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必須拋棄“頭痛醫頭”的發展窘境_風聞

    疫情之後國內產業有了一個相對的寬鬆環境，但這不等於各個產業領域發展空間都得到較大改善：

   1、高技術產業的發展即要有主力軍，也要有”突擊隊“

       針對美國長臂管轄的局面，我國高技術發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也就是説，在“單極世界”的格局下，經濟學的“國際分工合作”鏈條格局已經支離破碎。中國經濟技術水平的提高在美歐日的約束下，只能在極為有限的“國際分工合作”條件下艱難前行。也就是説，中國必須考慮在“自力更生”的條件下進一步提高“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機制。完全靠“市場調節”行不通。但是不是就不需要市場機制呢？不是的。因為中國的經濟根本就不是完全的市場機制。例如“兩彈一星”、”重大幾件裝備（入盾構機和海洋工程裝備以及交通基建等等）“都不是完全市場化就可以實現的。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機制最突出的優勢就是集中最有效的人力、物力和科學技術能力實現的。對這種模式，其實西方經濟學也有定論：劉易斯在其《經濟發展理論》中指出：”當政府的發展的目標和措施明確之後，計劃的優勢大於市場的優勢。“也就是説，計劃可以通過審慎的預測作出決定，即在時間上具有超前性，而市場的反應總是滯後的——要看供求反饋。比如盾構機，我們不能生產的時候只能高價進口，連維修權限都沒有。中國在重大醫療設備的需求上也是如此。

       為什麼中國能突破盾構機的技術？就是因為中國人能通過”技術層層分解“，一個節點一個節點地實現自主的能力——即兵書所言：積小勝為大勝。也就是説，國內集中優勢從最底層的材料、技術原理和製造工藝這三個環節入手解決整機的各個部分，由此實現整機的製造。作為一個反例，就是瀋陽機牀廠在”五軸數控機牀“中過分強調”自主研發“，而忽視機、電、液以及軟件的分工合作。舉個例子：對於數控機牀的計算機硬件系統本該由專業企業按照設計要求集成即可，軟件開發則與數學算法和編程的優勢單位合作完成——即企業提出數控加工要求，數學算法據此提供程序算法，然後由編程單位完成數控軟件設計。而此後就是瀋陽機牀廠參與整體系統的仿真測試及系統驗證。瀋陽機牀廠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確保數控機牀的加工精度——即五軸數控機牀本身必須具備的機械製造精度（這才是瀋陽機牀廠自身具備的資源稟賦和內生動力）。

       所為自主知識產權，我們只要確保這個產權是由我們中國人掌握在手裏就可以，不一定非要全部都掌握在某個人或某個企業裏。其實德國的數控機牀自主知識產權也不到40%，很多組件也是靠進口的。ASML的EUV光刻機中，自主知識產權和專利也不到20%。所以我們的發展模式還是要落實國內自主的的“國際分工合作”。

       總結一下就是：”術有專攻，不攤大餅；層層突破，自主集成。“最後提醒一下：國企有巨匠，民企有能人，分工看優勢，合作多元化。

2、中國的國情決定了勞動密集型產業仍然需要保持一定規模

 中國的社會勞動力總量在那裏擺着，因此社會就業總水平不應低於95%。按照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當人的基本生存條件得不到滿足時所產生的矛盾都是對抗性的。“所以社會的穩定一個前提就是”人人有收入，人人有飯吃。“安身才能立命。從社會需求來講，勞動密集型產業所提供的供給是大多數羣體的需要，尤其是低收入羣體。此外，勞動密集型產業作為末端供給，還承擔着其他企業的需求。如果説中國具備世界最完善的產業鏈，那麼勞動密集型產業也是國家整個產業鏈的重要”枝葉“。

      近些年來，國內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走出國門的量很大，主要原因就是內地經營環境所致，尤其是工資和税負的壓力所致。因此，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扶持至關重要：解決的途徑勿怪忽有三：一是適當降低税費、二是降低入職門檻、三是企業用地要靈活，避免一刀切。尤其是在欠發達地區要結合”百業興農（温鐵軍語）“忙時務農，閒時務工”；就地加工，減少就業環節。出門工作，下班持家兩不誤等措施。

      再一個就是勞動密集型產業門類很多，從衣食住行到五金、紡織、塑料和農副產品等等，幾乎無處不在。但我們現行的制度中還缺乏靈活性。比如飯店餐飲的熟食和涼菜分類管理就不合理，“熟食和涼菜”監管的目的不就是衞生條件嗎？只要符合食品衞生要求就可以了。畢竟消費者不可能在這家吃了熟食，再到另外一家點涼菜。現在農村自留地已經很少了，自家養的幾隻雞和種的菜作為對外餐飲的原料也是增收的途徑。

     總而言之，就社會經濟環境來講，勞動密集型產業包羅萬象，是國民經濟不可或缺的補充。也是千千萬萬農民走向富裕的重要途徑。如果勞動密集型產業萎縮甚至消失，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3、房地產的問題

近來關於房地產的問題國內上下都在關注，儘管各種措施和輿情都在出現，但筆者並不看好未來的前景——因為房地產的問題不僅僅是市場化的經濟問題，而是涉及整個社會系統的問題。即房地產的問題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社會大系統問題。中國的房地產問題從計劃經濟時代帶市場機制的整個演化過程中，實際上一直存在隨着“發展的悖論”。從宏觀上的“既要又要”到“新舊八條”的出台，其實都沒有找到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房子由“抄的”到“住的”，再到姚洋提出的“放開”等等説法其實都沒有解決房地產中的“空手套白狼”問題。恒大和碧桂園前世今生本質上一直存在“市場投機”的問題。

      早在2003—2005年間出差開會就看到大量的“海景房”和“江邊雅居”閒棄在那裏，比比皆是。但那時的另一面是住房的剛性需求得不到滿足。還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許多樓盤剛開始開工（甚至沒有施工進駐），樓盤比較合適户型就已經“銷售一空”。誰先得到的信息？當然不是普通老百姓。很早據一個小包工頭酒後所説：“2400一平米的房子原本就不是上市的，開發商拿到地，多數資金缺口就大。要想經營下去就得準備好15%的款項先去辦證各項手續和打點什麼。至於材料和工錢那都得等到‘秋後算賬’。”其實，恒大和碧桂園最初也是這個路子。

     再一個就是“房屋預售制度”和工程的“層層分包模式”。現在買房拿到鑰匙後業主驗房和裝修過程中就會得到一大串電話：牆體、牆面；水、電、氣、暖；門和窗等等都是各個分包商或工頭的電話——“各司其職，個管各的”。保修期也是從一個月到一年，各不相同。更有意思的是，儲藏室的門，業主拿到鑰匙門鎖電錶就是壞的，而且“保修期已過”，業主只能自己解決。許多小區交房時連建築垃圾都沒清走，室外地平更沒有完成回填，所以排水井高於地面甚至掩埋到建築垃圾之下的情況比比皆是——原來小區的綠化也是分包出去的：分包商沒有地下施工圖紙，所以靠自己的眼睛找平綠地。

     一片亂象，20多年來的房地產業就是如此走過來的。最突出的問題就是違規。至於審批的設計規劃和實際施工是否相符，物業也是不知道的，業主知道的那就更少。房地產業出現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講就是各種矛盾交叉相互制約的“複雜大系統問題”，所以單靠“單方”措施不可能解決系統性問題。從目前中國的房地產業遇到的所有問題來看，所謂糾偏時機早已經是疾重難返。因此需要痛下決心從頂層制度建設着手才有可能有所改變——其道理就是“綱舉目張”，説白了就是房地產業沒有脱胎換骨的決心，什麼問題都解決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