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創作與符合“實際”之間的“度”到底是什麼？_風聞

一個完全的門外漢的疑問，想聽聽大家的討論。作為影視創作，或者説廣義的文藝創作來説，現在無論什麼樣的作品都越來越多的開始討論“符合歷史史實”，“符合原著”，“符合現實”。那麼不妨寬泛的討論一下，影視創作與實際世界之間的“度”到底是什麼？文藝創作的美學成就到底是主觀決定的還是客觀決定的？到底是“胡編亂造”成就好的作品還是“按圖索驥”成就好的作品？

比如説，當一部文藝作品以某個實際的歷史人物作為主角來創作的時候，到底應該在什麼“度”上符合這個人物本身的歷史記載和歷史評價？

當一部文藝作品以某個實際的社會事件作為主要情節來創作的時候，到底應該在什麼“度”上符合這個事件本身的客觀現實和大眾評價？

當一部科幻作品以某個幻想的背景或技術突破為主要靈感來創作的時候，到底應該在什麼“度”上符合這個科學原理的現實侷限和大眾理解？

到底是什麼決定了好的文藝？

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妨先從另一個問題説起。

假如現在我給你一部匈牙利電影，讓你來評價這部電影的好壞，你會如何評價這部作品呢？

顯然，你大概率對匈牙利的歷史一無所知，對於這個電影反映了什麼樣的現實也不甚瞭解。你只能針對這部電影本身所講的故事，以及這部電影的表現手法、藝術特點等進行分析。也就是説，在不瞭解這部作品的情況下，你的所有的評價都必須也只能針對這部影片的“內部文本”進行解讀。

這個例子説明了什麼呢？簡言之，普通觀眾在觀賞一部影視作品的時候，是無需關注這部作品本身所對應的歷史或者社會現實的。因為如果是那樣的話，恐怕每個人都要仔細學一遍世界國別史才可能去看國外的電影了。

那麼，既然每個人都可以在不瞭解一個電影所對應的社會現實的前提下去欣賞一部作品，那麼要用“是否符合史實”、“符合原著”之類的理由，去批評乃至否定一部作品的文本價值，顯然就是沒有意義的了。

這其實也是很多電影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得到差異化評價的原因。我之前上大學的時候，西影廠的一位導演曾經給我們上過一學期的課，其中提到了路遙的《人生》。他講到，路遙的《人生》一發表，就獲得了第一屆中國優秀中篇小説獎，之後《人生》被改編成了電影，由西影廠的廠長、第四代導演的代表人物之一吳天明親自執導，而這部電影也獲得了中國電影金雞獎和百花獎。後來，國內要徵集電影參加國際電影節，國內的評論家基本都把《人生》列進了推薦的名單裏，認為其必將在國際上斬獲很多獎項。但令人意外的是，《人生》送到國外參賽，非但沒有獲獎，而且反響平平。

這位導演覺得很奇怪——因為他覺得，就算《人生》獲不了獎，也不該是這個評價啊。於是，他去四處打聽了一下，問評委和觀眾對《人生》的看法。

結果，很多評委和觀眾直接問了他們一個此前從未想過的問題：户口是啥？

因為《人生》這個小説敍事的大背景，就是建立在當時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之上。可西歐的電影人是真不瞭解啥是城鄉二元結構，也不知道啥是户口。這麼一來，《人生》這樣一部在中國飽受讚譽的現實主義作品，到了國外也就黯然失色了。

而反過來，很多在中國飽受批評的作品，到了國外反而可能很受歡迎。這裏面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英雄》。當年《英雄》在國內上映的時候，中國的評論者們普遍以“篡改歷史”、“洗白暴君”等理由對這部作品提出了批評。但是，很多人未必知道的是，直到今天，《英雄》仍然是中國電影海外票房榜的第一名（如果不把《卧虎藏龍》看作是中國電影的話）。

海外觀眾如此喜歡《英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幾乎完全不瞭解《英雄》的歷史背景，也不知道中國歷史和主流文化對於秦始皇的評價，他們所關心的是故事、畫面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對中國觀眾來説最重要的價值觀問題反而不成為問題，而《英雄》裏宣揚的“和平”觀反倒是更對國外觀眾的胃口。因此，也就出現了《英雄》在海外電影網站的評分還要比國內高出不少的原因。

所以，從根本上講，所謂的影視創作與現實的“度”問題，更多取決於觀眾對於事實本身是否瞭解。比如，我要拍一部戚繼光抗倭，那麼在這裏，戚繼光這一部分的情節當然要儘量貼合史實，就算改編也不能太出格，因為中國觀眾相對熟悉。可到了倭寇那部分，那就真是你怎麼編都行了。只要是能在着裝上體現出這是日本人，那麼你就算把胡編出一本日本戰國史出來，觀眾也基本不會較真。

那麼説，這是不是説只要影視作品只要顧及內部的敍事就可以，完全不必管“貼合事實”這些方面呢？其實也並不然。因為，影視產品作為一個典型的文化工業產品，其本身具有藝術品和文化商品雙重屬性，而作為文化商品的影視產品，又天然的帶有意識形態屬性。這意味着，影視作品創作的自由度——尤其是普通商業電影創作的自由度——其實是被限制的。在這個角度上，影視作品與事實的關係實際上是浮動的——或者説是“雙標”的。具體來説，就是在大眾可以接受改編的部分，你可以改，但在大眾不能接受的部分，你就不能改。

對於這事，其實中國古人早就有過總結：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子貢這句話的意思是，因為天下已經事先給紂王定性為了“惡人”，所以後來的人就會把所有的髒事乃至於想象出來的髒事歸到紂王身上。如果從事實的角度説，紂王身上的很多惡事肯定是不符合“事實”的，但是老百姓已經認為紂王是個惡人了，你非要按照那些“事實”拍反而容易被人認為是“洗白”。

類似的，比如編乾隆時期的作品，不管啥壞事，你就都往和珅身上編就行了。把和珅寫的太好，反而才是問題。

而反過來呢，比如印度的很多抗中神劇，基本講的都是神威無敵的印度軍隊如何在1962年英勇奮戰，擊退了數十倍於自己的中國軍隊的進攻——這顯然也不是事實，但你架不住印度老百姓他就是愛看。要是有個印度導演真按照事實拍一遍，説不定還會被認為是“印奸”。

這其實也是任何一個大眾藝術作品創作的基本原則，即偏離事實本身不是問題，但不能與主流輿論或者觀眾的主流觀點相悖。甚至，有的時候你就算拍的真是事實，也沒啥用——比如，我現在拍一個某青年大學畢業後白手起家，成功融資創業，然後迅速身價過億，成為行業新貴。這樣的例子在現實中存不存在呢？肯定是存在的。就算是稀少，但不能説沒有。可如果我真要把這個故事拍出來，估計就會被人罵——因為主流輿論是大環境不好，人人活得都難，獲得輕鬆的都是二代。你突然來一部這樣的作品，即便你拍的都是事實，但與主流輿論違背，被罵也是必然的。

這個下面有位答主説得很好，“所謂度，就是對公眾的認知和理解的預判”。因此上説，做自媒體也好，寫網文、拍影視劇也好，大多數時候，洞悉粉絲和觀眾的情緒，然後順着他們的情緒去寫去拍，既安全還賺錢。

至於“到底什麼決定了好的文藝”，這個問題就太大了，很難在這樣一篇回答裏做出解釋。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事實”並不是決定作品本身好壞的唯一因素或者決定性因素，否則就很難解釋為什麼原本孤身行萬里、遍歷數十國的玄奘法師，在《西遊記》裏形象被嚴重扭曲，《西遊記》卻還是被稱為“四大奇書”之一。對於大眾文藝的創作者來説，如何能把握好這個“度”，則就是考驗作者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