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身人口達2.39億”熱議背後，或是梯度模式下“婚姻剩餘的焦慮”_風聞

編者按：七夕過後，據《中國統計年鑑(2022)》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我國單身人口已達2.39億，並且年輕人的婚育年齡普遍推遲。《中國人口普查年鑑—2020》顯示，2020年我國的平均初婚年齡28.67歲，比2010年的24.89歲增加了3.78歲。此消息發佈後引發廣泛關注。有評論指出，“不是脱單難，而是現在的年輕人越來越不想脱單了”。也有觀點指出，“此類新聞似乎對青年人觸動不大了，他們有自己的婚戀觀，也不太在乎大眾的看法了”。那麼，在此背景下，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影響當下年輕人婚戀觀的因素？

本文指出，社會結構的快速而深層次的變化正在釀造婚姻剩餘的客觀焦慮；婚姻梯度是多維的，相互疊加，也相互消解，而單維度的文化程度梯度思維建構了婚姻剩餘的焦慮。緩解婚姻剩餘的焦慮，既需要調節快速城市化帶來的不良社會結構，比如提高農村遷移男性的整體素質，也需要轉變婚姻困難人羣的婚姻觀念，倡導多向度的婚姻選擇。

梯度模式：婚姻剩餘的焦慮

丁金宏｜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

原載《探索與爭鳴》2013年第5期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來自網絡

為方便閲讀，有刪減

當代中國的婚姻焦慮，主要是社會轉型導致價值多元、道德失範，進而引起形形色色的主觀焦慮，諸如為啥結婚、與誰結婚、在哪結婚、結不結婚、離不離婚、復不復婚……；但是不容忽視的是，社會結構的快速變化製造了婚姻市場的匹配失衡，客觀上惡化了婚姻的社會交換環境，促成或加劇了婚姻焦慮，這樣的焦慮可以説是一種客觀焦慮。結不成婚的“剩男”“剩女”就是客觀焦慮的典型表現，這也是各類相親節目、相親網站火爆的根源，是婚姻剩餘的焦慮。中國傳統中的理想婚姻是家族的門當户對和個人的郎才女貌，門與户、才與貌等價交換。然而今人的統計發現近乎不容置疑：“男強女弱”的梯度婚姻才是當世流行的普遍婚配模式，正是這種婚姻梯度詮釋了當今中國城鄉的婚姻剩餘。

公園相親角

如果仔細地推敲，這種梯度模式其實並未超脱等價交換的傳統婚姻法則。所謂男強女弱，主要表現為男性文化程度高於女性。姑且認可文化程度的“高”代表各方能力上的強，但它基本上是對傳統“郎才”的今譯。事實的另一面是婚配雙方在年齡上往往表現為男長女幼，平均相差一兩歲。年富才是力強，年長顯然不能視為“強”，關於這一點只要想象一下美談中的“女大三”在現實婚配中之不易接受便可明瞭。實際上女性的相對年輕正是她相對超出男性的交換資本，是“女貌”的現實表達。所以，所謂男強女弱的普世模式仍然未能跳出“郎才女貌”的窠臼。又有新談“高富帥”配“白富美”云云，古之“才貌”已然演化為今之“財貌”，男性的才能似已不足掛懷。其實，按今人愛與婚可分離的新觀念，這不過是青年男女交友的一種時髦標尺而已，真要終身相托，多數女性還會掂量男方的才情。至於雙方共賞的“富”字實際上還是門當户對的一種演繹，因為年輕人大多沒有充沛的財源，富不富得看雙方的家庭資產。

如果將文化程度和年齡兑換成社會資本，那麼前者是男高女低，後者則是男低女高，兩相疊加總體上男女相當。也就是説，婚姻梯度確實存在，但不是一維的，而是二維甚至多維的，此消彼長地組合起來，總梯度便接近於零。所以，撇開個體間的感情因素，婚姻市場大抵還是遵循着等價交換的傳統原則。

雖然如此，快速城市化時代，文化程度這一維度的梯度定式還是變成了婚姻困難的陷阱，它結構性地釀造了兩類婚姻困難人羣：城市高學歷女性和農村低學歷男性。打破婚姻平衡的最初動力源自流入城市的女青年嫁入城市。改革開放以來，大量的農村人口流入大城市，他們屬於農村中的相對精英，但相對於城市居民，平均文化程度還是稍遜一籌。按照郎才女貌的匹配模式，其中的青年女性足以吸引城市中文化程度不高、年齡偏長但握有城市户口的男性。這樣一來，城市女性的婚配目標被推擠而平行上移：低學歷女性找中學歷男性，中學歷女性找高學歷男性，許多高學歷女性便因此失去了可資匹配的對象，精英“剩女”成為一種社會焦慮，應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腐朽古訓。

有些社會學家不喜歡“剩”字的武斷嵌入，以為結婚與否是當事人的主動選擇，強説“剩女”有失公允。但是婚姻市場上的人羣結構就是如此，願與不願，都一定會有人被剩下來。按照婚姻梯度思維，城市精英女性也有一個“高攀”的出口：嫁向境外。像上海這樣的城市每年確實有可觀的涉外婚姻且主要是女性外嫁，但是其數量只相當於外地嫁入女性的十分之一，這意味着九成的剩女不能通過這一途徑解決婚姻困難。

除了城市中的精英女性，被剩下來的還有農村中的低學歷男性。如果説城市中的精英剩女屈身低就尚有迴旋餘地的話，那麼農村中的低學歷男性幾乎無可選擇，成為絕對的“剩男”，更有甚者，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強化了農村的生男偏好，農村青年男性的絕對剩餘量正變得異常巨大。在偏遠地區，“光棍村”已成為普遍的社會景觀，有些光棍雖然進了城，但沒有資格在城市中尋求姻緣。快速城市化還在繼續，城鄉之間的高低兩端的婚姻剩餘還有可能進一步發展。婚姻是私人領域的話題，外人無從干預，但是在社會結構偏離常態的背景下，單靠個體努力要突破婚姻困難局勢決非易事。也許我們需要耐心地等待城市化進程的發展，二三十年後當農村向城市的流動不再成為社會潮流，絕大多數人都生活在城市中，城鄉差距漸趨彌合，男女婚姻平衡也會得以恢復。但是這意味着要有一兩代人的剩男和剩女忍受結不成婚的煎熬，這對社會和諧是嚴重的損害。婚姻剩餘的焦慮，既是社會結構異常的客觀焦慮，也是婚姻梯度思維所建構的“被剩餘”的主觀焦慮。緩解婚姻剩餘的焦慮，政府和社會還是可以有所作為的。

首先，應該提高進城男性的文化素質，這意味着農村男性最好不要過早地離開校門匆忙進城。現在農村少年早早地兩極分化，有些天賦可以爭取上大學的便埋頭苦讀，在應試教育的模範中歷練，一俟成功便可跳出農門，變身城市白領、金領。但是大多數農村少年沒有這樣幸運，他們自認升學無望，初中畢業甚至沒畢業便跟隨父母、同伴進城打工，無可奈何地將自己暴露於“婚姻棄兒”的風險之中。如果農村男孩能安心地在學校裏多學幾年，起碼完成高中學業，那麼他們在婚姻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將顯著提高，會留住許多農村女青年的搜尋目光，婚姻市場失衡的原動力便可以因此削弱。增加升學機會需要擴大農村的高中辦學規模，新農村建設應該將此普及高中教育樹為目標。

其次，提倡城市精英女性對婚姻的多向度選擇。對她們自己而言，這需要平和的心態和轉變的勇氣；對社會而言，需要突破“男強女弱”的理念定式，為她們的自由選擇提供寬鬆的環境。

總之，社會結構的快速而深層次的變化正在釀造婚姻剩餘的客觀焦慮；婚姻梯度是多維的，相互疊加，也相互消解，而單維度的文化程度梯度思維建構了婚姻剩餘的焦慮。緩解婚姻剩餘的焦慮，既需要調節快速城市化帶來的不良社會結構，比如提高農村遷移男性的整體素質，也需要轉變婚姻困難人羣的婚姻觀念，倡導多向度的婚姻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