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福島核災,不會是最後一次_風聞
心之龙城飞将-08-30 21:08
新週刊
2023年08月30日 20:20:49 來自廣東省

當地時間8月24日13時,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污染水啓動排海。自2011年3月東日本大地震與海嘯破壞福島第一核電站以來,其廠房內已積累134萬噸核污染水,預計將在30年內持續排放。
不顧國內、國際不斷高漲的反對聲浪,單方面強行啓動核污染水排海,日本政府的這一決策遭到了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
在2022年出版的著作《原子與灰燼:核災難的歷史》(Atoms and Ashes:A Global History of Nuclear Disasters)中,學者沙希利·浦洛基(Serhii Plokhy)再現了上世紀50年代以來六次重大核事故的歷史,包括1986年發生的切爾諾貝利事故、2011年發生的福島核事故。
該書簡體中文版將由廣東人民出版社推出。我們從其第六章“核子海嘯:福島”中摘編相關內容,以此回顧日本發展核能的歷史,以及福島核事故發生的緣由。
時任日本首相菅直人表示,他曾經相信“切爾諾貝利這類的核事故不會在日本核電站發生”。沙希利·浦洛基則在書中提醒我們:事故會發生,而且肯定會再次發生。
作者 | 沙希利·浦洛基
編輯 | 譚山山
題圖 | 《切爾諾貝利》
1986年4月29日,瑞典發出核輻射警報,蘇聯承認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了事故,此時日本已經對這起事故有所警惕。位於東京的外務省發出命令,要求日本駐歐洲各國的大使館收集有關蘇聯核事故的信息,稱這“可能對日本的核能政策產生重大影響”。
七國集團關於切爾諾貝利的聲明充分反映了中曾根(時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編注)及其政府的關切。聲明寫道:“如果管理得當,那麼核電仍將是一種日益被廣泛使用的能源。”
日本自然資源和能源局發佈了一份簡報,表示政府準備“繼續以安全優先的理念促進(核電發展)”。這意味着日本的核項目可以馬力全開。“日本政府和核工業都沒有意識到,日本的核電站同樣可能有危險,也沒有認識到我們需要(從切爾諾貝利事故中)吸取教訓。”一位當時活躍於政壇的日本外交官回憶道。
1973年,核電已成為日本能源開發的重點。到2011年,日本有30%的電力來自核電。日本這個90%的能源都依靠進口的國家,計劃在2017年之前將核電的比例增加至40%。

1986年5月1日,柏林街頭的反核抗議活動。(圖/Wikipedia)

“服務於和平的原子能”
1954年3月22日,也就是“第五福龍丸號”事件在日本媒體引起軒然大波不到一週後,前一年秋由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成立、旨在統籌國家安全政策的行動協調委員會(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便建議“積極發展非戰爭用途的原子能”。
這個提議與1953年12月艾森豪威爾宣佈的“服務於和平的原子能”計劃在基本原則上是一致的,主要目標就是通過促進“服務於和平的原子能”,減輕世界對美國“服務於戰爭的原子能”的憂慮。
1954年9月,美國國會通過了《原子能法》(Atomic Energy Act),放寬了1946年《麥克馬洪法案》對共享核技術的法律限制。於是,日本成為美國核新政的理想試驗場。
美國駐日本大使館隨即展開了“服務於和平的原子能”公關活動,組織了原子能相關的展覽、參觀、會談和影片放映活動,其中一場活動吸引了8萬人參加,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這一系列活動並未引發抗議。
日本政府同樣大力支持,同意了美國在日本建造實驗性核反應堆的提議,並歡迎兩國在核領域開展進一步合作。1954年,日本政府撥款2.35億日元用於核研究。

1986年5月13日,時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右)訪美時與時任美國總統里根交談。(圖/Wikipedia)
當時還是一名年輕議員的中曾根全力支持發展原子能。他在青年時代曾因日本戰敗而指責天皇,因美軍對日本的佔領而譴責道格拉斯·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並因此聲名鵲起;但如今,他將美國核科技看作日本重拾民族自豪感的法寶。
1955年,核研究獲得了50億日元(在當時相當於1400萬美元)的政府資助,遠高於前一年的2.35億日元,中曾根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1955年12月,在他的極力推動下,力圖“保障未來能源”的《原子能基本法》通過。
“布拉沃城堡”試爆後不到兩年,日本對美國的“服務於和平的原子能”計劃展現出了極大的興趣,準備發展核能。美國也在日本積極推進核能的和平利用。1955年,美國與日本政府簽訂了協議,隨後幫助日本建造了第一座研究性反應堆,該反應堆於1957年達到臨界狀態。

原子能在日本的工業化
20世紀60年代,日本人的能源消耗增速比國內生產總值增速還要快。因此,他們希望能更進一步,建造像希平港反應堆那樣的商用反應堆。但日本人發現美國法律尚不允許商用反應堆的技術出口,便轉向了擁有科爾德霍爾反應堆的英國。
英國的回應也很積極。日本第一座工業反應堆就採用了英國鎂諾克斯石墨反應堆的設計,對比温茨凱爾的第一代原型有了明顯的改進。
1961年3月,在東京以北約120公里處,日本最大的島嶼本州島東海岸的東海村附近,建造了一座裝機容量為166兆瓦的反應堆。反應堆於1965年11月達到臨界狀態,於次年7月併網。廣島和長崎核爆發生的近20年後,日本擁有了自己的原子能工業。
日本首座商用反應堆使用了英國的石墨反應堆技術,但此次合作十分短暫。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發起了銷售攻勢,將英國擠出了日本市場——美國反應堆的造價更便宜,發電能力更強。東海村的第二座反應堆由美國通用電氣公司供貨,於1978年11月併網。
通用電氣公司賣給日本的反應堆是最早由芝加哥大學阿貢國家實驗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研發的沸水反應堆(Boiling Water Reactors,簡稱BWRs)。對比三里島核電站運行的里科弗壓水反應堆,二者最主要的差別在於沸水反應堆的構造更簡潔。

截至2021年3月的日本核電站地圖。(圖/nippon.com)
三里島核電站的混凝土安全殼曾避免事故升級為更嚴重的核災難,設計簡潔的沸水反應堆則無須建造這一類型的安全殼,從而節省了大量的建造費用。事實上,為沸水反應堆建造三里島式的混凝土安全殼也不現實:為了簡化建造程序、去除大量不必要的管道,設計師在反應堆容器上部安裝了汽水分離器和蒸汽乾燥器,這使得反應堆的高度達到了18米。
切爾諾貝利和蘇聯其他核電站的RBMK(石墨慢化沸水反應堆——編注)之所以無法建造安全殼,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不過,為了確保沸水反應堆的安全性,設計者將反應堆放置在2.5釐米厚的“馬克I型”(Mark I)鋼製安全殼中。這種安全殼在性能上曾存在重大缺陷,他們改進了設計,認為問題得到了解決。
1963年11月,在東京以西約322公里的日本海海岸,敦賀核電站開始建造第一座由通用電氣公司研發的商用沸水反應堆。1970年3月,該反應堆達到臨界狀態。1967年2月,相隔不遠的美濱核電站開始建造另一座沸水反應堆。1970年11月,該反應堆併網。
當時日本的電力產業正在蓬勃發展,如果有人想要選擇核電,那麼通用電氣公司的沸水反應堆是不二之選。1970—2009年,日本共建造了30座沸水反應堆和24座壓水反應堆。

東電與福島核電站
福島第一核電站就是日本首批建造並運行通用電氣公司沸水反應堆的核電站之一。1967年7月,該核電站6座反應堆中的第一座於本州島太平洋海岸、東京東北方向約225公里的大熊町和雙葉町之間的位置開始建造。1971年3月,第一座反應堆實現併網,這對福島縣政府來説無疑是喜事一樁。
自1958年起,福島縣政府就開始遊説,力爭在該地區建造核電站,以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日本最大的民營電力企業東京電力公司(Tokyo Electric Power Company,簡稱東電或TEPCO)同樣十分欣喜,因為福島沸水反應堆是它冒險進入核工業領域的初步嘗試。
福島第一座沸水反應堆的總裝機容量僅為460兆瓦,但這只是一個開始。到1979年10月,福島第一核電站又建造了5座反應堆,其中功率最大的反應堆總容量達到了1000兆瓦。核電站總功率達到了4700兆瓦電力,發電能力在世界範圍內可以排到第15位。

福島核電站1975年興建時的影像。(圖/Wikimedia Commons)
1981—1986年,東電在附近的福島第二核電站建造了4座沸水反應堆,在接下來的10年間,又在全球最大的核電站——柏崎刈羽核電站建造了6座沸水反應堆。日本需要更多的電力,東電能夠承擔供電的重任。
將通用電氣公司的核技術帶到福島,離不開許多人的幫助,名嘉幸照便是其中之一。他是通用電氣公司的核工程師,後來又出任一家公司的社長——這家公司後來成為東京電力公司的承包商。同他的祖國日本一樣,對於美國的核技術,名嘉幸照也經歷了一個從最初抗拒到最終接納的轉變,這個過程中充滿了各種意想不到的曲折。
1973年,名嘉幸照來到了東電管理的福島第二核電站。“我把一本通用電氣公司的培訓手冊譯成了日文,這也是東電沸水反應堆培訓中心的第一本培訓手冊。”名嘉幸照回憶道。“見識過世界各地的情況後,”他繼續説,“我相信,對於資源貧瘠的日本來説,核能會是唯一的能源。我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

生產目標優於安全性
但他在東電工作期間,注意到公司的管理風格和企業文化發生了一些變化。“從20世紀80年代以後,”名嘉幸照回憶道,“東電就將核電站的運營交給了承包商和製造商。顯然,他們認為只有管理效率才是需要優先考慮的。”
不過,最大的變化是對待反應堆安全的態度。就像當年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氣氛一樣,對他們來説,完成生產目標要優先於安全性方面的考慮。
名嘉幸照記得,1988年底,一個水泵的葉輪葉片發生了破裂,使得一片金屬落入了反應堆堆芯,水泵的振動也更加劇烈。於是,名嘉幸照建議管理層降低輸出功率。“有人告訴我,現在正值年底,降低輸出功率是不可能的。”他回憶道。
管理層關心的是完成年度生產目標。名嘉幸照十分擔心會發生事故,甚至一度失眠,直到1989年1月反應堆停堆他才如釋重負。
這座反應堆經過大半年的維修,在反核活動家和當地反核支持者抗議的聲浪中重新啓動。在與抗議者的見面會上,負責該反應堆的主管竟然中途退出了會議。“我們……被寵壞了,因為我們掩蓋了事故信息,逃避了來自公眾的壓力。”名嘉幸照回憶道。

福島核電站1至5號機使用的典型沸水反應堆“馬克I型”截面圖。(圖/Wikimedia Commons)
2002年,一則重磅醜聞曝光,稱東電員工早在1977年就開始偽造安全報告,沒有進行安全檢測就提供虛假信息,還在報告中掩蓋存在的問題,虛假報告的次數不下200次。東電的會長、社長和一名副社長被迫辭職。
對此事的內部調查由62歲的公司高級主管勝俁恆久負責。調查結束後,他升任東電的社長。以思維敏鋭著稱的勝俁穩步升至公司領導層,於2008年從社長升任會長。
勝俁和新任社長清水正孝一道竭盡全力整頓組織,完善安全標準和企業文化。東電旗下的反應堆經歷了更多次的停堆檢查,清晰地表明公司渴望洗心革面、重新開始。
2007年,東電管理的柏崎刈羽核電站因地震而發生放射性物質泄漏事故;之後國際原子能機構還發出警告,聲稱福島第一核電站不符合新的抗震安全標準。作為回應,2010年,勝俁和清水建立了一個應急控制中心,可在重大地震災害中充當應急指揮部。
但達到新的安全標準之後,東電就止步於此。根據設計,核電站能承受不超過7.0級的地震,而東電並未採取任何措施來提升核電站其餘部分的整體抗震性能。另一個從未解決的重要問題是如何應對可能發生的大海嘯。
同日本其他核電站一樣,福島第一核電站也建在了海邊,這樣就不必建造成本高昂的冷卻塔,能節省一部分費用。作為替代措施,他們將混凝土管道引入大海,用海水冷卻反應堆產生的蒸汽,待其冷凝為水,再次供反應堆加熱。但問題就在於有發生大海嘯的可能性。

2011年3月16日,衞星拍攝的福島第一核電站影像。從右至左分別是在事故中受到嚴重損壞的1號機至4號機組。(圖/Wikimedia Commons)
如同日本其他核電站一樣,福島第一核電站設有消波塊和很高的防波堤,以防海水侵入,防波堤的高度接近5.7米。不過,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Nuclear and Industrial Safety Agency)認為這還不夠,並於2006年向東電發出警告,認為海嘯有可能切斷核電站的外部供電。
2008年,東電的內部專家得出結論,浪高超過15.7米的海嘯就可以越過防波堤,淹沒核電站。勝俁並未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只是決定再研究一下。“公司大部分人都認為不可能發生重大海嘯。”勝俁後來説道。
對勝俁、清水及公司其他管理人員來説,他們的“研究”在2011年3月11日下午2點46分戛然而止,因為在距日本東海岸約120公里的太平洋海域,發生了矩震級高達9.1級的大地震。
這次地震引發了巨大的海嘯。而這次海嘯中最大的“受害者”當屬福島第一核電站。

對“核災難”的恐慌
如同美國的三里島事故和蘇聯的切爾諾貝利事故一樣,福島核電站事故削弱了政府和核電管理機構的公信力,引起了反核情緒的抬升。不過,相比其他地方,日本的公眾反應最為強烈,對核工業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2011年3月,日本擁有的53座反應堆貢獻了全國電力供應量的30%。而福島核事故中有4座反應堆爆炸,日本其餘的沸水反應堆和壓水反應堆均停堆進行檢查,並計劃在完成安全檢查之後就立即重啓。
但因福島核事故產生的輻射影響了全國,人們的憂慮不斷加劇,並且懷疑海嘯過後留在海岸上的碎片也具有放射性,導致輻射恐懼症進一步蔓延。2011年4月,超過17000人在日本各地發起抗議,反對繼續依賴核能。9月,僅在東京就有6萬人參加示威活動。
2011年秋,由於無法重啓反應堆,日本遭遇了嚴重的電力短缺,但這個國家剛剛經歷了很多人所認為的瀕死險境,電力短缺也未曾削弱反核的浪潮。在民主黨敗選的同時,自民黨重新掌權。自民黨的看法是,能源需求不斷增長,反應堆還是要逐步重啓。
2011年6月,重啓核電的進程開始了。在接下來的幾年裏,有9座反應堆陸續啓動。

國際原子能機構工作人員查看福島第一核電站4號反應機組。(圖/UN News)
如果説福島核事故對核工業造成的短期影響在日本最為顯著,那麼受長期影響最嚴重的則是遙遠的德國。2010年,德國通過了一項新法律,將核工業的壽命延長到了21世紀30年代。然而,福島核事故的發生徹底改變了德國社會和政府的態度。2011年6月,德國聯邦議院以高票通過決議,要求在2022年之前停運德國所有的反應堆。
正如一些德國政客所強調的,如果像日本這樣技術發達、具有高度組織性的國家都發生了福島核事故這樣的核災難,那麼類似的核災難同樣有可能在德國上演。
福島核災難影響的範圍不僅限於日本和歐洲。在中國,“核災難”的消息引起了消費者的恐慌,有人囤積了足夠用上5年的碘鹽,因為他們誤以為碘鹽可以防輻射。災難發生後,中國對在運、在建的核電站進行安全大檢查。他們通過了多部新法規和一項新的安全法,這是中國政府對人民的憂慮所做出的回應。

《原子與灰燼:核災難的歷史》原版封面,簡體中文版將由廣東人民出版社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