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訂版】站在十字路口的藏傳佛教——探秘南印格魯派四大寺(下)_風聞
随水-随水文存官方账号-09-01 08:55
哲蚌寺
我們在哲蚌寺住了四天,生活體驗有點像學校宿舍——事實上這裏本來就是學校。**拉薩****哲蚌寺素有“第二那爛陀”之稱,是那爛陀之後世界上最大的佛學院,鼎盛時期有超過一萬名僧人。**如今印度哲蚌寺有大約五千名僧人,數量依然相當可觀,色拉寺僅1700人的規模跟這裏比起來顯得小巫見大巫。
不誇張地説,哲蚌寺可能是藏傳佛教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座寺廟,其重要性不僅僅體現在其規模上,更在於其對政教合一的實踐。五世大海建立的甘丹頗章政權,便是得名於二世大海以來位於哲蚌寺的莊園宮殿“甘丹頗章”(Ganden Phodrang,意為兜率天宮),這個名稱後來成為了政教中心的代名詞——大海喇嘛在哪裏,“甘丹頗章”就在哪裏——最早甘丹頗章在哲蚌寺,後來搬去了布達拉宮,現在則在達城。
説起來,西藏哲蚌寺的名稱最早正是來源於南印度,“哲蚌”在藏語裏的意思是**“堆起來的大米”,於是有人説這是因為哲蚌寺的外觀從遠處望過去就像一堆大米,其實這是在牽強附會。大家有沒有想過,西藏這地方自古不產大米,大米對他們來説就跟大象、獅子、孔雀一樣,顯然是南亞傳過來的外來事物。哲蚌寺的全稱為“吉祥米聚十方尊勝洲”,這個名字事實上來源於古代的南印度佛教聖地丹雅卡塔卡(Dhanyakataka),梵語意思是“大米聚集之地”,是古印度百乘王朝**(Śātavāhana Empire)的首都,玄奘當年來過這裏。這座印度的“大米城”現在叫做達羅尼科塔(Dharanikota),位於安得拉邦(Andhra)沿海,當地出土的阿馬拉瓦蒂佛塔遺址(Amarāvati Stupa)在印度佛教歷史上的地位非常高,其藝術風格屬於古印度佛教三大流派之一——另兩種風格分別是大名鼎鼎的犍陀羅和秣菟羅。因此“吉祥米聚十方尊勝洲”迴歸南印度,倒也算是往其源頭更近了一步。
哲蚌寺歷史上曾經有7個扎倉,扎倉雖然名義上是學院,但由於牽涉到財富和權力,它事實上屬於半自治的特權實體,彼此之間存在競爭甚至對立關係。到20世紀初的時候,哲蚌寺的7個扎倉中有3個已然名存實亡——連一個僧人都沒有;剩下的四個扎倉中,德央扎倉(Deyang)和阿巴扎倉(Ngagpa)僅有極少數的僧人,甚至都無法形成康村……所有的財富、權力都集中在兩個最大的扎倉——朗色林扎倉(Lo-seling)和果芒扎倉(Go-mang,也譯作“郭莽”),形成了寡頭壟斷。

▲印度中部Dhanyakataka才是真正的原版“哲蚌寺”

▲我去的那幾天大海喇嘛住在果芒扎倉,戒備森嚴,閒雜人等不得靠近話説大海講法那幾天並非固定住在一個地方,為了讓各寺廟、各扎倉雨露均霑,隔兩天就要換個地方。

▲大殿前的阿育王石柱,非常印度特色的佛教標誌

▲受印度農家樂審美影響,這邊的人也愛佈置得花枝招展

▲殿內佛像陳列


▲大殿內部的壁畫
走在哲蚌寺佛學院裏面,感覺確實也很像大學校園,學僧們三三兩兩偕伴而行。在扎倉的組織架構中,最高管理機構是寺廟行政處(Changzoe Khang),這個寺廟行政處的工作人員包括總監、藏文秘書、英文秘書、會計等,都是由大家選舉出來的僧人,每屆的任期為三年。行政處下面有教導主任(Discipline Head,鐵棒喇嘛)、學科帶頭人(Chant Masters,總經師)、考試委員會(Examination Committee)、規劃委員會(Planning Commission)、社區餐廳(Community Kitchen)、社區藥房(Community Dispensary)、手工藝培訓中心(Handicraft and Training Center)、圖書館、科學中心等。
哲蚌寺裏面的超市、餐廳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用出寺廟便可滿足各種需求。尤其是跑進這裏的超市感覺好像穿越回了中國,在這裏我驚喜地找到了老乾媽、香瓜子、火腿腸、午餐肉、鎮江醋、香菇、木耳、蕎麥麪……趕緊喜出望外地採購一波,補充家裏的庫存。跟大學校園最大的不同是哲蚌寺沒人騎自行車,據説這是寺院對僧人的基本要求,不讓他們貪圖享樂,要他們儘可能多的步行,勞其筋骨也是一種修行。

▲印度很少看到中式菜刀,哲蚌寺超市可以找到李子柒同款菜刀

▲藏文版的康師傅紅燒牛肉麪,我仔細看了好幾遍“康師傅”的logo,確定不是山寨的

▲午餐肉罐頭以及郫縣豆瓣醬
南印哲蚌寺如今只有朗色林和果芒兩個扎倉,朗色林約有3000僧眾,其餘2000人在果芒扎倉,這兩大扎倉之間並無明顯界線,彼此之間的學院、康村相互交錯。我們住的是朗色林扎倉的彭拉康村(Pomra Khamtsen),傳統上這個康村的僧人都來自於康巴南部;而跟彭拉康村背靠背的,便是果芒扎倉下屬的桑洛康村(Samlo Khamtsen)。哲蚌寺裏可以看到各個不同時代修建的康村,就好像“新校區”、“老校區”一樣。我們住的彭拉康村是新建的,硬件設施很好。除了個別需要照顧的小和尚跟大和尚同住之外,大多數僧人都是單間宿舍,所以他們騰個房間給我們住並不費事兒。
彭拉康村宿舍樓在設計的時候,每個樓層都有兩處公共廁所和淋浴房,熱水來自太陽能熱水器。蒙德戈德這地方熱得很,一年裏頭大部分時間都可以洗冷水澡,只有“冷季”那幾個月會熱水緊張。同樣出於避免貪圖享樂的考慮,僧人不能用洗衣機,僧袍僧衣必須自己手洗;頂樓晾衣服的地方裝有頂棚,衣服都是陰乾的——當地已足夠炎熱,不需要太陽直曬,倒是需要防備長達數個月的雨季。康村每四個房間就設有一個廚房,可以自己做飯用餐。由於過去西藏乃是苦寒之地,蔬菜十分匱乏,藏傳佛教習慣上沒有必須持齋的戒律,餐食上葷素不忌,全憑個人喜好。這一“方便法門”在南印度依然保留了下來,大海喇嘛自己就是個吃肉的和尚,據他的説法是因為出於健康需要醫生要求他吃肉。心樂他們師兄弟三人,再加上一個師父,平日裏一起搭夥吃飯,其中兩人吃素、兩人吃肉,倒也互不影響,其樂融融。這邊可以搞到大量中國調料和食材,康村裏有自己的商店,主要賣的都是中國來的東西,伙食水平相當高,每天吃得我樂不思蜀。

▲康村裏平時吃飯的地方

▲他們平時就吃得這樣豐盛,並非專門招待我

▲自己擀餃子皮、包餃子吃

▲康村的衞浴設施,這一設施是跟宿舍大樓相獨立的,通過一條過道相連接。因為在印度傳統的潔淨觀中,廁所不能跟起居的地方位於同一屋檐下

▲隔壁果芒扎倉的桑洛康村

▲背景為彭拉康村

▲在南印度涼爽的“冷季”,康村裏的生活還是相當愜意的

▲康村的僧人夜間在操場上辯經
心樂的師兄弟和師父,是雲南香格里拉同一個村子的老鄉,過去都在松贊林寺呆過。除了師父年紀比較大不會説漢語,師兄弟幾個的漢語都説得很好。心樂算是出來得比較晚的,2013年的時候他才以去尼泊爾旅遊為名,輾轉來到印度。
我前面説過,康村作為寺院裏的“老鄉會”,對於新人的融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心樂剛到這邊的時候,就存在非常尷尬的語言問題。他雖然是雲南的藏人,但老家講的是香格里拉的藏語方言。來到印度之後,既聽不懂這裏的官方語言,也聽不懂這裏的藏語,不得不先重新學一遍藏語。**印度這邊的藏人來自藏區的不同地方,操着自己的家鄉方言——除了拉薩話之外,有阿里方言、安多方言、康巴方言,跑來印度之後又混入一些英語、印地語詞彙,於是在實際應用的過程,形成了一種四不像的“印度藏人”口音。**這就有點像上海話,是在寧波話的基礎上吸收江浙各地的方言形成的,同時還混了一些洋涇浜英文單詞。
心樂萬萬沒想到,就在他離開中國之後,家鄉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裏,整個中國藏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一日千里,各地的基建發展之快可謂迅雷不及掩耳,一兩年沒去,當地就變得面目全非。物質決定上層建築,政府也日益重視起對藏文化的重建和保護。我接觸過很多印度藏人,當他們從微信上看到原來破破爛爛的老家煥然一新、老鄉們的生活水平遠超自己,一個個都悔恨交加,回鄉的心情日益迫切。
有人可能會説:活該!誰讓他們早年自己跑出去的。其實吧,**大多數跑出去的藏人,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恨國恨黨反革命。**這個世界上吧,除了生來就為搞事情的穆斯林,**絕大多數人活着就是為了那麼一口飯再加一口氣。**早年藏區是真的窮苦,老百姓吃不飽飯,而且時常還因為民族身份受到不公平待遇,自然咽不下那口氣。然後再加上那些境外勢力的蠱惑——來吧來吧,我們這裏是豐衣足食的自由天堂!於是就上當受騙跑了出去,性質就跟東南某沿海省份的一些人跟着老鄉出海淘金差不多。我碰到過這樣的藏人,小時候因為老家窮,八九歲的時候便跟着親戚偷跑來印度,結果到了印度還是吃不上飯,後來回到國內,覺得還是國內好……這些人跑來跑去本質上不過是想要過上更好的生活,而並不是説他們本身有多壞。大家自己可以好好回想一下,假如二三十多年前我們國家生活水平還沒那麼好的時候説給你入美國籍,你能義正詞嚴地拒絕嗎?別説當年了,恐怕現在很多人都拒絕不了。
那種一心想要破壞我們祖國安定團結的藏人當然也不能説絕對沒有,但通常都是從小生在印度甚至歐美國家的流二代、流三代,不但缺乏對故土的歸屬感,而且從小就接受洗腦教育,對中國的認識非常偏頗狹隘。
而近些年跑來印度的藏人,大部分只是為了求學求法——客觀來講印度三大寺的佛法傳承更為完整和系統化——對中國還是非常有認同感和歸屬感的。而且當他們來到印度之後有了對比,反而會更加意識到國內的種種好。**這一點漢人藏人都一樣,沒出過國之前一個比一個憤青,只有在國外生活過才明白那些所謂民主自由資本主義國家也有很多黑暗面,並不是傳説中的天堂。**信息繭房這玩意兒哪裏都有,如果你始終只能呆在牆的一側,接收到的信息終歸是有失偏頗的。我跟心樂的一個師兄聊天時,**他跟我説他覺得美國才是最壞的,在全世界到處發動戰爭。**我聽到這話驚呆了,哇塞,作為一名牆外的藏人能有這樣的思想覺悟,我只能説,這才是真正心繫眾生的大慈大悲。
心樂這種“1949年加入國民黨的倒黴蛋”,跑來印度以後才發現印度藏人社區的真實情況跟之前通過反動宣傳瞭解到的不一樣——可來都來了,生米煮成了熟飯,只得硬着頭皮一條道兒跑到黑。我問他如果現在可以讓你回去的話你回嗎?他説如果現在就這樣回去,來了趟印度什麼都沒學成,會被老家的人看不起;但假如讓他重新做一次選擇,他是不會再跑出來的。他瞞着家裏偷跑來印度之後,從小最疼他的奶奶在家裏哭成了個淚人,後來奶奶過世也沒能見上最後一面,成為了他一生最大的遺憾。

▲印度藏人的證件
二三十年前的藏人,拼了命要去印度(不只是藏人,很多有辦法的中國人都是那時候移民出去的);現在的許多印度藏人,卻是千方百計想着要回中國——即便經歷了三年疫情,還是沒有動搖他們。當下是一個大家比爛的時代,有些人可能覺得後新冠時代中國的經濟不景氣,但老實説,國外也爛,大家都是一條船上的。
然而回中國並不是那麼容易的,在新德里的中國大使館有很多申請回國的藏人,能夠回得來的大概只有十之一二,往往要遞交許多次申請才能最終獲批。相對來説,他們這些户籍雲南的藏人要往返中印會更容易一些,前兩年心樂的家裏人曾經來這裏探望過他;心樂的一個師兄還回雲南探過親,呆了三個月之後又回到印度繼續讀書。心樂的師父已經考出了格西學位,回國的手續一直沒辦下來,只能繼續等待。
格西是格魯派的一個宗教學位,字面意思是“善知識”,要精通五部大論才可能獲得——也就藏傳佛教顯宗的五部經典《入中論》、《現觀莊嚴論》、《戒律本論》、《釋量論》和《俱舍論》,分別對應中觀學、般若中觀學、律學、因明學、俱舍學這五門科目。顯宗格西學位大致相當於碩士水平,前後要花17年到23年不等的時間來學習,才能成為格西。格西中地位最高的拉然巴格西(Geshe Lharampa)和措然巴格西(Geshe Tsorampa)有名額限制,保證了學歷不貶值,三大寺每年有16個拉然巴格西以及10-12個措然巴格西的名額,需要在大海喇嘛或者攝政王面前進行“殿試”,才能最後通過。此外,寺院有自己的靈舍格西(Geshe Lingtse),扎倉有自己的朵然巴格西(Geshe Dorampa),這些格西沒有名額限制,可以由堪布決定,學歷含金量自然相對要低一些。在格魯派中,成為格西之後,就有資格進入寺廟的管理層了;或者也可以去上密院、下密院繼續學習四部密續,最後把密宗讀完,可以獲得那然巴格西(Geshe Ngarampa)的學位,相當於博士。
大多數人受其根器所限,一輩子都當不了格西。考格西除了要有學問之外,還得有錢,按照傳統僧人先要具備在整個康村、扎倉乃至整個寺院發放佈施的財力,才能考格西。聽起來是不是覺得非常勢利?佛教當然能夠自圓其説,按照佛教的説法,有學問只是具備了智慧資糧,要學佛還需要有物質基礎——即福德資糧,福慧二資糧缺一不可。像心樂這種不怎麼擅長讀書的和尚,他目標是至少畢業一兩個科目——博士碩士沒指望,至少也得混個專科本科啥的,將來回老家好有個交代。
所以吧,他們這和尚的日子,其實過得很務實。我認識的大多數和尚都遠遠談不上宗教理想、宗教追求,不過是把和尚當成一份謀生的職業。
我們抵達哲蚌寺的當天早上是第一場法會,但由於我還沒辦聽課證,不能直接入場,於是便先在康村休息了一上午。等到他們回來後,心樂帶我去走了一遍辦證的流程。
這邊的流程跟拜拉庫比不太一樣,因為一來我是住在康村裏,二來又是法會的特殊時期,要先到寺廟行政處去報道。我走進行政處**,看到他們的辦公桌上赫然插着美國國旗**——雖然我知道美國一直都是西藏問題背後的攪屎棍,但把美國國旗如此光明正大擺在桌上還是讓我吃了一驚。行政處這邊收走了我的PAP,開了個藏文的介紹信給我,大概是同意我住在康村裏的許可。我需要再拿着這個信到距離寺廟一公里多的“居委會”(Settlement Office)辦聽課證,這聽課證當場還拿不到,由於這幾天辦證的人有點多,要等第二天來取。

▲康村開具的説明

▲到行政處開的介紹信

辦聽課證的居委會

▲最後拿到的聽課證。注意看編號是CHI-1593,CHI應該是中國,但這個法會肯定不可能有1593箇中國人,所以應該是不同國家號碼混編,前綴區分國籍
前前後後兩個地方辦了這麼些個證,**除了進入法會會場要聽課證外,其他許可到頭來一次都沒有用上過。**所以根據我這次探路經驗,其實****就算沒有PAP也能來四大寺,只要不住在裏面就行。比方説可以直接在附近鎮上包個突突車來個一日遊然後就走人,進進出出既沒有檢查站也沒人查驗許可證。因為許可證只有外國遊客才需要,像我們頂着一張中國臉走在街上是可以冒充藏人的。但如果要住在這裏,旅館肯定要許可證才能接待,而康村裏頭似乎有警察局的眼線,外國人未經許可住在裏頭會被舉報,警察會過來調查。
蒙德戈德的法會不像菩提伽耶那麼人山人海, PAP無疑起到了勸退作用。我幾乎沒見到中國大陸來的人,倒是有很多俄羅斯來的蒙古族佛教徒(關於俄羅斯藏傳佛教的來龍去脈可以參看《高加索列國志(終)“歐陸佛國”卡爾梅克》)。他們長得跟我們一樣,穿着打扮就跟北上廣大城市裏的人差不多,然而卻信奉藏傳佛教,張嘴一口俄語,讓我感覺頗為魔幻。
來參加法會的拉達克人也為數不少,我太太毫無懸念地在這裏又偶遇了一個同學和一個親戚。那個親戚是哲蚌寺的出家人,已經考上了格西學位(具體哪種格西不清楚),他帶着我們來到他所在的果芒扎倉阿里康村(Ngari Khangtsen),這裏是後藏地區僧人的“老鄉會”。我太太告訴我説她有某個親戚,從前在哲蚌寺出家的時候也是住在這個阿里康村,後來還俗在拉達克當司機,認識了個日本太太去了日本,現在非常有錢……青燈古佛終究抵不過萬丈紅塵的誘惑。

▲來自藏南地區信奉藏傳佛教的門巴族,服飾跟不丹人很像。但不丹公民通常不會來參加格魯派的法會,因為不丹舉國上下信奉竹巴噶舉派

▲近看門巴族的服飾細節

▲這些是拉達克人,這樣大家能看得出拉達克服飾和藏族服飾的區別了吧?

▲法會期間其他寺院過來串聯的僧人會被安排住在一些扎倉的大殿裏

▲阿里康村院子裏的餐廳,這裏也接待了不少來專門參加法會的信徒
甘丹寺
在哲蚌寺參加法會期間,我們順便去了甘丹寺。
甘丹寺距離哲蚌寺僅有兩公里,照理説步行可到,但那一路上塵土實在太大,我們還是選擇乘坐了私營吉普車往返,一輛車可以塞12到15個人。
我們去甘丹寺的時候,寺廟裏的僧人正張燈結綵準備恭迎大海喇嘛——大海喇嘛在哲蚌寺開完法會,接下來會到甘丹寺繼續主持紀念宗喀巴大師圓寂六百週年的活動。
南印甘丹寺的建築看起來比哲蚌寺要老舊,規模也比哲蚌寺要小,主要有兩個扎倉:夏孜(Shartse)和絳孜(Jangtse),分別是“東頂”和“北頂”的意思,用白話表達就是“東山頭”和“北山頭”。假如你去過西藏的甘丹寺,就會明白為何叫這個名字了——甘丹寺本寺建在山頂,東邊的山頭叫“夏孜”,北邊的山頭叫“絳孜”,很樸素的名稱。
甘丹寺扎倉的組織架構與哲蚌寺類似,主要設有學術、戒律、行政這三大部門,下面有圖書館、衞生院、餐廳、藏醫學院等。根據甘丹寺自己的説法,他們不接受任何政府資助,一切經費來源於寺廟的廟產以及世界各地社會各界的捐贈。

▲照片背景裏的甘丹寺,左邊是“北頂”,右邊是“東頂”

▲北頂學院——絳孜扎倉

▲東頂學院——夏孜扎倉

▲這尊強巴佛背光上的鑲嵌物神似香奈兒商標

▲大殿是跟哲蚌寺一樣的雙層佛像佈局

▲用這種貢品糊弄菩薩真的好嗎?

▲大殿內景

▲護法殿

▲印度特色滿滿的開關面板

▲甘丹寺外景

▲新修的一座神變塔


▲正在忙活的甘丹寺僧人

目前甘丹寺的絳孜扎倉僧眾規模約有一千多人,夏孜扎倉則要蕭條得多,辦學都快辦不下去了。
這是因為在2008年的時候,南印甘丹寺發生了一次分裂事件。夏孜扎倉有五百多名僧人反出寺院自立門户,在甘丹寺東邊建立了一個“甘丹東寺”(Shar Gaden)。這五百多名僧人大部分來自於夏孜扎倉規模最大的多康康村(Dokhang Khangtsen,顧名思義就是安多康巴老鄉會),這幫人反出寺院之後這個多康康村直接就沒了,夏孜扎倉因此嚴重縮水。
關於這次分裂的起因,可説是藏傳佛教長期以來教派鬥爭的歷史遺留問題。
我一直説,**宗教跟政治從來都是一體兩面,都是靠着意識形態操控人心;**因此宗教就跟政治一樣,有許多骯髒醜陋的黑幕。就拿大海和Panchen來説吧,這倆兄弟在歷史上大多數時候都是政治敵人,道理很簡單——一山不容二虎。根據一些歷史學家的研究,不到二十歲就無故圓寂的9到12世大海可能都是Panchen及其派系弄死的;13世大海喇嘛少年時也差點被弄死,僥倖逃過一劫才終於掌握大權。他自己一生經歷權力鬥爭的親身經歷,就是宗教黑暗的最好證明。所謂“一入侯門深似海”——政教合一之下的佛門其實也差不多,想要爬到權力頂端必然要踩着一堆屍體。有道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像大海如此位高權重的一個人,説白了就是個黃金牢籠裏的囚徒,一生會有無數敵人、經歷無數權利鬥爭。根據《喇嘛王朝的覆滅》一書中的記載,過去大海喇嘛、噶廈政府、拉薩三大寺之間從來都不是一條心,有自己集團的利益需要維護,彼此之間各懷鬼胎,鬥爭無休無止。
話説大海喇嘛有一個著名的宿敵叫作雄天護法(多傑雄登Dorje Shugden)。五世大海在17世紀的時候曾公開向格魯派一直不待見的寧瑪派學法,導致了他與格魯派保守勢力之間的矛盾。當時有一位上師叫做扎巴堅贊(Dragpa Gyaltsen),是反對五世大海的中堅力量,結果因此被僧兵逮捕,在獄中含恨枉死。扎巴堅贊死後化作了法力高強的雄天護法,最早出現在薩迦派中,是個類似於武神的形象,能夠預言未來且崇尚復仇和暴力。在1930年代之前,雄天護法只是一個不起眼的小護法,直到當時的帕邦喀仁波切(Pabongkhapa Déchen Nyingpo,1878-1941年)對修行雄天護法進行了大力推廣,才使得雄天護法成為了格魯派的一個大護法。
帕邦喀這個地方就在拉薩色拉寺的後山,這幾年成了拉薩的網紅小眾景點。帕邦喀的歷史據説比大昭寺還要古老,最早很可能是松贊干布修建的一座要塞,後來才成為了寺廟。1959年之前,帕邦喀是個獨立的寺廟,現在是色拉寺的屬寺。我2010年去帕邦喀的時候覲見過垂垂老矣的帕邦喀仁波切,但那位已經是後來的轉世了。上一世的帕邦喀仁波切曾是整個藏地最重要的大德,精通顯密兩宗的所有教法,而且堅持不參與政治,在藏地有着極高的聲望。但是吧,他是一個格魯派的“宗派主義者”,極力反對19世紀藏傳佛教興起的“利美運動”(Rimé movement)。
這個“利美運動”在西藏歷史上很有名,也很有意思,很像現在西方的一些“政治正確”頗有異曲同工之處。
話説格魯派從五世大海政教合一開始,把持了朝綱數百年,其他教派不可避免地受到壓制,處於弱勢低位,教派鬥爭的內耗十分嚴重。直到19世紀前後,外面的世界在經歷了工業革命之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現代化變革,這種“現代化”的擴張不僅通過鴉片戰爭砸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也讓一直安於中世紀生活方式的藏傳佛教也倍感存亡壓力。於是那時候有些寧瑪派、薩迦派的上師就站出來説,咱們這些教派應該統一團結起來,各派教義都應該不分高低貴賤得到同等尊重,最好能夠相互融合,停止教派鬥爭,避免內耗,這才是佛陀當初的教導……推動“利美運動”的幾位上師仁波切都挺有名的,熟悉藏傳佛教的朋友應該聽過——包括蔣貢康楚、頂果欽哲、蔣揚欽哲等,當然都是前世。
但這場運動的問題也很明顯——人都是屁股決定立場,搞教派平等顯然利好那些弱勢教派,我格魯派已經高人一等了,憑啥跟你們平等?因此格魯派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反對這一運動,活躍於20世紀上半葉的帕邦喀仁波切便是其中之一。他的立場相當激進,認為其他教派的教法以及哲學觀點都是錯誤的,“利美運動”會導致格魯派的“純潔性”遭到污染;假如非要搞這一運動,那也應該所有教派都皈依格魯派。他一方面對其他教派進行了鎮壓、迫害,毀掉了很多寧瑪派崇拜的蓮花生大師造像,將一些寧瑪派寺院改宗為了格魯派;另一方面大力推廣修習雄天護法,根據扎巴堅讚的生前事蹟,將雄天護法塑造成了維護宗喀巴大師清淨教法的法王,試圖利用雄天護法的暴力手段捍衞格魯派傳統,甚至不惜殺死敵人。
於是呢,格魯派內部就分裂出了一派雄天宗的信徒,這批信徒信奉“格魯派至上”,專門跟“利美運動”對着幹。
“利美運動”從本質上來講是由外部環境激發的——每當藏傳佛教的生存和發展出現了問題了,這種打破教派分歧、團結一致對外的思潮就會興起。流亡了大半輩子、自身難保的“精神領袖”大海喇嘛自然也是這一運動的支持者,並且他用實踐表明了自己的支持,從寧瑪派的頂果欽哲仁波切那裏學習了許多寧瑪派教法教義,主張各派的教義平等——這一行為與當年五世大海跟寧瑪派學法何其相似!於是雄天宗那幫“教派主義”信徒對大海的這種做法十分反感,覺得這是引狼入室,會讓寧瑪派的“邪法”混進來玷污格魯派傳統的“純潔性”。
大家應該看明白了吧,雄天宗説白了就是一幫格魯派原教旨主義者,而且還帶有一點“宗教極端主義”的意味。
但大海喇嘛支持“利美運動”也有自己的私心——首先,大海喇嘛有一個非常親密的宣諭神叫做乃瓊護法(Nechung,舊譯涅衝護法)。大家如果去過拉薩哲蚌寺,會在半山腰上路過一個小寺廟,那就是乃瓊寺,是哲蚌寺的屬寺。大海喇嘛每當遇事不決就會召喚乃瓊祈請神諭,因此乃瓊護法通過降神傳達所謂的“神諭”可以直接影響大海喇嘛的各種決策。比方説大海1959年叛逃之前原本猶豫不決,後來讓他下定決心的正是乃瓊護法的“神諭”。然而乃瓊護法和雄天護法之間存在競爭關係——乃瓊護法附身的護法神叫做白哈爾法王(Gyalpo Pehar,རྒྱལ་པོ་དཔེ་ཧར),雄天宗把雄天護法提升到了跟白哈爾法王同一級別的**“法王”**(Gyalpo,རྒྱལ་པོ་),連兩者的造像都非常相似。且不説按照傳統一座寺廟不能同時有兩個“法王”,乃瓊護法作為大海面前的大紅人如何能容忍這種“小三上位”的行徑?因此當有越來越多的哲蚌寺僧人開始修持雄天護法後,乃瓊護法感到十分不安,多次借白哈爾法王之名在“神諭”中表達不滿。為了安撫乃瓊,早在十三世大海統治期間,就曾對雄天宗進行了限制。
其次,雄天宗是與“利美運動”相對立的,然而假如能夠打破教派的藩籬,不但符合大海喇嘛關於復興藏傳佛教事業的許諾,也符合大海喇嘛的個人利益,他可以名正言順地擴大自己的政教權力範圍。比方説在歷史傳統上,噶瑪噶舉派黑帽的大寶法王噶瑪巴應該是由紅帽法王夏瑪巴認證的,結果十六世噶瑪巴圓寂後,大海喇嘛和十四世夏瑪巴各自分別認證了一位噶瑪巴,導致出現了兩位十七世噶瑪巴。在這件事上,大海喇嘛其實是越權的,並不符合傳統儀軌。但由於他的影響力相比夏瑪巴要大得多,再加上大海認證的噶瑪巴有我們政府的背書,這位十七世噶瑪巴反而得到了更為廣泛的承認。除了夏瑪巴和雄天宗的支持者之外,沒有人會質疑其認證方式不合傳統儀軌。

▲這位是白哈爾法王

▲而這位是白哈爾的孿生兄弟雄天護法。傳説扎巴堅贊生前修持文殊菩薩秘法,因此他右手持文殊同款慧劍,而左手拿着敵人的心臟。

▲將雄天宗發揚光大的帕邦喀仁波切(圖片來源:Wikimedia)

▲前一任乃瓊護法降神2014年在拉達克降神(圖片來源:Wikimedia)
因此,儘管大海喇嘛年輕時也曾信奉過雄天護法,但他還是在1978年開始公開反對修持雄天宗,這在當時格魯派內部引發了軒然大波,有些人甚至質疑當年是不是找錯了大海喇嘛的轉世靈童——雄天宗堅持其“原教旨主義”理想,從此與十四世大海結下了樑子。1996年在乃瓊護法的神諭指示下,大海喇嘛正式頒佈了對雄天宗的禁令,利用行政力量對信徒進行了入室搜查,強迫他們簽署聲明放棄雄天護法的修持,同時禁止雄天宗信徒參加格魯派法會以及接受灌頂……
就這樣,大海喇嘛跟雄天宗的矛盾日益激化,終於在2008年爆發了出來——先是南印色拉寺的彭拉康村(Pomra Khangtsen,與哲蚌寺的彭拉康村同名)宣佈獨立,在拜拉庫比建立了**“色彭佛學院”(Serpom Monastic University);隨後甘丹寺夏孜扎倉的五百多個雄天宗僧人也有樣學樣,建立了“甘丹東寺”**。哲蚌寺之所以沒有雄天宗信徒,是因為哲蚌寺屬於大海喇嘛和乃瓊護法的傳統大本營。
所以這就很諷刺——
最初之所以“利美運動”會興起,正是因為格魯派對其他教派的迫害;
這一運動背景下催生了激進的原教旨主義雄天宗,加劇了對其他教派的迫害;
由於雄天宗的過於激進,結果自己成為了被同教派迫害的對象;
雄天宗渴望維護格魯派的純潔性,反而導致了格魯派的分裂。
大海喇嘛或許也意識到了這件事的荒謬,最近幾年突然更改了口風,表示修持雄天護法也不是絕對不可以——只要不把雄天尊為“法王”就行,可以將其降格為誕生神(Kye-lha,སྐྱེས་ལྷ་,掌管一個人出生日子和地點的神)或土地神(Yul-lha,ཡུལ་ལྷ་,掌管着某一片領土的神)來供奉。同時,他也突然不再用侮辱性的字眼來稱呼雄天護法了……
這是為啥呢?這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原來的乃窮護法換人了(宣諭護法只是降神的容器,不用通過轉世);另一方面也因為藏傳佛教已經走到了十字路口,再也經不起更多分裂與內耗了。
十字路口
我在《被重新發明的印度文化(四)佛教》一文中寫過, 印度作為佛教的發源地,這裏的佛教文化曾經輝煌一時,結果在穆斯林入侵的鐵蹄下慘遭滅絕;作為與佛教同根同源、世界觀相仿的印度教,卻在這場浩劫中存續了下來……其中的原因在於,當時印度佛教的生存發展太過依賴僧團制度。僧團的優勢在於學術研究和理論發展,這讓佛教成為了世界上理論學説最豐富的宗教。但其缺點也很明顯——一方面,佛教徒的戒律限制了其生生不息自我傳承的造血能力,依賴社會面對其輸送僧源,不像印度教那樣可以通過家庭內部傳承;另一方面,大型僧團、佛教學院是許多代人智力、人力、財力的積累,聚集了整個時代最優秀的人才、最豐富的資料、最大量的財富,很容易被一鍋端。因此古印度的那爛陀、超戒寺等頂級佛教學府遭遇了滅頂之災之後,便再也沒有能力重建起來了。
印度佛教沒落後,大量高僧、經論、著述越過喜馬拉雅流向西藏,可以説藏傳佛教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發展起來的。我研究藏傳佛教藝術的時候就發現了兩個現象:第一,西藏在繪畫、雕塑這些領域,只有宗教藝術,沒有民間藝術,這在世界範圍內絕無僅有,因為藏傳佛教的藝術是直接從印度引進的,沒有民間發展作為其基礎。第二,藏傳佛教最頂級的藝術作品大都集中在10到12世紀阿里地區的克什米爾風格壁畫和造像,出道即巔峯,當時的工藝和風格隨着那些克什米爾工匠的離世而失傳,後世一直沒有能力模仿和超越。因此,藏傳佛教可以説是印度佛教的一次重生,在繼承經律論、佛教藝術的同時,也繼承了僧團制度,並且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更為嚴格的戒律。
藏傳佛教的傳承非常依賴僧團制度,因為密宗的幾千種教法,沒有辦法(或者説不願意)通過文字或者圖像傳承,必須依止上師,由上師面對面傳授密法灌頂才能將這一教法傳承下去。另一方面,高深的密法也是決不能輕傳的,要對弟子進行種種考驗,看他是不是真的有正念正覺……因此,密法傳承需要長期穩定的社會環境,以及各項俱足的因緣。
南印度四大寺的這些扎倉、康村,正是僧團制度的具體實踐。
我去過衞藏的四大寺,再去南印度的四大寺,能夠產生一種對比的視角。衞藏的四大寺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早已不再具備大型僧團的功能了。很多去過拉薩旅遊的讀者應該都在色拉寺看過辯經,老實説色拉寺辯經那點規模真是不夠看的,也就是一個小型康村的體量,其傳承規模只相當於南印色拉寺的零頭。相比之下,倒是康區一些佛學院、修行地保留了相對較大規模的僧團,但其組織結構、社會功能都已經與從前不可同日而語,無法像真正的扎倉那樣高效嚴密地運作。
通過走訪喜馬拉雅兩邊的藏人社區,我發現西藏的很多傳統文化、生活習慣,其實都根植於當地的氣候和地理環境。文化一旦離開了特定的土壤,本身一定會發生相應的變化,沒有辦法強求去保留原有的文化。比方説喝酥油茶這個傳統,是為了應對高寒地帶乾冷嘴唇易開裂、日常飲食缺乏足夠維生素,要是在大熱天的印度喝酥油茶還不給膩死?就我所見,許多藏族的傳統在南印度社區裏面已經固守不下去了,他們的生活方式在悄然發生着改變。
地理環境的變化只是影響了藏族的傳統文化和生活方式,時代的變遷則在更深更廣的層面上衝擊着藏傳佛教的傳承。
從前藏族人家送孩子去當和尚,是因為出家人地位高、有文化、受尊重。當時的寺院壟斷了教育權,並且擁有一定的行政權,和尚相當於半個公務員。我太太説,她父母那代人家裏小孩生得多,幾乎每家每户都至少要送一到兩個孩子去寺廟,她有個親叔叔就是和尚。而如今“和尚”的身份早已不再有這種吸引力,通常只有那種非婚私生、或是偏遠窮苦人家的小孩才會送去做和尚,各個寺廟都在為人丁問題苦惱。因此這幾年來印度的佛學院面臨着非常嚴峻的僧源短缺問題——一方面,過去通過中國大陸補給的僧源如今近乎絕跡。如今國內藏族同胞普遍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後,誰還願意放着好日子不過跑來印度這種國家當二等公民?另一方面,海外的藏族家庭也講究優生優育,都不再願意送家裏小孩兒去當和尚了。
我在南印四大寺觀察到,即便是那些已經出家了的和尚,過得也都十分務實和世俗。他們平日裏最愛的消遣是捧着個手機玩,智能手機集合了娛樂和社交終端,徹底改變了僧人的生活方式。那些僧人平常也沒啥其他開銷,有錢就去買個最新款的蘋果。舊時的寺院很容易在社交和娛樂方面進行管理和限制,然而古老的戒律顯然不可能預見智能手機這種東西,很難進行限制。我覺得除了剃光頭穿紅袍不能談戀愛、比較注重思想品德教育之外,這些和尚跟世俗學校裏的學生真沒有太大區別。就像我在前文裏説過的,對於很多僧人而言,當和尚也不外是掙個學位,有個謀生的本事。


▲哲蚌寺外一些僧人的日常狀態
佛教一開始其實是一種哲學思想,教人們通過修持慈悲心乃至菩提心來離苦得樂,從世俗角度來看是非功利的。佛陀當年菩提樹下證悟之後,他一開始壓根兒不想把自己開悟的心得告訴別人,耐不住眾人的苦苦哀求才答應傳法。因此佛教傳承這件事情,終究需要功利心推動才能持續得下去。然而資本主義出現之後生產力、生產關係的變革,讓學佛拜佛的收益大大降低。
我太太家是比較典型的藏傳佛教家庭,宗教屬於生活的一部分。我丈母孃平常一有空就會坐着唸經,一念往往就是好幾個小時。其實很多時候她自己也不知道唸的經文是什麼意思,因為梵文可以直接轉寫成藏文,不少藏文的經書只是梵文的同音轉寫,只要會藏文拼讀你也能一字不差地念。就好像我們念心經,唸到最後那句“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除非你專門去學習梵文的含義,否則你念一萬遍還是不知道啥意思。同樣的,很多天天念“南無阿彌陀佛”的人也未必説得清楚這是什麼意思。
那她為啥還要念呢?因為她相信念經就像存錢一樣,存夠了錢就能買一張往生到更好世界的車票,過上更好的生活。
我有天跟我小舅子討論這件事,我説花那麼多時間唸經,無非是為了一個虛無縹緲的“明天會更好”的承諾;假如我同樣用這些時間來學習新知識、掌握新技能——比方説學一門外語,我這輩子就可以掙更多的錢,過上更好的生活……小舅子聽了頓時醍醐灌頂,被中國人民的務實思維所折服。
我們中國有句古話叫做“天道酬勤”——**老天爺不獎勵你念經,也不獎勵你苦修,但是會獎勵你的勤勞!**所以咱們中國人自古就特別勤勞,也特別務實。中國人對鬼神怪力的態度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花點小錢買個心安無妨,但中國人很少會犧牲現世的利益求來世。
但是吧,“天道酬勤”在我們現在聽起來似乎天經地義,然而在從前的農耕經濟時代,“勤勞致富”可就未必是那麼確定的一件事了。
大家有沒有發現,唐宋元明清的中國人普遍懷念上古,動輒三皇五帝堯舜禹湯,總覺得三代之前的上古是最好的時代。因為在古人眼裏生產力發展是靜止的,人們想當然地認為一千年前和一千年後生產力水平都是差不多,決定社會是否安定繁榮的唯一因素是君主是否賢明。既然上古都是賢君聖主,老百姓的生活怎麼可能不好呢?
確實,農耕時代生產力的發展之緩快,以當時人的壽命很難察覺到,人們不可能預見到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科技才是第一生產力……在那樣一種時代背景下、社會環境中,人們還會有如下普遍存在的認知——由於整個社會的產出是固定且有限的,可又沒有賢君聖主來解決分配問題,社會上必定有貧富階層;土地產出的財富取決於年景,財富的分配則取決於你的社會階層;大多數人一生下來就受困於自己所屬的階層,很難通過自身的“勤勞努力”改變與生俱來的處境。比方説身為一個農民,再怎麼努力也就多收個百十斤糧食,想要翻身做地主可能得要幾代人的努力……要是他生在像印度西藏那樣的種姓社會,更是無論多少代人努力都不可能翻身。就好像現在有些人所説的:“假如你出生時坐不上法拉利,那你這輩子估計就開不上了。”
這種社會環境就讓宗教大有文章可做——**由於看不到社會的變化、解釋不了一些現象背後根本的經濟學原理,就能把這些變化和現象歸結為各種玄學理論;**理論製造的反饋,又會進一步加深人們的宿命感——為啥今年是荒年呢?那是因為神靈不高興了;為啥張三有錢李四窮呢?那是因為張三上輩子做很多好事而李四做太多壞事;那要怎麼逆天改命呢?你得把家裏的糧食財物甚至孩子送給神職人員,他們有能力跟神靈溝通……
總結起來不外乎四個字——威逼利誘。這幾年大家常説的PUA,説白了也是威逼利誘,威逼利誘乃是精神控制之根本法寶。
我為了研究伊斯蘭教專門去讀過古蘭經,一翻開就發現裏面有大量威逼利誘的條條框框;而某些佛經如《地藏菩薩本願經》,裏面也盡是“假如你做這個,死後會如何如何;假如你幹那個,又會遭什麼樣的報”之類的內容,讀這些經書倒是像在讀刑法。但這套東西對於從前沒啥文化的愚夫愚婦確實很管用,全世界的宗教發展到後來的理論體系都是差不多的套路,以各種“因果律”威逼利誘你去做或不做某些事。他們編這些“因果律”的時候完全可以信口開河——不是不報,時候未到!現世不報來世報啊!基督教、伊斯蘭教的來世是天堂地獄,佛教、印度教的來世則是因果輪迴——“來世”作為世界上最好用的空頭支票,是各大宗教得以數千年屹立不倒的核心,充分利用了人類普遍的對死後未知世界的恐懼……最關鍵的一點在於,懷疑者和反對者是沒辦法對“來世”進行證偽的。(關於這些議題,我曾經寫過三篇文章,一篇《關於宗教的一些祛魅和反思》被和諧了,今後有機會重發一下;另兩篇《伊斯蘭教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和《作為造物主的“唯一真神”究竟是誰造的呢?》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為了“來世”的好日子,各宗教下面的信徒都挺拼的——唸經、禱告、磕長頭、持戒、苦修、佈施、買贖罪券……想盡一切辦法給自己積德“存錢”。統治階級對此自然是喜聞樂見,因為****老百姓信了鬼神和因果報應之後,心中有所敬畏,就會比較聽話,管理起來省事兒。
以舊時藏傳佛教社會為例,從前整個社會基本上只有貴族、僧侶、農牧民、工匠、商人這樣一些固定的階層。如果我生在農牧民家庭,顯然沒有機會成為貴族,家裏還經常吃不飽飯,把孩子送去寺廟當個受人尊敬的喇嘛難道不香嗎?我雖然這輩子當不上貴族,但我要是虔誠禮佛,把所有的財產都貢獻給寺廟,説不定下輩子就投胎做貴族了呢?從前出家當和尚在某種意義上是窮人實現階級躍升的捷徑,所以那個時代的寺院,想不興旺都難。而如今,人們有了更多的方式去追求更好的生活,一個農牧民家庭的孩子,有機會通過讀書通往一個更遼闊的世界,選擇各種各樣的職業……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出家做和尚呢?
時代的進步終於使得“勤勞致富”、“知識改變命運”成為了可能,想要過上更好的生活不需要被動地等到“來世”,宗教進行精神控制的力量難免被大大的削弱。
歸結成一句話——時代變了,老百姓越來越不好騙了。
《流浪地球》的原著小説裏這樣一段描述,人類成功點火地球發動機,將地球推離軌道。一夜之間,所有的宗教都消失了——**當人類展現出神的力量的時候,宗教的邏輯將變得無法自洽。**過去人們覺得靠求神拜佛才能消災祛病才能過上更好的生活,如今科技、醫療、經濟的發展讓神靈變得無足輕重。
赫胥黎早就説過:“自然知識的每一個大進步都包括對權威的絕對否定”。人類會繼續通過科技擁有神的力量讓生活變得更好,隨着基因工程、通用人工智能的普及,宗教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但我同時也認為,無論時代如何進步,人類的本性決定了我們很容易迷失自我,在精神上永遠都會需要陪伴和寄託。宗教有時候就像一盞明燈,給迷失的人們前行的方向。當人們看到自己行進的方向上有很多同伴的時候,他們能夠感到安全和温暖——即便這個方向哪兒都到不了,依然會願意做一隻撲火的飛蛾。人性就是這樣,哪怕是在犯錯誤,只要有許多其他人在犯跟他同樣的錯誤,他就能夠感到安慰——所以宗教會永遠存在下去,這是基於人性的弱點。
藏傳佛教就和其他宗教一樣,如今站在十字路口,面臨着各種各樣新時代的挑戰,不知何去何從。“利美運動”會不會最終實現呢?僧團會不會最終消亡呢?我不敢妄言。也或許藏傳佛教會換上另一個全新的面貌繼續傳承下去也説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