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義桅：融合中國-西方推進全球化事業，彰顯全球化的中國自信與中國自覺_風聞

**王義桅，**全球化智庫（CCG）特邀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美國學者愛默生在南北戰爭前夕曾經這樣告誡他的同胞：“我們依賴旁人的日子，我們學習他國的長期學徒時代即將結束……數百萬計的青年正衝向生活，他們不能總是依賴外國學識的殘羹來獲得營養”，還説：“我們要用自己的腳走路，我們要用自己的手來工作，我們要發表自己的觀點”。這對今天的中國，何嘗不是及時提醒？

中國學者談智庫，往往以美國為參照系，急於汲取美國智庫模式、經驗，其實就是愛默生要告誡美國之於歐洲的。

美國是西方文明國家、基督教-資本主義國家、霸權國家。美國智庫無法抹去這三重底色。中國智庫不能學也學不了美國智庫模式。

按照美國參照系，中國智庫就陷入三大悖論：

其一，獨立性與影響力悖論：如果也像美國智庫那樣標榜獨立（其實是表面上獨立於政府，無法獨立於資本），那就不知情，缺乏政治影響力——不光是西方，發展中國家更是看重中國智庫對官方政策影響力；如果不強調獨立，依附於政府，則往往公信力不夠。

其二，中國的還是世界的悖論：文化強調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智庫往往相反，越是中國的，可能越不認為是世界的。世界的，又無法中國化。

其三，政策的還是學術的？換言之，藝術的還是科學的？儘管蘭德公司也標榜是科學分析，但世界普遍認為蘭德公司是智庫，不是科研機構。如何擺正中國智庫與學術研究的關係？

全球化智庫（CCG）長期致力於把中國智慧帶入西方、把西方智慧帶入中國，融合中國-西方推進全球化事業，彰顯全球化的中國自信與中國自覺，堅定中國的全球化自信與全球化自覺，是克服中國智庫三大悖論的典範，這從《大國智庫2.0》新書中可見一斑：

第一，超越中國，關注全球化，關注人類。海德格爾説，“光從東方來”；“中國是唯一的作為世界民族而存在的”。中國是一文明，不是民族國家（nation-state）。CCG天然把中國與全球化相連，是新時代的中國與全球合一。

第二，超越分的邏輯，側重和合文化。西方智庫背景是利益分化的黨爭，服務於競選。中國是合的哲學而非分的理念。中國智庫的“智”是智慧而不是智謀，不會出像蘭德公司那樣的拱火俄烏衝突、搞亂歐洲，削弱俄羅斯的智庫報告。

第三，超越庫而着眼於協商。西方智庫為政治的旋轉門、政黨輪流執政儲備人才、獻計獻策、影響輿論，而中國是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協商制度，不是西方多黨輪流執政。中國智庫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全過程智庫，為人民服務的智庫。

總之，邁入中國式智庫新時代，超越了美國智庫分的邏輯、資本的邏輯、競爭的羅輯，強調和合共生，強調人的價值，強調協商，強調人民羣眾是我們的老師，而不是所謂的塑造輿論，製造事端。

中國智庫不能以美國智庫作為參照系，也不能以歐日韓等美國的聯盟智庫為參照系——那是“體制內的國家”，中國是獨立自主於美國體制的。新時代中國新型智庫牢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融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智慧，要為人類的未來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迎來中國式智庫新時代，應研究中國問題，開創中國氣派、具備中國風格，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式新型智庫集羣。

——中國問題，孕育着世界學術前沿。今天中國式現代化所解決的“中國問題”，早已不是當年英國哲學家羅素所寫的《中國問題》（“The Problem of China”），而是“中國的問題”（“Problems in China”），即發生在中國而不限於中國的問題——既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解決中國問題，已經成為解決世界問題的一部分。正如李克強總理曾經説的，“中國改革是人類最大創新”；“中國醫改，是以中國方式解決世界性難題。”

——中國氣派，是中國學者應有的風骨。中國式現代化為解決人類的現代化之問、確立好的現代化指明方向。中國新型政黨文明和文明型政黨創立了 “源於中國而屬於世界”的當代政治文明話語體系，中國智庫應在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中立功立德立言。

——中國風格，是智庫建設的當然要求。中華文明從未間斷，即便國家被西方殖民，文明依然自強自立，現在更處於蓬勃復興之勢。作為文明型國家，中國應該而且能夠提出超越西方、超越現代化又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建構既具中國特色、又具世界普遍性的自主知識體系。這是中國新型智庫應該呈現的中國風格。

把中國問題研究透，自然就是國際一流。中國是被迫開啓現代化歷程的，卻成功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開創了一條中國式現代化之路。強調中國式或中國特色，就是超越對西學的路徑依賴，超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或“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近代情結，體現了中國的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覺。中國特色發端於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源自於近代以來所開闢的獨立自主的和平發展道路與社會主義實踐，契合於當今時代潮流和世界大勢。

在《海殤？——歐洲文明啓示錄》一書中，筆者十年前就提出，“中國發展的意義，不僅解決中國自身問題，也客觀上為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參與全球化提供重要借鑑，為發達國家走出危機和困境提供啓示，開啓‘南學北漸’的新歷史進程”。唯如此，將徹底改變 有學者批評中國智庫的“不智”、“不庫”現象。

所謂的“智”，上“知”下“日”，就是天天生產知識。現在我們是照搬西方的知識，那是不夠的，應該天天生產新知識，就是有一整套的邏輯體系和思維方式。這要以整體中國科學、知識的大發展、大繁榮為前提。學術強，則智庫強；學術不獨立，則智庫不獨立；學術勝於西方，則智庫勝於西方。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建設呼籲我們儘早走出180年以來“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糾結。

如何理解中國智庫2.0時代？

智庫研究什麼問題？為什麼要研究？如何研究？誰來研究？為誰研究？怎麼評價？這些根本的問題，現在要做一些反思了。因為我們今天遇到這百年未之大變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相交織；國內也提出了新的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和新的發展格局。最近結合重温學習毛澤東主席的《改造我們的學習》，我琢磨：是不是也要改造我們的智庫？

從研究中國問題，到研究發生在中國的世界性問題，到研究世界性問題一一解決世界性問題的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到越來越多的研究人類問題本身，這是智庫研究的跨越。我們研究的方法、思路相應的是否也要調整？

“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1954年9月15日，毛澤東主席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向世人宣告我們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艱難困苦，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共和國：“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 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 創新是第一動力，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 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開闢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

新時代催人奮進，百年變局時不我待。中國智庫2.0時代，有五點值得注意的：

一、我們過去的成功，可能成為未來的包袱。過去是在全球化順風順水時期，改革開放乃順勢而為、引灤入津，盯着西方，趕超先進。我們今天還是按照過去的思路，可能適得其反：一，西方先進嗎？二，先進就好嗎？三，能先進嗎？智庫的調研、專家的思維方式也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二，中國和美西方進入同質性的競爭階段。他們現在也在學習中國產業政策，推出產業戰略，學習舉國體制搞新曼哈頓工程，學習一帶一路，師華長技以制華，而我們分不清楚哪些是我們的真正長處，未來的核心競爭力，反而一門心思在補短板，解決卡脖子技術。因為美國的激烈反對，西方的污衊，我們可能放棄自己的一些優勢，令人擔心。其實，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只是目標，也是過程，科技創新過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要指望完全徹底解決卡脖子問題，還是相互依存、命運與共。

三，科學乃分科之學，侷限性日益顯現。中國人對科學有崇拜，這是對歷史的誤讀，校往過正。今天，我們智庫的建設、專家思維，甚至基礎教育，需要莊子（futurist）和墨子（architects）。智庫思維不能太有限理性，多次博弈產生區域性、領域共同體，也要藝術性的思維，倡導大科學系統性思維，無限博弈結果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沒有顛覆性技術與顛覆性思維，就可能犯顛覆性錯誤：每步都對，結果錯，因為系統變了。

四，我們是世俗文明，禍兮，福兮？一方面因此發展的很快，支持過去的創新，數據廣泛使用，但是缺少宗教般的情懷，難以支撐原創，追求絕對真理，甚至難以產生日本家族企業的精緻技術。這個成為一個大的麻煩，難道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美歐要搞世界數字組織（WDO），包含隱私權的新世界人權宣言。中華文明、中國體制如何適應一個數字文明時代的來臨？這成為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相互交織的最重要的挑戰之一。我們還要激勵各種文明都應該適應數字化文明的來臨，迭代的創新，而不再是一個線性進化的邏輯。否則，人類不可能形成命運共同體的。

五，人類智庫如何應對AI時代的挑戰？以ChatGPT各種語言搜索“中國”“台灣”，只有簡體中文、阿拉伯文説“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如此以訛傳訛如何不誤導智庫研究？工業文明取代了農業文明時代的重複性體力勞動；數字文明則取代了工業文明時代重複性腦力勞動。生態文明呢？現代化的目標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智庫如何面對AI時代人定義機器還是機器定義人的悖論？如何探討“後真相”，避免專業地製造“虛假信息”？

有鑑於此，《大國智庫2.0》新書將CCG汲取五千年文明靈感、14億中國人智慧，堅信全球化美好願景，已闡述得淋漓盡致，必將催生《大國智庫3.0》的早日誕生，探尋人類命運共同體時代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