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本海默》：登上奧比未曾抵達的神位（上）_風聞

諾蘭給出了可能是職業生涯中最佳的敍事結構，並將它完全作用在了主題的表達之上，這也是他往往忽略的地方。這讓他不再是一個熱衷於變戲法的花俏導演，而是將自己的技法作為對嚴肅內容與深度主題的表達途徑。

他讓奧本海默持續地受到衝擊，並最終在反抗中得到了辯證的結局：以抹除理想的方式實現妥協於現實的理想，在毀滅世界後建造一個表面和平的短暫世界。

奧本海默被賦予了多個層次的理想階段，將電影分為多個小的敍述階段，建立了“回憶衝擊理想信念”的模式。回憶中的“過往“是奧本海默從接觸理論到限制核武的逐夢過程，是他圍繞理想的一系列努力行為。而回憶以奧本海默與施特勞斯的兩次聽證會為相對的“現時點”基礎，這兩個時間點都非常靠後，則是對此前一切行為的覆盤和解讀，形成了“判定結果的現時”。這也是理想與世俗的終極對局：奧本海默已經走完了全部的理想征程，在此接受世界對他所為的判定，對抗施特勞斯代表的“世俗“語境。

藉助這兩個相對錯位的“現時之結果時點”，以及兩個主要回憶者對各自事件回憶的過往時點錯位，創造了雙重的表達效果：在現時的兩個結果時點下，更晚的施特勞斯提供世俗視角下的“真相”，將奧本海默依然放在世俗化的語境中，從而否定了相對較早的奧本海默聽證會中其人努力辯白的意義，每當奧本海默在自己的部分展現出一定的積極因素時，隨後到來的施特勞斯便會由對答與回憶的方式進行精準對位的否定。同時，往往成組出現的“二戰後”與“戰前戰時”過往內容，也同樣以前者推翻後者，帶來了極強的宿命意味，讓奧本海默的種種讓步幾乎在其視角下的每一段彩色內容中都變得無意義，直到最後的反轉。

在很多部分中，跨越時空的二人會面對同樣的問詢，做出基於各自屬性和訴求的回答，前者想要捍衞自己的理想主義初衷，並對抗後者遙控的官員，後者則在自己的聽證會上試圖坑害前者為意識形態語境下的叛國者，這也是前者要反抗的曲解，即世俗世界對他的情感走向與認知方式。事實上，以理想對抗世俗也正是奧本海默在全片的行為實質，這讓兩場聽證會中的二人對決成為了“過往”多時點下奧本海默對抗世界的縮影與總結，他在“現時”與“過往”都嘗試實現理想，並在不斷的動搖中逐漸讓它與世俗現實進行平衡。

在過往的部分，每一段的回憶都對當時的人物形成動搖，並在推進中逐漸疊加起多重的“回溯時間點”，讓奧本海默在不同的過往時點下回憶相對更早期的經歷，在每次動搖的積累深化中愈發意識到理想的不可行。而旁人回憶視角的設立，黑白與奧本海默彩色回憶的對比，結合“彩色“部分中的“真相”顯化過程，則帶來了對同一事件的客觀真相揭露，在又一個角度上證明了奧本海默的天真，且同樣隨着回溯時點的推移而不斷疊加。

進一步地説，這一切時點的動搖又一併構成了現時聽證會的回溯內容，等同於他對兩階段的又一次覆盤，形成了一種壓力疊加的效果---隨着聽證會的不斷問詢與漸次回憶，衝擊來源點愈發增加，動搖也越來越大，最終擊潰奧本海默的理想陣地。

作為這一結構的映襯，諾蘭非常大膽地採取了“全文戲”的做法，讓大段且晦澀複雜的語言交流充斥幾乎每一個場景，卻沒有給出“轟炸日本”這種傳統意義上的高潮。於是，奧本海默便始終處在了語言組成的凡俗世界中，於“過程”的回憶裏暫時贏得暢快交流的逐夢夥伴，卻無法逃脱繁雜言談的籠罩，徒勞地捍衞理想，於“結果”現時中則一直在問答中疲於應對，而高潮的缺席則意味着理想的未曾實現，出現在現實裏的終戰爆炸並非如奧本海默所願。諾蘭放棄了視覺的奇觀，取而代之的則是主題表達與內心衝擊的結構奇觀，深度作用於觀眾的感受。

在“過往“中，他逐漸將理想調整到愈發妥協於世俗的狀態，也試圖利用自己在每一階段中掌握的世俗規則，卻始終未能完全參透現實世界的真相，終究是理想化的存在，以二戰的“原子彈爆炸“作為本質性讓步的節點。第一次的科學與政治純粹理論完美化，核反應理論結果與共產主義大和諧理論目標的自然成功，第二次則開始意識到理論的侷限性，即二戰德國的存在與反應理論的侷限性，開始涉入實際，將理論化為原子彈實驗並以政治勢力為實現平台，爭取自行結束二戰中陣營分化的世界格局，第三次則是對“二戰德國之外的複雜對立”之二戰世界真相的意識，明白終結德國不能帶來世界和諧，而自身則在後知後覺的意識形態化世界中失去對力量的掌控權，轉而寄希望於官方對世界和平的基本理想主義，在二戰對立的格局下進行威懾而減少傷亡。最後則是最本質性讓步的第四次，二戰後對“美蘇爭霸”的徹底認知，“作為科學家的不足以主導核武器”的無力，進一步平衡於美蘇兩極化世界的意識形態對立，追求“陣營分化世界下的去核化“，以轉型政治家的方式更多利用世俗政治，在戰後實現美蘇極端分化下作為“限制傷亡”，卻是以“抹除理想原本載體的核反應造物”的形式，所求的世界形態也同樣與初目標完全不同。

理想在不同階段下逐一破滅後漸次讓步，試圖在世俗現實中做出不同程度的實現，奧本海默本人對於世俗政治的接觸也漸次深入，最終成為了一個與當初理論研究者相悖的政治家，卻終究是疊加的失敗，一直到最後以幾乎放棄理想而換來相對和平的極致妥協。同時，奧本海默的認知也在發生變化，對美國壓迫共產主義的感知從無感到徹骨，對於共產黨實踐理論的信心也從一開始的“全力支援“變為“否定中立政策”的細部懷疑，再到對領頭羊蘇聯追求稱霸對立的根本失望。電影重複着這個過程，每個階段的失敗回憶又合攏在最高級別之“現時時點“的聽證會上，等同於各自疊加衝擊力的大集合，完成了對奧本海默的最後一擊。

更有趣的是，衝擊點的疊加並非只是奧本海默個人角度與時間的層面，更有多種形式。首先，在現時的聽證會時點下，每個團隊成員先後接受問詢，做出了自保的發言，而奧本海默就坐在後面注視着他們。諾蘭設立了“主觀性鏡頭”的用法，表現人物對於他人的“凝視”，其產生的距離感便意味着雙方的鴻溝。他會偶爾在回憶起樂事時露出一絲笑意，例如凝視着旁人敍述格里菲斯在實驗衝刺階段的合作往事，卻會馬上被整體的氛圍擊沉，或是傾聽與回憶起曾經表面美好下的分裂真相，或是看到對方進行沉默與偽證的只顧自保。

而在回憶裏，“凝視鏡頭“主要用在施特勞斯為代表的外人身上，表現他對奧本海默的差異感受，這與二人各自對同一事件回憶而形成的“理想認知”與“世俗真相”之對比相同，不停疊加着奧本海默在回憶裏的“不諳世事”，成為其悲劇真相的暗示疊加。而在現時之中，它則用於奧本海默與旁人的身上，奧本海默同樣在越肩鏡頭中凝視着自保的旁人，也被旁人同樣地凝視，從主客觀上共同組成了現時時點下逐夢團隊的分裂事實---客觀上旁人對奧本海默的“離心“，以及奧本海默在主觀上基於人際的衝擊疊加，讓他意識到曾經夥伴在政治世俗環境下的分崩離析，同時又以各人的這般樣態而展開他的回憶，在過去時點中回想起自己對各人從夥伴到“差異者”的認知改變經過，從過往一路回溯到分裂不可救的現時。時點與人數、過往與現時結合起來，形成了對奧本海默“一次次被迫確認其破滅”的信念衝擊。在細節上，許多瞬間閃現的過往時點回憶畫面，也都或“正面印證”或“反向推翻”地形成了對回溯時點中其人的衝擊，進一步豐富了其多重性。

在其他角色中，施特勞斯尤為特別，擁有獨立的完整“現時“，同樣作為“結果時點“而對一切行為進行回溯的又一場聽證會，提供的是世俗視角的解讀方式，黑白色彩賦予了其以相對的客觀真相屬性。一方面，他是“旁人”的代表，其回憶份量與奧本海默的回憶完全對等，擁有最完整的“分裂”線索，於自身構成了一條多重疊加的衝擊過程。首先，在現時時點下，他完成了“反水”的兩個階段，而在不同的回憶時點下，他不停地對不諳世事、對己不尊、又不停試圖壓制官方力量的奧本海默進行“凝視”，疊加着對於二人本質不同命的認知與嫉妒，並在兩次“跳反”的現時劇情節點上瞬間回溯了多個過往時點，自己感受過的差異疊加起無盡的自卑，逐漸衝擊掉了他對奧本海默的友善，先露出了“自保“的意圖，後則完全張開了“謀劃坑害奧本海默“的獠牙--這是對他外在形象的逐步揭露，形成對奧本海默“逐夢夥伴”認知的動搖，也是他自身在漫長時光中逐漸陷入自卑與嫉妒的深淵，因其固有的世俗本性而無法掙脱俗人慾念，最終毀滅奧本海默的過程，既發生在時間推進的過往，也作用於他逐漸堅定並將聽證會按計劃執行到最後的現時。而施特勞斯受到疊加衝擊後的反水，也正是奧本海默最堅信的“初識夥伴”的背叛，對他在現時中產生了最致命的終極一擊。

並且，施特勞斯同樣作用於奧本海默的“過往衝擊疊加”。他的視角便是世俗化的真相，自身也正是世俗世界的代表，對自己與奧本海默的天賦差異與對方的蔑視而積累起巨大的嫉恨。他接觸到的奧本海默已經是二戰英雄並領導氫彈研究，因此對其的感受也正代表了世俗對其“以兩彈工作追逐理想”之行為的接收方式，帶來了其在世俗世界裏的結局：對其理想的世俗化曲解，對其功績的凡俗心理。後者與施特勞斯對名利的世俗化追求結合，正是他凡俗本質的體現，並對理想化的“差異者”奧本海默進行構陷報復，一直到精心謀劃的聽證會，成為了世俗世界打壓奧本海默的具象。

施特勞斯的黑白回憶一方面是上述的個人心路歷程，一方面也是對奧本海默“彩色回憶”的真相揭穿，在一個個時點與事件中疊加起奧本海默不諳世事的真相，“世事”則是他此刻的世俗化解讀方式。而在另一個“時點回溯”的角度上，是在最終跳反時從“密謀“到“奧本海默聽證會組局“這一陰謀過程的多時點快進式回溯，帶來了與奧本海默完全無關的新時間線，而其時點疊加出的便是施特勞斯對奧本海默的“致命一擊“：聽證會，對應着他本人作為最初夥伴卻最極致背叛的動搖程度。

音樂、剪輯、唸白、運鏡節奏，都配合這個加力的急促化過程，這又對應了原子彈爆炸中反應的原理：反應不斷髮生而集成巨大威力，從而形成了對主題的表達側面---它並沒有實現奧本海默的理想，反而成為了摧毀他的理想與人生的存在。

在電影的開頭，兩個回憶就分別被賦予了“聚變”與“裂變”的標題，各自進行着不同角度與形式的“衝擊疊加“，又對應了各自理想破滅的不同形式。奧本海默回憶裏的“裂變“是原子彈，吻合他對戰前與戰時的回憶內容，這是他走向現實中理想實現高峯的過程，試圖在二戰的時代中終結納粹導致的對立，創造共產主義理論中的“大和諧”。彩色畫面下的原子彈研發作為“消除二戰時代的陣營對立”的載體出現，通向理想實現瞬間的實驗爆炸。理想的失敗更多集中在與“聚變”銜接的收尾部分，事態迅速走向武器落入政府之手與蘇聯盜取技術的逆轉，二戰結束並不意味着陣營和解。“聚變”是氫彈，是代表世俗世界的施特勞斯視角，是現實中奧本海默被曲解與壓迫的真相。戰後美蘇爭霸的氫彈研究讓陣營分化的世界格局不可消除，比“對共產主義理論目標的理想尚存而逐步動搖”的“裂變”時段，它對世界真相的展示更加明顯，與視角提供者施特勞斯的屬性一致，該時段下的奧本海默也在原始理想破滅的狀態下本質性的讓步，放棄原本的理想載體核力量，從科學家轉為政治家，與曲解自己並高度對立的意識形態鬥爭時代進行明顯而徒勞的對抗。施特勞斯與奧本海默回憶在時點上的錯位，讓戰後內容的“聚變”成為更早時期“裂變”的明示性結果揭露，後者的努力與實現事實上毫無意義，並沒有作用到前者所處的晚期世界，平行敍事中的微妙錯位無疑否定了奧本海默基於二戰與原子彈的理想根源。

時間、人物、理想階段、電影技法，都各自形成了衝擊性的疊加，並強迫奧本海默一併接受這一切層面上的合力。這就像是原子彈爆炸的本質一樣，物理反應的疊加引發爆炸，並一路推進到了結尾的轟炸日本瞬間，時間與理想狀態上的“裂變與聚變“切換節點。這似乎是奧本海默理想的實現瞬間，實際上卻是其毀滅從暗流走向實質的開端，結果正是上述多重疊加的信念衝擊後“承認自己敗給世俗“的人生崩塌。這又將一切帶回了最初的段落：他對教授的暴力殺傷。他以為自己擺脱了“向蘋果注射毒藥的私憤自我“，洗淨了作為凡人的原罪而成神，實際上卻用核爆讓更多人吃下了毒蘋果，終究被定義為帶有罪孽的人類。他從最初的“洗淨俗性”走向了核爆，核爆的非理想化結果卻又將他帶回了最初，始終未能逃離世俗的現實世界，隨之因“強行成神”而毀滅。

在片中，奧本海默成為了當代世俗裏的普羅米修斯，將上帝之力帶給人間，卻遭遇“妄圖成神“的懲罰。更不幸的是，他並沒有處在普羅米修斯的神話時代，人類世界複雜的多，自身也非泰坦一族而只是凡人，因此作為“取火”的“造出核爆火焰”並沒有如普羅米修斯一樣給予世界正向的改變，而是推向更黑暗的深淵，無論是外部的客觀世界還是他自己的個體人生。他想要成神，卻因自身不可消除的凡人屬性，最終只能成為受難者普羅米修斯。

“爆炸“便是“取火“，電影的多線敍事最終相會於原子彈爆炸的瞬間。它是電影在時間順序上區別“二戰前後”的宏觀分界點，也是最主要的理想載體。隨着它的反理想式爆炸，奧本海默的理想崩塌也變得表面化，其完全失去了對研究成果的掌控力，再行努力只是徒勞。”爆炸”成為了“追逐脱俗之神位”之表面成功的結果，“毀滅性的爆炸”則是“無法引導世界改變與世俗審視”之實質失敗的起始。電影最初以自然元素和理論公式的畫面方式呈現核爆，突出了“爆炸“的純粹科學理想，隨後則以“進入現實的爆炸“與“語言描述爆炸“的方式削弱了其隔絕於俗世的科學純粹性---它終究會放置在世俗社會里，而不能單單是物理上的“取火”，引領出的爆炸其實是畫面裏的“美好世界毀滅”。

藉助兩重時間線的設計，電影實際上也創造了更深度的表達用意：奧本海默的墜落並非從二戰後開始，而是從未飛昇，只是他本人對此並無察覺，而這種無意識其實也體現在了所有的人生階段，人生的悲劇從開始到最後終未停息。因此，我們在二戰前的段落中，已經從旁人的敍述角度中看到了奧本海默的受困於世俗標準，也在當代的前半段中看到了奧本海默對科學的依舊熱愛與對世俗的依舊遲鈍，世俗永恆存在，而他卻一直無所察覺。而最後的二重反轉，則點睛了這一層表達。

為了表現這一點，諾蘭將奧本海默走上核能研究之路的起點瞬間做了設計，並給出了全片非常重要的表意系統。最初的奧本海默有着毀滅性的暴力一面，他會因為教授的小排擠而給他的蘋果下毒，對於爆炸自然反應畫面的幻覺也感到困擾，最終則將之發展成科學理想而洗滌自己---在傾聽珀爾的演講而理想萌芽後，牀上的他再次閃現出核爆反應之自然畫面，表情卻不再難受，作為科學理想人格的確立，隨後匆忙前去收走自己俗欲一面帶來的毒蘋果，才巧遇了珀爾並得到了留學德國的指引，走上具體化的實現理想道路。這樣的巧合看上去表現了奧本海默之於核能研究的“脱俗”宿命，他始終擁有脱離世俗的“核能運用”這一科學夢想，這引導了他的自我救贖與人生飛昇，理應帶來世界在結束二戰後的美好與他個人去除暴力原罪的神格化，這也讓他之於“毀滅與否”的個體人生與核爆實戰之殺人毀滅性的外部世界形成了細緻的對應。他用物理學的內心夢想環繞了自己的人生，從而與包括內心中暴力一面的世俗隔絕開來，而世界也將因此變得不再“世俗”，排除掉了爭名逐利與政治對抗。

但事實上，真正的指引是完全負面的。奧本海默在核爆中得到的反而是對世俗的墜落，看似用核爆和其後的“限制核武器運動”中阻止了“吃毒蘋果”，實際上無濟於事，在“個人”層面上被定義為“通共份子”而接受審訊，同時作為暴力一面的延伸，也在“世界”層面上真的殺死了萬千生命。由此，“核爆”的意義被完全扭曲，從他一開始執念與構思的物理學範疇之偉大發明夢想，變成了最世俗化存在的政治集團的武器，從二戰勝利到戰後競賽皆是如此。

對此，電影設計了“核反應畫面”與“密集台詞”的對比關係。以前者來説，最開始，核爆畫面基本發生在奧本海默的思想之中，完全獨立於客觀世界，隨後逐漸過渡到了“客觀性場景內的瞬間插入”形式，意味着它從純粹物理學範疇向世俗人間的墮落。隨着影片的推進，核爆畫面之於奧本海默的作用也發生了變化，不再是助推他脱離世俗的驅動力與終極夢想，反而成為了打壓他的世俗本身---它往往與責問奧本海默的台詞並行出現，如接受聽證會攻擊時與罵聲同步的“暗示核爆的閃電”，此刻奧本海默也以廣角鏡頭的特寫入鏡，突出了“核爆”對他的壓力，而以毀滅性姿態出現的核爆畫面更不用贅言。

對於“台詞語言”，最初的核爆由單純的物理元素與算法公式組成，複雜但不需要“台詞”，後者隨着電影的推移而逐漸增加比重。此外，“台詞語言“本身也是世俗化的體現。電影刻意地強化了台詞的密度與信息量，讓它顯得不夠明確、直接，彷彿永遠在繞彎子而又極具頻率與語氣帶來的攻擊性，尤其是對於物理探討之外的內容。這正是世俗化的複雜，各方以正義和道德包裝自己的利益目的，操着暗示曖昧的政治性言談，其複雜難解度不亞於核爆的物理反應，卻是它的絕對反面存在。

作為“反理想式爆炸畫面”的前導，核爆的“逐漸語言化”帶來了它的世俗，這也正是奧本海默必須面對的人生與世界的本質---他必須身處俗世，也就必須接受其“語言“下語境的定義，“造福世界”的逐夢行為被理解為“通共“，世界也會必然地滑向深淵。這也充分對應了奧本海默在電影前後的語言表現--從前的他眼中只有科學造福人類的上帝理想，因此絲毫不注意言談中的措辭規矩，無視了世俗中的交流禮節與分寸，而當他逐漸面臨理想破滅的世俗打擊，理想設定一次次地妥協，攻擊性的本能也讓他陷入愈重的麻煩，言談漸漸開始世故謹慎起來，禮貌中卻流露了對世俗法則的投降。

電影的“序幕”非常有趣。奧本海默看着雨水，隨後閃過了原子彈爆炸的畫面，雨水被蒸騰起來。雨水與爆炸時的火焰得到了連接，成為自然界中的物理元素，代表着人類文明社會以外的力量，也是他實現“取火”之核彈發明的重要基礎。在他產生對宇宙幻象的視覺時，窗外落下了雨滴，趕去聽教授講座時同樣跑過了雨夜。此外，在這個“序幕”階段，奧本海默對“爆炸反應”的模仿只依靠打碎杯子，完全不借助任何“語言”，且不斷與抽象畫、古典樂、經典文學（預示實驗基地與自然理想鄉的《荒原》）、傳統建築等脱離當代人類社會的藝術造物親密接觸。它們的起始是珀爾將代數描述為“旋律”，這讓其成為了純粹科學的延伸，也是帶給人類光明的存在，成為他研究發明的初衷，由其成果給予世界和平，更脱離了非藝術的俗世。

到了“現時”的聽證會，奧本海默的第一個鏡頭是凝神回想核爆，然後唸錯了法官的稱謂，這讓他依然顯得非常“非世俗”，待人接物與彼時對教授的尷尬應對並無差異，也依然堅信自己所為是無罪的，仍舊保持了當年逐夢的神位嚮往與內心純淨。然而，在同樣的“結果現時”段落裏，其他角色應對聽證會就世俗很多，施特勞斯等人提前準備説辭，並在會場內長袖善舞，“誰會給一生辯護“。旁人視角的段落是黑白的，而奧本海默本人則始終是彩色，這暗示了二者之間的差異，後者仍然沒有放棄，但也不能戰勝“外人”與世俗化的審查。

施特勞斯與奧本海默初遇的回憶非常重要，它是奧本海默結束二戰，在表面上實現“原子彈研發，結束同盟國與軸心國對立“的理想實現階段，一切正在巔峯。另一方面，這也是施特勞斯涉足於此併產生差異感與“被排斥“之嫉恨的開始，由此展開了傷害力極大的確切打壓。因此，它是“追逐理想”與“世俗打壓”同時達到高位的時刻，是世人對似乎實現理想的奧本海默的真實態度，也為奧本海默的全部軌跡進行了定性，是此前二戰中歷程的明示與升級，也是對戰後遭遇的開啓與預示，必須用當時的聲望爭取限制核武器以維護陣營分化世界下的相對和平。原本的理想載體被否定了存在意義，帶來了“裂變”到“聚變”之理想本質性讓步的節點。

在施特勞斯的回憶中，他從黑白的當下進入了同樣黑白的過往。在他的視角下，奧本海默首次身處於世俗世界而不自知，也首次誕生了二人的差異化與施特勞斯的嫉恨俗念，開啓了世俗對奧本海默的壓迫。雖然是初次見面，奧本海默對禮法規則的“非人化對待“已經有所體現。面對施特勞斯的奉承，他全程都在高姿態地羞辱對方，展示自己的學識背景並“真難以置信”對方的非科班出身，面對對方想介紹愛因斯坦的好意則是傲慢的“我早認識他了”，甚至説出“卑微的鞋商”，對施特勞斯“只是鞋商”的挽尊不屑一顧，最後面對接受“世界上最好的職位”也只是“考慮一下”。

由此可見，代表“世俗”的語言交流是奧本海默的缺陷，他不屑與旁人在言語上和睦相處，這看上去是他超越規則的神格化，實際上卻在黑白色調下的“真相”中得到了不同的呈現：施特勞斯為首的世界是世俗化的，他們看待奧本海默的態度只能是差異感與排斥感，從而引發被“降維羞辱“後的嫉恨，帶來後續的一切打壓，奧本海默的“無視規則“在現實世界中只會於己不利。

對關鍵的奧本海默與愛因斯坦首次相會段落，諾蘭在結尾來臨前只給出了施特勞斯的視角，強調了其世俗理解的相對真相屬性。他使用了一個遠景，屏蔽了所有的言語交流，並延伸到了愛因斯坦之後對施特勞斯的言語關閉，不做回答便直接離開。這與二人所處的自然環境相結合，對應了物理學得自於自然元素--雨、火、星星作為象徵符號--的實質，完全脱離了政治化與功利化的世俗社會，和諧的交流也並非來自後者的語言，而是自然與物理，就像愛因斯坦“每天會在草坪上站一下午”。他們的世界與所長的世俗完全不同，這也體現在了運鏡構圖的環節：諾蘭偶爾給出施特勞斯和奧本海默的同框鏡頭，但往往迅速轉為後者移動出畫後的單人鏡頭，更明顯的則是前者對後者與愛因斯坦的數次越肩”凝視”鏡頭。施特勞斯只能遠望二人，卻無法消除距離，也正是在這裏產生了“奧本海默説自己壞話”的世俗化理解，引導出了一系列對他的報復，作為現實世界主體的“世俗化語境”的象徵。

對於“奧本海默之理想在世界中的世俗化曲解”，施特勞斯加入的二人“戰後回憶”是更明確外露的表達，而奧本海默自己的“戰時回憶”則是對此的暗示。在更早的時間點上，他就已經逐漸感受到了世俗對理想的壓制，也做出了理想形態的讓步。他的戰前與戰時經歷讓他走向了與施特勞斯初遇時刻的彩色回憶內容，其實並非是表面看來的理想實現者，而是在失敗中繼續讓步與掙扎。由此，施特勞斯在初遇時對奧本海默的態度便成為了對“二戰前奧本海默所處世界對他的看待方式”的濃縮，隨之升級成了二戰後更加激烈極端的打壓。

在奧本海默的戰前回憶中，“非世俗”語言的運用延伸到了奧本海默組建團隊的階段，將之與“物理畫面”連接。每當奧本海默遇到一個新夥伴時，電影總會讓他們之間的語言交流非常通暢，甚至到了頻繁“互相接話”的程度，顯然是心有靈犀。這種默契共通與奧本海默對待非科學家的狀態形成鮮明對比，也由每次對話開始時的非世俗符號做出暗示---與拉比在火車上遇見時，奧本海默凝視着窗上的雨滴，面試數學家時則在黑板上寫物理公式，在更多人的面前則是描述中閃現而出的火焰。他們的順暢交流其實並不來自於語言本身，而是對物理知識與夢想的共通。作為對此的強化，諾蘭特意設計了一個“拉比聽奧本海默外語演講”的橋段---他表示“他在説什麼”，下一幕則是二人在火車上的暢談，這個銜接無疑暗示了物理學家之間交流的“超越語言”。這也反映在了國別與母語的混雜聚合上，團隊完全是“消除一切隔閡”的國際化狀態。

更重要的是，這也説明了物理學家對於陣營理念--“世俗”的一個側面---的無視。語言代表了民族，跨越語言便是超脱民族，以及其背後國家的意識形態與彼此關係，只以科學夢想為主---奧本海默去見德國物理學家海森堡，他在對納粹有意識的情況下依然與之相談甚歡，將陣營的跨越展現無疑，而這也是他在原子彈爆炸中並未想到的事情---與海森堡的共同理想，最後反而成為了對對方軸心國陣營給予最後一擊的王炸，這説明了世界的世俗，也會在爆炸後上升到更黑暗的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當完成了上述的要素概念鋪陳後，諾蘭將彩色與黑白混合了起來，帶來了“彩色段落中的真相顯露”手法，並隨後貫穿全片。隨着一句旁人質詢的“奧本海默在建立研究所期間”，奧本海默一行人出現在彩色的畫面中，他們在爭論物理問題，時點與色調都證明了此時的“非世俗”狀態。然而，引出這一幕的卻是歸屬於黑白一方的聽證會成員，這讓世俗的因子悄然融入了最“物理”的時刻：即使在如此純粹的時光中，世俗依然不可消除地潛伏着。這加深了彩色的不完美本質，説明了奧本海默始終不曾解決的世俗化命運，這也是客觀世界的真正樣貌。這也體現在了奧本海默本人的身上。正是他本人“無視人間規則“的言語隨意加劇了自己人生的毀滅，沒有人願意幫助這個在客觀上“傷害”過自己的科學家。

在第一階段，我們看到了奧本海默並非完全圍繞“學術”的夢想實體。他的理想並非單純針對科學，而是與周圍的世界高度相關，是對於陣營分立之世界格局的優化，即對“消除隔閡之大和諧“的追求。他先寄託於共產主義理論目標的完美和諧，隨後逐步變為“保留陣營分立的基礎上消除陣營矛盾“，再行後續變化。這與其他物理學家的“純搞研究“顯然有所不同。他在課上講西班牙內戰，對勞倫斯的勸諫不置可否，在酒會上則與語言學家大談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隨後參加對方操辦的學生政治集會也主動發表演講。這種對現實的關聯性，讓他不能完全獨立地進行理論研究，必須與外部世界的有力者合作，在政治集團的平台上對社會輸出自己的影響，而其無法看清真相的理想化則導致失敗。

可以看到，奧本海默的理想是政治與科學的結合，是雙重的理想化，他希望“世界和平，隔閡與敵對消弭”，不僅作用於理論研究，更針對所有人類，與共產主義在理論上的終極目標高度一致。這正是他熱衷於共產運動的動機所在：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但是，這顯然只是他不瞭解客觀世界的幼稚理想主義，他不瞭解共產主義的踐行者共產黨，也不瞭解任何現實裏的政治。這在酒會的段落中由“語言”而得到了鮮明的展示--他自稱熟讀三本《資本論》，卻弄錯了專有名詞的釋義，而此刻與語言學家靠攏並大談“語言”象徵的“世俗化”內容。他的追求載體與“世俗”相關，其本人卻並不能駕馭“世俗”的規則。

在研發初期的回憶中，奧本海默的政治訴求是對共產主義的完全理想化，與客觀現實的距離完全不比物理學來得更近，二者都是他理想的承載，指向了“用物理學創造更好的世界，即技術升級的進步成果與戰爭結束的陣營敵對消除，從一開始的理論到後來的具體成品原子彈。他就是“獲得神力而拯救世人”的普羅米修斯，而“核反應研究“則是“盜火”這一手段。

在這裏，為了表現其人生悲劇在夢想攀登階段中的潛藏，諾蘭給出了奧本海默的第一段愛情線索，表現了此時保持之於外部社會絕對獨立的奧本海默的理想受挫，帶來了第一次的衝擊與退讓。簡是年輕的理論派黨員，對共產主義運動的流血真相併不瞭解，甚至不願意參加奧本海默的工會活動。在她的家中擺放着弗洛伊德和榮格的心理學書籍，將她對共產主義的理解與之相連，呈現出只基於封閉自我的純粹性，與奧本海默的“理論與藝術相結合“形成對應。而她以“打斷奧本海默二人談論現實中政治運動”的方式出場，同樣暗示了自己的純理想化政治屬性。此時二人組成了純粹理想化的組合，但當奧本海默遭遇與納粹合作的德國科學家成果的打擊，意識到自己理論未經實驗的錯漏，二戰是純政治理論不可解的陣營分化世界，獨立研究無法戰勝陣營分化現實下的政府合作者，科研與政治理論都必須涉足實際的時候，二人就必然走向分離。

首先作為預言性的一幕是做愛的終止。失去做愛興頭的簡讓他念出象徵民族區分（隔閡消弭之理想的反面）的梵文語言單詞，這個單詞正是昭示研發與其人最終結局的“世界毀滅者”。語言又一次作為“非通暢交流”的象徵而出現，而此刻情侶做愛暫停也成為了“純粹“的結束，鬧僵原因的“政治化理想”則將引出奧本海默--以此刻愛情擴展開去--的個體人生與外部社會的“世界毀滅”。二人的做愛休止與“世界毀滅者”的單詞，都給予了一種對未來的兆示：奧本海默必然離開純粹理論者的簡，用進入現實世界的方式追求政治與科學的二重性理想，因此也必然在世界不可改變的陣營分化之世俗規則下失敗，一切努力反而成為“世界毀滅者”。簡在正式分手時的“別以為你能超越規矩，別讓真正理解你的人離開你”，則成為了更具體的預言。

在這個階段，諾蘭依舊給出了純粹的理想之境，也帶來了奧本海默在此階段的具體理想狀態。此刻，他們的語言只是自然與物理的一種表達形式，遠非獨立存在，也就格外通暢起來，甚至政治話題也不再引起奧本海默的關注，弟弟入黨的矛盾被一帶而過，此刻的他面對黨員弟弟的不滿也表現出了其之於外部世界的獨立性：就像和語言學家交流時説的一樣，他以共產主義“消除隔閡的合一性“為理想，卻不入政治黨派，讓自己保持距離，只用捐款的方式給到支持，相信共產黨便是共產主義理論目標的執行者，對應着此時“用理論研究實現科學理想”的狀態，這是最純粹的完美理想階段：一切都可以在純理論的引導下走向大和諧。

然而，這種完美終究只能紮根於完全的自然，只有這裏提供了核反應發生所需的全部元素，也與世俗社會完全隔開，不需要任何“物理項目“以外的的語言。奧本海默三人在壯闊的自然遠景下騎馬露營，他們看着天上的星星，將之爆炸描述為核反應的能量，思想中閃現出火焰，周圍則是靜謐的自然。但這畢竟只是短暫的郊遊而已，畫面也立刻切換到了下一幕，先是奧本海默與簡的牽手特寫，隨後是看到弟弟後的“手分開”與具有“差異化”含義的“簡愈發遠離的偽凝視鏡頭”。當奧本海默迴歸日常環境後，他必然與獨立於世的純粹者簡分離。

這一幕打破了此前的草原氛圍，意味着其完美的不可持續，草原段落的結尾事實上也做出了預言式的類似表達--奧本海默唸出了後來成為實驗基地的草原名稱，是夢想實踐的場所，但是其出聲時畫面的瞬間全黑，削弱了力量，也讓人物彷彿轉身走入了黑暗之中，甚至直接預示了奧本海默在戰前與戰時的失敗：堅持將核反應研究作為共產主義理想實現載體，從理論到原子彈，創造二戰結束後的和諧。它具體又包括了兩個階段：“不身入政治力量而相信政治理論成功的完美純粹“和“與政治勢力初步聯合而獲取實踐資源，用其成果的原子彈結束二戰帶來的陣營分化”。

作為“與簡分離”的後續，奧本海默接觸到了純理論的侷限性。他追逐着弟弟，並得到了海森堡實驗成功的新聞，看上去是物理打斷了愛情，實際上卻是“理論”被“實踐”的壓制，從而帶來了第一次的衝擊和妥協。首先，他被勞倫斯告知了純理論研究的侷限性，而德國人已經靠着政治黨派的力量進行了有價值的實踐。隨後，在同事拿到的報紙中，奧本海默理論研究的報道被希特勒閃擊波蘭佔走了頭版，這代表了外部世界中“利益與爭鬥大於一切”的真實本質：二戰帶來了納粹與同盟國的陣營對立，純粹的政治理論無法戰勝它，而純理論研究也無法超越與陣營合作的實踐者，他必須實踐出原子彈，才能終結戰爭並實現和諧理想。

因此，奧本海默必須完成雙重的“進入實際“。他結束獨立而與政治勢力進行捆綁，也藉助他們的資源去將理論落實為現實成品，利用他們與德國競爭的對抗式心理，變為“自行掌握力量並引導成功”的狀態。這種現實裏的國家思維與“一體化和諧”的初始理想有所區別，也會讓自己親身進入“現實”，但卻可以與政府聯手製造原子彈並親自終結對立的二戰時代。

在這裏，他展現了自己對於陣營化世俗規則的“妥協應用“，在敍述計劃競速時提出了反猶太政策，海森堡與他相遇的閃回畫面便轉瞬即逝。這暗示了彼時“跨越陣營障礙”之理想的不復存在，他自以為了解並運用了世俗政治生態，以此結合來實現理想。在後續中，這種“運用”伴隨着與政治勢力的愈發綁定而多次出現，帶來了理想的步步退讓，也一次次面臨失敗，此階段的他就被格里菲斯提出了“蘇聯人落後於我們”的美蘇對立概念，而他卻對此毫無意識，陣營對立顯然並不限於他此刻理解的“反納粹”，他的“運用規則”也就不能成功。

與美國政府合作的曼哈頓計劃構成了第一次變化妥協，也直觀地導致了與簡的分手。他找到了凱蒂，後者一方面是生物學家，更參與過西班牙內戰，參與且知曉共產主義在世俗中的形態---運動的傷亡後果---而非純理論的伴侶，對應着同步開始的曼哈頓計劃，在現實中創造理論成果，用來終結二戰的陣營對立以創造和諧。而簡作為第一階段完美理想化的對象，最終毀滅於自身的死亡。純粹的最完美理想進行了退讓，兼具研究者與現實政治接觸者的凱蒂帶來了似乎可實行的第二階段理想。

奧本海默對於共產主義理論的理想化初步動搖是影片在二戰初期的重要內容，也在“從簡到凱蒂”的個人生活變化中得到表現。通過凱蒂講述的內戰經歷，政治理想純粹化的證偽從二戰中的陣營對立延伸到了共產黨之於理論落實的不完美。就像聽證會中交代的一樣，他只是聽到了凱蒂對西班牙內戰的痛感表述與無法遏制的納粹勢力，意識到共產的中立政策在應對二戰世界中的不足，是對於共產黨實踐侷限性的初步認知，如同科研理論的“黑板公式“之於“隔壁模擬實踐”的核反應侷限性，因此才由他來發明原子彈並親手終結二戰時代。奧本海默需要自行與政府聯手，在政治和研發上“進入現實環境”，用原子彈爭取共產主義理論的不完美實現：先是試圖讓軸心國陣營的德國戰敗，提前投降後則是讓步的“威懾“，讓日本在雙方傷亡較小的情況下投降。他用自己與政府聯手的成果實現相對和平，而非完全依賴於共產主義理論持有者的蘇聯，後者反而是竊取技術並激化對立的反面存在。凱蒂對他的警示正是二人對於實踐的初步理想形態：必須由你來掌控核武器，確保它實現其之於世界和諧的目標，而不是勞倫斯等無政治理想的純科學家。

奧本海默對陣營世界的接觸，對現實中共產主義侷限性的認知，理想的退讓，與合作美國這一“進入研發實物與終結戰爭“的二階段理想達成同步。他自己建立了一個接近理論目標的基地與團隊，將理想世界帶入現實，去製造理論落地的原子彈，努力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在現實裏的完成，形成了二戰初期的理想形式。但是，在隨後的戰中泄密與戰後競賽中，奧本海默愈發意識到共產黨與理想的差距，他的共產主義目標根本得不到蘇聯的丁點重視，對方反而愈發激化對立，而西方陣營也針鋒相對，從而愈發動搖，被迫轉入下一階段的“深度綁定政治家身份”，試圖用獲得社會影響力的方式來強行終止核武器競賽。他對世俗政治的涉入加深，理想也又一次退讓，已經接受了美蘇爭霸的極端激化格局，只是希望將核武器從中移出，對核彈價值與世界和平已經沒有奢求。

隨着原子彈研製計劃的臨近，電影帶來了奧本海默在個人生活與科學理想上的雙重“讓步於世俗”：排除一切之“純粹”的完結，確切地由自己主導理論實踐，將共產主義的理論目標與“陣營分化存在且以其對立為核心的二戰現實世界”結合起來，親手促成它。“造福世界”的後者以原子彈的形式呈現出落實於二戰時代的可能性。它將滅掉德國納粹，消除因軸心國與同盟國而成的民族壁壘，引導出更和諧的戰後世界，這與奧本海默最初的共產主義信仰高度一致---他認為共產主義才是世界和諧的未來方向而投身工會運動，自然也會為了消除納粹這一“不和諧集中體”而參與曼哈頓計劃。

在這個階段中，諾蘭也細緻地展現了奧本海默在兩條戰線上的對等性隱憂，並與上一階段結合進行了對比設計。當他在聽證會上回答問題時，理想與愛情就已然發生了同步的負面變化。他試圖將自己洗脱出投身共產主義敵營的盟友指控，因此説出了“我已經不再相信共產主義的中立政策”，但又找補了一句“我認為並不是不相信就要敵對不同政見者”，這種不肯放棄的理想執念也是此刻彩色基調的所指。然而，此時鏡頭緩緩推向其身後的凱蒂，她正在不滿地注視着背影，這個凝望視角與此前施特勞斯對奧本海默的注視一樣，意味着二人的差異化。顯然，此刻的凱蒂對奧本海默的同伴認知在動搖，這打破了他們曾經作為“在政治現實世界中追求和平理想”的夥伴關係。

奧本海默對夫妻關係的回憶段落，正是針對這一點的展開。首先是對二人“科學非世俗屬性”的表現，凱蒂與奧本海默完成了“語言到自然物理”的轉化過程，併成為了個人愛情生活的激發途徑。奧本海默給她講了物理知識，閃現出星辰的影像，隨後伴着物理理論的實踐而牽起了對方的手。如此一來，語言到自然完成了轉化，原子彈的理想與個人的愛情也實現了合一。凱蒂表示並不在意丈夫與自己同去約會奧本海默，這説明了她與俗人丈夫的分化。

另一方面，當二人在大草原上騎馬時，諾蘭也給出了這與此前一段婚姻的不同。在曾經純屬於科學討論的草原上，凱蒂敍説了前夫死於西班牙內戰的過往，她認為共和派引領的運動毫無意義。這讓她成為了即將迎來曼哈頓計劃的奧本海默的完美對象：感受到現實中共產運動的缺陷，對外部共產主義勢力實現理想的不信任，必須由自己來掌握力量並實踐。這也體現在了語言的和諧上，二人最後進行了物理學家論道時的迅速接話，複雜晦澀的詞彙並沒有阻攔他們的擁吻，這也是此刻理想對世俗的壓制。而這一切發生在草原中，帶來了政治與運用自然元素之物理的理想二重結合，以科學手段造就政治理想化的世界。

而在科學理想一邊，奧本海默似乎也完成了對政治的更深介入與相應的理想落地。美國軍方邀請他加入曼哈頓計劃，這是他最佳的理想實現途徑，在物理上獲得資源支持而完成構思，在政治上則實現二戰終止後的和諧世界。奧本海默似乎也壓制了世俗政治屬性更強、代表現任政府行事的美國將軍格里菲斯。在二人的實驗室內部交手中，他們於語言環節幾乎勢均力敵，在關於奧本海默其人描述詞彙的方面針鋒相對，但最終還是轉為了奧本海默的上風--軍方如施特勞斯一般地邀請加盟，奧本海默也再一次表示“考慮一下”，並以居高臨下的態度得到了這個職位。而在組建團隊的一大段快速剪輯中，上述的過程被又一次再現，奧本海默與格里菲斯同時對每個人發起“理想化”（物理野望和“世界和平”）和“世俗化”（敵對納粹，報國義務）的説服，最終都會以前者取勝，而非強調陣營矛盾和狹隘民族性的軍方。

事實上，當奧本海默用二戰內容爭取到同事時，他就完成了對純粹科學的“政治理想化轉型”，因為那些人都是曾經遠離非科學的存在。這種二重性的理想形態也延伸到了隨後的計劃實施階段。隨着奧本海默對格里菲斯在實驗室裏的“壓制”，鏡頭迅速來到了計劃場地，他們憑空製造了一個設施完備、所有人全家生活的城鎮，成為了脱離外部社會而獨立運轉的小世界，在這裏完成非外部世俗的二重性理想，而其包容各種不同政見與出身者的團隊構成本身也是政治理想化和諧的承載。説服軍方造城時，奧本海默畫了物理公式一樣的圖，成為了語言到物理的轉化，這也帶來了對“語言世俗”代表軍方的壓制成功，理想化城鎮的建立，軍方在此時甚至似乎成為了此間曾經坐着的奧本海默下屬一般的從屬存在，一樣的房間與相似的公式。

奧本海默自行涉入政治，並建立自己的大和諧基地來實現終結二戰的和諧理想，而非假手於共產黨與美國，結束了此前對前者踐行理論的旁觀與支持。這也立即結合了個人愛情生活的部分，帶來了夫妻二人對理想實踐的預設目標。於奧本海默本人而言，他與凱蒂坐在脱離外部當代世界的自然中，討論計劃主導人的政治身份問題，凱蒂強調“不能是勞倫斯等人”，必須由奧本海默掌握研發的主導權，從而確保它用於實現“陣營隔閡消除（也是共產主義理想）”的政治化理想世界，而不是停留在純粹物理層面，又不至於在對立的國家（美蘇）手中被濫用。而作為“理想狀態變化”的表現，類似的討論在此處曾經發生過，但奧本海默卻沒有如彼時帳篷中一樣一帶而過，而是將話題進行到底，大草原的純粹物理屬性由此加入了“政治的理想化”。

然而，在這個階段中，諾蘭也做出了表裏的暗示，理想化的實現無非是易碎的表面光輝。圍繞着“無限反應導致毀滅”的奧本海默回憶，諾蘭給出了原子彈研發結果的暗示。愛因斯坦和奧本海默討論“不停止反應後的世界毀滅”假説，都處在是理想化的狀態。對核反應的無休止假説沒能讓他們放棄，對其之於政治的應用也抱以“一旦假説屬實還可以説服納粹共同放棄，在這一點上消除分歧”的理想化奢求。然而，此刻爆炸的閃光從閃現畫面進入了現實，在二人身邊亮起，伴隨的大風強化了此處的表達：“爆炸”首次入侵現實並破壞了理想環境的自然森林，這裏此前還是愛因斯坦與奧本海默的“屏蔽語言之純粹交流地”，此刻卻以非語言之物理反應的方式打斷二人。原子彈必然“毀滅世界”，奧本海默將理論上的“核反應爆炸畫面”放入現實的做法不可能實現大和諧的政治理想。（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