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從持續低熵的錯誤中吸取教訓_風聞
持续低熵-自由撰稿人-五百年的因,五千年的果。最后的斗争,最初的承诺。08-23 14:07
注:原文發佈於2021年的知乎,有個別措詞修正
我從90年代後期上中學的時候就開始關心國家大事。到了21世紀初我上大學的時候,經過數年的信息收集和思考,我形成了自己的宏觀形勢判斷。我認為共產黨是忠於人民利益的,也是有能力的,但是中國面臨的困難非常多非常大,因此不敢持有很樂觀的態度。
當時我總結了一下中國面臨的嚴峻問題。
1 公有制企業面臨嚴重經濟困難。公有制企業是執政黨的執政經濟基礎,這意味着執政黨的經濟基礎也面臨嚴峻的局面。90年代末的大下崗,國企破產和各種國企改制是當時人們印象非常深刻的。在21世紀初還沒有明顯看出國企扭虧成功的趨勢。90年代末提出的國有企業“抓大放小”政策感覺是被逼無奈的勉強應對。
2 中國財政十分困難。突出表現包括但不限於大量的教師公務員的工資拖欠。看一看統計數據也知道和西方國家差距實在是太大了。而且中國的財政困難是自建國之後就一直存在的,雖然到了21世紀初有所改善,但改善的速度並不快,感覺嚴重財政困難將伴隨中國長期存在。
3 加入世貿的危險性。當時廣泛傳言説中國讓步過多,就算不知道中國是不是讓步過多,巨大的不確定性也使人十分擔憂。西方國家和日本的企業實力實在是太強了,國際大公司在資金,技術,管理經驗方面相對於中國公司的優勢實在是太大,整個90年代感覺什麼東西都是洋貨好。這還是中國有貿易保護的情況下出現的情況。如果中國按照入世的要求把很多貿易保護給降下來了,中國的民族產業(不管是國有的還是私營的)有多少能夠頂得住外國巨頭的競爭?
4 蘇聯解體造成的政治衝擊。和很多人認為的不一樣,我當時倒是覺得中國變色的風險並不高,因為蘇聯解體後的慘狀已經給掌權者敲了警鐘。但我擔心的是另外一個方面,即必然要採取各種手段來防止出現戈爾巴喬夫葉利欽之類的人物或者類似的行為,而這些手段有可能會嚴重加劇內耗,也有可能會妨礙經濟發展的大局。
5 著名的三農問題。“農村真苦,農民真難,農業真危險”是20年前很有名的話。根據方方面面的信息,包括我在農村自己看到的,聽農村同學介紹的和媒體上報道的情況,農村確實是很破敗很窮苦的,農民的負擔確實是很重的,農村幹羣關係頗為緊張(惡性事件層出不窮)。而農業是不是能夠養活暴漲的中國人口(是的,90年代中國人口還在暴漲)也不是那麼有把握。一些人或許還記得90年代中國政府長篇累牘花了很多精力來駁斥國際上盛行的(糧食方面)“誰來養活中國”的問題。
6 基礎設施建設嚴重不足。平心而論,從我記事起到21世紀初,中國基礎設施是有進步的。但是直到21世紀初,總體上還處於比較落後的狀態,特別是離開二線城市到了小城鎮和農村情況就很不好了。到過西方的人普遍對國外的基礎設施條件之優良印象深刻。90年代末時中國高速公路和美國有數量級差異,火車似乎比日本高速列車落後兩代。我認為基礎設施是經濟發展的基石,但中國基礎設施落後太多,而且從過往的歷程看,雖然有發展但發展的速度還是偏慢,政府財政又很困難。因此我對中國基礎設施能快速發展不持樂觀態度,而基礎設施不會大躍進則很難想象經濟能夠大躍進。
7 新興網絡技術的挑戰。到21世紀初,我已經意識到網絡技術是革命性的變化,但是我認為這也對社會管理提出了極為嚴峻的挑戰。現在老有一些人説十幾年前網絡上輿論環境多麼多麼差,其實20年前比10年前可怕,只不過那個時候上網的人數量很少所以大家印象不深。我覺得很難既從維穩的角度把網絡管理好又不因此嚴重妨礙經濟社會進步。後來我知道美國總統克林頓曾經嘲笑中國90年代末開始的網絡管控措施是試圖把果凍釘在牆上,是不可能成功的。當時我其實就有這種感覺,雖然我沒找到這麼好的比喻。
8 中國軍事工業落後,裝備基本都落後美國兩代。
9 美國的軍事壓力看起來很可怕。不僅有90年代的N大恨,90年代美國在伊拉克南聯盟等極低傷亡獲得極佳戰果的武力展示,也有2000年後的赤裸裸的武力展示。現在很多人覺得伊拉克戰爭之後美國就陷入泥潭,但實際上從2003到2004年的情況看,形勢不是變好而是變得更加嚴峻了。因為當時我還看不出美軍陷入泥潭,看到的是美軍用特種部隊配合軍閥就搞定了阿富汗,然後砍瓜切菜似的以極低傷亡攻克巴格達。而台海局勢在2003-2004年的危險狀況也遠超後來的時期。所以軍事威脅成為頭上一朵揮之不去的烏雲。
10 國際上中國面臨的是自己與一虎和羣狼的競爭。除了美國,日本和歐洲經濟競爭力也很強。感覺光是和日本搞產品競爭和亞洲經濟佈局競爭就已經讓中國精疲力竭了,後面還有可以坐收漁利的更為強大的美國和實力不好估計的歐洲。中國要在國際競爭突圍感覺很難。
綜上所述,我在約20年前不敢對中國抱有很樂觀的態度,理智上我只能持中立預測立場,最多隻是由於我習慣的樂天性持一種很謹慎的樂觀態度而已。追美國是不敢想的,長遠目標方面能趕上日本經濟就不錯了。
當然後來的事情大家也清楚,我當時的不甚樂觀的判斷完全錯了。每個問題的分析都有道理,但宏觀判斷的大方向卻是錯的。
到了2006-2007年,我才逐步把思想轉變過來,很快就進入“中國躺贏贏麻了,要超過美國”的全新認知狀態。我的極度樂觀態度在別人看來已經屬於痴人説夢級別,比如我2007後就認為中國經濟實力顯然超過冷戰時的蘇聯東歐集團,認為一代人時間內實力超美懸念很小;到了2012-2013年後我連數據都看得很少了(我原本是個數據黨),因為覺得沒必要了。
從那以後我的判斷在大方向上被證明是對的,已經對了14年左右了。
順便説一下,後來我看到很多專家學者智庫所謂理智客觀全面的不樂觀分析時,經常就會想到我當初的分析。我覺得只不過是我將近20年前的水平(甚至還不如)。
我越來越覺得,分析國內國際大勢方面,一個沒有深入思考的人,其錯誤的程度可能比深入思考的人的錯誤程度要低得多。沒有深入思考的人,結論可能是錯的,但這個錯誤不是深入思考的結果。而很多深入思考的人不僅結論是錯的,而且有系統的論據支持他長期維持錯誤結論。方向錯了,越專業就越愚蠢。很多時候人要經歷從無知懵懂到“有知而錯誤”最後再轉向“有知而正確”的曲折道路才能走上正軌。
至於為何我能扭轉我的錯誤認知和思維方式而很多專家學者和鍵政人無法扭轉,我以前已經有多篇論述,這裏就不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