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老師揭開外賣騎手被榨取真相_風聞

問道者 杜一用

每天不是在送外賣就是在取外賣的路上。大家都知道騎手很難，但有多難只有騎手們自己知道。臨沂大學文學院教師邢斌用自己一個月的假期實踐，體驗了騎手們常人根本想象不到的工作強度。

邢斌主編過《大學語文》教材，是臨沂大學“我心目中的好老師。”

2022年有篇媒體報道，説上海一個外賣騎手一天能掙1000多元。而北京人社局副處長王林通過自己的親身實踐，證明送餐12小時只賺了41元。到底哪種才是騎手們真實的工作狀態？

用邢斌自己的説法，送1個月外賣是場自我教育。就只是送一個月，他暴瘦12斤。

按照邢斌的實踐，職業騎手一個月如果幹26-28天，平均能掙到6000元，如果還能市區60碼逆行闖紅燈拿命去換，能掙到8000多元。業餘騎手更辛苦，接的單子都是職業騎手挑剩下的，或者遠離城區中心，或者是要爬很多層樓梯的單子。業餘騎手特別拼命的，每天干15-16個小時，一個月一天不歇，能掙到7000多元。

騎手不少來自農村。在他們眼中，騎手的工作比老家種地還辛苦，種地清閒，忙完農活很多時間可以自由支配，只是不來錢；當騎手也比到建築工地幹活辛苦，在建築工地師傅一天可以掙300元，小工一天也有180-200元，缺點是半年有活半年沒活，幹到年底，要是碰到工頭跑了，還會“楊白勞”。

騎手們很辛苦，還受不到尊重。邢斌講了一個有趣的例子，小區的保安看他穿着外賣工作服，每天風塵僕僕早出晚歸，根本不相信他是小區業主，用一副鄙夷的眼神跟着他一直到目送他進了大樓。

騎手與平台有似零售與批發的關係，但騎手的提成並沒比平台高。騎手每送一單外賣，商家需支付額外的送貨費用，平台提留部分就成為營收來源之一。比如送一份20元的盒飯，大致分成是，顧客要支付22元，但商家只能拿到14元，騎手佣金3元，外賣平台則拿了5元。

看看平台的罰款規則就能理解，為什麼不時有騎手因為被客户差評而心疼得直抹眼淚。

平台罰款的規則不少，被顧客投訴，會被重罰；沒有按時送達，也會被罰款。罰款力度是一次200-500元，一般都是罰500元。罰款最後不是交給受到傷害的客户或商家，而是都由平台自己留下了。平台有設置了申訴入口，但多數是人工智能回覆，邢斌為一個蒙冤的投遞單子找平台申訴了一整天，最後找到人工服務後，申訴依然無效，管事的總經理個人打賞15元算作補償，但200元還是照罰不誤。

人工智能技術對平台來説，自動回覆申訴是實現了機器代工，在外賣服務上，則是用來提高配送效率和監控是否遲到的。通過人工智能的測算，平台給騎手們規劃出了最省時間最高效率的派送路線，並基於此形成了處罰制度。

在外界看來，騎手是外賣平台的員工，至少會受到平台的呵護。事實並非如此。

外賣平台把所有城市都分包給不同城區的運營商，城區運營商一般會再轉包。因此，騎手與平台只有服務，沒有合同，甚至與轉包運營商也是。每座城市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騎手，每個月幾乎都有傷亡事故發生，但騎手們很慘，出現事故，無人擔責。

平台每天會從騎手的佣金里扣下3元作為保險費，其中1.8元平台截留，交到保險公司的實際上只有1.2元。騎手一旦出事故，保險公司提供最高6000元的傷亡保險，賠償不足部分，由承包的運營商承擔。但只要運營商一跑路，騎手就是起訴都找不到對象，因為騎手與外賣平台並不直接簽訂勞務合同。

在邢斌看來，中國外賣平台的這種轉包模式在很多國家都是不被允許的。肯德基、麥當勞都有自己的外賣隊伍，無論是職業騎手還是業餘騎手，都有籤勞務合同，並且繳交五險一金。受傷有公司保險，也不會設置送餐倒計時催促你飛馬趕到，否則遲到罰款。

邢斌用自己的親身實踐揭露了外賣平台不通人性的一面，以及騎手們尷尬的生存現狀。根據中國經濟週刊今年3月份的報道口徑，全國靈活就業人員規模有2億人，約佔了人口總數的近七分之一。這其中有不少就是為了生活不得不拼命的騎手。

去年全國總工會着手推進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協商協調機制建設，旨在解決包括騎手和網約車司機在內的社會保障問題。涉及2億人的生存現狀絕不是一個小問題，希望邢斌的體驗能喚醒資本的良知，加速騎手社會保障問題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