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好聲音》的傲慢與擺爛_風聞

作者 | 丁茜雯         編輯 | 範志輝

 

“28年做一個歌手，站在台上被人侮辱，被欺負，有人在乎這個感受嗎？”

 

最近，隨着李玟生前控訴《中國好聲音》的錄音和視頻在輿論場的持續發酵，社會各界問責《中國好聲音》與浙江衞視對逝者不尊重、賽制黑幕的輿論愈加激烈，也波及到節目背後的製作方燦星文化。

 

8月17日，節目組先是發聲明稱錄音為“惡意剪輯”，但被李玟姐姐打臉“網傳視頻是實”；8月20日，浙江廣電集團就《中國好聲音》節目引發的爭議作出回應，表示將進一步調查核實；8月21日，“燦星內部人士稱好聲音會正常錄製播出”的熱搜登上微博前列。該內部人士表示，相關主管單位對《中國好聲音》充分肯定，燦星文化會用優質作品回饋觀眾、社會。

接二連三的傲慢言論，也令大眾愈加憤怒，討伐之聲也蔓延至節目製作方燦星文化背後的母公司星空華文以及廣告品牌方。

 

資本市場的反饋最直接，截至8月22日收盤，星空華文股價報58.7港元，總市值約233.9億港元，三個交易日累計跌幅超50%，股價腰斬，總市值蒸發近260億港元。而目前，《中國好聲音2022》的豆瓣評分也跌至2.4分，康師傅、安慕希、京都念慈庵等廣告合作方也面臨着社會大眾愈加強烈的“聯名抵制”，其中伊利集團因為“安慕希主播罵網友“事件，市值縮水約24億。

 

對此，我們也抱有疑問，行至第12個年頭的《中國好聲音》，到底為何如此“傲慢”？

 

打開潘多拉的盒子

 

大眾對於《中國好聲音》的關注焦點，源自李玟在錄製期間遭受到浙江衞視節目方的不公平及惡意對待，這也是普遍認為造成李玟患上抑鬱症輕生的直接原因。

 

在8月17日曝光的那段長達9分鐘、疑似李玟聲音的錄音中，她憤怒直指“他們（中國好聲音）都是一堆壞人，去整我，因為我説真相，他們要跟我動手，他們説，你必須要離開這個舞台”。錄音中也提到表示，李玟當時被邀請參加節目時已身患乳腺癌，但哪怕“命都不要”，就是想要幫助愛好音樂的年輕人。

不過，李玟在錄製過程中發現賽制不公，為了學員能有表演機會，據理力爭的她也被節目組警告，如果不主動和解，她名下學員也將無法登台，反之則能夠再得到一個表演機會；同時，李玟也指出，由於節目組在錄音過程中支走本應攙扶自己的學員，才導致其強忍腿傷疼痛獻唱，摔倒在舞台上。

 

對此，《中國好聲音》也在同一天火速回應，稱錄音“是部分自媒體賬號在網絡平台散佈並經惡意剪輯”。但後續，一則清晰的實況視頻也隨之流傳出來，畫面中李玟的怒吼與節目組的交談，更加佐證了錄音的真實性，雙方更是發生了肢體推搡。

 

耐人尋味的是，早在2022年，李玟的內地粉絲羣中便傳出浙江衞視《中國好聲音》在錄製期間與李玟產生巨大矛盾，並導致其摔倒加重腿部受傷，這也在後來嚴重影響李玟的身體和精神狀況。而在鳳凰網娛樂的求證現場知情人士後，這段錄音、視頻也被進一步確認為事實真相，不存在惡意剪輯。

 

其中，李玟戰隊學員王澤鵬作為當事人，也在8月20日發文表示因手機被沒收，且節目組導演團隊也對此隻字未提，因此沒能知曉李玟提的更改合唱和走位細節，導致在錄製舞台時全程背對李玟，乃至摔倒也未能及時發覺。而李玟也在聊天中稱，“自己從業28年，從來沒有碰過一個這麼可惡的導演”。

在洶湧的輿論壓力之下，《中國好聲音》他屆參賽學員李嘉捷、徐海星，李玟戰隊學員王澤鵬、周菲戈，圈內明星韓紅、金星、楊培安、甄妮，乃至匿名工作人員等多方紛紛站出指證浙江衞視《中國好聲音》存在大量黑幕，諸如花錢保名額、一個導師轉身幾十萬、海選內定、強迫簽約、威脅學員等爆料層出不窮，並牽扯出浙江衞視其他節目爭議。

 

比如2010年，金星所參與的浙江衞視音樂選秀節目《非同凡響》行至決賽之際，本為導師的金星被臨時“下課”，金星也對此直言不諱浙江衞視“就是流氓、很齷齪”且“內部很亂，製作平台、製作手段都挺低劣的”；而作為《中國好聲音》第一季導師的劉歡也在2016年對節目提起訴訟，陳奕迅更是曾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中國好聲音》節目組要求自己特殊關照某些學員，被迫按下轉身。

李玟、陳奕迅、金星等藝人所難以接受的“劇本”，卻也正是綜藝節目的慣用套路。

 

業內資深綜藝編劇“黃小申”（化名）在接受《新週刊》採訪時提到，有選拔性質的強競選類節目比賽結果受到主辦方干預非常多，其也在正式錄製中被要求“想辦法讓哪個藝人晉級，哪怕票數不夠”，而有些坐在導師席位的藝人也並非完全配合，十分抗拒暗箱操作，會表達出下次不會再參與該節目錄制的想法，“在這個過程裏，每個藝人給自己留的底線其實是不一樣的”。

 

種種壓力之下，浙江廣電集團也於20日晚間回應稱將“進一步調查核實，並真誠歡迎廣大觀眾和網友監督”。但這一回應卻並未安撫大眾怒火，憤怒的網友更是從人道主義層面出發，細數浙江衞視罔顧人命的“七宗罪”，包括惡意報復李玟、高以翔猝死、釋小龍助理溺亡、趙麗穎與范文芳夫婦先後經歷溺水等事件。

姑且拋開這些不談，近些年來，《中國好聲音》及其背後的製作方燦星文化、負責學員演藝經紀簽約內容的夢響強音，早已面臨商譽減值虧損這一大難題。

 

尤其在夢響強音於2020年、2021年產生7.68億元的鉅額商業減值後，《中國好聲音》便已然在此前的壓榨學員、雪藏學員以及旗下藝人諸如梁博、黃霄雲、希林娜依·高等藝人規劃並不清晰理想等問題中，失去了大眾信任。

 

而“李玟事件”的爆發，就像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將燦星文化和背後利益集團的這攤爛賬徹底搬到了枱面上。

 

“好聲音”背後的迷霧

 

把時間倒退回2012年，彼時的浙江衞視跟隨衞視改革大潮，在屬浙江省政府領導下開始深耕綜藝市場。

 

當時，浙江衞視引入荷蘭《 The Voice Of Holland》版權打造出《中國好聲音》，以製播分離的創作模式與星空傳媒旗下子公司燦星文化達成合作。所謂的製播分離，即製作方與播出方均為獨立運營，但在節目製作方面卻鮮有成功案例，直到《中國好聲音》出現才為業內提供了新思路。

 

浙江衞視、燦星文化兩者之間，形成製播分離的同時也達成了投資分成的合作。但合作有一道底線約定，如果低於這條線則燦星文化向浙江衞視賠償，高於這條線則兩者分紅。而這種模式也同樣可以看作是“對賭協議”，是不留雙方餘地、全身心投入節目製作、運營的一種合作方式。

據《中國好聲音》工作人員透露，這種合作模式雖然具有一定的賭博色彩，但一旦收視率走高，回收效益就會極為可觀，最大的優勢便是上不封頂。

 

**比如在近期，《中國好聲音2023》在李玟錄音曝光後仍舊登頂全國收視率第一，便意味着節目“成功了”，不僅廣告價格會翻倍增長，浙江衞視、燦星文化所能夠分成的利潤也會走高。**正如第一季廣告收入便高達3.5億元，遠高於《中國好聲音》製作投入1億元；而在第二季決賽播出期間，廣告費更是達到了15秒380萬元的驚人價格。

 

可以説，也正是因這一大膽的嘗試，給國內各大電視台“打樣”的浙江衞視與燦星文化也達成了深度捆綁，在內容、傳播以及商業模式上達成了標杆性的效應，《中國好聲音》也在此之後一躍成為了國民IP。

 

這也加速了星空華文開始向資本靠攏，自2013年便開始進行股權變更，目前公司實際控制人也正是華人文化，以及出身自浙江衞視的星空華文CEO兼燦星文化總裁田明和燦星製作總裁金磊、星空華文副總裁徐向東，合計共持股79.42%。

但同時，伴隨着《中國好聲音》的穩步前進，浙江衞視、燦星文化也陷入了吃老本的擺爛。

 

一方面，縱觀在往年支撐起浙江衞視收視率的兩檔頭部綜藝《中國好聲音》與《奔跑吧》，均為外國引入版權的再變形，形式更是換湯不換藥，審美疲勞頻發；另一方面，2016年《中國好聲音》版權出現“李逵李鬼”的糾紛事件，荷蘭版權方Talpa宣佈與燦星文化結束合作後轉手將五年開發版權賣給唐德影視，唐德版“好聲音”也將落户某一衞視。最終，燦星文化不得不以超過5億元的侵權費用拿回版權，將改名為《中國新歌聲》的“好聲音”再度帶回大眾視野。

不難看出，即便是大出血也要拿回“好聲音”的燦星文化與浙江衞視，實際上早已陷入了對於單一IP的過度依賴困境。

 

在燦星文化母公司星空華文於2021年提交的招股書中顯示，星空華文的營收主要依賴綜藝節目IP製作、運營以及授權業務，其商業模式中綜藝業務佔據7成以上，而《中國好聲音》更是促使其成為中國最大綜藝節目IP創造商和運營者。

但作為老牌綜N代，歷經十多年的《中國好聲音》雖仍然是星空華文旗下節目收視率、收入等指標第一，總體營收卻在歷年來持續走低。比如2019年星空華文自《中國好聲音》獲得的分成為4.9億元，而2020年、2021年則降至3.24億元及2.51億元，毛利方面更是從2019年的2.29億元驟降至2021年的560萬元。

 

更為嚴峻的是，星空華文總營收也受到極大影響，2019年-2021年總營收分別為18.07億元、15.60億元、11.27億元，而去年僅有8.73億元。除了2019年淨利潤達到3.8億元，此後便一直處於虧損狀態，去年就虧了3.52億元。

去年12月底，於2018年、2020年、2021年三度衝擊A股上均失敗的星空華文還是如願以26.5港元的發行價於港交所掛牌上市，其當時也是以犧牲融資金額確保高估值的方式完成了“上市夢”，而急於上市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在於要緩解現金流緊張、投資機構欲要退出的現狀。

 

只不過，其在上市後所面臨的股權結構不穩定、版權糾紛、淨利潤下滑等問題，仍然困擾着星空華文本就不紮實的基底。且因《中國好聲音》為主的綜藝節目製作運營及授權業務縮水、吸金能力顯著下降，星空華文營收規模也早已不復往日，和2019年相比縮減至52%。

 

但今年以來，星空華文憑藉“新人之姿”，股價也曾急劇攀升，更是在今年2月累計漲幅近240%，隨後便迎來了震盪模式，年內累漲逾135%，其股價用了將近6個月更是一度達到了132港元的高價，市值超過520億港元。

 

起碼在李玟控訴的錄音及視頻曝光之前，刺激星空華文股價走高的利好因素正在源源不斷地助力其走出虧損陰霾，比如3月底，其與從事Web3科技的公司NFKings牽手擬定合作名為“香港耀星”的Web3娛樂合營公司，並於7月宣佈將發佈《中國好聲音》首款元宇宙應用；且隨着《中國好聲音2023》召集周華健、潘瑋柏、薛之謙、劉憲華擔任導師陣容也迎來了未播先火的待遇，有望改善興衰命運。

 

但隨着相關影像的曝光，星空華文股價也在8月以來隨之持續暴跌，近三個交易日累跌55%。截至8月22日收盤，星空華文股價已然腰斬來到57.9港元，總市值蒸發近260億港元。

這也是“李玟事件”觸發眾怒後，導致《中國好聲音》、浙江衞視、燦星文化乃至星空華文口碑徹底崩塌所帶來的“蝴蝶效應”。

 

而不管是浙江衞視還是星空華文，可以預見，當《中國好聲音》這個老IP大概率走到了盡頭，兩者也都將在廣電總局的監管下面臨剔骨挖肉的重創。

 

結語

 

值得一提的是，針對浙江衞視以及《中國好聲音》、燦星文化的討伐、抵制輿論，此前其實已經發生過。

 

但正如綜藝編劇黃小申在回答《新週刊》提問時所言，大眾對於節目背後的團隊並不熟悉甚至可以説是陌生，“即出了事故，背後的團隊仍然可以去製作別的項目，因為大眾對幕後的人是沒有任何感知的，大不了就是節目組重新請一批新的明星面孔上節目而已”。正如高以翔事件不了了之後，大眾也並非真正能做到去執行“拒絕”這件事。“觀眾口口聲聲説要抵制的一些東西，很有可能過幾天就會被忘掉”。

 

説白了，部分製作公司更是在業內擁有盤根錯節的利益牽扯關係，“觀眾的抵制很難對他們有實質性的影響”。

 

“打不到正主”的現實就這樣侵蝕着衞視音綜的製作，也愈加肆無忌憚。

 

或許擺在星空華文甚至是浙江衞視面前的，並非是如何再去找到下一個《中國好聲音》或是如何無聲封殺提出問題的人，而是如何放下傲慢與擺爛的態度，重新迴歸到以人為本的音綜初心。

 

當一檔音綜及其背後的一切，為了收視率、流量、話題而選擇泯滅人性、真實，完全異化成資本的圈錢工具時，其實也就只剩下一具空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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