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曾經搶走中國多少文物？_風聞

來源：國家人文歷史 

由日本有識之士組成的“中國文物返還運動推進會”在東京組織集會，呼籲日本社會正視和清算日本侵華戰爭期間的文化侵略罪行，返還戰爭期間從中國掠奪的文物。 

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會長童增代表民間索賠組織在集會上發表在線演講。來源/中國新聞網 

實際上，從抗戰勝利後的國民黨政府到新中國成立後，我們一直都在追討當年日本從中國搶走的文物，但收效甚微。官方努力尚且如此，民間這類行為更未可知。 

不過，提到這個事，就不由得讓人想到近代中國的苦難歷史。自鴉片戰爭後，帝國主義列強屢屢入侵中國，搶走大量珍貴文物。其中，日本後來居上，搶掠的時間最長、數量最多，造成的損失也最大。那麼，從甲午戰爭到抗日戰爭，日本究竟從中國搶走了多少文物？ 

覬覦已久

日本對中國文物的覬覦，可謂由來已久。 

當年甲午戰爭開打不久，日本宮中顧問官兼帝國博物館總長九鬼隆一就起草了《戰時清國寶物蒐集辦法》併發到日本各主要部門。根據這個辦法，對日本佔領國圖書文物的“蒐集”必須在陸軍大臣或軍團長的指揮下進行，圖書文物一旦送到兵站，立刻運回日本國內，入藏帝國圖書館或博物館。 

其中有兩點邏輯直白地暴露了九鬼隆一的強盜本性：其一，蒐集中國（包括朝鮮）的文物運入國內，可以將東洋寶物的精華盡收日本，以證明日本是“東洋學術之大本營”，或者如有的學者分析，取代中國成為亞洲文明的代表；其二，宣稱戰時掠奪文物是為了搶救文物，防止文物遭到戰火破壞。事實上，除了軍事行動，搶掠文物一直是日本長期侵華戰爭中的重要內容之一，其設立的一系列相應機構也説明，日本對中國文物的劫掠，是有組織、有預謀的。 

這些機構，有的直接設在軍隊內，如軍隊文物蒐集員（配備到師團一級）、軍隊特務機關；有的則是政府主辦的官方組織，如滿鐵調查部等，還有一些官助民辦半官方組織以及日本扶植的漢奸組織等。按成立的時間前後，茲將部分機構列舉如下： 

滿鐵調查部內部工作場景

東亞同文書院。日本東亞同文會下屬的文化教育機構，其前身是1900年在南京開設的“南京同文館”，是日本在華設立最早、規模最大的大學，其學生畢業前須到中國各地進行調查並寫成報告，其中有不少報告涉及中國各地的文化機構、文物設施。 

南京同文書院

“滿鐵調查部”。1906年設立於中國東北，全稱是“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在其存在的40多年時間裏，共在中國掠奪各種珍稀圖書70餘萬冊，建立有“滿鐵大連圖書館”“滿鐵哈爾濱圖書館”“滿鐵奉天圖書館”等，擁有完備的文獻文物蒐集與收藏系統。1995年，上海市檔案館陳正卿研究館員曾在館藏資料中發現一份“滿鐵調查部”編寫的《在日中國美術、考古學資料蒐集概要》的油印小冊子，透露了若干中國珍貴古書畫等重要文物流落日本的信息。 

滿鐵調查部舊址

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1925年在北京成立，之後在北京和上海分別組建了“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和“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專門蒐集和整理中國文化界動向和情報。東方文化研究所。1929年成立。該研究所在戰爭期間，通過劫掠、盜竊、發掘等手段獲得大量中國典藏古籍和文物資料，所內藏有殷商甲骨3600多片，為日本之最。 

日本東亞考古學會。1928年前後成立，成員多為日本著名大學和研究所的歷史學或考古學專家學者，是劫掠、盜竊中國文物的專業性組織。 

（華中）佔領地區圖書文獻接收委員會。組建於1937年12月攻佔南京前夕，專門負責劫掠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圖書文獻，由日軍特務機關主持，從“滿鐵”“東亞同文書院”“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等單位抽調“專家”組成。 

這些機構雖然稱呼不盡相同，本質上都是日本伸向中國文物的爪牙。為了將中國文物搶回國內，他們費盡心機、不擇手段。 

手段卑劣

相對温和的手段是盜掘。比如在日本聲譽極高的大谷探險隊。1902年至1914年期間，探險隊在大谷光瑞的帶領下三次深入中國境內，名為考古，實則盜竊歷史文物。大谷光瑞等人在中國西部地區先後竊取了大量的歷史文物，其中較突出的是9具人體標本和5塊方磚形彩墨書墓誌銘（最早的是公元515年，最晚的是公元662年）。這批文物部分被盜運到日本京都恩賜博物館。 

大谷探險隊“所獲”菩薩像頭部和舍利容器。來源/內藤湖南《西本願寺的發掘物》 

抗戰爆發後，在淪陷區內，日本各色考古隊更是無所顧忌。 

1933年6月8日，以原田淑人、池內宏為首的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發掘隊，發掘了渤海上京龍泉府的宮殿遺址，獲得了大批珍貴的渤海遺物。 

1935年和1939年，日本考古隊在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寢陵等地發掘了珍貴文物，阿保機夫婦的玉冊殘簡被盜運至東京。 

1936年起，東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長廣敏雄等，開始對中國南北響堂山、龍門石窟進行調查，從中國陸續取回了有關龍門、雲岡的石窟資料5600件，石刻資料8000件。這些文物，目前仍保存在該所東洋文獻中心。 

1938年5月，松本信廣等人在杭州、南京、信陽等地發掘，並將所得文物劫藏於日本慶應義塾大學。 

戰爭期間日本在中國發掘、調查活動（部分）。來源/孟國祥《大劫難：日本侵華對中國文化的破壞》 

相比於盜掘，日軍更習慣去搶劫。 

早在八國聯軍進北京時，日軍跟在歐美列強後面，趁火打劫也撈了不少好處。其中有一個聯隊長慄屋大佐除了搶銀元寶、銀塊外，還掠走文徵明繪畫1卷、明代銅製香爐1個、玉器10件及香爐、手箱等。 

日俄戰爭後，日本佔據旅順。駐守當地的司令長官富岡定恭把中國東北地區三大古代刻石之一的唐代旅順黃金山麓的“鴻臚井”刻石，盜藏到日本宮內省帝室博物館。 

“鴻臚井”刻石

到日軍全面侵華時，其洗劫文物的行為則到了肆無忌憚、為所欲為的地步。 

由於日軍師團一級軍隊一般都配備了文物蒐集員，這些人大多受過專業訓練，具有一定的文物專業知識。日軍每攻佔一處，“文物蒐集員”便在日軍的保護下組織力量對文物典籍進行搶掠。之後由日本國內的許多專業組織來進行第二、第三次劫掠。這些人大多對中國歷史文化頗有研究，對佔領地的文物進行拉網式搜查。 

比如攻佔南京後，日軍僅在寧海路8號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內就搶走古物、玉器、金石約五十餘種，包括星雲鏡5面、蟠螭鏡3面、菱花鏡3面、宋鏡4面、玉質素壁一具、玉璜玉珩10個、銅質漢印3方、銅質六朝印5方、銅質唐印5方、石質虎符1個等。該校另存於南京陰陽營23號的古文字、經典、器物等，計有殷墟龜甲獸骨文字183片、敦煌千佛洞唐人寫四分戒經一卷、

壁畫天女像一幅、緙絲山水畫一幅、大理石插屏、康熙瓷器及不少山水畫，盡為日軍劫走。 

此外，江蘇無錫縣立博物館內金石、雕刻、書畫等兩千多件文物被日軍洗劫一空。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內文物、標本被日軍多次“光顧”。河南省立博物館被日軍佔駐，館內文物、設施均遭破壞，日軍強索暗劫，文物和拓片碑刻被掠奪難以計數。內蒙古召廟王愛召，經日軍三天洗劫，召廟內嵌有寶石的釋迦牟尼銀質佛像、珍貴的經卷、銀質鍍金馬鞍、弓箭，以及各式壁掛、地毯等被搶劫一空。 

覆巢之下無完卵，私人藏品同樣無法避免被劫的命運。當時比較著名的收藏家中，南京的石筱軒被劫去名貴書籍四大箱，字畫古玩2000餘件。杭州的王鯤徒被劫去東周長方鼎、梁代觀音石造像等多件文物。福州左賦才被劫去宋明古玩、瓷器和花瓶多件。桐鄉範文治被劫各式細瓷花瓶、瓷佛、陶器等四五十種。 

戰爭期間中國文物被日軍劫掠實例（部分）。來源/戴雄《抗戰時期中國文物損失概況》 

以上各種公、私文物被劫，只是當時全國所有被日軍侵佔地區的一個縮影。在國力羸弱的年代，國民黨政府自顧不暇，沒有精力也沒有能力為這些被劫文物提供庇護，只能眼睜睜地看着一批又一批珍貴文物流失海外，給中國文化造成巨大而難以彌合的傷害。 

損失慘重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着手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文物損失調查工作。經過各地查報，“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彙編形成了《中國戰時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總目》。根據該目錄，中國戰時被劫或遭毀的公私文物，包括書籍、字畫、碑帖、古蹟、地圖、標本等總計3607074件另1870箱，估計價值9885546元。 

限於當時的條件，這類數據並不能反映中國戰時文物方面的全部損失。很多古籍、古蹟的損毀，是無法用單純的金錢來衡量的。 

如有千年歷史的嶽麓書院，在1938年4月的日機轟炸中部分被毀，不少歷朝經典、珍本、善本、孤本，在大火中變成一堆灰燼。日軍進攻山西省時，山西省府將明清以來檔案裝五十餘卡車，存在太原城東山溝一土窯中。太原淪陷前，因擔心落入敵手，除從中運出兩卡車分藏臨汾、隰縣兩處，其餘則全部燒掉，檢查人員燒了整整一個星期。 

影響力最大的是北京猿人的頭蓋骨失蹤。1929年在周口店發掘出北京猿人的第一個完整頭蓋骨，這是古人類研究史上的重大發現。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曾由北平協和醫學院送交美國海軍代為運出。按計劃，頭蓋骨將在秦皇島被裝上“哈里遜總統號”郵輪駛往美國，但運送頭蓋骨的專列在秦皇島附近遭日軍劫奪，“哈勵遜總統號”也沒有如期抵達，北京猿人頭蓋骨從此下落不明。 

北京猿人頭蓋骨化石 

對於被劫掠的文物，民國政府不是沒有嘗試過追索。1945年11月，民國外交部曾照會駐日盟軍司令部：“在我國未正式將甲午戰爭以來所損失之物收回以前，日人不得對之作任何形式之變賣或轉讓。”然而，美國主導下的盟軍司令部卻認為，“七七事變”之後從中國掠奪的物品才屬於返還的範圍，且設置了諸多帶有刁難性質的要求，如需附有被掠文物的基本信息、所有權證明材料、日本掠奪情況證明材料等。受此種人為因素所限，中國絕大多數被掠文物並未獲得返還。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中日兩國未能繼續就日掠文物的返還問題展開正常磋商，使該問題成為一個歷史遺留問題。 

時至今日，儘管我們內心不願承認，那些曾經是華夏文明重要標誌的珍貴文物，如今已成為劫掠國文化的一部分，至少在日本看來是如此。比如在東京博物館內一萬七千多件外國藏品中，約半數來自中國。這些外國藏品被認定為日本國寶的有十四件，其中八件是中國文物。在這樣的背景下，追索變得十分艱難。而透過當年日本劫掠、損毀中國文物行徑，聯繫他們在戰時焚燬出版機構、轟炸各類學術和教育機構的暴行，既暴露出他們得不到就毀掉的陰暗心理，也能清晰看出其“文化滅華”的險惡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