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如何刺激起來？_風聞

這兩天，好多朋友私下調侃，現在的局面，是“老百姓以為政府還有大招，政府以為百姓還有錢”，結果怎麼也刺激不起來。

段子歸段子，今天，用2015和2023做一個對比，跟大家探討一下消費為什麼刺激不起來，以及如何才能刺激起來。

2015開啓的移動互聯網浪潮，站上風口的羣體是廣大的中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由於財富來得光明正大，他們敢於公開表露自己的財富，並願意將賺取的財富花費出去的。

但是，2020疫情以來的這一波，站在風口上的羣體是少數關係硬的大資產階級（薛大老闆），由於很多人的財富來路不正，他們不敢公開表露自己的財富，花不完的財富也只能存在金融機構。

財富來源的結構性變化，也導致了消費力的截然不同。

2015年之後的那幾年，國家只要稍微一鬆綁，富裕的中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就敢上槓杆，就敢把手中的期權換成大房子和消費品。

但是，2020年之後，大資產階級對於日常的消費品根本無感，真想消費的時候也是在海外一擲千金的買買買。

而且，2015和2020的大資產階級也不一樣。

2015年，馬雲、劉強東、馬化騰的互聯網大佬們賺到錢之後，在共同富裕的感召下，紛紛轉過頭開啓了扶貧的工作。

在他們的帶領下，一大批摸爬滾打多年，百萬年薪的互聯網高管們被安排常駐農村，幫助缺乏資金的農村進行農業產業化改造，年利潤數以億計的店鋪和夥計，在大廠的壓力下，手把手教農民搭建網絡賣貨的通道。

甚至通過商業地產實現轉型，早已不出面跟地級市領導打交道的王健林，帶着一羣年薪幾百萬的高管下沉到最貧困的大西南，跟二三十歲的縣領導探討如何建養豬場。

在共同富裕的感召下，一大批中國最賺錢的企業家，一大批高收入的精英羣體，積極主動的把大量的財富與精力，投入到了扶貧工作當中。

在這個過程中，間接實現了轉移支付和財富的再分配，加快了財富的流動，經濟頂着高通脹開啓了一路狂奔，中國也迎來了國力大爆發，在國際上的話語權與日俱增。

後來，這波科技大佬們定向扶貧的路子，也被歐美抄了一波。

去年以來，以特斯拉、亞馬遜、微軟、谷歌等硅谷公司為首，一羣基於西方政治正確的精英們，為了“烏克蘭人民的自由”，慷慨解囊，將賺取的天量利潤投入到基輔的“扶貧”中。

廣大的西方民眾，也在輿論的引導下，為了擊敗幻想中的敵人“沙俄”，忍受着高企的通脹，強行與俄羅斯的廉價能源脱鈎。

對此，我並不會去嘲笑歐美白左傻，因為這個經歷我自己當年也曾感同身受過。

當年義務幫着扶貧的農村做推廣，一分錢不賺，卻比賺錢還用心，吃着高於市場價格買來的助農產品，但是內心卻是美滋滋，很多獎項早都丟進了垃圾桶，但是幾個村送的土兮兮的錦旗現在還掛在最醒目處。

這種自我感動帶來的非理智行為，廣泛存在於我們每個人的內心當中。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們2008喝王老吉（加多寶）的時候，給我們帶來幸福感的，不是糖，而是我們每個人都希望自己能為受難同胞盡一份力的熱情。

所以，回到消費的問題。

這一波中國想要刺激消費，不是要逼着企業降低價格來換取銷量，這樣只會導致企業利潤下降，進一步壓縮員工的收入，導致消費力不足，陷入通縮的陷阱。

而是要增加感情的因素，讓一部分兜裏有錢的中產階級民眾，願意為了點什麼，向商品和服務支付較高的價格。

類似於年初情緒化的淄博，無數人千里迢迢，花費數千塊的路費，只為了吃一頓幾十塊的地攤燒烤。

更重要的是需要重新樹立一杆民族情懷的大旗，化災難為建設，感召手握鉅額財富的資產階級，建立共同的理想，讓他們心甘情願的掏錢和投資，去推動中國現代化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