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年代我軍重機槍的裝備情況_風聞

中央紅軍長征開始時的1934年10月8日，曾製作有《野戰軍人員武器彈藥供給統計表》，換作文字表述，是這樣的：

“人員77159，馬匹338，步馬槍27690，短槍3141，重機槍357，輕機槍294，自動槍28，手花機關271，迫炮38，刺刀17552，梭標6101，馬刀882……”

從這組數字中，你會發現，輕機槍居然少於重機槍，這對於今天的人們來説是有點不好理解的，因為照一般看來，戰爭年代的重機槍只編到團或營一級，而輕機槍是編到班的，後者應遠遠多於前者才是。比如抗戰全面爆發之前的國民黨軍調整師，輕機槍和重機槍分別是274挺和54挺，侵華日軍的常設師團，輕機槍和重機槍分別是541挺和104挺，輕重機槍的比值都在5倍以上。

其實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重機槍比輕機槍更早登上戰爭舞台。

最初的機槍，都是重機槍

關於紅軍中繳獲與裝備重機槍的數據，很難找到完整的史料，只能於散見的文獻中搜得一二。

1928年4月，朱、毛井岡山會師。會師後編成工農革命軍第4軍。5月有一個統計，計全軍6000人，步槍2100多支，手槍100支，花機關6支，機關槍10挺，迫擊炮8門。

7月，平江起義，起義軍編成紅軍第5軍。全軍2500多人，步槍1500多支，機關槍4挺，迫擊炮1門。

1929年5月23日，紅4軍一打龍巖，繳得水機關槍2挺，駁殼23支，步槍549支。6月3日，再打龍巖，戰果未詳。19日，三打龍巖，殲滅敵第一混成旅2000多人，繳步槍900多支，花機關4支，機關槍6挺，迫擊炮4門。

1930年1月下旬，紅5軍對贛西地區發起進攻作戰，繳得步槍800多支，機關槍8挺。4月，轉戰湘東北、鄂南，繳步槍1500多支，機關槍19挺。

1930年7月，鄂豫皖紅一師取得花園大捷，全殲花園守敵正副團長以下1400餘人，繳機關槍8挺，迫擊炮5門，長短槍800餘支。

10月，鄂豫皖紅一軍在光山整編，全軍三個師，共計6000餘人，步槍配齊，花機關60餘支，機關槍10挺，迫擊炮13門。

1931年8月1日，鄂豫皖紅四軍攻佔英山，全殲守敵，生俘團長以下1400餘人，繳長短槍1000餘支，機關槍18挺，迫擊炮4門。

1932年5月8日，紅4方面軍歷時48天的蘇家埠戰役勝利結束，計繳步槍15000餘支，花機關、駁殼槍1000餘支，機關槍250挺，迫擊炮40門，山炮4門，電台5部。

以上這些數據中所説的機關槍、水機關槍，全是重機槍，沒有輕機槍。這時輕機槍已經問世，但為數太少，還鮮為人知，機槍也就還沒有輕重之分，所以那時只要説到機槍，都是重機槍。

1932年3月，紅一方面軍的實力，有“長短槍1.75萬支，手花機關槍69支，輕重機關槍133挺，炮16門，馬690匹”。差不多也就是這個時候，輕機槍開始出現在紅軍的統計中，並以迅猛之勢越來越多地顯現。

紅軍繳獲並裝備的重機槍，佔絕對多數的，是漢陽造三十節式重機槍。該槍仿自美勃朗寧7.62毫米M1917重機槍，但口徑按中國當時流行的步、機槍口徑改成了7.92毫米。於1921年10月10日仿製成功，這一年是民國10年，這一天又恰逢中華民國的雙十國慶，故命名為三十節式。漢陽、上海、衡陽、赤水等大中型兵工廠都曾批量生產，出品特別多，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產量最大、各派系軍隊裝備最多、也是紅軍繳獲和使用最多的重機槍。

除三十節式重機槍外，其他雜牌重機槍也偶爾出現在我軍的零星記錄中，如葉挺獨立團配備的三挺重機槍，已知就有兩個型號，即蘇式馬克沁和粵造施瓦滋洛瑟。朱德率南昌起義軍餘部上井岡山時，有一挺半重機槍（有一挺缺腳架），均為俄式。紅軍東征過黃河與閻錫山軍作戰時，曾繳獲太原仿造的三八式6.5毫米重機槍。

一直到1930年代初，中國的戰爭舞台上，還沒有或鮮有輕機槍的戲，自動槍的主要角色，一個是手提機槍，另一個，就是重機槍。

和白軍相比，主力紅軍中的機關槍並不弱

舊軍隊中機關槍的編制，北洋軍隊也好，國民黨軍隊也好，多數情況下是以連為單位編在步（騎）兵團，少數情況是編在步兵營。北洋時期機關槍連是6挺制，個別有4挺制的。國民黨時期就很難説了。1936年，國民黨軍調整師的機槍連編在步兵營，6挺制。當然，編制是如此，實力則因不同軍系的情況而未必一律了。

中共領導的人民軍隊，因為沒有兵工生產體系，多數情況下，重機槍的實力並不徇編制，而是依繳獲的多寡而定，繳獲的多就多編，繳獲的少就少編甚至不編。葉挺獨立團作為北伐先鋒由粵入湘時，“全團人數二千一百餘名，步槍一千三百餘支，水機關槍三支及手槍四十餘支。”後獨立團改編成25師73團，團轄一機關槍連，南昌起義時，有機關槍6挺。廣州起義時，起義軍主力第4軍教導團也編有一個機關槍連，機關槍數量未知。

1931年5月24日，《張國燾關於鄂豫皖區情況給中央政治局的綜合報告》中載，“紅四軍現在共有十三團，每團有機關槍四挺”，由於連戰皆捷，“現在紅軍中槍還多過於人”。曠繼勳在一個月之前給中央的報告中也曾説過，“尚閒槍支三四千”，可見此時的鄂豫皖紅軍，真的是兵強馬壯。

到了這年的10月9日，在鄂豫皖中央分局給黨中央的報告中，關於軍事方面，稱“現在紅軍按三三編制，足有四師（十、十一、十二、十三），軍部直屬一教導團。共約長槍一萬四千支之譜，各團部有機關槍六架，師部有迫擊炮連。”每團重機槍6挺，這已經超過了國民黨很多雜牌軍的裝備實力了。

1935年5月25日，中央紅軍強渡大渡河戰鬥中，為掩護十八勇士強渡，紅1團組織了六挺重機槍，幾十挺輕機槍的火力對敵實施壓制。一個團能有這麼多的機槍，這裝備也很是了得了。

4天后，紅四團又創造了飛奪瀘定橋的奇蹟。此戰，“由曾慶林指揮全團百餘挺輕、重機槍，掩護奪橋和鋪橋行動。”（楊成武回憶）而對面守橋的川軍劉文輝部隊的機槍，往高了估計，也不會超過4挺。我奪橋二十二勇士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固然主要靠壓倒一切敵人的大無畏英雄氣概和嫺熟的作戰技能，但我對敵火力的成功壓制，也不該被忽視。

“百餘挺輕、重機槍”，是什麼概念？一個團百餘挺機槍，那是國民黨美械部隊才能達到的標準。當然，這百餘挺機槍並不是紅4團一個團的。到5月29日16時戰鬥打響前，橋西紅軍除了紅4團外，紅1軍團教導營和紅6團一部也已趕到，統由紅4團指揮。這百餘挺輕、重機槍，是紅4團、紅6團一部和軍團教導營三個單位的總數。

可即使一個加強團，就能有百餘挺輕重機槍嗎？

對於這個問題，還可參照敵方的資料以求得印證。大渡河戰役兩個月前的3月6日，國民黨追剿軍的前敵總指揮薛嶽，在打給蔣介石的電報中，有這樣的內容：“據投誠赤匪供稱，（一）匪之現有實力，一、林彪一軍團六千餘人，槍約八成；二、彭德懷三軍團四千餘人，槍約八成……教導團有槍九百餘支，特務團輕重機槍二百三十餘挺。”

還是這個薛嶽，在3月20日給追剿軍總司令龍雲的電報中，又説：“據俘匪供稱……偽三軍團現編為第十、十一、十二、十三等四個團，每團三營及機槍連……每營三連，每連九班，每班十二三人，輕機槍兩挺。”

一個團輕重機槍230餘挺，每個班輕機槍兩挺，這是不是有點顛覆認知？是的，至少是顛覆了我的認知的。當然，這些數字是否確實可信，還需多方印證，但需知薛嶽不是軍盲，其打給蔣的電報，也開不得玩笑，所以這至少是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的。

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我們，往往都建立了一個無比牢固的印象，即紅軍是以劣勢的裝備對抗優勢裝備的國民黨軍的。這話沒錯，長征中的敵我對比，不論兵力還是火力，總的來説是敵強我弱，但這並不意味着每一場戰鬥都是敵強我弱，不意味着所有紅字頭的軍隊都比敵人裝備得差。紅軍在千萬裏轉戰中，曾屢屢銷燬繳獲後又帶不走的槍炮彈藥，也足以證實其在某一個時間段內，在某些主力中，包括重機槍在內的武器配備曾經超級強盛。

抗戰的敵後，重機槍的配備與作用降到最低

經過了艱苦卓絕的長征，到達陝甘寧地區後，沒有後方補充的紅軍中的重機槍，也減弱到了最低點。1936年8月28日，《軍委參謀部關於西北地區國民黨軍情況及紅軍情況致共產國際電》中報告紅軍的全部家當，是為：“步槍總數在一萬以上； 重機槍約一百餘挺，輕機槍約二百五十餘挺（另存二百數十挺），迫擊炮十六門（另存二十餘門），山炮兩門，子彈一般缺乏。正規紅軍每槍平均不及四十發，地方部隊僅十餘發，或數發不等。”

抗戰全面爆發後，紅軍改編成國軍革命軍第八路軍和新編第四軍。其中八路軍129師編成之時，全師計有“步槍三四一二支，馬槍七二四支，自來德式槍五三九支，手槍九三支，花機槍三挺，重機槍二九挺，輕機槍九三挺，手機槍七二挺； 另有迫擊炮六門，刺刀五五把。”總的來説十分的寒酸，但重機槍按一般編制來説，倒也並不少。

待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展開，軍隊人員實力十倍百倍地增長，華北我敵後武裝中的重機槍，佔比就很小了。特別是最最艱苦的冀中軍區，就更少。進入相持階段以後，其甲種團（三營九連另加三個直屬連）每團的重機槍只有一個排，不超過三挺。乙種團（四或五個連另加兩個直屬連）有的有重機槍一兩挺，有的一挺也沒有。地區隊（團級便衣武裝），則普遍沒有重機槍。而且主力團這一兩挺重機槍還極不穩定，比如32團（甲），建團時僅有1挺重機槍，郝莊子戰鬥失利，這唯一的重機槍損失，從此該團就再也沒有重機槍。五一大掃蕩後堅持冀中的唯一的主力團24團（乙），建團時尚有重機槍2挺，到五一大掃蕩後，就一挺也沒有了。

冀中我軍重機槍編配得這麼少，與鬥爭環境的惡劣有關，與敵後游擊戰的作戰模式也有關。1941年6月開始，冀中根據地逐漸淪陷為敵佔區，在一望無垠的大平原上，我以連為單位活動已經十分困難，而不得不進一步分散成以排、以班為單位，開展小規模的襲擊、伏擊等遊擊作戰。這樣的戰場，最適用的武器是二十響、手提式，重機槍難有生存和用武之地。

由於敵情的不同，造成了我敵後各戰場重機槍多寡的不同。江南抗戰的初期，就是另一番光景了。這裏插一個趣事：1939年下半年，新四軍老六團在葉飛帶領下東進敵後到已成真空的長江三角洲一帶活動，僅幾個月的時間，便由出動時的七百餘人發展到兩千多人。由於國民黨軍於淞滬戰敗後，有大批潰兵將槍械丟棄在寧滬沿線後自顧逃亡，通過蒐集和收繳，該部幾乎在瞬間暴富，達到班有輕機槍，連有重機槍的超豪華陣容。

陳毅檢閲部隊，發現這一情況後，便要求葉飛調出五十多挺輕重機槍給江南部隊。葉部依令調出五十多挺機槍後，沒過多久，又被陳毅發現輕機槍依舊每個班都有，重機槍依舊每個連都有，便再次要求葉飛，“現在皖南部隊還沒有機槍呢。再調！一個連留六挺輕機槍，一個營留兩挺重機槍，其餘統統調走！”可第二次調出後，葉部仍然還保持了每班一挺輕機槍的水平。原來，是該部打了一個小埋伏，將編余的機槍分解後，用麻袋把零件包紮起來，由炊事班挑着，以至於陳毅兩次都沒能識破。

葉飛老六團的情況，有一定的特殊性，表現了那個地區、那個時段的特色，不代表中共領導的所有抗戰戰場，也不代表抗戰所有的階段。相比之下，冀中的情況更接近敵後游擊戰場的實情。

解放戰爭後期開始，重機槍的編配走向統一和穩定

將重機槍編配到步兵連，在戰爭年代是極個別情況。這種極個別情況，解放戰爭時期也曾出現。就以楊子榮所在的田松支隊為例，據該支隊宮野進和王玉樓回憶，當時他們從膠東千里轉戰至五常，因裝備較差，向上級提出更換武器，得到的回答是：“打開軍火庫，任你挑選。”當時的五常，有幾座投降日軍的軍火庫，在蘇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默許之下，戰士們打開軍火庫，可着勁地裝備自己，使每個步兵連都編了一個機槍排，每個步兵排都編了一個機炮班，九二式重機槍編到連，九六式輕機槍和八九式擲彈筒編到排，步槍全部換成了三八式和九九式。

在當時，機關槍兵是技術兵，不是隨便一個兵不經專門的訓練就能打好的，所以，從俘虜中留用機關槍兵就是比較簡單而有效的一個做法。老電影《戰火中的青春》中，女扮男裝的副排長高珊俘虜了一名國民黨兵，經簡短動員後，命令該兵用重機槍向敵人開火，從此該兵成為我軍一名解放戰士。歷史上這樣的事很多。據時任吉北軍分區獨立3師排長的姜玉回憶，1947年東北我軍夏季攻勢期間，其在吉林市外圍戰鬥中，繳獲了一挺九二重機槍，俘虜了幾名敵兵。待他將俘虜和重機槍交給營長王滿倉後，王營長動員俘虜的敵機槍班長立功贖罪，要其用重機槍把敵指揮所打燃。該俘虜班長遵令，只用燃燒彈打了一個長點射，便將土木結構的敵指揮所打着了火。戰鬥結束後，這名叫關底臣的俘虜班長，就當了該營機槍連的教員，四野南下時，已經是我軍一名出色的機槍連長了。

參加魯南戰役的山東濱海警備旅在嶧東戰鬥總結中講到：“特別是武器彈藥方面，得到了大量的改善。各營重機排成為重機連（六班），步槍大都是仿二四式、三八式……”隨着解放戰爭一連串的勝利，重機槍的繳獲與日俱增，到了全國解放前夕，我多數部隊的重機槍已經達到每營4至6挺的水平。

這一時期我軍繳獲並裝備的重機槍，型號比紅軍時更加龐雜，而以日本造九二式和中國造民二四式最多。二者分別是侵華日軍和國民黨軍的制式重機槍，出品多，裝備多，庫存多，因而在我軍的繳獲中佔了絕對多數。其他型號，比如美國的M1917A1、M1919A4，蘇聯的M1910，捷克的ZB37、法國的M1914，太原造三八式等等，都有，但為數並不多。漢陽造三十節式，因被民二四式取代而早已停產，經過了抗戰的消耗，到了這時，也已經由曾經的獨佔鰲頭，變得為數寥寥了。

抗美援朝戰爭開始時，我軍步兵分隊的編制已經基本一律，重機槍都是編在營這一級，1個營3個步兵連外，另有1個機炮連，轄2個重機槍徘，1個迫擊炮排，配備重機槍6挺，81或82毫米迫擊炮3門。由於有了人民政權做堅強後盾，此時的重機槍雖然依舊型號龐雜，但數量基本有保證。

分享一則把重機槍當信號槍用的逸事。1950年12月31日晚，突破臨津江的戰鬥打響。為確保協同動作的一致，擔負突破任務的39軍116師多種通訊手段並用，電話、信號彈、步話機、軍號、小喇叭外，師長汪洋還佈置了兩挺美式重機槍，用接近90度的大仰角，各發射整整一個彈鏈250發曳光彈，用以昭示全師，統一動作。當出擊命令下達後，伴隨嘹亮的衝鋒號聲，兩條桔紅色光芒的火龍射向夜空，數十門大炮突然怒吼，數百挺機槍開始咆嘯，數千個勇士從敵前潛伏處越起，高喊殺聲衝向敵陣，那聲響、那畫面，你能想象到有多麼的壯美。

隨着蘇援郭留諾夫M1943重機槍的到位，志願軍中重機槍不僅編制一致，槍的型號也逐漸告別萬國造，開始走向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