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考上秀才一年能賺多少錢?_風聞
心之龙城飞将-09-03 22:52
《國家人文歷史》
2023年09月03日 13:29:46 來自北京市

故事背景設定在明代的電視劇《武林外傳》中,同福客棧的呂秀才雖滿腹經綸,也不過是個賬房先生,一年掙不了幾兩碎銀。但實際上,明代秀才享受着較高的社會地位和政策關照。呂秀才之所以選擇在飯店打工,多少是因為屢試不中而自暴自棄。那麼,中國古代秀才究竟過的是怎樣的生活呢?

呂秀才(喻恩泰飾)。來源/電視劇《武林外傳》截圖
源起
“秀才”一詞,早在西漢以前就已經有了。被舉薦的人,一般被稱作“秀士”。《禮記》記載:“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這裏的秀士,便是後來的秀才。一直到明清時期,還有人把秀才稱為秀士。
“秀才”一詞,到西漢時已經比較明確,主要指社會上那些在道德過關、能力出眾的人。東漢時,為避光武帝劉秀的諱,秀才改稱“茂才”。當時,舉孝廉制度盛行,凡被舉薦為秀才者,便可實現人生命運的轉折。不過,東漢至魏晉時期,士族門第觀念盛行,普通人家的孩子很難指望通過舉孝廉進入官場。葛洪在《抱朴子》中説:“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説的就是世家大族把持下的察舉制所舉薦的秀才大多名不副實。
隋唐時期,實行科舉制度。秀才作為其中一科,錄取標準比進士還高。《唐六典》載:“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為秀才。”至於進士則只要“明嫺時務,精熟一務”即可。唐太宗在位24年,登科秀才的只有22人,平均一年不到一人,登進士科的則有205人。由於錄取標準過於嚴格,後來很多讀書人放棄應考。唐高宗時乾脆下令停止了秀才科考試。秀才作為顯身之階就此作古。現代語境下的秀才,主要指的是明以後了。
明代對科舉制度進行了改革。在此之前,學校並非參加科舉的唯一通道。以宋為例,讀書人無論是否在校讀書,均可參加科舉考試中的鄉試,進而會試和殿試。明代在官學與科舉之間建立了一種必然聯繫:知識分子如果不成為官立學校(府、州、縣學)的學生,便很難有資格參加鄉試。而要成為官立學校的學生,首先必須參加童試,“士子未入學者,通謂之童生”。那些被錄取到州學、府學或縣學的人叫生員,也就是人們習慣上稱謂的秀才。所以在明代,秀才是功名的起點,“科舉發生,始於秀才”。清代沿襲這一做法,童生考試在民間又被稱為“考秀才”。

《觀榜圖》卷(局部)。作者/(明)仇英,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當然,要求嚴也有相應的好處。在此之前,科舉功名並非一種固定身份,比如宋代,通過鄉試取得的舉人頭銜僅是參加更高一級考試的一次性資格。如會試或殿試不合格,未被選官,就只能重新參加鄉試,再考舉人,此即顧炎武所謂“科則除官,不復謂之舉人,而不第則須再舉”。明代的生員不再是一次性資格,而是被固化為長期身份,享受各種特權優免。
特權
在明代,能考上秀才,意味着已經進入科考體系,雖然所處的是這個體系的最底端,但已與社會上連生員資格都未取得的讀書人區分開來了。當時的地方法律規定,“方巾止許生員及前程人戴……而童生及幼稚戴片玉及凌雲等巾……俱不許混戴方巾”。也就是説,不是秀才的讀書人,連頭上的方巾都不能亂戴。

明人畫男女圖像軸中頭戴方巾的明代男性。來源/故宮博物院
一旦戴上了象徵秀才身份的方巾,讀書人的社會地位就發生了變化,“鄉鄰敬重,不敢欺凌;官府優崇,不肯辱賤。差傜概州縣包當,詞訟各衙門存體。歲考搭棚餅果花紅紙筆”。秀才不僅自身免除差役,還惠及家人。《明會典》載:“生員之家,並依洪武年間例,除本身外,户內免二丁差役。”嘉靖年間,優免的內容擴展到税糧。明代有個叫佘自強的在《治譜》中對這種優免有很形象的描述:編賦税時一般會將鄉紳單造一冊,內開某宦該優免若干、優免不盡若干、正派錢糧若干、一總糧銀共該若干,舉人生員皆然。在徵糧時,如有納欠,往往是“待百姓錢糧將完,鄉紳生員之家才去催逼”。
不過,這種優免並非陽光普照,秀才本身也分等級。
官學內的學生分為三等:附學生、增廣生和廩膳生。後兩者是有定額的:縣學各20名、州學各30名、府學各40名。附學則無定額,新入學者為附學生,經月考、季考、歲考等考試,都拿到優的才能升至增廣,再由增廣升至廩生。享受優免政策的是後兩種。附學生員是不免差傜的。相應的,經濟待遇也不一樣。
廩生在生員中等級最高,按明制,已經可以拿伙食津貼了,也就是廩食銀,洪武初年定為月米六鬥,不久改為日米一升,由官府供給魚、肉、鹽等物,十五年又改為月米一石。到明後期,出現改糧為銀的情況,如明末松江生員“一登廩冊,即歲食餼銀一十八兩”,待遇已經相當不錯了。不但有銀子拿,在學校裏,廩生還有固定的房舍可供使用。所有這些,附生都沒有。不僅如此,附生只有在廩生有缺的時候,才能依次充補。明代學者徐渭在成為附學生員12年後才成為廩生。

徐渭雜記書札合冊(局部)。來源/故宮博物院
成為廩生,也不保險。生員進入學校後要面臨各種考試,如教官的日課和月考、提調官的季考、提學院道官員的歲考和科考等。如果在歲考中拿不到好成績,最嚴重的要被降等級,像徐渭,一生八試不第,最後連生員的身份都被革去了。許多生員,就在這樣週而復始的考試中耗度青春,終其一生不過秀才而已。
除了經濟上有優待,在面臨訴訟時,秀才的身份也往往能得到一些特殊照顧。明代的一份案例中,生員陳繹海邊停船候潮,因一位名叫鍾以通的普通百姓的小艇阻礙,雙方起了爭執,陳先動手打傷鐘的頭部,鍾就把他告到衙門。雖然過錯明顯在陳繹,但法官不但沒有處理陳,反而以鍾訴狀太過,打了其十五板子。類似的案例在明代有很多。在法官看來,小民以雞毛蒜皮的小事與紳士相爭是“無禮”“不遜”,對小民的責罰就是對紳士的尊重。正因如此,儘管明代科考競爭非常激烈,即便連生員身份的獲取和維持都很艱難,讀書人還是不願放棄讀書仕進的道路。

范進中舉。來源/吳敬梓原著,繼凡改編,趙仁年繪畫《范進中舉》,遼寧美術出版社1981年版
但是,即便像廩生那樣有固定津貼和住所,對成年尤其是成家的秀才來説,生活都難以為繼,更何況還有更多沒有津貼可拿的秀才。所以,大多數秀才要養家餬口,只能自力更生。
門路
明代秀才,掙錢謀生的門路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是租用學田。所謂學田,就是明清時期,朝廷撥給或民間捐贈的、用於各學校補充辦學經費的田地。學田通常租給佃户,官學裏的學生不允許租種學田,一來生員應該是學習為重;二來生員與學校存在人情瓜葛,容易拖欠地租。但在實際管理中,很難杜絕這種現象。比如萬曆年間,嘉定地區有不少生員不僅租種學田,還將學田視為己有。由於學田的租額通常低於民田,這些生員冒着違規的風險,多少能解決一點養家餬口的困難。
第二是入官學做教師。在官學中當老師,並沒有想象得那麼美好。官學老師最初主要從國子監的監生裏選,但明朝的府、州、縣學教官不僅地位低,而且很難升遷,很多監生寧願長期待在國子監聽選待職,也不願就任。這就導致地方教職人員嚴重短缺,比如景泰年間,“天下衞、府、州、縣學校官,有缺一二員者,有缺三四員者,甚至全缺,或委陰陽、醫學掌署印信,或委典史、生員代領學事”。後來不得不降低選任標準,從那些鄉試落榜的歲貢生員中選拔。

北京國子監。攝影/攝影師木禾,來源/圖蟲創意
第三是自己開館授徒。明代學館,按講授內容或受教育者年齡不同,分為蒙館和經館兩種。簡單來説,蒙館主要負責啓蒙教育,老師年收入大概在10-20兩白銀;經館則是以科舉為目標講授知識,老師年收入大概在30-50兩白銀,如果是舉人出身,年收入可能會超過一百兩銀子。像明代萬曆年間官員莊廷臣,在中舉人之前,已是當地非常有名的經師,被人請去給孩子輔導功課,一年收入240兩銀子,後來又被兩淮鹽商李鶴亭請去,每講一次課得銀3兩。除了名師,普通秀才也可通過開學館解決温飽問題。嘉靖年間,蘇州一位叫周隱君的人,就是“倩館為生計”。萬曆年間,江陰的繆昌期也是“授徒裏中,得館穀以奉甘旨”。
第四是做幕僚,即成為一府主管私人聘請的智囊。幕僚作為地方大員的座上賓,接觸人物和眼界都非一個學館老師可比,經濟收入自然也更高一些。由於古代讀書人往往有治國平天下的志向,既然無法科舉入仕,通過做幕僚實現參政,自然也是很多秀才樂意選擇的謀生之路。前面提到的徐渭,就曾做過胡宗憲的幕僚,並深得胡的信任,收入大大改善。有一次,胡宗憲一次性給了他220兩白銀。徐渭靠這筆錢買地買房,終於有了自己的棲居之所。當然,不是誰都有徐渭那樣的運氣,由於幕僚的收入與主家官銜、地位的高低相關。
最後一個生存門路是以文賺錢,就是讀書人憑藉自己的知識和才能謀取生計。這種現象到明代中後期已經很普遍了。當時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民間的商賈細民出於尚文心理,對於壽序、壽詩、祭文、墓表等需求隨之增加,客觀上也為以賣文為生的讀書人增添了收入門路。有個叫陳繼儒的讀書人,苦於科舉無望,主動放棄秀才身份,專門寫一些民間瑣事的書,迎合市民口味,在市場上很受歡迎,成為暢銷書作者,錢自然是不少掙,連帶着還讓出版商也賺了不少錢。

自書詩帖軸。作者/(明)陳繼儒,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一方面,絕大部分秀才混跡於社會底層,掙點錢並不容易;另一方面,他們的日常花費卻並不少。
花費
明清時期的秀才日常花費中,除了家庭開支這類無法考證,史籍和文學作品中常見的、也是秀才們的必備支出,就是參加科舉考試的費用。

清代鄉試考場之一:南京考棚。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首先是請家庭教師的費用。一般來説,能請得起家庭老師的,家境都比較殷實,如前面請莊廷臣的李鶴亭是著名鹽商,錢自然不是問題。這裏的花費並不是秀才自己花錢,而是出自秀才家裏。也有一些本身家裏條件一般,但為了孩子能在科舉之路上有所斬獲,不惜借錢請老師。《初刻拍案驚奇》載:某縣趙老六,為讓“兒子成就,情願借貸延師,又重幣延請一個飽學秀才,與他引導,每年束脩五十金”。
其次是圖書文具的費用。這筆費用同樣靠家人支持。安慶府桐城縣人蕭世賢,在備考鄉試期間,他母親變賣首飾,給他請老師、買書和蠟燭。那些沒錢買書的秀才,只能借書或抄書。除了圖書,明代秀才參加科舉時的卷子、筆、墨等都是自備。這一點,明代很多文學作品都有反映。比如晚明小説《歡喜冤家》第十回載:揚州府儀真縣秀才許玄開出一張購置進考場的賬單“自買卷子、文房四寶,一應進場之物,共要十兩銀子”。
第三是交通費。明代鄉試通常三年一次,各府、縣學校裏的秀才們紛紛趕往省城。萬曆三十年(1602),廉州府士子赴雷州參加科考,每位士子僱一匹馬和一名僕人,各自皆需1000錢,合計2000錢。按當時銀錢比價,1000錢折銀1兩,每位士子僅這一項就要用銀2兩。所以,不少秀才為了節省費用,多在趕考途中借宿寺廟。比如嘉靖名臣楊繼盛,在備考鄉試時就租住在寺廟中,為了省錢,一日三餐都是自己做,而且“夜無衾,腿肚常凍,轉起而繞屋疾走”,相當清苦。
第四是拜師費。按明制,童生被官學錄取後,要在入學時向老師繳納拜見錢。如果出不了這筆錢,可能連入學都會成問題。《二刻拍案驚奇》中,一個老師回憶,他在沂州當學正時,碰見一個新入學的童生,家裏窮,出不起拜見錢。他的同僚攛掇他給這個學生點顏色看看,他後來打聽到學生確實家裏窮,就把學生叫來,明白告訴他不要分文。當然,不是所有秀才都會遇到這麼好的老師。《醉醒石》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一羣秀才圍攻“採買書畫玩器”的官員,被告到學校,學校裏就拿一個交不起拜見錢的窮秀才陸完出來頂罪。
此外,童生在考秀才時,請廩生來作保,要花錢;秀才參加完鄉試,如果中舉,回鄉請客、包紅包需要銀子。《儒林外史》中,范進中舉後,過來報喜的人擠了一屋子,把胡屠户送來的幾千錢都花光了才打發他們去了。那些沒考上的主要花費就是返程的路費了。

明萬曆四十年周順昌鄉試卷。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毫無疑問,這些費用,大部分秀才是無力承擔的。相較於日常所得,僅在參加科考這一項的花費,已足以讓許多人掏空家底,甚至舉債借貸。他們只能靠家庭支持、宗族資助、社會及會館資助等方式,繼續自己的科舉之路。從這個角度看,普通的秀才是賺不了什麼錢的,否則也不會有“窮酸秀才”這一説法。
秀才在古代雖然憑藉身份能享受一些特權,但這些特權本身也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他們由此被牢牢綁在了科舉考試這棵大樹上,縱然因此傷痕累累也在所不惜;另一方面,讀書人“士”的身份,又使他們自覺清高,優於農工商等階層,但在巨大的生活壓力下,往往陷入傳統士人安貧樂道與治生求存的兩難境地。很多人窮其一生,都掙扎在這樣的衝突與碰撞之中。
參考資料:
張瑞昌:秀才源流考.松遼學刊(社會科學版). 1985(03)
楊東方:明末清初秀才資格考試的物質支出──以話本小説資料為例.尋根. 2006(05)
閆雪文:升級遇到的:明代中後期江南秀才徐渭的治生選擇.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6.
嚴曦:明代紳士與訴訟——以判牘為中心.中國政法大學博士論文.2008.
劉明鑫:明代科舉考試費用及其影響研究.福建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8.
郭培貴:中國科舉制度通史(明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