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物黎明後的大歷史_風聞

鄒剛 經觀書評 2023-08-24 21:12 發表於北京

除馬克思主義來源康德和黑格爾外，萬物黎明前後所有大歷史學者都自覺或非自覺受到唯物史觀的影響。1844年那個夏天，馬克思把黑格爾包括歷史觀在內的整個哲學倒置過來後，唯物史觀仍在近三個世紀曆史或大歷史研究中發揮着經久不衰的影響力。

在前文“萬物黎明前的大歷史”中，研究對象類同的《萬物的黎明：人類新歷史》（以下簡稱《萬物黎明》）與《古代社會》的研究結論形成鮮明的對照，格雷伯和温格羅打破了摩爾根為代表的主流學術立場，認定人類可在較平等的民主和較專制的等級制度循環過渡，而不必走《古代社會》等經典固守的人類社會從矇昧、野蠻到文明階段的進化論道路。

《萬物黎明》在人類文明和制度的演進方面種種令人耳目一新的立論與正好一個世紀前的《西方的沒落》遙相呼應。實際上，斯賓格勒走得更遠，六十多萬字的《西方的沒落》被斯賓格勒概括為兩個隱喻。主流學者認為文明從低到高遍歷黑暗、神權、民主和混亂時代是為構建古代-中古-近代三分框架，從而凸顯西方中心論的世界史。斯賓格勒第一個隱喻就是將這種以西方歷史為中心的線性進化框架，定義為歷史的托勒密體系。主流歷史學派依仗的西方中心論，如同托勒密以地球為中心觀天象感覺太陽圍着地球轉一樣荒謬。

一

將西方中心論主流學派比作地心説是為了引出被斯賓格勒自稱為歷史領域哥白尼發現的“文化形態學”。《西方的沒落》第一次將文化而不是國家作為歷史研究的對象，斯賓格勒不認為“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具有比印度文化、巴比倫文化、中國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等更優越的地位”。上述八種文化都是“動態存在的獨立世界”，諸文化此消彼長，形成類似於地球圍着太陽轉的“日心説”文化形態學詮釋的非西方中心論世界歷史。

斯賓格勒認為，文化的最高階段即最後階段就是文明。他的第二個隱喻就是將文化或文明擬人化，每一種文化逃脱不了從出生到成長，進而衰老死亡的宿命論結局。在過去有文字記載的五千多年裏，非西方文化依次沉淪了，西方文化在拿破崙時期已達到最高和最後的文明階段，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敗象已現的西方文明將步非西方文明後塵沒落衰亡。

斯賓格勒撼動了主流史學家的西方中心論嗎？至少《西方的沒落》沒有。如果説“地心説”主流史學家傾注西方文明的出生到輝煌，斯賓格勒的“日心説”則將西方文明的沒落到衰亡渲染得轟轟烈烈，如同他敬仰的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説》中，查拉圖斯特拉沿街嗚叫“上帝死了”。世界史上非西方文明沒落得更早，斯賓格勒斷言中國、印度、希臘和中東等文化或文明分別在秦漢、阿育王、亞歷山大大帝和穆罕默德時代就沒落了，所以將《西方的沒落》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留給拖到近代拿破崙時代才開始沒落的西方文明也就不足為怪。

因此，歷史研究方法的“地心説”或“日心説”撼動不了西方文明中心論。斯賓格勒挪開文明遍歷黑暗、神權、民主和混亂時代的階梯，代之為依次承載文化或文明的原始民族、文明民族、從文明頂峯開始沒落的費拉（fellah）民族；古代-中古-近代三分框架變更成前文化-文化-文明時期三分結構。“地心説”史學家描繪西方文明“生的光榮”，斯賓格勒“日心説”觀象的成果展現西方文明“死的壯烈”，由於斯賓格勒的貢獻，西方文明從生到死都成了世界大歷史的中心。

將文化或文明比作有生命節律的有機物隱患更大。文化不可能在一代人成型，代代相傳的文化或文明該如何以一個人或一個生物沒有代際傳承的生命節律來限定這些文明應遍歷誕生、成長和衰亡三個階段？斯賓格勒試圖將自己的理論看成黑格爾西方中心論歷史哲學的對立面，然而將歷史擬人化恰恰是黑格爾歷史哲學著作中出現的唯一隱喻，斯賓格勒只是將黑格爾的少年、青年和老年換成出生、成長和衰亡。套進黑格爾的隱喻，文化或文明連同歷史就擺不開黑格爾歷史決定論的色彩。

筆者一直在思考，當八大文明中的西方文明衰亡後，“日心説”隱喻中的歷史如何撰寫？法國俄裔黑格爾學者科耶夫解讀下的黑格爾給出的答案是不用再寫，歷史終結了。福山解讀下的黑格爾-科耶夫綜合體還加上尼采的“末人”，演繹成《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西方文明最終會消亡在尼采的末人，斯賓格勒的費拉人，以及黑格爾-科耶夫-福山綜合體的最後的人，殊途同歸。

國內《西方的沒落》第一份譯本是商務印書館1963年出版，那個版本沒有原著第一卷。斯賓格勒在第一卷中強調他的史學方法為文化形態學，文化形態學倚重於“觀象”的直覺，而不是嚴謹的邏輯體系。斯賓格勒的兩個隱喻對其蔑視邏輯思維和實證研究的方法論是災難性的：地心論正是觀象直覺導致的；日心論反而需要理解觀象反直覺背後的推理和計算。有生命節律的有機體生生不息的背後並非生而復死，生物學家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指出，人體不過是自私基因的軀殼，個體軀殼的存亡並不影響基因幾十億年的生存，在有生命節律的有機體背後是包括人類在內各種生物遺傳密碼基因的薪火相傳。從基因角度，沒有出生、成長和衰亡。

更進一步，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拿出一章的篇幅簡述他定義的可傳承文化的基因，他將這種新的複製基因定義為現已收入牛津大辭典中的新詞條“覓母”（meme）。如同基因可破解人類遺傳的密碼，覓母將破解人類文化傳承的密碼。人類個體死後“可以遺留給後代的東西有兩種：基因的覓母”。與基因自私的天性不同，傳承文化的覓母可以是利他的。人類“是作為基因機器而被建造，是作為覓母機器而被培養的”。對基因和覓母而言沒有最後的人，人類作為基因與覓母複合體的載體，道金斯推斷：“蘇格拉底、達·芬奇、哥白尼、馬可尼等人的覓母複合體在今天仍盛行於世，歷久而彌堅”。

《西方的沒落》

[德]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 /著

吳瓊 /譯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1年9月

二

與《萬物黎明》的作者不同，湯因比毫不掩飾《西方的沒落》對他的影響。湯因比在《文化經受考驗》中提到他懷疑《歷史研究》的整個探討“早已被斯賓格勒處理過了”。《歷史研究》開篇就明確歷史研究的單位是文明，而非國家或民族。將歷史劃分為黑暗時代、中世紀、現代和後現代是“走錯了路”，劃期導致“把希臘歷史與西方歷史等同於歷史本身”。

《歷史研究》

 [英]阿諾德·湯因比 /著

劉北成 郭小凌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10月

然而在方法論上湯因比根本沒采用斯賓格勒的文化形態學，替代觀象玄學的是嚴謹的文明互動範式和他深厚的歷史理論底藴，替代民族或文明民族的是社會或文明社會。用社會替換民族標誌着湯因比放棄了斯賓格勒經常被後人詬病的納粹種族色彩。《歷史研究》中人種與文明是多對多關係，湯因比分析至少有三到四個人種貢獻了西方文明。

歷史的“黎明”一詞實際出自《歷史研究》，湯因比認為從最早的文明至今“這段時間充其量不到六千年”。1915年三位人類學家的一項研究揭示：在歷史的黎明前約有650個在萌發文明的原始社會，從文明在歷史上破曉到現今共出現過21個文明社會。與《西方的沒落》八大“獨立世界”文明從生到死，自生自滅不同，《歷史研究》中的21個文明社會只有埃及社會、蘇美爾社會、米諾斯社會、中國社會、瑪雅社會和安第斯社會屬於孕育了各自文明的“原生家庭”。筆者對《西方的沒落》中文明代際傳承缺位的疑問釋然了，《歷史研究》中六種原生文明是可以代際傳承的，無論是同性、近親或雜交方式孕育二代或三代文明，從文明破曉後不到六千年期間的“任何一個文明先後傳承的次數最多隻有三代”。湯因比明確《歷史研究》的“21個社會可以在哲學上假定是共時與等值的”，因為“它們之中沒有一個比其他社會更為高明”，即各文明之間與人種一樣，沒有優劣之分。

《歷史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在對西方文明的追根溯源。附表一中顯示，西方文明是誕生於公元1128-1526年的第三代文明，與它有強相關關係的希臘文明（公元前431-31年）是第二代文明，與希臘文明有弱相關關係的米諾斯文明才是原生文明。六個原生文明中只有公元前1750-1400年的米諾斯文明是應對海洋的挑戰而生，“它的創造者是來自乾旱的非洲沿岸的逃荒者”，這些逃荒者在愛琴海一些島嶼上找水源過程中定居下來，被亨廷頓聲稱專屬盎格魯-撒克遜血統的西方文明的祖先並非來自歐洲！

湯因比明確否定了斯賓格勒的第二個隱喻。《歷史研究》第四部“文明的衰落”中，斯賓格勒將文明社會擬人化被斥為“決定論者的解決方案”。擺脱斯賓格勒向死而生的決定論，湯因比研究西方文明的存亡有了較大的自由度。國內流行近九十萬字的《歷史研究》只是一位英國業餘讀者薩默維爾自告奮勇的節選本，節選中全書十三卷被縮成上下兩冊，沒譯成中文的原著篇幅在五倍以上，湯因比前後邊寫邊發將近三十年。二戰前後西方世界的變化或多或少影響着《歷史研究》中西方文明的命運，不像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正好發表在西方文明面臨挑戰的兩次大戰之間。

在戰後開始繁榮的上世紀中葉，湯因比發表了《歷史研究》結論前的第十二卷，他再次將斯賓格勒的悲觀主義斥為難以服人的“先驗的答案”，寄望“西方文明的前景就是‘西方化世界’的前景”。給出結論後，湯因比出版前又補上只有一章不到五頁紙的第十三卷，他合卷驚歎《歷史研究》考察的文明大多已經死亡，並且包括西方文明在內的每一個文明都有可能死亡，引導他撰寫《歷史研究》的動因就在探討“這道‘死亡之門’究竟為何物呢”？ 

《西方的沒落》和《歷史研究》問世後都產生了石破天驚的效果。《西方的沒落》在那個年代就十萬多冊，名列暢銷書傍首，《歷史研究》取名平淡，篇幅浩繁，顯然作者未打算湊這份熱鬧。但斯賓格勒文化形態學曇花一現；湯因比文明的挑戰與應戰、沒落、復興以及戰爭與和平之間的文明對峙範式影響了其後幾代學者。

亨廷頓1993年在《外交》雜誌夏季號發出“文明的衝突”的疑問，在911事件前八年，他敏鋭地觀察到兩大陣營冷戰中意識形態對峙消失了，幾大文明的對峙再次成為未來衝突的主戰場。全盤接受《歷史研究》的理論範式，亨廷頓認為美國有些人在國內主張多元文化，在國外推行西方文明的普世主義，結果會是災難性的。根據湯因比的文明衝突範式，美國對外應承認不同文明的價值多元化，對內應倡導西方文明的普適價值，這樣才能在保持美國大熔爐的性質同時維護全球文明並存下的和平與安全。

與以歸納法研究大歷史的實證方法不同，斯賓格勒和湯因比各自定格一種理論，以演繹法推導出大歷史，斯賓格勒和湯因比更喜歡自己的作品被稱為歷史哲學。

《自私的基因：40週年增訂版》

[英]道金斯 /著

盧允中 張岱雲 陳復加 羅小舟 葉盛 /譯

見識城邦 | 中信出版集團

2019年6月

三

最早從哲學上探尋大歷史理論的當屬康德，其歷史哲學理論收集在何兆武1989年翻譯的《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以下簡稱《文集》），作為資深康德研究專家，卡西爾將自己研究《文集》著作的標題直接定為《康德的第四批判》。相較於第一批判理性，第二批判道德，第三批判美學，第四批判歷史極富爭議，但《文集》開啓了從哲學上研究歷史的先河是毫無爭議的。在第四批判中，康德承繼了三大批判的風格，以牛頓的自然法則和盧梭的天賦人權推演歷史的合目的性與歷史的合規律性，開創了從哲學高度論述歷史頂點的世界和平和永久和平，羅爾斯《萬民法》和《正義論》的立論正是基於第四批判中第五篇“永久和平論”，哈貝馬斯、賴特、福山等一批著名思想家均為第四批判中第一篇康德普世史理論忠實的擁躉者。

最早直接受惠於四大批判的當然是黑格爾。對康德三大批判的批判劃分了康德與黑格爾哲學繼承與發展，但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很難與康德第四批判的《文集》相提並論。其實黑格爾《歷史哲學》只是一份他學生整理的講課筆記，又譯成《歷史哲學演講錄》，正是在歷史哲學課堂上，他闡述了歷史從少年、青年到老年的通俗隱喻。馬克思發現包括歷史哲學在內的黑格爾哲學的“真正誕生地和秘密”在於《精神現象學》，而非《歷史哲學》。恩格斯指出《精神現象學》至少是從人類思想的胚胎開始，人之為人是從“自我意識”的產生開始，雖然沒有提到任何人名、地名和國名，《精神現象學》從精神胚胎成人後展開一幅包括從古希臘、羅馬到法國大革命的宏偉畫面，囊括了政治、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諸多方面的立體化歷史長卷。科耶夫從《精神現象學》中找到歷史的起點並看出歷史終結於1806年的拿破崙耶拿戰役，他定義的“歷史的終結”對應了《西方的沒落》中西方文明沒落的始點。

馬克思1844年4到6月瀏覽了《精神現象學》，形成他自用的讀書筆記《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歷史唯物主義的“真正誕生地和秘密”就隱蔽在這份難以辨認的手稿中。筆者選取的大歷史學者或多或少受到唯物史觀正反兩方面的影響，其中摩爾根不一定讀過馬克思，但恩格斯指出：“摩爾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領域內獨立地重新發現了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歷史觀”。至此，除馬克思主義來源康德和黑格爾外，萬物黎明前後所有大歷史學者都自覺或非自覺受到唯物史觀的影響。1844年那個夏天，馬克思把黑格爾包括歷史觀在內的整個哲學倒置過來後，唯物史觀仍在近三個世紀曆史或大歷史研究中發揮着經久不衰的影響力。

（作者系美洲投資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文章發表時刪去註釋及參考文獻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