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本海默》：登上奧比未曾抵達的神位（下）_風聞

而在他與格里菲斯對談“無法控制反應而世界毀滅”的時候，電影同樣帶來了暫時性的圓滿：二人都有些擔憂實驗殺死一切，這種情況最終卻沒有發生，水平角度正反打意味着二人的對等。這似乎抹除了開篇時奧本海默與愛因斯坦的擔憂，讓奧本海默不至於成為“世界毀滅者”，在實踐上取得了成功，而格里菲斯在此刻的“同狀態”也帶來了世俗力量與奧本海默的共通，似乎大家都會將原子彈用在“和平”目標之上。

試爆的段落中，爆炸的火焰發生在了現實世界裏，卻因只是實驗而未傷人性命，此刻的它由實驗主導者奧本海默全權負責，甚至一步抵達了最理想的狀態：將核武器力量掌控在作為科學家的自己手中，而不是交由政府去“使用“或哪怕“威懾”。同時，基地也呈現出了理想鄉的狀態，所有意識形態信仰的人都在擁抱歡呼，軍方的格里菲斯等人也加入其中，一派消除爭端與猜忌的大和諧景象，甚至連同第一階段的保密規則也被無視了：奧本海默讓人給凱蒂帶去暗號，似乎讓自己的婚姻生活變得更好了。

然而，這只是一瞬間的完美，實驗的爆炸馬上會變成實戰的投彈，原子彈也會馬上從奧本海默掌控的實驗品轉到官方把握的武器。試爆成功時的大團圓也終究只是暫時的景象。格里菲斯在慶祝人羣的邊緣離開了太陽照射下的光暈，走入背陰地的黑暗中，撥通了政府的電話，準備開始實戰投放。

值得注意的是，爆炸瞬間響起了奧本海默的心聲，或許是當時的想法，也可能是現時聽證會中回憶此處的“覆盤”：“我成為了世界毀滅者”。此時伴隨爆炸的完全寂靜似乎是“脱離喧鬧現實的世界”，實際上卻更像生命凋零後的死亡現實。奧本海默製造了原子彈，沒有讓它在物理層面無限反應，卻難以阻止它出現後帶給陣營化世界的“無限反應”：為了與對方陣營對抗而投放實戰，在二戰後則不斷進行軍備競賽，將對立與核戰爭的危機層層推高。有趣的一個設計是，離開引爆室前的格里菲斯讓他“儘量不要毀滅世界”，這指的是二人針對試爆風險的物理層面希冀，他做到了這一點，卻沒能阻止陣營化世界中的“毀滅”，因為那恰恰是由格里菲斯等官方人物決定的。他有對“使用時反應狀態“的大致把握，卻沒有對“如何使用”的掌控權。

作為落地，實驗完成後的奧本海默也迅速失去了短暫達成的理想。當他注視着實彈被送走並投放日本時，諾蘭帶來了對等於第一階段“火車上回憶”的小型回溯節點，他想起了自己向士兵提供用法卻被告知“我們會接管一切”的經歷，從這個回憶中充分意識到了此刻圍繞原子彈的一切之於自己的失控，作為大和諧理想伊甸園的基地的失去更帶來了進一步的破滅，從而構成了後半部中的“多重衝擊”。此時的他已經有所預感，對特勒表示“一旦使用原子彈就會每一戰都有原子彈，直到更大的核彈出現”。他已經完成了作為實驗研發者的任務，就如同格里菲斯所説的，“捧着他直到他做出來炸彈”，現在已經是失去所有權限的時刻，只能目送彈頭遠去---在彈頭投放的時候，他甚至沒有得到任何通知。

結合上述種種，力量的掌控權落到了無底線的官方手中，因此原子彈被投放就意味着“用於現實威懾而保住人命“這一妥協理想的破滅。更大的打擊則來自於彈頭對二戰後世界的影響。他與官方的力量與權限對比愈發鮮明，在與杜魯門談話的時候則被明確提出了美蘇核武器爭霸的任務。原子彈完全不利於戰後的“保護人命”，陣營對立程度反而在核武器競賽與實戰的陰影中愈發嚴峻。這又是比“在二戰中造成死亡”更深遠的危機，讓理想的破滅變得綿延無盡。

隨着原子彈的爆炸，奧本海默成為了一個與初心截然相反的不情願的“神明”，這也是他第三重理想破滅衝擊下的階段性結果。他是終結戰爭的人，獲得了眾人的歡呼，走過人羣的跟隨鏡頭高度對應了第二階段開始時步入討論人羣的一幕，發言後獲得一致追捧的“福音發佈者”姿態也是如出一轍。然而，彼時的他説出了第三重的理想，是真正的先知，此刻卻只是勉強吻合現實環境的不情願者，賜予了人類以用法全然扭曲的神力，帶來了與自己神明之心截然相反的結果---説出“日本人肯定不高興”的話語，實際上卻與“減少傷亡”的本心並不相符。他成為了與初衷背道而馳的偽神，眾人只是在聽信他那些不由衷的歡樂謊言。神力的真相則是徹底進入現實狀態的爆炸，在幻象中摧毀了一切，只剩下焦黑的屍體與靜寂的環境---與實驗爆炸完全相同，代表了生機喪盡的安靜世界。而作為理想鄉的基地也徹底地被破壞了，先是他看到的哭泣者，然後是杜魯門為了美蘇對抗而長期化的徵用，蔑視蘇聯的研發和資源，讓“還給印第安人”的“迴歸自然”（純粹理想化）不可實現，他在該階段開頭想要對抗的那份“技術改變文明”的傳單反而成為了現實。

與杜魯門的終戰會面是關鍵的一幕，它使得奧本海默加深了自己對原子彈失控的認知，充分了解自己之於政治家的弱勢，才有了對政治家身份與抹除核研究的本質性轉變。電影細緻地表現了他與杜魯門的區別，出於理想與現實背離的他認為自己沾滿了鮮血，是心靈的自我鞭笞，而杜魯門則以現實思維表示日本人只關心扔彈的人是誰，則是仇恨的來源考量，讓奧本海默在極度廣角的斜向特寫下承受巨大壓迫與信念動搖---在現實的世界中，他的意志沒有任何作用，甚至連“擔責”都不會被任何人重視，重要的只是陣營之間對進行殺戮的政治家的仇恨，而不針對“製造殺戮工具”的科學家，這種視角下的他甚至是與原子彈割裂的。

同時，當官員説出“繼續使用基地”時，他的身邊出現了巨大的地球儀，這顯然是對此前一幕的呼應：實驗成功的時刻，奧本海默被抬到了美國國旗右前方，此刻的他是實驗的掌控者，在彈頭尚未應用的一瞬間實現了理想，是真正符合本心認知的國家英雄；而到了白宮辦公室，研究被確定為爭霸工具，掌控者變為政治家，他們試圖做地球儀對應的世界王者，奧本海默則只是杜魯門口中“不必讓他再來”的“娘娘腔”。

因此，為了維護二戰後冷戰世界的基本和平，離開時再次看到《時代》封面的奧本海默必須徹底進入“現實”，同時也意味着對理想形式的完全逆轉：接受杜魯門提供的職位，成為“不情願”的世俗之神。他作為政治家與演説家頻頻出現在各種政治場合，涉及科學則少之又少。但是，就像此前讓步後依然不夠力的結果一樣，奧本海默終究是一個不真正世俗化的人，他自以為的讓步妥協都會以理想主義為基礎，並最終被“完全世俗”的現實擊潰。

有趣的是，隨着回憶推進到戰後時代，奧本海默和施特勞斯的回憶線完成了重疊，對同樣事件的回溯也就帶來了回憶段落的合一，並由此帶來了奧本海默努力失敗的“真相”。彩色與黑白的回憶段落在這裏完成了互融，它代表着二人回憶的合一，更説明了彩色一方的潰敗結局：此前的“旁人彩色回憶“只是一瞬，這裏卻由施特勞斯多次完成這種“對理想化的入侵“。而在內容上看，彩色部分也成為了施特勞斯對奧本海默言談隨性而讓自己嫉恨升級的世俗視角，以及隨後對奧本海默信念的直接衝擊，在宴會上告知對方“你任命的福克斯被確定是蘇聯間諜”，坐實了基地理想氛圍破滅的泄密事件與奧本海默出於“大和諧”信仰的錯信旁人。

“彩色”完全變質，也對應了奧本海默在這些段落中的“變質”。在自己的彩色回憶中，他也記起了自己在發言時對施特勞斯的間接羞辱，以及簽署文件時對方的誘騙，最後則是對方遙控下對自己的竊聽。特別是第一個場景，它在電影裏多次出現，直到此時才變成了奧本海默出於凡俗視角的回溯與理解，並引發了又一次衝擊---自己聽證會的現時中，他回憶起這段往事，看着凱蒂“就是施特勞斯干的“的咆哮，意識到施特勞斯對自己的報復，不再如前一秒的“他帶我去的普林斯頓”一樣強調舊情，只是沉默無語，意識到了自己認知中“夥伴”的分裂。

基於上述設計，奧本海默在徹底外露的政府極端行為中受到了理想動搖的完全打擊，他也轉向了更加非理想的世俗一邊。而在這個部分中，施特勞斯也直接定義了“奧本海默利用政治影響力試圖限制研究”的身份轉變，隨後出現的黑白閃回則帶來了對此轉變的結果：他的各種曝光、演講，全部都處在黑白色調之中，而無視魯馬尼次等人被麥卡錫主義坑害的繼續活動則愈發加重了危機，被fbi密切追查。

值得注意的是，在施特勞斯開啓這段回憶的時候，電影先以閃回的形式回溯了弟弟、魯馬尼次、謝瓦利埃被政治迫害的結局，最後則閃回到了委員會會議上的奧本海默。後者的時間點與戰後初期的閃回接近，是奧本海默“以政治家身份活動”的開始，委員會會議上的他因簡與上述幾人的泄密嫌疑而動搖，最後依然向博登表達了“不再讓爆炸發生”的信念，通向了戰後的狀態。而施特勞斯引出的戰後回憶就成為了對委員會一幕的再現：同樣受到幾人結局與共產主義打壓的奧本海默，同樣目標的“政治活動”，而結局則是下一段的第一個鏡頭：施特勞斯“被杜魯門拒絕後他很傷心”的話外音，以及奧本海默扔在桌子上寫着“氫彈研究開始”的新聞。

同時，他的“影響力“也是不成立的。在委員會會議的最後，奧本海默表示“我説話時，他們聽先知的”，似乎可以靠政治影響力而成為避免戰後世界傷亡的神明，實際上在兩次演講中卻只看到了官員的不滿與台下的沉默。兩期《時代》雜誌封面形成了跨越時空的對比表達，終戰初期的奧本海默成為封面人物，發揮自己的政治影響力，而在施特勞斯聽證會的時點下，他也登上了封面，並在隨後的私談中説明了自己運用輿論進行坑害計劃的手段。兩相比較之下，施特勞斯是更會運用世俗元素的人，目的也是政治向的“污名化”，而奧本海默則無法運用妥當，演講換來聽眾的沉默，目的也是理想主義的“世界和平”。因此，他作為政治家的世俗化活動定會失敗，就像他在動用“語言”的戰後演講與聽證會答辯時並不如施特勞斯那般有效。

作為失敗的結果，就像杜魯門説的，“這只是一個開始而不是結束”，他在戰後的努力並不能扭轉一切。他研發了“終結紛爭”的神力，卻引爆了升級紛爭的危局，彩色回憶部分的“真相”徹底外顯，意味着奧本海默信念的搖搖欲墜。在他自己的兩段回憶中，我們也非常直觀地看到了他的思想質變，這也是又一層的“回溯衝擊時點”，帶來了最關鍵與直接的“失敗”認知：先是被施特勞斯告知共產主義分子被抓，意識到陣營對立的極端程度，下一次則是觀看原子彈爆炸的屍體影像，意識到研發的現實結果，二者相結合便是不可扭轉的“研發惡果在戰後的延續”。

即使變成政治家身份，奧本海默依然不完全懂麥卡錫主義下的社會，忽略了美國對蘇聯的意識形態對立程度。他依然沒能徹底擺脱理想主義，更多的是搖擺與迷茫，在與特勒的交談中面對“你到底信仰什麼”的質問無法作答，既不相信自己方才演講中的“結束核研究”可行，也沒有應承對方關於“繼續讓我研究氫彈”的請求。作為結果，他所有的活動都會被懷疑是“服務於蘇聯”而曲解，並導致自己的人生毀滅與努力無果後依然持續的世界紛爭。

由此，在聽證會行將進入尾聲時，他未曾抹除的“非世俗”本性再次暴露，且有了新的疊加，合力將他推上了被意識形態語境曲解的結果----此前多次鋪墊的“與露西私情”在這裏揭曉，這與“不講禮儀的言談”一樣，是他“不守倫理”的一面，完整貫穿於三個時期，甚至在他轉為政治家的戰後也依然存在，並導致了被出軌者勞倫斯的拒絕作證，夥伴再次分裂；而在聽證會中，他也無法編造説辭，只能承認自己“為了保護謝瓦利埃等共產主義者而撒謊”，理想者的姿態顯露無遺。這讓他與其理想行為必然在世俗視角下被壓迫與曲解，受到偽證的政治陷害與打字機特寫下對自己的“有罪定性”。

在影片的最終部分，諾蘭帶來了第二階段中又一種形式的“多重衝擊”：出自施特勞斯的對“奧本海默聽證會”之回溯。這也正是此前兩個階段中基於不同時點的“多重疊加衝擊”的集合點，將“多重時間點”以疊加打包的方式給出。奧本海默坐在聽證會上，回憶不同時期中自己的“不諳世事“之錯誤，而往昔回憶裏又有回溯，從而承受了套娃一般的打擊，愈發明白自己的不通世俗，哪怕妥協合作並壓低理想也無濟於事。而最後帶來的回溯，便是作用於聽證會這一“衝擊凝聚點”的施特勞斯回溯：他才是籌劃質詢證據的人，我們在他的回溯中看到了聽證會組建的過程，從提交物證到商量計策再到擺桌上人，一直通到了奧本海默面前的聽證會畫面，給予他多重衝擊。同時，這在此刻的劇情上帶來了對奧本海默的致命一擊，完成施特勞斯的陰謀陷害。

值得注意的是，這裏的“多重“不僅是時間點上的，更因為施特勞斯的正式跳反而增加了“人物來源”的形式：他明確地成為了奧本海默本人之外的又一打擊者，一手促成了衝擊奧本海默的聽證會。而施特勞斯其人也正是奧本海默自認“將自己帶到委員會高位”的同伴，在劇情上足以給奧本海默的殘存信念以最終一擊，讓他明白自己對“意識形態”與“凡俗人心“的理解淺薄。

施特勞斯説自己必須用坑害奧本海默的方式自保，因為不想在好不容易來到這個位置後變回“平庸的鞋商”。這是他的世俗一面，同時也説明了對侮辱過他的奧本海默的嫉恨，等於是對二人初識的回溯，隨後則是對對方嘲諷自己組建的官方委員會時自己尷尬心境的回憶。在這裏，施特勞斯給出了自己視角下回溯出的兩個時點，既是對他自己的影響，讓他明白自己與奧本海默的本質差異，心生嫉恨，又由此引出了對奧本海默的外力衝擊：因嫉恨而帶來了讓他崩潰的奧本海默聽證會。更進一步地説，奧本海默從一開始就展現的“不服從言談與倫理等規矩”，導致了其在世俗規則統治世界中的必然毀滅，因此為了理想的所有努力都是失敗且被曲解的徒勞。自身的“非世俗”與由此引發他人嫉恨的聽證會，從宏觀/內在與微觀/外力的兩個角度上構成了對奧本海默的毀滅。

在兩次聽證會的同步收尾部分，此前的種種疊加衝擊都已經完畢，對“理想對抗世俗”的宣判結果即將到來，諾蘭也帶來了最後的點睛設計：施特勞斯的“世俗化坑害”與奧本海默“理想化反擊”的正面對決。他讓理想與世俗的對立回滾到了最初的階段，並以建立了兩場聽證會在跨越時空狀態下的交鋒。

奧本海默這一邊，他的彩色段落被證人自保的世俗行為“入侵”。特勒和格里菲斯無法完全違背本心，卻也迫於壓力與嫉恨，前者否認奧本海默叛國的同時也都認為“不應該給交給他委員會職務”，後者則表示“不會給他安全許可，但也不會給任何人”，勞倫斯則放棄作證，還有完全做偽證的博登。另一邊，施特勞斯的黑白段落則在勞倫斯等“夥伴“拋棄奧本海默後，自己團隊裏的夥伴同樣開始離心，並在最後兩位科學家支持奧本海默並控訴施特勞斯坑害的證詞中遭遇了反抗，被控訴“出於對奧本海默的私怨”。此二人不同於拉比和特勒一樣涉足政治，與鼓勵奧本海默“讓他們下地獄”的愛因斯坦一樣，是完全純粹的科學家，他們與奧本海默形同團隊的申張與反擊也帶來了奧本海默對最初理想狀態的回滾，以研究帶來世界大和諧”。

由此，二人以最初也最本質的“回滾“狀態形成了跨時空的一對一。入侵奧本海默的“世俗”源頭是施特勞斯私下閃回而再次強調的“凡俗嫉恨“，奧本海默聽證會上的一切走向都源於他的設計。反擊施特勞斯的”純粹科學“則對應了奧本海默的最初理想化階段。進一步地説，由於時間點的錯位，施特勞斯一邊被指出“羅伯是他安排的人”時，鏡頭切換到早幾年的奧本海默一邊，羅伯正在進行引導證言的逼問，這種連接方式無疑強化了施特勞斯對奧本海默的陷害---後者的整個聽證會都是他在被控訴且自身表現出的嫉恨產物。

隨之，奧本海默一方也擺脱了“自認受難者”的心理而激烈抗辯，由他的“實踐理想的最堅實夥伴”凱蒂代行。命運共同體一般的她代替奧本海默對施特勞斯遙控的羅伯全面反攻，在對方的誘導與曲解證詞中應對自如，施特勞斯也在反覆強調自己對奧本海默基於差異感的嫉恨，認為他導致了自己的被排斥，是為“反擊坑害”與“驅使坑害”的對決。隨後，在跨越時空的平行剪輯中，對決進一步升級：施特勞斯與羅伯提出同樣的質問，跨時空地藉助後者之口，將奧本海默“不願研究氫彈”的原因定性為世俗化的“要保護自己研發的原子彈的地位”，名利導向正如他本人，而奧本海默則強調自己的愧疚內因，其與理想目標背道而馳。

“回滾”對決的結果也是複雜的，是“實驗核爆”的又一次再現。看上去，“現時”的理想得到了重建，信仰的底線在最後扭轉了一切。但這不過是一瞬間的假象，真正到來的是一種微妙的結局。

聽證會的最後自辯便是有力印證。奧本海默反擊羅伯的指控，最後更是直接説出了“我擔心我們會使用一切擁有的武器”，完全坦白了自己出於理想破滅的根本心境。這是他的理想內容，與對方“不幫助研發就是叛國”的陣營分化語境針鋒相對。在這裏，毀滅性的原子彈出現，並延伸為原初理想夥伴簡的象徵意義死亡，先是慶祝二戰勝利的跺腳，然後是殺死人類的幻覺，最後則是現實裏與羅伯逼問同步的壓迫來源，自身的“世俗化使用惡果”與對方的構陷完美結合。奧本海默此前一直迴避明言前者帶來的心境，因為那會觸發毀滅的痛感，到了此時則終於一吐胸臆，將自己出於理想的本心説了出來，非理想的原子彈爆炸閃光與二戰幻覺也隨着羅伯的沉默而消失，帶來了他的暫時勝利。看上去，科學研究與個人生活似乎都得到了最後防線的捍衞，回到了初時的狀態。奧本海默也在判決公佈後讓凱蒂“別收牀單”，回到了實驗爆破即將成功的最完美時刻，施特勞斯則丟掉了晉升的機會，並由羅伯對奧本海默的注視而帶來了跨越時空的“直接受挫”。

但是，就像彼時實驗的後續一樣，理想實現仍舊只是一瞬間。早在判決的時刻，勝利的不完美便得到了表現：他免於指控，卻依然失去了安全許可，出於意識形態陣營的不信任與曲解並沒有消失。這同樣對應了世界的狀態，核武器競賽逐漸停止，但爭霸卻依然持續，真正的世界和諧不曾出現，而承載着其理想的“核研究”也被他親自否定了。

在這裏，肯尼迪是一個有趣的細節，他投上反對票，似乎破壞了施特勞斯的計劃，其本人也是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以總統之尊實現了“理想照進世俗政治世界”，緩解了美蘇核戰爭一觸即發的危機，但他死於非命的結果又讓其理想國一般的“卡米洛特時代”如此短暫，達成的不過是表面的平穩，終究要因對立的本質而滅亡，就像“實驗核爆”後瞬間的表面完美，以及奧本海默得到的妥協式表面和平與虛偽的世界認可。在對立嚴峻的2023年，這樣的表達無疑極有暗示性，它彰顯了“理想世界”在每一次表面復興中的不可持續，一直到當今時代。

更重要的表達設計則是結尾處，“過往”、“現時“、“未來“的同步與交互。電影在最關鍵的“奧本海默與愛因斯坦”這一關鍵時點進行了回滾，在敍事結構上最為決定性的點睛部分完成了對此前各種回憶追溯的暫時推翻與其後重現。在此前的電影中，“過往”與“現時”進行了對奧本海默的雙重衝擊，在結尾則依然同步地帶來了對奧本海默的理想重建，實際上卻是對“原子彈爆炸”之虛幻輝煌的再現：既複述了毀滅的高潮瞬間，也以對“未來”的連接而牽起人物在“原子彈“與“氫彈”兩個大時期的終局狀態，將二個時期裏的晦暗結果連接起來，強化了毀滅的程度，成為了影片主題的升級。

電影回到奧本海默與施特勞斯和愛因斯坦初見的時刻，二人的談話內容得以揭曉。其與施特勞斯以為的“排斥自己”並無關係，他從此時點下感到並逐漸積累疊加的嫉恨也從一開始就不存在。看上去，這是對此前施特勞斯視角下“客觀真相”的推翻，證偽了施特勞斯聽證會時點下其表達的本心理解，也否定了其世俗視角對世界真相的絕對反映作用，其終究是有侷限的：一次次疊加下被當作“世俗化差異者”的嫉恨，讓他的視角成為另一種主觀，而兩個科學家的理想化空間才是最終的真相，施特勞斯則成為了遠處虛化的一個斑點。一切回滾到二戰勝利這一“毀滅與理想二選一“的高潮時刻，前者對應着原子彈毀滅世界的非理想，後者則實現了“以理論實踐結束二戰的陣營分化世界”的理想。作為落地，施特勞斯的極致世俗在此萌生，隨後逐漸形成對奧本海默的顯化壓迫，其被推翻便意味着“非理想“的敗北，因此其後引出的時代本質也會有所變化---他逐漸產生並實行壓迫的動機不成立，由此刻原子彈終戰所引導的對立升級世界也不成立，就像核競賽最終會達成的一致。

但是，二人給出的卻是對理想破滅的預言。愛因斯坦將奧本海默視為自己的同命運者，以經歷預言了他“倍受折磨，最後被諒解，卻只是為了他們自己而不是你”的非理想化未來。作為呼應，奧本海默的未來也確實出現了，從而帶來了新的“未來”時點。在聽證會結束的多年後，奧本海默來到了“為了他們自己而被諒解”的授勳儀式，接受了政府授勳和老友寬慰，但作為其共同體的凱蒂卻拒絕與曾經陷害丈夫的對方握手，就像她在聽證會時痛斥奧本海默“不要握他的髒手”---一切其實並未改變，奧本海默的“握手”依然只是聽證會被出賣後的“自認受難者”心理，凱蒂也依然不接受對方不變的世俗之舉，從聽證會的背離到授勳會的試圖和解，對其行為的不認可與不滿私憤始終存在。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凱蒂在這裏非常重要，直接作用於收尾階段的表意。在聽證會的最後，奧本海默想起了二人“發誓以理想之心掌握核武器主權“的最初時刻，回到了“政治理想化逐夢“的實踐起點時刻，凱蒂也抵抗住了聽證會的壓力，沒有敗給世俗政治力量，並在最後與丈夫攜手回家。在各時點下多次經受世俗政治環境壓力之後，夫妻通過了考驗，凱蒂成為了奧本海默的共同體。然而，當奧本海默接受授勳時，她卻依然拒絕與背叛者握手，鏡頭落到她對旁人一笑的瞬間，給出了關鍵的表達：作為共同體的她成為了奧本海默內心中不滿的具象，心有靈犀地做出此行為，唯獨對這些坑害者保持敵意。奧本海默並未得到世界以非世俗語境的認可和致歉，也並未真正放下理想而接受世俗，他承受的曲解打壓、理想破滅依然存在，對世俗禮儀也只是委屈求全，依然是不情願的受難者姿態，此刻正是對一切的濃縮：它帶來了不甘心的受難之痛，其非神性也正代表了奧本海默的本質，讓他無法成神，只能成為強行攀登神位的盜火者。

奧本海默似乎以授勳的方式重新被國家承認，但他理想化的逐夢團隊卻依然是分崩離析的，而國家對他的認可也不過是虛情假意的自我開解，一切仍是凱蒂在聽證會後判斷的“你以為他們會原諒你嗎，不”。正如他在聽證會結尾的遭遇一樣，雖然免於嚴重判罰，卻承受了撤銷安全許可的結果，並不被完全信任。這對應了他與凱蒂的關係，作為二重性理想夥伴的他們恢復了夫妻關係，回到了理想實踐的“起點”，但其努力其實從一開始便註定失敗，就像二人結識初期的種種暗示一樣。他們即使回到了起點，迎來的也不過是受勳儀式的“受難者”結局而已。當奧本海默離開純粹科學者簡，將理想對象投向現實世界的時候，結局就已經不可更改，而簡其實也無法維持其純粹性，奧本海默能獲得的至多也只是瞬間的光輝而已，正如他在原子彈實驗成功時的短暫圓滿，以及經由核競賽緩解而得到的表面和平，實際上卻無法停止本質上的對立，而理想載體也已經消失。

在結尾處，藉由“湖邊一聚“與“最終未來“的連接，奧本海默的身上出現了奇妙的被衝擊效果。首先，前者是原子彈時期的末尾，後者則可以作為氫彈時代的結束，構成了奧本海默在兩個大階段裏的理想爭取結果，而它們呈現的則是同樣的“世界毀滅”：大和諧的世界理想未能實現，奧本海默本人則分別被世俗代表施特勞斯與更多人所曲解。

同時，由愛因斯坦進行的“人生定性”包含了奧本海默的“戰後“，具有基於此時點的未來預兆性，且同時針對之於“聽證會之現時“的“過往、現時、未來“的多重時點。一方面，他被愛因斯坦告知的“未來”對此時的心理形成了衝擊，並與此前經歷的“戰前戰時之過往”相結合，他已經預見到理想目標在未來的受挫，此前的遭遇會延續下去，一切努力都是徒勞，包括了戰後的限制核運動之“過往”、聽證會的辯駁之“現時”，以及最後的授勳會之“未來”。同時，這一幕也衝擊了“未來”授勳會中的他，讓他確切地意識到了愛因斯坦的正確，從而再次受到打擊，以吻合愛因斯坦告知的“受難者”姿態接受了他人的寬慰，由虛情假意給予自己的痛苦而開解了對方。這就是愛因斯坦告知他的唯一結局，以其預言性而凸顯宿命感，他則通過確認而最終接受了宿命。

事實上，預兆性的元素多次出現在電影中之中，作為對“宿命感”的強化。“純粹理論與獨立理想“的第一階段本身便是一則預言。簡對他的“世界毀滅者“預言，基地名稱初次提及時的全黑畫面，簡給他人生遭遇所下的忠告，都來自於這個時間段。這起到了對結尾表達的鋪墊作用：在他的人生中，對毀滅性結局的預兆出現在最初的時刻，一次次地強化着對其隨後理想嘗試的否定，構成了最終悲劇的宿命感。

此外，電影中多次出現了“第一人稱視角下的人物漸遠”鏡頭，它象徵着作為“觀者“的奧本海默各階段理想的動搖與讓步，遠離的人物即是他即將拋棄的階段性理想狀態，同樣形成了一種預兆性暗示。首先是對簡的遠離，他即將告別純粹理想化的完美狀態。第二次則是在湖邊結尾對猶太科學家的遠離，他即將遠離二戰中“政府控制的無權力科學家”，進入戰後的政治家狀態。類似的還有實驗成功後對原子彈運車的遠離，此處加入了奧本海默的背影，進行移動的是車而非鏡頭，強化了此刻的重要性：理想實現瞬間的載體終究還是遠離了自己的掌控。

並且，在最終的湖邊一聚中，奧本海默的反應便昭告了他對過往、現時、未來的認知---湖水變成了啓發公式的雨滴，隨後卻又從“自然”變成了“身處於投彈機艙”的幻覺，最後則是現實裏的投彈日本。“爆炸”從美好的理想變成了爭鬥的世俗，而他最終也説出了“我覺得我們確實摧毀了世界”，個人的生活面臨事業的破碎，世界則陷入敵對的升級。當這一幕在電影結尾出現時，無疑是奧本海默對全部人生的定性，既針對此前發生過的一切，也針對彼時尚未發生的基於聽證會之“現時”與“未來”。

這種“多重時點的交疊”成為了對“多重回憶疊加指向現時”之理想衝擊結構的濃縮再現，又以基於相對時點的“過往”與“未來”之混合屬性而完成了進一步的衝擊複雜化升級，不再是絕對的“回溯過往”與“現時受制”。這也正是對“反應疊加引發爆炸”之“核爆”的升級，帶來的卻是徹底的毀滅之受難者宿命：美蘇競賽的戰爭陰雲仍在，理想主義的行為也始終不被世俗真正接受，特勒、勞倫斯、格里菲斯的證詞都是曖昧的平衡，看似認可的受勳儀式更源於國家對他不由衷的虛偽。

這也吻合了他最後對原子彈爆炸結果的描述：“我們確實毀滅了世界”。在與簡初遇的“預言性“場景中，他是被動地念出了“世界毀滅者“，到了這裏則變成了主動的姿態，意味着他對此命運的經歷與接受。在他思想的閃現中，首先是即將實驗的原子彈，正是理想的短暫實現瞬間，就像夫妻最初設想的一樣，有關武器的一切都由他掌控，隨後是委員會會議後奧本海默產生的“自身處於實戰爆炸機艙中操作投彈”的幻覺，最後則是日本投彈的畫面，引出了“深入政治限制核武器研究”的下一階段理想，並繼續失敗。這裏的“世界”，既是原子彈爆炸而引發的美蘇足以滅絕人類的核武器競賽之戰後世界，也是奧本海默理想中的“大和諧世界”。因為原子彈的爆炸，現實朝着理想的反向急劇惡化下去。以此時點出發，它是對過往的總結，以及隨之形成的對未來預言，也是對理想實現的否定：只有“抹除理想”，才能創造極其侷限的和平，而他的理想者身份也依然會與世俗的世界繼續衝突下去，受到對方虛偽和解之下的永恆壓迫。

在與簡的“純粹理想化”階段，二人都認可“對一切留有餘地”的觀念，這正是奧本海默對世界的根本理想，也是他的一貫做法。世界並不是非黑即白的兩極化對立，而是能有餘地去緩衝中和，創造一個異見者們大和諧的理想世界。而在對理想的踐行中，他則同樣留有餘地，不一味追求理想的完美實現，而是在挫折後向現實逐步平衡，執念於陣營之間“餘地“的最大化，尋找妥協而可行的理想落地之道。然而，即使如此，他依然沒能創造“有餘地”的世界，哪怕最後時刻的“餘地面積”已經無比之小。這個觀念或許從根本上就是不可行的，因為世俗的爭霸世界裏全無餘地可言。

對湖邊時點中的奧本海默來説，他嘗試用原子彈終結二戰導致的陣營分化，實際上卻發現陣營分化並非僅限於二戰而是世界日常，原子彈失去了掌控成為政府手裏的分化升級。奧本海默沒有讓他和愛因斯坦猜測的“無限反應並毀滅世界“出現，這是物理自然層面的成功，但最重要的是世俗因素，這種成功在世俗的世界中沒有意義，只會帶來政治對立上的“反理想”，因其出現而激化陣營冷戰與核戰爭威脅，毀滅世界與理想人生。

而從此時點下獨立存在的奧本海默來説，説出這句話的他又帶來了新角度上的“多重衝擊”結構，指向的內容卻有所不同。預言的加入、對原子彈的總結、平行出現的終局，共同形成了獨立出現於“湖邊時點“的“過往”、“現時”、“未來”之三重疊加，此刻的他同時接收了三個時點的衝擊。這讓他此後在冷戰時代的繼續努力成為了一種對“受難”的擁抱：明知一切也要嘗試，不惜成為被世俗世界壓迫曲解的受難者。

並且，最後一鏡的“我們確實毀滅了世界”也成為了對其全部既有與未來人生的定性：以抹除理想的毀滅方式實現妥協於現實的理想，在毀滅世界後建造一個表面和平的短暫世界，這與他的理想世界大相徑庭。他在原子彈爆炸中毀滅的是二戰世界，也是理想化戰後世界的可能性，由其限制研究的行為而完成了對理想的直接推翻，等同於對其主觀世界的人生毀滅。這種複雜的毀滅認知，與世界不認可帶來的人生扭曲相結合，讓他的內心始終處在最後一幕的狀態：直到最後的受勳儀式，都保持了“受難”的心境。

在結尾的時候，他的受難更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化，來自於世俗之外部世界的打壓，更有理想置於世俗中的內心折磨，來自於對生命毀滅的愧疚，對理想動搖的受傷，更有新加入的部分，來自於對必須親手抹除理想載體“核研究”才能實現表面和平的巨大妥協之痛。他一直在對世俗妥協，最後犧牲自我得到的也不過是一個極致的妥協式“勝利”而已。

從起初到最後，奧本海默都無法成為完美的神明，也不能在世俗中實現“造福人類”的神之理想，只能得到含糊的妥協式結果。他在多個人生階段中都就接收到預兆，也確實有所體驗，只是不同於施特勞斯等自甘墮落的凡人，依舊要去徒勞地努力。他成為了普羅米修斯，一個想要將神力賦予人類的非神，但卻終究不是具備此等資格的神明本尊，因此也就只能如普羅米修斯一樣地陷入無盡的痛苦，成為“受難者”。

在影片的最終昇華部分來看，人性才是諾蘭給出的極致，是凌駕於政治之上的終極世俗，以人心嫉恨而引出了以陣營鬥爭為質詢內容的聽證會。陣營的鬥爭形式是有時代侷限性的，但人性基於世俗一面的“嫉恨““暴力”“自大”等攻擊性卻是永恆存在的，這也引導了陣營鬥爭的永存，變化的只是形式而已。

這是一部非常嚴肅的電影，也讓諾蘭做到了奧本海默未曾觸及的事情。當他扔掉玩樂心態，拒絕用敍事把戲讓觀眾露出廉價的驚訝表情，而是將之化為內存塑造與主題表達的途徑，引發觀眾的深度震撼時，他成為了電影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