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十年後，回台灣賣便當成為我的退路_風聞

寫於34歲生日後的一週。對，我是個完美又好相處的處女座！

注意：這篇充滿個人主觀經驗。本人寫公眾號一向真誠，生活有開心有抱怨，謝謝各位讀者一直以來聽我唸叨。本篇隨心而寫，想啥寫啥，生日我最大嘿嘿！

**“這兩年，為什麼感覺台灣年輕人這麼快樂？”**這是我和幾位同在大陸的台灣朋友，今年見面時常感嘆的——這裏的台灣人，是指在台灣的台灣人，我們這種待了十年的已經自覺是大陸人。

**十年前都説台灣人小確幸，但近年我感覺台灣青年已經更進化了：從小確幸，進化為祥和。進化為一種舒適、寧靜、安逸的狀態。**以至於從大陸回台灣休假的朋友們紛紛表示，“奇怪，為什麼大家這麼幸福知足呢？”

這兩年一些台灣朋友體會到了小紅書的美好，於是很常看到這這類帖子：**台灣發六千啦（台幣，以下皆為台幣）、台灣基本工資又漲啦、台灣服務業缺工三萬六都沒人做啊⋯⋯**屢次引起大陸吃瓜羣眾的羨慕。大家都知道，台灣卷的是爭取中高階的崗位和工資，但疫情之後，誰還不是一條只求温飽的鹹魚呢？

台灣少子化十多年後的優勢，終於體現：基層工作缺工嚴重，但不少有閒錢的年輕人又紛紛離開原先的工程師或白領行業，追求創業，於是街邊奶茶店和咖啡店數量暴增，服務員緊缺，一條街三家奶茶店都貼着招聘廣告。

於是我開始觀察周圍在台灣的人民羣眾的生存狀態。

朋友Ａ，一名幾年前去到台灣生活的大陸妹子，工作能力強，前幾年曾想回到北京、上海進大廠。

朋友Ａ：我告訴你，人千萬不要輕易離開舒適圈，我上一份工作實拿三萬五閒得發慌，有公司開五萬把我挖角了，結果太捲了，兩週後我就辭職了。

我：所以你失業了？抱抱。

朋友Ａ：沒有啊，一辭職就接觸其他公司了，台灣三萬多四萬多的工作超級好找啊哈哈！人幹嘛要卷？

朋友Ｂ，資深媒體人。

我：台灣是不是最近缺工很嚴重？據説便當店都月薪四萬了？

朋友Ｂ：是啊，我家附近賣山東大餅的找人都開到四萬五了，有點心動。

我姊姊，一個天天加班、嚴重過勞、勤勤懇懇的基層公務員（大廠是996，她是796）。

我：這幾年台灣服務業據説一直漲薪，我是不是可以回去賣便當了？

姊姊：你知道我們多少年輕人離職嗎？三萬多四萬多去做服務業還可以到點上下班、有加班費、月休八日，人家幹嘛做基層公務員？缺工啊，非常缺啊！你回來賣便當我沒意見啊！話説，你覺得我辭職老媽會不會瘋掉啊？

十多年前我大學畢業，馬英九的經濟政策成為大家口中的笑話，人們有時麻木、有時吐槽經濟，有時安慰自己搞搞小確幸。

十多年後34歲的我，猛然驚覺“經濟”這個名詞在台灣已掀不起任何波濤，沒有稱讚也沒有謾罵，人們從小確倖進入一種精神和物質上的祥和，最多在茶葉蛋又漲價時唸上兩句。

十多年前我大學畢業，拿着三萬的我，看着大我十歲、三十多歲的年輕主管，薪資不超過四萬，於是我明白文科生的天花板太低，而後奔赴北京。

十多年後34歲的我幸運地有一份工作，雖受到經濟影響收入大不如前，但仍自得其樂。只是周圍大陸朋友總會唸叨幾句“環境太難”，台灣朋友則會在咖啡廳交流情報“某某某回去啦，拿着自己這十多年在大陸的積蓄回台灣買房，哎呀真羨慕這種能流動資產的台商啊～”

十多年前我大學畢業，台灣商業週刊上都是台商成功的案例。十多年後34歲的我收到朋友轉發來的一則台灣某大報的熱門新聞：“曾在台資電子廠當高管的阿齊，因為疫情緣故公司倒閉，在朋友介紹下現在在連鎖餐廳上班，工資人民幣五千元⋯⋯”

34歲生日剛沒過幾天，跟我媽講電話，她特地叮囑：“據説大陸現在工作很難找，好好給老闆打工，你有一份工作不容易。”

“回我們家旁邊賣便當不行嗎？還住家裏省房租欸，可以存下不少錢！”我慵懶地回。

我媽温柔地笑了。“你腦子壞掉了嗎？”

**在34歲生日到來的這陣子，我一直在想“退路”這件事。**前幾年很少想着離開，但現在這個選項在未來幾年內突然成為可能：第一，父母日漸年老，未來或許需要照顧，而姊姊是不好調動的公務員；二，“在大陸年過35就不好找工作”這個江湖傳説。

公眾號曾經有讀者留言説，你跟我們在北京的外地人不同，台灣人是有退路的，不行總可以回去。那時人傻嘴硬，真不喜歡這種留言，心想“大陸外地人沒有退路嗎？回老家躺着找個小賣部店員、住家裏，不也是退路？”

日後才明白，我回台灣都得再三思索、割捨不下這個放棄不了那個，就經濟現實而言回台北賣便當跟回十八線小城市賣便當還真不是一回事。

但我的母后，早在我2011年大學畢業那會兒，就果決地斬斷了一些我以為的“退路”。

那時金融危機剛過去沒幾年，媒體瘋狂抱怨台灣經濟，“大學畢業生22K”的傳説充斥，好的工作崗位競爭激烈，但有些同學可以開心選擇去服務業、或是去澳洲採草莓，別人的母后能接受，我家的卻始終不允許。

“我們這種大學時期學着寫ppt忽悠品牌、口沫橫飛展示自己，沒啥專業技巧的文科生有啥技術啊？賣咖啡還能準點下班，薪資還比進公司還高。”

“那種可替代性太高！”

“連馬英九都可以替代了還有誰不可替代啊？”

“那不一樣！總之不準！”母后大怒。

於是我不甘不願地、在大大的招聘網站上挖呀挖呀挖，好不容易挖到一份尚可的工作，但做得實在不怎樣。

**為什麼她不能是那種只要兒女活得開心就好的台灣小確幸父母呢？**以前老這麼抱怨，現在偶爾會想，如果不是她這樣威逼，我會到北京讀書嗎？會走上現在這條路嗎？

這兩年我周圍在大陸的台灣朋友們，多數嘴裏唸着“回去開間奶茶店”，但沒有離開。人人口中都有退路，但目前仍把這個“退路”當作一個消遣、一個安慰、一個抱怨完繼續努力的出氣口。

更多人還在看，未來三年、未來五年，是不是會更好？

都説兩岸年輕人躺平，但在我看來，跟台灣現在的一片祥和不同，在互聯網上瘋狂抱怨的大陸青年如同十多年前的台灣青年，想躺平、又不甘心、對“經濟”一詞仍保留一絲期望。仍在觀望。

十多年前我大學畢業，真心徬徨時我媽毅然決然斬斷我以為的“退路”；十多年後34歲的我，感嘆生活不易想撒個嬌時，她立刻把我拍醒，“在家門口賣便當可不是你的退路，給我繼續振作！”

不對，我跟姊姊每次在微信通話中，總會花上五分鐘吐槽以前母后多兇殘、給我們帶來多少童年陰影，怎麼寫起來像稱讚她了？

不管怎樣，在我34歲生日的前後，小紅書很識相地推送了很多中年失業的帖子給我，周圍的朋友們很友善地跟我解釋經濟環境的艱難，而我家母后很果決地摧毀我月領四萬的便當店店員幻夢，要我沒錢就滾去寫稿。

所以34歲生日過後，我乖乖地在九月安排了一些工作上的採訪，認命地在目前尚有興趣、也做得尚可的工作上奮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