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打臉的“末日”謠言，為何依舊有人深信不疑？_風聞

每年網絡上都會充斥着各種關於“世界末日”即將來臨的信息，有的以預言的模式呈現，像是巴巴萬加的預言、2062 未來人的“誠心”提醒，有的則以一種更為直接的方式展現，像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太陽風暴將席捲地球造成毀滅性災難”……

你有沒有好奇過，我們為什麼會相信這些末日謠言呢？又為什麼“末日論”每年都會自行打臉，卻依然有人對此深信不疑，甚至成為了“世界末日論”的忠實粉絲呢？

認知失調

造就了我們輕信“世界末日”？

雖然解釋人們容易輕信與傳播這類駭人聽聞言論的外在原因有很多，但是追根溯源，其實還是受到了我們的一種奇特心理——**“認知失調”**的影響。

美國心理學家費斯廷格在上世紀 60 年代首次提出了認知失調理論。

它的核心觀點是當人們現有的認知與另一種新接收到的信息發生衝突的時候，會產生一種矛盾和緊張感，這就是認知失調的開始。

為了減少這種不適感對心身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人們往往會選擇改變或扭曲早已形成觀念，使認知、感受、行動保持一致進而到達心理上的平衡。

在這裏和大家分享一個關於認知失調理論與末日謠言的故事。

費斯廷格曾經對 1934 年在印度發生的一場大地震進行過觀察。他發現在這場可怕災難發生後，各式各樣的謠言開始在印度民間瘋傳，尤其是在沒有受災的地區，像是“印度將會發生更大的地震”“受災地區的範圍將會繼續擴大”“更嚴重的災難即將到來”等等。

你可能會感到疑惑，這些遠離災區的民眾，明明沒有受到影響又為什麼要編造或散播這些加深恐慌的謠言來危言聳聽呢？

費斯廷格解釋道，傳播駭人聽聞言論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增加不安，而是為自身已經產生的不安進行心理上的辯護，從而緩解認知失調所帶來的不適。

人們都知道地震的可怕，所以當其他地區出現地震後，即使他們知道沒有科學依據證明還會有災難繼續發生，但依然會對已經發生的災難產生一種焦慮與恐懼的情緒，生怕會有同樣的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這就產生了認知失調。

當一件事情和自己已有的認知產生衝突時，人類並不會根據科學事實改變從前的想法，而是會選擇扭曲事實，來緩解自己想法中的矛盾之處，就如同案例中的印度羣眾一樣，開始傳播、相信各種與災難相關的謠言，以證明他們的焦慮與害怕是事出有因，而不是杞人憂天，進而降低認知失調所帶來的不良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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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我們傾向於為產生的每個情緒、發生的每件事找到合理的解釋。而當我們在媒體、新聞中看到最近世界上某地出現天災人禍時，潛意識中也會同樣產生一種焦慮和恐懼情緒，感到煩躁或不安。而如果此時我們又恰巧在網絡中看到了有關“世界末日”的信息，它的出現就會幫助我們內心找到一條對未來不確定與不安感的出路，成為心靈上的依託，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容易輕信末日言論的原因之一。

明明總是等不到“世界末日”

人們卻為何依舊堅信呢？

在費斯廷格 1956 年的著作《當預言失靈》中，他與兩位同事秘密加入、觀察了一個小型的 UFO 末日宗教組織。該組織的核心主義認為世界會在 1954 年 12 月 21 日毀滅，只有最忠誠的信徒才會被外星人解救。

而在當天晚上所有的信徒都聚在領袖的房屋中，閉上眼睛虔誠的祈禱，等待世界毀滅和劫後餘生。但到了凌晨十二點，卻什麼事都沒有發生，屋子裏非常安靜。又過了十分鐘，終於有人開口了，只不過是試圖解釋：“或許是房間裏的時鐘錯了應該再等等。”又過了很久，當所有人都確定時間早就過了，這時又有人解釋道：“可能外星人使用了另一個時區，我們應該再等等。”

結果信徒們一直等到了早上，外星人還是沒有來。組織的領袖説道：“她感受到了召喚，需要去房間裏接受啓示。”出來後，她告訴所有信徒：“因為你們虔誠的禱告人類得到了拯救，地球也不會被毀滅了。”這種極為牽強的解釋，居然得到了在場信徒們的一致好評，每個人都認為自己就是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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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斯廷格解釋道，“末日預言”預期的落空會進一步增加認知間的失調，這使大多數沒有心理準備的信徒感到措手不及，為了減緩認知失調帶來的心理壓力與不適，即使明知是假的，他們也會毫不猶豫地轉而接受新的訊息。

回到生活中，對於我們來説，迎接“末日”的一次次落空，會讓我們的理性慢慢佔據主導地位，告訴我們要學會接受與面對現實生活中的不安和壓力，那些所謂的“世界末日”只不過是逃避當下生活的一種藉口。

然而，就像故事中這些“UFO 末日信徒”一樣，預期的落空代表着我們需要接受被騙的事實，繼續面對壓力和未來的不確定性，付出更多心理代價。在這種情況下，感性會又一次地壓過理性，進而開始尋找下一個可以用來緩解不安感的末日言論，這就造成了不管“狼”來了多少次，不少人依舊沉醉於末日謠言中無法自拔的現象。

參考文獻

[1]Festinger, L. (1957).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Festinger, L. (1959). Some attitudinal consequences of forced decisions. Acta Psychologica, 15, 389-390.

[3]Friedman RA. (2020). Why humans are vulnerable to conspiracy theories.

ps.psychiatryonline.org/doi/10.1176/appi.ps.202000348

策劃製作

作者丨蘇逸 全國心理服務基層協作網融媒體發展中心副主任 心理治療師

審核丨樊春雷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 副研究員

王葵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員

策劃｜徐來

責編丨楊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