級別的測量，按照國家行政人員的級別由低到高依次編碼，形成計數變量。

**個人特徵。**性別、民族、籍貫和年齡是領導幹部的基本信息。其中，對於男性和漢族領導幹部編碼為1，籍貫按照“東、中、西”三個地域劃分，年齡的操作方式為2023—出生時間。

**特殊經歷。**研究發現共青團經歷提升幹部晉升概率，因為團委任職有利於打破年齡壁壘，實現“小步快升”。秘書經歷，秘書的崗位是領導幹部的搖籃，擔任秘書可能會由於和上級的密切關係從而為自身的政治升遷積累很多有用人脈，基於此，本文將共青團經歷和秘書經歷加以控制，分別具有二者經歷的領導幹部編碼為1。

**關係網絡。**本文選擇“任職所在地與籍貫是否一致”作為關係網絡變量，若任職地與籍貫具有較強的地緣關係，則可能會因為長期積累的地方人脈對晉升造成干擾。本文對此編碼為：任職地與籍貫不同省份編碼為1，同省不同市=2，同市=3。

（三）模型設定

本文使用全國範圍內293個地級市面板數據，選用OLS基準迴歸模型，分析“學”與“仕”對地方領導幹部晉升時間的影響，構建計算模型如下：

其中，被解釋變量PromotionTimei表示領導幹部的晉升時間；indenpenti是解釋變量，包括“學”與“仕”的各個維度；controlsit表示控制變量，εi表示誤差值。

**▍**地市級黨政領導幹部特徵分析

（一）教育背景

由表2可知，進入體制前學歷為本科的領導幹部最多，佔比65.01%。最高學歷為全日制的領導幹部相對較少，佔比18.05%。擁有海外學習經歷的領導幹部人數僅佔總量的3.68%。院校及專業特徵方面，領導幹部進入體制前的畢業院校為一般高校的佔比64.27%，985高校佔比25.97%；理工科與社科類背景出身的領導幹部人數無較大差異，兩者分別佔比40.51%和37.57%。

（二）職業經歷

表3描述了地市級黨政領導幹部的職業經歷情況。行政層級層面，省級黨政機關任職經歷在各樣本中比例最高，佔總體的66.3%，其次是地級市直屬機關和縣級及以下黨政機關經歷，分別佔比54.33%和27.99%。這在一定程度上説明領導幹部的選拔與任用對上級任職經歷較為關注。地市級黨政領導幹部羣體中具有高校與國企任職經歷的人數偏少，分別佔比15.47%與20.81%。

（三）人口學特徵、特殊經歷及關係網絡

**我國地市級黨政領導幹部以漢族男性為主，平均年齡為54.15歲。**少數民族領導幹部主要分佈在少數民族聚集區，如內蒙古自治區、西藏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貴州省和河北省，這反映了我國少數民族領導幹部分佈集中的特點。籍貫層面，中部地區的領導幹部居多。**此外，具有共青團經歷的人數較少，大部分領導幹部曾擔任辦公室主任、領導助理等秘書職務。**關係網絡層面，任職地與籍貫同省不同市的情況佔比57.46%，不同省比例為41.08%，由此可見，黨政領導幹部的選拔任用較多地避開地緣關係的影響。

（四）晉升時間

如表4所示，**地市級黨政領導幹部晉升至市委書記和市長所用的平均時間為29.21年，其中，最小值為11年，最大值為40年。**進一步分析發現，用時11年的樣本只有1個，用時40年的樣本有2個，因此，除個別極端情況，大部分市委書記和市長晉升的時間是30年左右。**領導幹部晉升至市委書記所用的平均時間為30.33年，晉升至市長所用的平均時間為28.07年。**本文以擔任過市長的市委書記作為獨立樣本分析得出，由市長職務調整為市委書記職務所用的平均時間為3.29年。

**▍**實證分析

（一）基準迴歸

為了避免出現多重共線性問題，本文進行了方差膨脹係數檢驗，結果顯示變量VIF值平均為1.08，遠小於10，因此，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

1. “學”與晉升時間

表5模型（1）顯示，在控制相關變量後，進入體制前學歷、全日制學歷和進入體制前院校特徵均顯著為負，**這意味着領導幹部進入體制前的學歷和畢業院校層次越高，晉升時間越短，**並且，全日制學歷的地市級領導幹部在晉升中更具優勢。這一結果驗證了H1、H3和H2a，並反映了黨和國家選拔地方政治精英對專業化的重視，因為在現代化國家治理中，高素質、高專業水平的領導幹部是不可或缺的。另外，迴歸結果未顯示出海外學習經歷對晉升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H2b未得到驗證。

此外，在專業層面上，人文、社科和理工專業的迴歸結果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也就是説，進入體制前的專業背景在地市級層面上對領導幹部的晉升並未產生明顯影響。該結果在一定程度上説明專業背景在領導幹部晉升中的作用日趨均衡化，意味着過去“工程師治國”的現象即“理工科專業背景有利於晉升”的特徵在現代化國家治理中的顯著性正在減弱。H4得到驗證。

2. “仕”與晉升時間

表5模型（2）彙報了職業經歷對晉升時間的影響。在行政層級任職經歷中，省級黨政機關任職經歷係數為－0.841，且p＜0.001，説明具有省級黨政機關任職經歷的地市級領導幹部，其晉升速度相對較快，H5a得到部分驗證，H5b不成立。該結果在一定程度上説明地市級黨政領導幹部的選拔任用相對側重於上級任職經歷，這與省級領導幹部的晉升邏輯相一致，而與縣級領導幹部的晉升邏輯呈現出相反的結果。由此可以認為，我國地方領導幹部的晉升並不遵循統一的邏輯。地市級政治精英作為地方的核心治理者，除豐富的基層實踐之外，還需要具備宏觀的政策思維和統攬全局的協調能力，因此，領導幹部到上級部門的鍛鍊十分關鍵。

跨領域工作經歷層面，高校任職經歷迴歸係數為－1.494，p＜0.001，説明具有高校任職經歷的領導幹部在晉升上相對具有較大優勢，H6a成立。由任職部門數量的結果可知，部門任職數量並未顯示出明顯的晉升優勢，H6b未得到驗證。產生這一結論的可能原因在於，在部門上任職時間較短在一定程度上不利於做出明顯政績，同時不利於建立緊密的社會關係，進一步説明部門任職多樣性能夠在某種意義上體現領導幹部所涉及的工作領域和業務廣泛，但不能保證對所涉及的每項業務都有深刻把握。

表5模型（3）將教育背景變量和工作經歷變量共同納入模型後顯示，發現進入體制前的學歷、全日制學歷、省級黨政機關任職經歷和高校任職經歷對晉升的促進作用仍然明顯，這體現了黨和國家選拔地級市黨政領導幹部對學歷質量、跨領域經歷和上級任職經歷的關注。從控制變量的結果來看，年齡和關係對晉升時間的影響更明顯。年齡一直是我國地方領導幹部職業生涯需要考慮的關鍵因素。任職地與籍貫在同一市的領導幹部，反而在晉升時間上不具備較大優勢。該結果説明了“關係論”並不能很好地解釋中國政治體制對政治精英選拔的邏輯，進而體現了我國幹部晉升過程中的公平與客觀。

（二）交互效應

儘管職業經歷和教育背景是幹部晉升領域中的重要影響因素，但兩者並非獨立存在，有可能共同影響幹部晉升，本文在基準迴歸的基礎上，驗證兩者之間的交互效應。

由表5可知，省級黨政機關任職經歷和高校任職經歷對晉升時間的主效應為負，即具有兩者經歷的領導幹部相對具有晉升優勢；縣級及以下黨政機關任職經歷和任職部門數量的主效應為正，即具有縣級及以下黨政機關任職經歷或任職部門數量較多的領導幹部，晉升優勢不太明顯。教育背景層面，進入體制前的學歷、全日制學歷和進入體制前的畢業院校對晉升時間的主效應為負，因此，本文將其作為調節變量，進一步分析職業經歷相關變量與兩者之間的交互影響。

表6彙報了交互效應的分析結果。Panel A、Panel B和Panel C分別是進入體制前的學歷、全日制學歷和進入體制前的院校與職業經歷相關變量的交互結果。由Panel A的模型（1）可知，省級黨政機關任職經歷×學歷的迴歸結果與省級黨政機關經歷的主效應一致，説明進入體制前的學歷增強了省級黨政機關經歷對晉升的促進作用。換言之，具有省級黨政機關任職經歷、且進入體制前學歷較高的這類領導幹部，晉升時間較短。同理，Panel A的模型（2）呈現了相同的結果，説明具有高校任職經歷、且進入體制前學歷較高的這類領導幹部，晉升時間較短。

Panel A的模型（3）顯示了縣級及以下黨政機關任職經歷×學歷的迴歸結果，該結果同縣級及以下黨政機關任職經歷的主效應相同，説明**較高的學歷在一定程度上難以削弱縣級及以下黨政機關任職經歷對幹部晉升的負向影響。**模型（4）任職部門數量×學歷的迴歸結果與任職部門數量對晉升時間的主效應相反，説明較高的學歷改善了任職部門數量對晉升時間的作用，即任職部門數量較多的領導幹部可能在地市級層面的晉升中不具有較大優勢，但如果在進入體制前有較高的學歷，則會對晉升產生積極的影響。

Panel B、Panel C與Panel A的結果整體相似，全日制學歷和進入體制前的畢業院校增強了省級黨政機關任職經歷和高校任職經歷對晉升的促進作用。但是，全日制學歷和進入體制前的院校對縣級及以下黨政機關任職經歷與晉升時間關係的改變不太明顯。任職部門數量×全日制學歷的迴歸結果與任職部門數量的主效應相反，進一步體現了全日制學歷的重要性。綜上所述，教育背景調節了職業經歷與晉升時間的關係。

（三）基於職位差異的分析

不同於西方國家“政治和行政”的明確區分，中國官僚科層系統中黨委和政府共同致力於國家治理和地方建設，黨政一體化觀念根深蒂固。從學術角度講，黨委和政府行使不同權力，兩者得以韌性發展，離不開一套符合自身特徵的獨立運行機制。這種獨立性是否體現在黨委官員和政府官員的晉升中？教育背景和職業經歷是否對市委書記和市長的晉升具有差異化影響？值得探討。

**本文分別形成三個樣本：市委書記、市長和擔任過市長的市委書記。**本文針對擔任過市長的市委書記，探討自變量對其“由市長職務調整至市委書記職務”所用時間的影響。表7反映了基於職位差異的分析結果。在“學”的層面，黨委序列更關注領導幹部進入體制前的畢業院校特徵，具有海外學習經歷和理工科專業背景的領導幹部在政府序列晉升中相對更具優勢。“仕”的層面，黨委序列相對關注上級任職經歷。上述結果的產生似乎與黨、政的分工是一致的。市委書記作為黨委一把手，不僅發揮黨的政治核心作用，而且關注城市的發展問題，制定相應的發展戰略和政策，推動城市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全面發展，故而需要敏鋭的政策眼光、宏觀的政策視野和良好的統籌協調能力，因此，上級部門的鍛鍊於市級黨委一把手而言尤為重要。地市級政府作為政策的執行和落實者，需要具備一定的實踐技能和技術能力。

通過對“擔任過市長的市委書記”分析可知，在市長調整至市委書記的過程中，人文專業、地級市直屬機關任職經歷和任職部門數量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人文專業對於文字理解和語言表達具有一定的優勢，相對適合從事政策制定與解讀工作；另一方面，在地市級直屬機關任職有利於把握城市建設與治理的現狀，以至於更好地統籌協調相關工作。此外，據任職部門數量的分析發現，“小步衝刺”以及涉及業務廣泛的意義在由市長“晉升”為市委書記的過程中有所體現。市長調整至市委書記的過程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序列向黨委序列的跨越，但是，該結論只在地市級層面具有解釋力，是否適用於省級和縣級則需要進一步驗證。

**▍**結論與討論

幹部晉升是科層制度的核心內容之一，研究其規律和機制對理解我國官僚體系和幹部隊伍建設具有理論與實踐的雙重意義。瞭解地市級黨政領導幹部的晉升邏輯，對於認識和理解我國科層制具有重要意義。基於此，本文通過蒐集全國293個地級市的黨政領導幹部簡歷，構建覆蓋274個市委書記和269個市長的一手數據，探討了教育背景和職業經歷（“學”與“仕”）對中國地市級黨政領導幹部晉升時間的影響，並分析了兩者的交互效應，以及黨政序列選拔領導幹部的不同側重點。

**本研究主要發現：其一，**地市級黨政領導幹部晉升會受到“學”與“仕”的影響，不同的教育背景和職業經歷會導致領導幹部在能力和績效方面的差異，進而影響晉升時間，受教育水平、受教育質量、上級部門任職經歷以及跨領域任職經歷是黨和國家提拔領導幹部的重要考量因素。**其二，****本研究未發現理工科專業背景對地市級領導幹部的晉升產生有利影響，這與既有的研究結論不同。**該結果反映出專業背景在晉升中的作用逐漸趨於均衡，體現了現代化治理的新徵程需要建設一支多元化的複合型領導幹部隊伍。**其三，****職業經歷與教育背景交互影響晉升時間。**具有省級黨政機關任職經歷或高校任職經歷、且進入體制前的學歷較高、取得全日制學歷以及畢業院校層次較高的領導幹部，其晉升時間越短，晉升速度較快。**其四，****黨和政選拔領導幹部在部分標準上具有差異性。**相對而言，黨委序列更加關注進入體制前的院校和省級黨政機關任職經歷，政府序列更側重於理工科專業和海外教育經歷。該結果恰好與黨和政的分工與職能相契合。在由市長調整至市委書記的過程中，地市級直屬機關任職經歷和任職部門數量呈現出積極影響。

上述結果回應了一個具有實踐意義的問題，即我國地市級層面的黨政領導幹部晉升遵循什麼樣的時間邏輯、有何規律？回答上述問題不僅有助於理解科層制下的權力結構和政治官僚行為，同時有助於理解中國式現代化新徵程對於幹部隊伍建設的要求。“學”和“仕”對地市級黨政領導幹部的晉升時間均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不同時代背景和職務晉升階段，“學”與“仕”對幹部晉升的影響可能有所不同。這是由科層制特點決定的，也反映了黨和國家對幹部選拔任用的一種現實狀況，體現了我國政治體制與經濟發展及現代化進程之間互動調適的優越性。

本文的主要貢獻有：其一，**驗證了職業經歷和教育背景的交互效應，研究證明兩者會共同影響領導幹部的晉升。**這對於幹部晉升影響因素研究提供了新視角。其二，基於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和現代化建設背景，研究表明專業背景在幹部晉升中的作用呈現均衡化特徵，即“理工科有利於晉升”的時代正在發生轉變。這一結果突顯了現代化治理中複合多元幹部隊伍建設的重要性。其三，聚焦晉升時間，既有研究大多關注“是否晉升”，但忽略了一個問題，即一次的晉升與否很少決定一個人職業生涯的成功，晉升時間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利於解釋地方領導幹部的成長規律。其四，擴大了研究對象的層次。既有研究大多聚焦省級和縣級的幹部晉升，對地市級幹部的研究積累比較薄弱。即使有學者對此展開研究，也更多聚焦於經濟績效的影響，較少關注教育背景和職業經歷等方面。本文以地級市的市委書記和市長作為研究對象，是對幹部晉升研究的一個補充。

誠然，本文也存在一些侷限。首先，本文僅選擇在任的地市級黨政領導幹部作為研究對象，在時間和行政級別上缺乏縱向的比較；其次，本文主要為定量分析，缺乏與其他研究方法的結合。未來的研究中，一方面應擴大對比分析維度，進行歷時性的質性研究；另一方面，將簡歷數據與Cox迴歸等其他方法相結合進行驗證。此外，體制外精英如何進入官僚晉升賽道，也將成為未來研究的着力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