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有金屬的國運戰: 歐洲教訓給中國一記重重提醒｜文化縱橫_風聞

【導讀】近年來，全球範圍內的關鍵礦產之爭浮出水面，例如近期印度就宣佈計劃禁止鋰、鈹、鈮、鉭等稀有金屬出口。事實上，從軍事國防到消費電子，再到新能源轉型的設施設備，稀有金屬在現代工業中的應用日益關鍵，一個“稀有金屬時代”已然到來。而稀有金屬供應鏈，成為各國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的重點關注領域。

本文梳理稀有金屬應用和儲備的發展歷程，指出：兩次世界大戰特別是冷戰大國競賽之後，稀有金屬在軍事國防、航空航天等領域大放異彩，各主要國家建立起相對完善的供應鏈和儲備體系。前蘇聯解體後，東歐國家大量拋售其稀有金屬儲備，導致該領域變成運維成本高昂的“燙手山芋”，各國將供應鏈安全責任轉移給工業企業，希望由“全球市場”進行保障。

然而，傳統大宗商品的市場規律並不適用於稀有金屬，以致大量風險無法化解：該領域的需求和供給規模相對過小，並且環節眾多，很多時候，斷供並不能通過加價來解決。稀有金屬供應鏈的脆弱性在於：（1）金屬回收行業的迅速增長可能無形中阻礙稀有金屬的提取；（2）地緣政治格局不斷變化，讓資源出口國不斷改變立場；（3）涉及稀有金屬的提取、加工和運輸的物流面臨多種風險。

對此，本文指出，為加強產業彈性和確保國家安全，建立全面的稀有金屬國家戰略儲備是關鍵一步。相比中、美、日、韓等主要工業國早早地建立起戰略儲備機制，歐洲卻相對滯後。作者認為，更具產業和技術自主性的法國，可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以有效加強歐洲工業韌性。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原創編譯“關鍵產業與關鍵資源之變”系列之一，編譯自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IFRI）**於2022年5月發佈的戰略報告，原題為《邁向“金屬時代”：建立稀有金屬戰略儲存體系，強化工業韌性》（Vers une ère métallisée : renforcer la résilience des industries par un mécanisme de stockage stratégique de métaux rares）。**由於作者立場、議題設置等原因，本文僅反映局部信息，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辨析。

文化縱橫新媒體·國際觀察

2023年第30期  總第135期

邁向“金屬時代”：

建立稀有金屬戰略儲存體系

強化工業韌性

**▍**引言

能源和數字化轉型，將徹底改變人類對原材料的依賴程度。從廣義上講，我們將不得不額外增加與當前化石能源消耗相當的可變成本（variable cost），來採購金屬和其他材料，用於打造未來新能源時代生產和儲能設備所需的固定成本（fixed cost）。

世界銀行和國際能源機構（IEA）最近的研究表明，同樣是發電1千瓦時（kWh），新能源模式所需的金屬（尤其是稀有金屬）遠遠超過傳統火力發電。此外，電力儲存、汽車電池和數字技術等新興領域，也會消耗大量戰略金屬或稀有金屬。

相比中美的提早佈局，歐洲似乎很晚才認識到自身金屬供應鏈的依賴性和脆弱性。幾十年來，西方工業曾通過“全球化”體系獲益頗豐；然而，在遭遇疫情衝擊等影響時，他們終於發現自身供應鏈韌性的嚴重不足。近年來，關鍵金屬價格波動加劇並大幅上揚，彷彿當年“石油危機”的重現。

隨着我們邁入一個全新的“金屬時代”，稀有金屬供應鏈，將成為歐洲工業、經濟和安全的“阿喀琉斯之踵”。

（本文發表截圖）

（譯者注：稀有金屬主要指那些在自然界中含量較小、分佈稀散或難以從原料中提取以及研究和使用較晚的金屬。比較常用的有鎢、鉬、錫、銻、鈷、鋰、銦、鉍、鍺、鎵、鉭、鈮、鋯、鉿和稀土等。稀有金屬元素具有“少、小、精、廣”的特點，由於其耐高温、抗腐蝕、強度高，以及高電導和高熱導等特殊物理、化學性能，在電子信息、新能源、節能環保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國防科技工業和高端裝備製造業等領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稀有金屬：用獵奇物質到戰略資源

（一）誕生初期：跟隨軍事與戰爭，起伏興衰

稀有金屬（les métaux rares）直到18世紀才被發現（鈷於1735年首次被發現）。此後，法國、神聖羅馬帝國、英國和瑞典為爭奪稀有金屬的發現而展開了激烈的競爭，這也直接反映對各種元素命名權的爭奪上。然而，一個多世紀過去，這些新發現的稀有元素卻只存在於粉末和溶液中，作為18和19世紀歐洲貴族們所鍾愛的奇珍異寶。

在二十世紀即將到來之際，第一個轉折點出現。軍用鋼材中首次加入鉬元素（譯者注：在同等強度下，鉬的密度只有鎢的一半，因而鉬替代鎢，在特種鋼材製造中得到應用）。此後在1923年，人們發現最後一種具有穩定同位素的金屬：錸，它如今廣泛出現在航空領域的發動機製造環節中。

另一個轉折點出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曼哈頓計劃首次大批量應用稀有金屬元素。此外，同時代的雷達、火箭、計算機和噴氣發動機將稀有金屬的應用推向了新的高度。此後，冷戰引發更大的軍備競賽和太空競賽，軍工企業則幾乎壟斷了稀有金屬的使用。

20世紀80年代末，前蘇聯解體對稀有金屬格局產生了兩大影響：（1）第三次世界大戰風險不再，西方國家的軍事預算急劇下降，俄羅斯和前東歐集團的軍事預算也降到最低點；（2）20世紀90 年代，前蘇聯集團國家經濟崩潰，促使它們大量拋售之前囤積的關鍵金屬。

大量的供給，導致這些金屬價格暴跌，而蘇聯軍事威脅消失，也促使西方調整戰略儲備。一時間，這些原本的戰略儲備，變成維護成本高昂但卻無用武之地的“庫存壓力”。

冷戰期間，隨着半導體的出現，固態電子技術也實現新的飛躍。在20世紀末，一系列變革匯聚在一起，恰好與電子消費品的出現不謀而合，也拉開稀有金屬使用的全新時代。

（二）邁入新世紀：成為消費品，走入千家萬户

過去三十年中，我們家中的稀有金屬已不再“稀有”。它們不僅存在於我們日常接觸的實體產品中，例如智能手機、汽車、計算機、家庭自動化、照明、光纖等，還支撐着各類基礎性的現代服務，例如互聯網和流媒體、雲計算、低碳電力等。

5G的普及，也激發更多的物聯網（IoT）設備、智能機器人和電動汽車需求，從而強化對各類金屬的使用。互聯網、雲計算，以及支撐未來綠色經濟的可再生能源用電，其“含金屬量”也相當高。

在人類的“雙碳”轉型之路上，一個巨大阻礙，就是對關鍵金屬的巨量需求。很多人擔心，為了擺脱對幾大類化石能源的依賴，反而要管理起數十種金屬的供應鏈，或許會得不償失。

為此，一種“技術主義”的思路被提出來，即利用所掌握的每種元素的獨特特性，不斷優化各技術路線的效率。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技術的不斷發展也可能開發出更多的稀有金屬需求。汽車行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短短几年內，汽車從鋼材和鋁材製成的“金屬殼子”，轉變為“輪子上的智能手機”，這個過程就會用到大量稀有金屬。

▍****“金屬時代”的脆弱供應鏈

（一）兩大風險：價格與可用性

一般認為，金屬等大宗商品的國際供應鏈往往具備兩大風險：價格風險和可用性風險，而稀有金屬的問題相對更加複雜。

1.價格風險

對於大宗商品，各交易方往往使用多種遠期金融工具（衍生品）進行風險對沖/套期保值（hedging），進而預測和應對價格風險。

當前，最廣泛使用的是期貨，它能夠對金融市場（如倫敦金屬商品交易所）交易的標準化衍生品進行結算。在正常情況下，這些期貨的價格相當於商品的價格加上到期複利，再加上套利成本（即儲存商品的成本）。因此，期貨價格與這些商品的現貨價格比較接近，尤其是在利率接近於零的時候。此外，期權也是常用的套期保值工具。

然而，上述工具很難直接降低稀有金屬的價格風險。相比賤金屬和貴金屬，稀有金屬的交易量很小，為它們創造金融衍生工具的單位成本過高。如果選擇通過遠期合約進行套期保值，就會面對交易對手和流動性不足的風險。

2.可用性風險

就短缺風險而言，基本金屬和稀有金屬之間的差異更為明顯。基本金屬的年產量往往以百萬噸（Mt）計，如鐵礦石近20億噸、鋁4000萬噸、銅2000萬噸、鎳200萬噸等，而稀有金屬的年產量為數千噸或更少，如鉬30萬噸、鈷15萬噸/年、錸50噸、釕25噸/年、銥8噸。

圖1：世界初級金屬平均產量（噸，2020-2021年）

注：黃色金屬為貴金屬，灰色金屬為稀有金屬，黑色金屬為賤金屬；資料來源：USGS、Techcet、CDMR。

稀有金屬的可用性問題，即實際獲得實物材料的能力，相對而言更為嚴峻。在基本金屬領域，價格上漲，可以立即“創造”出大量供給，進而維持產業鏈運轉；稀有金屬領域則不同，就算出大手筆，也未必能保證實物供應，畢竟可能根本就沒有材料可用。

因此，稀有金屬的供應鏈非常脆弱，假設其與賤金屬及貴金屬適用相同的市場機制，簡直是大錯特錯。

（二）獨特的資源，脆弱的供應鏈

絕大多數稀有金屬幾乎都是作為賤金屬或貴金屬的副產品獲得的。近三分之二的鉬是銅礦的副產品，硒、碲和錸也是如此。銦完全來自鋅礦，鎵來自鋁土礦，釕和銥來自鉑礦。

圖2：原生金屬（灰色）和相關副產品（黑色）

資料來源：USGS、CDMR

從上可知，在基本金屬領域（如銅），高回收率將限制這種金屬的初級生產（如開礦），從而限制與之相關的副產品的初級生產。銅通過回收等方式進而二次生產，進而持續保障總產量的繼續增長。與此同時，無論如何將稀有金屬進行二次生產，其總量都會受到銅等基本金屬開發的限制。

隨着循環經濟的發展，基本金屬的開採及稀有金屬的供應可能會停滯甚至減少，供應鏈的脆弱性將愈發明顯。

1.原產地依賴：國家間資源供應協議的侷限性

鑑於當前稀有金屬產能分佈的不均衡，必然在某些領域會對他國的供給產生依賴。一般而言，國家間往往會簽署關鍵金屬的供應協議。例如，非洲擁有豐富的資源和巨大的投資需求，但也存在侷限性：

美、俄企業在大多數礦業國家都已佔有一席之地。

反殖民情緒。Serval和隨後的Barkhane的運營中造成大量負面情緒，可能會使某些非洲國家對私人企業參與的礦業合作伙伴關係的意願產生懷疑。此外，許多國家面臨着巨大的政局不穩定風險。

資源民族主義：非洲國家對本國地下資源豐富性的認識正在提升，並且也有意願向價值鏈上游發展。因此，這些國家出口未經加工的重要原材料的慾望正下降。例如，剛果民主共和國和坦桑尼亞最近對採礦法規的改革，以及津巴布韋禁止出口未經提煉的鉑金。亞洲的情況也是如此，例如。印度尼西亞就對原材料出口採取了更加嚴格的政策。

2.物流依賴：國際貿易各環節的問題

金屬礦牀在地球表面的分佈並不均勻。南非藴藏鉑，俄羅斯藴藏鈀，巴西藴藏鈮，安第斯國家藴藏銅，印度尼西亞藴藏錫，中國藴藏稀土、鉍或鎢……

全球消費的金屬中，很大一部分來自進口，包含各種金屬原材料的形式（如純金屬、金屬氧化物、硫化物、鐵合金、鹽等），也可能是以加工成品或半成品的形式進口。這種情況也造成對物流特別是對海運的極端依賴。這種依賴性不僅體現在出發港和到達港，而且涉及旅程本身和所各階段的漏洞，例如：

港口基礎設施受限

基礎設施遭到意外或蓄意破壞（海嘯、地震、爆炸等）；

因衞生、海關或政治原因導致基礎設施封鎖；

內部原因造成的基礎設施故障（罷工、勞動力短缺）；

外部原因（社會和政治動盪）導致的基礎設施停擺。

海上航行及其各階段的干擾：

關鍵過境點（蘇伊士運河、巴拿馬運河、馬六甲海峽、巽他海峽等）發生堵塞或事故；

風暴、海嘯和自然事件；

海盜行為；

第三國襲擊。

這些風險及其影響，並不僅僅是理論上的。1755年11月1日，里斯本地震摧毀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大西洋港口基礎設施，它們的軍事和商船隊一舉覆滅。這一事件導致伊比利亞國家的地緣政治崩潰，為英國王室的出現及此後的稱霸，鋪平了道路。一個新近的例子，在剛剛過去不久的全球疫情中，南非德班港也遭到嚴重破壞——德班港作為剛果民主共和國生產的鈷的主要出口港，其封鎖之後，導致全球鈷價快速上漲。

與此同時，地緣政治局勢的日益緊張，也讓各國必須為潛在的高強度衝突做好準備。戰爭不僅是現有武器裝備的消耗和比拼，更是是對國防軍工產業的重大考驗。一方面，高規格的軍用物品需要消耗大量稀有金屬材料；另一方面，一旦戰爭爆發，全球供應鏈的脆弱性將暴露無疑。為此，針對稀有金屬等關鍵領域建立一套戰略儲備，已經是迫在眉睫的問題。

**▍**有心無力的戰略部署：歐盟供應鏈的韌性堪憂

（一）協調利益、行動與合作的難度驚人

如今，歐盟委員會展現出維護主權和保護工業基礎的新雄心，這與過去幾十年的開放和自由態度形成鮮明對比。然而，歐盟委員會的迴旋餘地，仍然很小，礦業政策仍然是成員國的責任，委員會除了建議之外，很難採取行動。

與此同時，多個歐洲機構（如DG GROW、歐洲原材料工業協會和歐洲原材料聯盟等）也打造出各種項目平台，促進研發機構與工業界之間的對話。然而，這些投資都是中期行動。

如今，歐洲已經提出一套針對稀有金屬依賴問題的戰略，但在各成員國的實際執行情況仍然參差不齊。一個讓人咋舌的事實是：全球對金屬的依賴程度空前提高，但歐洲卻是近幾十年來唯一一個金屬採礦產量下降的大洲。這種情況與歐洲大陸保持工業和經濟發展的雄心壯志根本不相稱。

各國對稀有金屬供應鏈的處理方法，也各不相同。歐盟仍有幾個採礦國家，但它們在全球範圍內都是小角色，例如波蘭、瑞典、葡萄牙和芬蘭。由於新喀里多尼亞剛剛確認加入法蘭西共和國，法國也可以在紙面上宣稱，自己仍然是採礦國。這些歐洲規模的“礦業強國”，各自都面臨不同程度的對外依附。

各國之間的差距還源於其雄心和工業定位。例如，法國的目標仍然是保持工業和軍事強國的領先地位，它離不開真正的稀有金屬供應保障戰略。相反，希臘和愛爾蘭的需求則不那麼迫切。與某些喜歡進口國防設備的國家不同，法國有着特殊的需求和強大的工業雄心，並且需要維持其國防工業基地的4000家製造商。

（二）國家礦山：缺乏對地下資源的瞭解

人們都希望從最好的技術中獲益，但卻沒有人願意在自己的直接生活環境中，承擔負面的外部效應。例如，面對2011年前後的稀土危機，法國成立戰略金屬委員會 （COMES），為應對依賴關鍵金屬的挑戰提出解決方案。2013年至2019年期間，法國共批准10項採礦勘探許可。如今，由於缺乏政治支持，這些許可證都已被放棄、過期或撤銷，例如重新開放阿列日省薩勞（Salau en Ariège）鎢礦的項目。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很難認為歐盟的採礦業在規模和時間上足以應對當前挑戰。例如，如今的歐洲人對底土的金屬潛力知之甚少，鐵礦和煤礦開採活動結束後，地質分析和鑽探工作也隨之終止。

歐盟正在恢復對底土進行系統測繪的政策，以確定各種含金屬的礦藏，這是恢復採礦的必要前提。這將涉及機載地球物理測量活動、實地工作、可能的鑽探活動和預測方法等龐大的研發系統。然而，即使有了政治意願和社會認可，歐洲所需的關鍵金屬也只能在數年甚至數十年才能被重新貼上“歐洲製造”的標籤。

（三）都市礦業：一把雙刃劍

事實上，每個發達國家都不缺少金屬：在運回亞洲或非洲的廢棄產品和廢料集裝箱中，幾乎全都含有金屬。在這些“都市礦山”中，關鍵金屬的存量相當可觀，其金屬含量甚至能夠超過原生礦牀。

回收利用有時被認為是一種神奇的解決方案，可以使各國在一定程度上實現關鍵金屬的自給自足。從理論上講，如果所有流程都能完美運行，那麼這個解決方案就萬事大吉了。

但現實並非如此：回收利用始於分類和收集，降低這些階段的損耗率至關重要卻抓手有限。接下來是金屬分離階段：使用的金屬數量越少，它們混合在一起的數量就越多，分離它們就越困難，越耗費能源，因此也就越昂貴。

從成本角度來看，分離和回收非常稀有的金屬是可能的，金和鉑族金屬的回收利用也有經濟可行性，但對於碲、銦、鉭、鉍、硒等元素等則無可行性。即使是錸，地球上最稀有的金屬之一，也由於其目前的市場價格太低而無法被回收利用。

稀有金屬的問題在於，它們在許多物品中的使用量很小，這使得它們無法回收利用，因為從其市場價格和初級生產來看，它們太昂貴、太耗能、太污染。銅的價格低廉，但用量大，可以回收利用；金的用量很小，但每公斤價值約為 50,000 歐元，也可以回收利用；然而，價格低廉、用量小的金屬（碲和鉍與金一樣稀有，甚至更稀有，但是其每公斤價格分別只是68美元和8美元），往往並不能回收利用。

技術上的突破使所用材料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這進一步加劇回收利用行業遇到的困難。回收鏈需要上游研究，然後是大量投資，如果待回收產品的流動中斷，這些投資就無法攤銷。在這方面，緊湊型熒光燈回收的例子很能説明問題：在短短几年內，這些燈泡已被LED 燈泡所取代，由於缺乏銷路，因此無法對其進行回收。

最後，部分回收戰略的不利影響之一是，它本身可能無意中造成或至少加速某些稀有金屬的短缺。此前已有介紹，能流通的稀有金屬總量上限由賤金屬開採的副產物決定，而龐大的賤金屬回收產業往往會限制稀有金屬的採礦生產。

**▍**從雄心到行動：邁向“金屬時代”的法國舉措

（一）冷戰期間：原材料儲備制度的建立

法國在1975年石油危機後建立了國家礦產資源儲備（SNMPM），旨在為國家提供兩個月的原材料（碳氫化合物和金屬，主要是賤金屬）供應。此後，法國又於冷戰高峯期的1980年成立原材料儲備銀行（CFMP），目的是儲存相當於最脆弱的原材料一年的消費量。

1985年，該機構的作用被重新定義，放棄了基本金屬的儲存，重點轉向鐵合金、貴金屬和技術金屬，特別是為了供應戰爭需要。1997年，由於蘇聯軍事威脅消失和稀有金屬價格下跌（特別是由於前蘇聯國家出售戰略儲備和削減軍事預算），該機構在重大潛在財務損失的新形勢下被迫解散。

當時，歐洲各國政府認為，今後確保關鍵金屬的庫存應該是各企業自己的責任。遺憾的是，私人企業由於專注於全球化帶來的新的國際競爭，很快就忘記或忽視了這一點。直到2012年稀土危機爆發，各國國家終於意識到自己對金屬的依賴成都。

與此同時，主要出口國開始設立並逐步減少相關配額，並最終建立了許可證制度。在此期間，原材料出口國也吸引大量外國製造商遷往本國，促成了工廠和技術訣竅的交流，幫助其在價值鏈上的地位實現大幅提升。

（二）全球化時代：供應鏈管理移交到私營部門

直到最近，除少數極端情況外，稀有金屬的供應鏈本不是問題。因此，這個問題非常邊緣化，從未在戰略層面（採購部門之外）得到解決。然而，當供應真正成為一個問題時，通常已為時已晚。

當前，工業已成為一場“流動的戰爭”：獲取最稀缺資源不再僅僅某個產業內部的競爭；很多時候，一個完全不同的行業可能會開發一種新稀有金屬應用場景，由於相關產品附加值較高，新的企業準備支付的價格也較高，這可能會快速導致某種金屬的供應鏈枯竭。例如，釕在硬盤中的應用（2003年IBM推出Pixie Dust原型後）激增，導致用於飛機發動機的新一代鎳超級合金卻供給不足。碲化鎘太陽能電池板也是如此，它取代了鋼中碲的使用，使其更易於加工。簡言之，稀有金屬資源被新興工業用途“虹吸”的風險不容忽視。

為此，企業也曾採取一些前瞻性的手段。那些最大、最富有、最清楚自己的弱點的企業，至少會與供應商遠期簽訂合同（有固定價格或無固定價格），或者通過“流態化開採”的方式（譯者注：金屬礦山的流態化開採，指的是原位轉化地下固體的金屬礦資源，之後利用機械設備向地表運送液態或液固混合形式的礦物資源）。部分企業甚至會建立獨立庫存，直接保障自己和供應商的原材料安全。

此外，企業也會與專門的參與者建立回收鏈。在這個計劃中，製造商提供要回收的材料，只支付回收服務的費用（從而使獲得的金屬價格與該金屬的市場價格脱鈎）。

相比之下，更多企業乃至國家在相關領域都是“不作為”的。主要原因有：（1）層層轉包使組織無法意識到其依賴性的現實，進而淡化了自身的對沖責任；（2）對中小型組織和工貿企業來説，套期保值戰略的成本可能超出它們的經濟承受能力；（3）組織內部並不總是具備管理這類問題的技能，或者決策者並不一定會聽取相關的專業意見。

（三）“瓦蘭報告”：法國率先戰略覺醒

長期以來，法國在原材料和能源轉型的研究人員一直在發出警告。法國地質和礦產研究局（BRGM）已就供應鏈脆弱性撰寫了多份報告，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研究主任奧利維耶·維達爾（Olivier Vidal）甚至進行了建模，證明能源轉型所需的金屬遠遠超過現有產能和儲量。

2015年大宗商品危機時，銠的價格為每盎司550美元（2020年為40,000美元），釕為每盎司50美元（2021年為850美元），鈷為每磅10.5美元（2022年為39美元），釹為每公斤48.5美元（2022年為160美元），氧化鉬為每磅4.5美元（2022年為19美元）。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

所有對稀有金屬感興趣的人都警告説，這些低價代表着歷史性的機遇。國家應該即時出手，廉價地重建起儲備機制，並與面臨財務壓力的礦商簽訂流態化開採合同。此外，國家還應該建立投資基金，以更低的價格收購礦業公司的主要股份。要知道，當時世界鉑金產量排名第三的隆明公司（Lonmin）被南非的西巴耶-斯蒂爾沃特（Sibanye-Stillwater）以2.85億英鎊的“骨折價”收購。

遺憾的是，在大宗商品熊市期間，有關部門始終對一種建議不聞不問。人們傾向於認為，價格變化的線性發展。而現實是，商品週期是眾所周知、有據可查的：高價格、過度投資和通貨膨脹、利率上升、需求下降、產量上升、價格下降、投資不足、利率下降、供應下降、需求上升、價格上漲……如此循環往復。

多年來，歐洲各國一直任由絞索勒緊自己的脖子。直到2021年9月，法國工業部前主席菲利普·瓦蘭（Philippe Varin）接到新一屆政府的委託，着手確保法國工業的礦物原料供應，主要側重於電池金屬（鎳、鈷、鋰）和永久磁鐵（稀土）領域。

具體而言，瓦蘭為政府選定了以下戰略重點：

大力推動公私部門合作，設立相關基金，以投資於能源轉型所需的戰略金屬。該基金的目標是通過收購股權，與能源轉型價值鏈上游（採礦、精煉、初級加工、回收）的工業運營商簽訂長期供應合同，幫助確保法國和歐洲製造商的供應，並優先考慮電動汽車的上游部分。

與法國礦產和冶金戰略委員會（CSF）密切合作，在地質和礦產研究局（BRGM） 建立關鍵金屬觀察站，彙集行業和政府的相應資源。

任命一名負責確保戰略金屬供應的部際代表，在工業界的密切參與下，協調政府各部門在執行所做決定方面的行動。

作為“電池加速戰略”的一部分，在法國原子能委員會（CEA）和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的共同監督下，將制定一份技術路線圖，供工業界和公共研究機構共享，用於下一代電池的金屬研究。

將“負責任的採礦”概念轉化為可認證的標準或品牌，與歐洲正在審議的電池法規保持一致。

基於以上工作（俗稱“瓦蘭報告”），法國政府打算在“法國2030”的投資計劃框架內，進一步集中力量為戰略工業部門提供關鍵原材料。該計劃將調動10億歐元預算（50%國家援助和50%股本金），通過各種手段加強金屬供應鏈韌性。

**▍**下一步：建立創新的戰略儲備項目

如今，重提關鍵金屬的戰略儲備問題勢在必行。日本（日本石油天然氣金屬國營公司，JOGMEC）、韓國（韓國資源公司，KORES）、中國和美國（國防後勤局戰略物資）都已經建立此類儲備，並將繼續擴大規模。

自然資源稀缺的日本是一個典型的案例。日本石油天然氣金屬礦物資源機構採用的是公私混合方式，即國家負責利用自身資源維持相當於 18天消費量的金屬儲備，而產業界則負責補足餘額，以實現相當於60天全國消費量的儲備。

在歐洲，國家和企業的協同依然困難。儘管大型企業有能力獨立制定保障其供應的戰略，但大多數能源和國防工業等領域的公司卻缺乏這種能力。通過國家引導、公私合作的戰略儲備體系，能夠為加強歐洲工業韌性提供有力保障。

這個解決方案的目標是在重塑戰略儲備的同時，利用法國礦產儲備委員會（CFMP）的經驗來優化其功能。該項目的一個關鍵點在於，將“戰略儲備與採購中心”和一個“流通金屬管理池”相結合。通過這兩種機制，戰略儲備推動本地的金屬回收供應鏈建設，實現更具可持續的產業結構。此外，基於“瓦蘭報告”的建議，新成立的基金可以偶爾投資流態化採礦項目，以較低的價格獲取長期的金屬供應。

這樣的項目因此可以作為法國乃至歐洲重建全面稀有金屬生態系統所需的基礎。對工業所需金屬進行規範，將促進戰略儲備組織成為一個採購中心，並有助於許多中小企業通過更大的談判能力降低其稀有金屬採購成本。這種方法還將使行業與合作願景中的合作伙伴共享稀有金屬市場信息。此外，通過不斷使用“先進先出”（First In First Out）方法對庫存進行持續更新，可以確保儲存的金屬與工業不斷變化的需求相匹配。

目前，該戰略金屬的儲備點將設立在荷蘭鹿特丹，這是歐洲金屬進口的“大閘門”。此外，法國在勒阿弗爾（Le Havre）港將建立一個標準中心，以對整個歐洲的資源調度進行協調。就金屬供應鏈的戰略問題，法國學界和業界已有數十年積累，能夠通過標準中心的平台進行教學、培訓和運營的實踐轉化。

國家的主要職能在於保護和促進兩種類型的利益：地緣安全和經濟社會繁榮。法國前總統瓦萊裏·吉斯卡爾·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曾説過：“法國沒有石油，但她有思想。”在20世紀，法國曾先於其他歐洲國家建立了戰略石油儲備。隨着我們邁向“金屬時代”，法國也在通過新的項目和倡議，繼續保障歐洲工業和經濟活動的韌性。

金屬種類繁多，它們的純度、形態和規格的差異使其比石油世界更為廣闊和複雜。因此，有必要尋求專業知識，以瞭解市場動態、技術創新並管理這些儲備。這些儲備需要積極管理，以不斷適應工業需求，同時確保儲存結構不成為國家的鉅額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