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考上秀才一年能賺多少錢？_風聞

《國家人文歷史》

2023年09月03日 13:29:46 來自北京市

故事背景設定在明代的電視劇《武林外傳》中，同福客棧的呂秀才雖滿腹經綸，也不過是個賬房先生，一年掙不了幾兩碎銀。但實際上，明代秀才享受着較高的社會地位和政策關照。呂秀才之所以選擇在飯店打工，多少是因為屢試不中而自暴自棄。那麼，中國古代秀才究竟過的是怎樣的生活呢？

呂秀才（喻恩泰飾）。來源/電視劇《武林外傳》截圖

源起

“秀才”一詞，早在西漢以前就已經有了。被舉薦的人，一般被稱作“秀士”。《禮記》記載：“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這裏的秀士，便是後來的秀才。一直到明清時期，還有人把秀才稱為秀士。

“秀才”一詞，到西漢時已經比較明確，主要指社會上那些在道德過關、能力出眾的人。東漢時，為避光武帝劉秀的諱，秀才改稱“茂才”。當時，舉孝廉制度盛行，凡被舉薦為秀才者，便可實現人生命運的轉折。不過，東漢至魏晉時期，士族門第觀念盛行，普通人家的孩子很難指望通過舉孝廉進入官場。葛洪在《抱朴子》中説：“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説的就是世家大族把持下的察舉制所舉薦的秀才大多名不副實。

隋唐時期，實行科舉制度。秀才作為其中一科，錄取標準比進士還高。《唐六典》載：“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為秀才。”至於進士則只要“明嫺時務，精熟一務”即可。唐太宗在位24年，登科秀才的只有22人，平均一年不到一人，登進士科的則有205人。由於錄取標準過於嚴格，後來很多讀書人放棄應考。唐高宗時乾脆下令停止了秀才科考試。秀才作為顯身之階就此作古。現代語境下的秀才，主要指的是明以後了。

明代對科舉制度進行了改革。在此之前，學校並非參加科舉的唯一通道。以宋為例，讀書人無論是否在校讀書，均可參加科舉考試中的鄉試，進而會試和殿試。明代在官學與科舉之間建立了一種必然聯繫：知識分子如果不成為官立學校（府、州、縣學）的學生，便很難有資格參加鄉試。而要成為官立學校的學生，首先必須參加童試，“士子未入學者，通謂之童生”。那些被錄取到州學、府學或縣學的人叫生員，也就是人們習慣上稱謂的秀才。所以在明代，秀才是功名的起點，“科舉發生，始於秀才”。清代沿襲這一做法，童生考試在民間又被稱為“考秀才”。

《觀榜圖》卷（局部）。作者/（明）仇英，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當然，要求嚴也有相應的好處。在此之前，科舉功名並非一種固定身份，比如宋代，通過鄉試取得的舉人頭銜僅是參加更高一級考試的一次性資格。如會試或殿試不合格，未被選官，就只能重新參加鄉試，再考舉人，此即顧炎武所謂“科則除官，不復謂之舉人，而不第則須再舉”。明代的生員不再是一次性資格，而是被固化為長期身份，享受各種特權優免。

特權

在明代，能考上秀才，意味着已經進入科考體系，雖然所處的是這個體系的最底端，但已與社會上連生員資格都未取得的讀書人區分開來了。當時的地方法律規定，“方巾止許生員及前程人戴……而童生及幼稚戴片玉及凌雲等巾……俱不許混戴方巾”。也就是説，不是秀才的讀書人，連頭上的方巾都不能亂戴。

明人畫男女圖像軸中頭戴方巾的明代男性。來源/故宮博物院

一旦戴上了象徵秀才身份的方巾，讀書人的社會地位就發生了變化，“鄉鄰敬重，不敢欺凌；官府優崇，不肯辱賤。差傜概州縣包當，詞訟各衙門存體。歲考搭棚餅果花紅紙筆”。秀才不僅自身免除差役，還惠及家人。《明會典》載：“生員之家，並依洪武年間例，除本身外，户內免二丁差役。”嘉靖年間，優免的內容擴展到税糧。明代有個叫佘自強的在《治譜》中對這種優免有很形象的描述：編賦税時一般會將鄉紳單造一冊，內開某宦該優免若干、優免不盡若干、正派錢糧若干、一總糧銀共該若干，舉人生員皆然。在徵糧時，如有納欠，往往是“待百姓錢糧將完，鄉紳生員之家才去催逼”。

不過，這種優免並非陽光普照，秀才本身也分等級。

官學內的學生分為三等：附學生、增廣生和廩膳生。後兩者是有定額的：縣學各20名、州學各30名、府學各40名。附學則無定額，新入學者為附學生，經月考、季考、歲考等考試，都拿到優的才能升至增廣，再由增廣升至廩生。享受優免政策的是後兩種。附學生員是不免差傜的。相應的，經濟待遇也不一樣。

廩生在生員中等級最高，按明制，已經可以拿伙食津貼了，也就是廩食銀，洪武初年定為月米六鬥，不久改為日米一升，由官府供給魚、肉、鹽等物，十五年又改為月米一石。到明後期，出現改糧為銀的情況，如明末松江生員“一登廩冊，即歲食餼銀一十八兩”，待遇已經相當不錯了。不但有銀子拿，在學校裏，廩生還有固定的房舍可供使用。所有這些，附生都沒有。不僅如此，附生只有在廩生有缺的時候，才能依次充補。明代學者徐渭在成為附學生員12年後才成為廩生。

徐渭雜記書札合冊（局部）。來源/故宮博物院

成為廩生，也不保險。生員進入學校後要面臨各種考試，如教官的日課和月考、提調官的季考、提學院道官員的歲考和科考等。如果在歲考中拿不到好成績，最嚴重的要被降等級，像徐渭，一生八試不第，最後連生員的身份都被革去了。許多生員，就在這樣週而復始的考試中耗度青春，終其一生不過秀才而已。

除了經濟上有優待，在面臨訴訟時，秀才的身份也往往能得到一些特殊照顧。明代的一份案例中，生員陳繹海邊停船候潮，因一位名叫鍾以通的普通百姓的小艇阻礙，雙方起了爭執，陳先動手打傷鐘的頭部，鍾就把他告到衙門。雖然過錯明顯在陳繹，但法官不但沒有處理陳，反而以鍾訴狀太過，打了其十五板子。類似的案例在明代有很多。在法官看來，小民以雞毛蒜皮的小事與紳士相爭是“無禮”“不遜”，對小民的責罰就是對紳士的尊重。正因如此，儘管明代科考競爭非常激烈，即便連生員身份的獲取和維持都很艱難，讀書人還是不願放棄讀書仕進的道路。

范進中舉。來源/吳敬梓原著，繼凡改編，趙仁年繪畫《范進中舉》，遼寧美術出版社1981年版

但是，即便像廩生那樣有固定津貼和住所，對成年尤其是成家的秀才來説，生活都難以為繼，更何況還有更多沒有津貼可拿的秀才。所以，大多數秀才要養家餬口，只能自力更生。

門路

明代秀才，掙錢謀生的門路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是租用學田。所謂學田，就是明清時期，朝廷撥給或民間捐贈的、用於各學校補充辦學經費的田地。學田通常租給佃户，官學裏的學生不允許租種學田，一來生員應該是學習為重；二來生員與學校存在人情瓜葛，容易拖欠地租。但在實際管理中，很難杜絕這種現象。比如萬曆年間，嘉定地區有不少生員不僅租種學田，還將學田視為己有。由於學田的租額通常低於民田，這些生員冒着違規的風險，多少能解決一點養家餬口的困難。

第二是入官學做教師。在官學中當老師，並沒有想象得那麼美好。官學老師最初主要從國子監的監生裏選，但明朝的府、州、縣學教官不僅地位低，而且很難升遷，很多監生寧願長期待在國子監聽選待職，也不願就任。這就導致地方教職人員嚴重短缺，比如景泰年間，“天下衞、府、州、縣學校官，有缺一二員者，有缺三四員者，甚至全缺，或委陰陽、醫學掌署印信，或委典史、生員代領學事”。後來不得不降低選任標準，從那些鄉試落榜的歲貢生員中選拔。

北京國子監。攝影/攝影師木禾，來源/圖蟲創意

第三是自己開館授徒。明代學館，按講授內容或受教育者年齡不同，分為蒙館和經館兩種。簡單來説，蒙館主要負責啓蒙教育，老師年收入大概在10-20兩白銀；經館則是以科舉為目標講授知識，老師年收入大概在30-50兩白銀，如果是舉人出身，年收入可能會超過一百兩銀子。像明代萬曆年間官員莊廷臣，在中舉人之前，已是當地非常有名的經師，被人請去給孩子輔導功課，一年收入240兩銀子，後來又被兩淮鹽商李鶴亭請去，每講一次課得銀3兩。除了名師，普通秀才也可通過開學館解決温飽問題。嘉靖年間，蘇州一位叫周隱君的人，就是“倩館為生計”。萬曆年間，江陰的繆昌期也是“授徒裏中，得館穀以奉甘旨”。

第四是做幕僚，即成為一府主管私人聘請的智囊。幕僚作為地方大員的座上賓，接觸人物和眼界都非一個學館老師可比，經濟收入自然也更高一些。由於古代讀書人往往有治國平天下的志向，既然無法科舉入仕，通過做幕僚實現參政，自然也是很多秀才樂意選擇的謀生之路。前面提到的徐渭，就曾做過胡宗憲的幕僚，並深得胡的信任，收入大大改善。有一次，胡宗憲一次性給了他220兩白銀。徐渭靠這筆錢買地買房，終於有了自己的棲居之所。當然，不是誰都有徐渭那樣的運氣，由於幕僚的收入與主家官銜、地位的高低相關。

最後一個生存門路是以文賺錢，就是讀書人憑藉自己的知識和才能謀取生計。這種現象到明代中後期已經很普遍了。當時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民間的商賈細民出於尚文心理，對於壽序、壽詩、祭文、墓表等需求隨之增加，客觀上也為以賣文為生的讀書人增添了收入門路。有個叫陳繼儒的讀書人，苦於科舉無望，主動放棄秀才身份，專門寫一些民間瑣事的書，迎合市民口味，在市場上很受歡迎，成為暢銷書作者，錢自然是不少掙，連帶着還讓出版商也賺了不少錢。

自書詩帖軸。作者/（明）陳繼儒，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一方面，絕大部分秀才混跡於社會底層，掙點錢並不容易；另一方面，他們的日常花費卻並不少。

花費

明清時期的秀才日常花費中，除了家庭開支這類無法考證，史籍和文學作品中常見的、也是秀才們的必備支出，就是參加科舉考試的費用。

清代鄉試考場之一：南京考棚。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首先是請家庭教師的費用。一般來説，能請得起家庭老師的，家境都比較殷實，如前面請莊廷臣的李鶴亭是著名鹽商，錢自然不是問題。這裏的花費並不是秀才自己花錢，而是出自秀才家裏。也有一些本身家裏條件一般，但為了孩子能在科舉之路上有所斬獲，不惜借錢請老師。《初刻拍案驚奇》載：某縣趙老六，為讓“兒子成就，情願借貸延師，又重幣延請一個飽學秀才，與他引導，每年束脩五十金”。

其次是圖書文具的費用。這筆費用同樣靠家人支持。安慶府桐城縣人蕭世賢，在備考鄉試期間，他母親變賣首飾，給他請老師、買書和蠟燭。那些沒錢買書的秀才，只能借書或抄書。除了圖書，明代秀才參加科舉時的卷子、筆、墨等都是自備。這一點，明代很多文學作品都有反映。比如晚明小説《歡喜冤家》第十回載：揚州府儀真縣秀才許玄開出一張購置進考場的賬單“自買卷子、文房四寶，一應進場之物，共要十兩銀子”。

第三是交通費。明代鄉試通常三年一次，各府、縣學校裏的秀才們紛紛趕往省城。萬曆三十年（1602），廉州府士子赴雷州參加科考，每位士子僱一匹馬和一名僕人，各自皆需1000錢，合計2000錢。按當時銀錢比價，1000錢折銀1兩，每位士子僅這一項就要用銀2兩。所以，不少秀才為了節省費用，多在趕考途中借宿寺廟。比如嘉靖名臣楊繼盛，在備考鄉試時就租住在寺廟中，為了省錢，一日三餐都是自己做，而且“夜無衾，腿肚常凍，轉起而繞屋疾走”，相當清苦。

第四是拜師費。按明制，童生被官學錄取後，要在入學時向老師繳納拜見錢。如果出不了這筆錢，可能連入學都會成問題。《二刻拍案驚奇》中，一個老師回憶，他在沂州當學正時，碰見一個新入學的童生，家裏窮，出不起拜見錢。他的同僚攛掇他給這個學生點顏色看看，他後來打聽到學生確實家裏窮，就把學生叫來，明白告訴他不要分文。當然，不是所有秀才都會遇到這麼好的老師。《醉醒石》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一羣秀才圍攻“採買書畫玩器”的官員，被告到學校，學校裏就拿一個交不起拜見錢的窮秀才陸完出來頂罪。

此外，童生在考秀才時，請廩生來作保，要花錢；秀才參加完鄉試，如果中舉，回鄉請客、包紅包需要銀子。《儒林外史》中，范進中舉後，過來報喜的人擠了一屋子，把胡屠户送來的幾千錢都花光了才打發他們去了。那些沒考上的主要花費就是返程的路費了。

明萬曆四十年周順昌鄉試卷。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毫無疑問，這些費用，大部分秀才是無力承擔的。相較於日常所得，僅在參加科考這一項的花費，已足以讓許多人掏空家底，甚至舉債借貸。他們只能靠家庭支持、宗族資助、社會及會館資助等方式，繼續自己的科舉之路。從這個角度看，普通的秀才是賺不了什麼錢的，否則也不會有“窮酸秀才”這一説法。

秀才在古代雖然憑藉身份能享受一些特權，但這些特權本身也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他們由此被牢牢綁在了科舉考試這棵大樹上，縱然因此傷痕累累也在所不惜；另一方面，讀書人“士”的身份，又使他們自覺清高，優於農工商等階層，但在巨大的生活壓力下，往往陷入傳統士人安貧樂道與治生求存的兩難境地。很多人窮其一生，都掙扎在這樣的衝突與碰撞之中。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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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曦：明代紳士與訴訟——以判牘為中心.中國政法大學博士論文.2008.

劉明鑫：明代科舉考試費用及其影響研究.福建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8.

郭培貴：中國科舉制度通史（明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