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奧本海默》有哪些看似不經意,但卻很重要或別有深意的細節?_風聞
segelas-自由撰稿人-电影学硕士已毕业,但仍旧略懂皮毛09-04 07:51
談一談個人的關注點。
本片以再現奧本海默的主觀性內心為創作核心,引導人們去體驗他的理想追逐與破滅感受。除了多重時點回溯之“理想衝擊力疊加”這一“看似客觀敍事,實則主觀再現“的結構之外,電影還使用了很多微觀層面的手法。在此舉幾個例子。
首先,是“越肩凝視鏡頭”的使用。
在現時的奧本海默聽證會時點下,每個團隊成員先後接受問詢,做出了自保的發言,而奧本海默就坐在後面注視着他們。這便是“主觀性鏡頭”,用越肩視角去表現人物對於他人的“凝視”,其產生的距離感便意味着雙方的鴻溝,也是凝視者對凝視對象的主觀性輸出。而在奧本海默這一邊,回憶部分採用非越肩形式,集中在現時的聽證會中大量使用。他會偶爾在回憶起樂事時露出一絲笑意,例如凝視着旁人敍述格里菲斯在實驗衝刺階段的合作往事,卻會馬上被整體的氛圍擊沉,或是傾聽與回憶起曾經表面美好下的分裂真相,或是看到對方進行沉默與偽證的只顧自保。
當然,它也用於旁人的身上,奧本海默凝視旁人,也被旁人同樣地凝視,從主客觀上共同組成了現時時點下逐夢團隊的分裂事實---客觀上旁人對奧本海默的“離心“,以及奧本海默在主觀上基於人際的衝擊疊加,讓他意識到曾經夥伴在政治世俗環境下的分崩離析,同時又以各人的這般樣態而展開他的回憶,在過去時點中回想起自己對各人從夥伴到“差異者”的認知改變經過,從過往一路回溯到分裂不可救的現時。時點與人數、過往與現時結合起來,形成了對奧本海默“一次次被迫確認其破滅”的信念衝擊。在細節上,許多瞬間閃現的過往時點回憶畫面,也都或“正面印證”或“反向推翻”地形成了對回溯時點中其人的衝擊,進一步豐富了其多重性。
此時的他身處於“結果”時點的環境中,呈現被質問與懷疑的被動狀態,因此他的越肩凝視鏡頭帶來的是“被迫的接收”,對於麥卡錫主義的世俗世界讓所有證人扭曲,打破曾經與自己的逐夢關係,並形成“聽證會”之壓迫力的一部分。而在通向“結果”的“過程”中,就像奧本海默視角下的彩色一樣,這是大體上的理想化逐夢迴憶,二戰前中的時代也是“非理想因素隱藏而逐漸顯露”的狀態,因此奧本海默並沒有得到越肩凝視視角給予的“對世俗壓迫的被動感受”。
而在回憶中的“凝視鏡頭“,則主要用在施特勞斯為代表的外人身上。這首先表現了他對奧本海默的差異感受,這與二人各自對同一事件回憶而形成的“理想認知”與“世俗真相”之對比相同,不停疊加着奧本海默在回憶裏的“不諳世事”,成為其悲劇真相的暗示疊加。更重要的是,這也帶來了他作為世俗世界象徵而對奧本海默的“主觀性輸出”,這是由他出發的回憶,因此作用是與“奧本海默凝視”相反的“壓迫給予”。他以世俗化的眼光審視奧本海默的理想姿態,並做出自己價值觀下的理解,就像他用自己的“成名”之功利訴求推測奧本海默出於理想的行為,進而嫉恨地打壓對方。世俗人視角下的“凝視奧本海默的理想行為”,構成了對奧本海默的“世俗籠罩與壓迫理想”,與同時發生的劇情層面——施特勞斯的想法、理解方式、行為——內容合一。
而在施特勞斯之外,尼克爾斯的審視視角也非常重要,它出現在關鍵的“二戰結束”時點上,奧本海默即將感受到終戰實現理想的——即使已經多次讓步調整——不可能,以及意識形態對立這一比納粹更加永久持續之對立的牢固,本應吻合自己理想的共產主義領頭人蘇聯的“霸權化現實”,而此時點下的原子能委員會會議作為“第三場聽證會”出現,以“現時回溯內容中的二重回溯”方式帶領奧本海默回憶蘇聯對自己大同理想國之基地的間諜入侵,並在當刻強化了美蘇核武器爭霸的戰後事實。他在這個時點徹底做出了理想的本質性讓步,去到了屬於施特勞斯回憶時點的“黑白色戰後”,此前逐漸外露的非理想因素完全爆發。
而對應這個轉折的,則是尼克爾斯的“凝視鏡頭”。他在會議上回憶了自己對研究者討論的旁觀,找出討論者中的間諜,越肩視角下的他以懷疑的陣營化眼光審視這些民族、陣營、思想各異的人,即以世俗眼光籠罩“理想化大同畫面”,而其中也確實有間諜存在,此前隱含非理想因素的彩色回憶也第一次被奧本海默以外的人明確“入侵”了。
第二個,是各段落內部潛藏的“宿命性”信息,它們帶來了統一的中心:奧本海默看似在追逐理想,其行為在客觀上的效果卻是“越做越錯”,向破滅的方向而去。
首先是電影的開頭,即奧本海默走上核研究道路的時刻。最初的奧本海默有着毀滅性的暴力一面,他會因為教授的小排擠而給他的蘋果下毒,對於爆炸自然反應畫面的幻覺也感到困擾,最終則將之發展成科學理想而洗滌自己——在傾聽珀爾的演講而理想萌芽後,牀上的他再次閃現出核爆反應之自然畫面,表情卻不再難受,作為科學理想人格的確立,隨後匆忙前去收走自己俗欲一面帶來的毒蘋果,才巧遇了珀爾並得到了留學德國的指引,走上具體的實現理想道路。
這樣的巧合看上去表現了奧本海默之於核能研究的“脱俗”宿命,他始終擁有脱離世俗的“核能運用”這一科學夢想,這引導了他的自我救贖與人生飛昇,理應帶來世界在結束二戰後的美好與他個人去除暴力原罪的神格化,這也讓他之於“毀滅與否”的個體人生與核爆實戰之殺人毀滅性的外部世界形成了細緻的對應。他用物理學的內心夢想環繞了自己的人生,從而與包括內心中暴力一面的世俗隔絕開來,而世界也將因此變得不再“世俗”,排除掉了爭名逐利與政治對抗。
但事實上,真正的指引是完全負面的。奧本海默在核爆中得到的反而是對世俗的墜落,看似用核爆和其後的“限制核武器運動”中阻止了“吃毒蘋果”,實際上無濟於事,在“個人”層面上被定義為“通共份子”而接受審訊,同時作為暴力一面的延伸,也在“世界”層面上真的殺死了萬千生命。由此,“核爆”的意義被完全扭曲,從他一開始執念與構思的物理學範疇之偉大發明夢想,變成了最世俗化存在的政治集團的武器,從二戰勝利到戰後競賽與對立皆是如此。因此,這一幕中“機緣巧合”帶來的宿命,其實並非“拒絕毒蘋果”的理想實現者命運,而是“拒絕卻造出更巨大毒蘋果”之“追逐理想而不得”的失敗者命運。
第二處有趣的“宿命”片段則是解決孩子哭鬧的部分。凱蒂與奧本海默形成了理想實踐共同體的關係,實際上她也是奧本海默心中“堅固理想”部分的投射,在後者因簡之死、施特勞斯壓迫等動搖時刻促使他以理想目標繼續前行。而她與奧本海默組成的“理想完美自我”中,酗酒與孩子就是世俗生活的阻礙。
在奧本海默接受計劃並回家時,諾蘭給出了對二人“親手實踐並結束戰爭實現和諧”的負面預兆。凱蒂縱酒後對擁抱的拒絕和對嬰兒的無視,都動搖了二人此刻表面上對開啓計劃的慶祝狀態,成為對最後結局的預示---孩子是打破二人密閉狀態的“俗世生活存在”,讓二人此刻的逐夢瞬間被幹擾,這定義了奧本海默的全部經歷。奧本海默被迫寄養孩子,獲得了謝瓦利埃的開解,但這只是暫時性的緩解,就像下一幕中夫妻二人在草原上強調計劃時理想的暫時可行一樣。
極具暗示性的另一個細節,則來自於接手孩子的謝瓦利埃。他在隨後的聚會中引誘奧本海默“叛國”,正是他間接導致了隨後的基地泄密,對奧本海默表面上的“解決世俗干擾”反而帶來了本質性的“導致世俗視角下的意識形態懷疑”,且直接動搖了奧本海默對基地與蘇聯之理想程度的信心。給他寄養孩子的奧本海默似乎解決了自己夫妻之“完美理想化自我”的世俗障礙,實際上卻接觸着一個更巨大的障礙,將自己捲入意識形態懷疑與打壓之聽證會的“助推幫兇之一”。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凱蒂直接作用於收尾階段的表意,這也是受勳儀式上的一個細節設計。在聽證會的最後,奧本海默想起了二人“發誓以理想之心掌握核武器主權“的最初時刻,回到了“政治理想化逐夢“的實踐起點時刻,凱蒂也抵抗住了聽證會的壓力,沒有敗給世俗政治力量,並在最後與丈夫攜手回家。在各時點下多次經受世俗政治環境壓力之後,夫妻通過了考驗,凱蒂成為了奧本海默的共同體。然而,當奧本海默接受授勳時,她卻依然拒絕與背叛者握手,鏡頭落到她對旁人一笑的瞬間,給出了關鍵的表達:作為共同體的她是奧本海默內心中“理想堅守”一面的具象,此刻便帶來了她對眼前一切的不滿,因此唯獨對這些坑害者保持敵意,這説明了奧本海默心中“凱蒂“的依然存在。
由此可見,在“終極結局”的受勳儀式上,世俗世界依舊,奧本海默的理想也依舊,後者無法改變前者,前者也無法讓後者與自己達成和解,後者的受難也就持續下去。儀式的表面平和正是對美蘇世界“似乎非核戰,實則對立競賽”之表面和諧的具象。奧本海默並未得到世界以非世俗語境的認可和致歉,也並未真正放下理想而接受世俗,他承受的曲解打壓、理想破滅依然存在,對世俗禮儀也只是委屈求全,依然是不情願的受難者姿態。此刻正是對一切的濃縮:它帶來了不甘心的受難之痛,其非神性也正代表了奧本海默的本質,讓他無法成神,只能成為強行攀登神位的盜火者。
第三處,則是原子能委員會會議的結尾,也是上述內容中,奧本海默在時間線上即將“通向戰後之下一階段”之時。作為軍人的博登找到他描述了導彈轟炸的記憶畫面,他直接回應“我們會避免它”,將對方當成了自己的志同道合者,而當鏡頭給回到博登時,對方卻是一臉無語的表情。顯然,博登的本意是相反的“支持研發氫彈”,而其也正是上交奧本海默證據的舉證者,是對共產主義敵意最大、對奧本海默身份的“陣營質疑”最明顯的存在之一。奧本海默會錯了博登的意,正是他依然有所理想化的表現,以為對方與自己一樣反核戰爭,無異於“與虎謀皮”。這一幕的設計非常有趣,這個節點是他開啓政治家身份去限制研究的前導,卻也讓博登對他產生了必須誅之的念頭,這便帶來了一種信息的交叉,讓他的理想主義在現實中成為了一個古怪的存在,越是努力便越會加劇打壓。
事實上,“純粹理論與獨立理想“的第一階段本身便是一則對未來一切的宿命預言。簡對他的“世界毀滅者“預言,基地名稱初次提及時的全黑畫面,簡給他人生遭遇所下的忠告,都來自於這個時間段。這起到了對結尾表達的鋪墊作用:在他的人生中,對毀滅性結局的預兆出現在最初的時刻,一次次地強化着對其隨後理想嘗試的否定,構成了最終悲劇的宿命感。而在每個時代中,官方的監視、基地中對共產分子拉上的窗簾,一直到顯化的打壓懷疑,包括每個時代中暗示的“對露西必然被批判的私情”,都貫穿其人生始終,帶來了惡性預兆的逐步落地過程。
此外,電影中多次出現了“第一人稱視角下的人物漸遠”鏡頭,它象徵着作為“觀者“的奧本海默各階段理想的動搖與讓步,遠離的人物即是他即將拋棄的階段性理想狀態,同樣形成了一種預兆性暗示。首先是對簡的遠離,他即將告別純粹理想化的完美狀態。第二次則是在湖邊結尾對猶太科學家的遠離,他即將遠離二戰中“政府控制的無權力科學家”,進入戰後的政治家狀態。類似的還有實驗成功後對原子彈運車的遠離,此處加入了奧本海默的背影,進行移動的是車而非鏡頭,強化了此刻的重要性:理想實現瞬間的載體終究還是遠離了自己的掌控。
最精彩的設計,則是最後一個鏡頭。奧本海默閉上了眼睛,隱約間對應了相對此時之“未來”的聽證會。彼時的第一個鏡頭正是他的“睜眼”,這讓結尾時的他與之無縫銜接,成為了對隨後發生的一切的預示。“睜眼前“的“看到自然元素與物理反應“只是幻覺,“睜眼後“看到的則是冰冷的聽證會,這正是他在人生中每一階段的狀態曲線。由此,這個銜接也成為了在影片結構上的“人生總結”,在結尾處的時間點上成為了對二戰經歷的回顧與二戰後一切的預知,它指向二戰前的“過去”、終戰的“此刻”、戰後努力與聽證會的“以後“,一直到受勳儀式的終極“未來結局”。
這種複雜的毀滅認知與世界不認可帶來的人生扭曲相結合,讓他的內心始終處在最後一幕的狀態:直到最後的受勳儀式,都保持了“受難”的心境,且內心煎熬程度甚至遠超完美造福世界的普羅米修斯。這種抹殺式妥協換來的侷限性成功,也對應了結尾傳達的虛無感,以其“開放式結局”引導觀眾對此的辯證思索,進而觸摸到奧本海默的受難心靈。
在結尾的時候,他的受難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化,來自於世俗之外部世界的打壓,更有理想置於世俗中的內心折磨,來自於對生命毀滅的愧疚,對理想動搖的受傷,更有新加入的部分,來自於對必須親手抹除理想載體“核研究”才能實現表面和平的巨大妥協之痛。他一直在對世俗妥協,最後犧牲自我得到的也不過是一個極致的妥協式“勝利”而已。
而這一切的感知,對二戰前的總結、終戰時刻的體驗、聽證會乃至終極未來的感知,都在結尾的“閉眼”中匯聚在了一起,由前兩者引出了對第三者——開頭位於結尾更晚時點的聽證會上的“睜眼”——的預兆。這也加成了“我們毀滅了世界”與無限反應燃燒大氣層的表達效果,此刻的他還未去到二戰後的終極結局,卻已經由過往的體驗而預見到了自己在未來的必然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