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奧本海默》有哪些看似不經意，但卻很重要或別有深意的細節？_風聞

談一談個人的關注點。

本片以再現奧本海默的主觀性內心為創作核心，引導人們去體驗他的理想追逐與破滅感受。除了多重時點回溯之“理想衝擊力疊加”這一“看似客觀敍事，實則主觀再現“的結構之外，電影還使用了很多微觀層面的手法。在此舉幾個例子。

首先，是“越肩凝視鏡頭”的使用。

在現時的奧本海默聽證會時點下，每個團隊成員先後接受問詢，做出了自保的發言，而奧本海默就坐在後面注視着他們。這便是“主觀性鏡頭”，用越肩視角去表現人物對於他人的“凝視”，其產生的距離感便意味着雙方的鴻溝，也是凝視者對凝視對象的主觀性輸出。而在奧本海默這一邊，回憶部分採用非越肩形式，集中在現時的聽證會中大量使用。他會偶爾在回憶起樂事時露出一絲笑意，例如凝視着旁人敍述格里菲斯在實驗衝刺階段的合作往事，卻會馬上被整體的氛圍擊沉，或是傾聽與回憶起曾經表面美好下的分裂真相，或是看到對方進行沉默與偽證的只顧自保。

當然，它也用於旁人的身上，奧本海默凝視旁人，也被旁人同樣地凝視，從主客觀上共同組成了現時時點下逐夢團隊的分裂事實---客觀上旁人對奧本海默的“離心“，以及奧本海默在主觀上基於人際的衝擊疊加，讓他意識到曾經夥伴在政治世俗環境下的分崩離析，同時又以各人的這般樣態而展開他的回憶，在過去時點中回想起自己對各人從夥伴到“差異者”的認知改變經過，從過往一路回溯到分裂不可救的現時。時點與人數、過往與現時結合起來，形成了對奧本海默“一次次被迫確認其破滅”的信念衝擊。在細節上，許多瞬間閃現的過往時點回憶畫面，也都或“正面印證”或“反向推翻”地形成了對回溯時點中其人的衝擊，進一步豐富了其多重性。

此時的他身處於“結果”時點的環境中，呈現被質問與懷疑的被動狀態，因此他的越肩凝視鏡頭帶來的是“被迫的接收”，對於麥卡錫主義的世俗世界讓所有證人扭曲，打破曾經與自己的逐夢關係，並形成“聽證會”之壓迫力的一部分。而在通向“結果”的“過程”中，就像奧本海默視角下的彩色一樣，這是大體上的理想化逐夢迴憶，二戰前中的時代也是“非理想因素隱藏而逐漸顯露”的狀態，因此奧本海默並沒有得到越肩凝視視角給予的“對世俗壓迫的被動感受”。

而在回憶中的“凝視鏡頭“，則主要用在施特勞斯為代表的外人身上。這首先表現了他對奧本海默的差異感受，這與二人各自對同一事件回憶而形成的“理想認知”與“世俗真相”之對比相同，不停疊加着奧本海默在回憶裏的“不諳世事”，成為其悲劇真相的暗示疊加。更重要的是，這也帶來了他作為世俗世界象徵而對奧本海默的“主觀性輸出”，這是由他出發的回憶，因此作用是與“奧本海默凝視”相反的“壓迫給予”。他以世俗化的眼光審視奧本海默的理想姿態，並做出自己價值觀下的理解，就像他用自己的“成名”之功利訴求推測奧本海默出於理想的行為，進而嫉恨地打壓對方。世俗人視角下的“凝視奧本海默的理想行為”，構成了對奧本海默的“世俗籠罩與壓迫理想”，與同時發生的劇情層面——施特勞斯的想法、理解方式、行為——內容合一。

而在施特勞斯之外，尼克爾斯的審視視角也非常重要，它出現在關鍵的“二戰結束”時點上，奧本海默即將感受到終戰實現理想的——即使已經多次讓步調整——不可能，以及意識形態對立這一比納粹更加永久持續之對立的牢固，本應吻合自己理想的共產主義領頭人蘇聯的“霸權化現實”，而此時點下的原子能委員會會議作為“第三場聽證會”出現，以“現時回溯內容中的二重回溯”方式帶領奧本海默回憶蘇聯對自己大同理想國之基地的間諜入侵，並在當刻強化了美蘇核武器爭霸的戰後事實。他在這個時點徹底做出了理想的本質性讓步，去到了屬於施特勞斯回憶時點的“黑白色戰後”，此前逐漸外露的非理想因素完全爆發。

而對應這個轉折的，則是尼克爾斯的“凝視鏡頭”。他在會議上回憶了自己對研究者討論的旁觀，找出討論者中的間諜，越肩視角下的他以懷疑的陣營化眼光審視這些民族、陣營、思想各異的人，即以世俗眼光籠罩“理想化大同畫面”，而其中也確實有間諜存在，此前隱含非理想因素的彩色回憶也第一次被奧本海默以外的人明確“入侵”了。

第二個，是各段落內部潛藏的“宿命性”信息，它們帶來了統一的中心：奧本海默看似在追逐理想，其行為在客觀上的效果卻是“越做越錯”，向破滅的方向而去。

首先是電影的開頭，即奧本海默走上核研究道路的時刻。最初的奧本海默有着毀滅性的暴力一面，他會因為教授的小排擠而給他的蘋果下毒，對於爆炸自然反應畫面的幻覺也感到困擾，最終則將之發展成科學理想而洗滌自己——在傾聽珀爾的演講而理想萌芽後，牀上的他再次閃現出核爆反應之自然畫面，表情卻不再難受，作為科學理想人格的確立，隨後匆忙前去收走自己俗欲一面帶來的毒蘋果，才巧遇了珀爾並得到了留學德國的指引，走上具體的實現理想道路。

這樣的巧合看上去表現了奧本海默之於核能研究的“脱俗”宿命，他始終擁有脱離世俗的“核能運用”這一科學夢想，這引導了他的自我救贖與人生飛昇，理應帶來世界在結束二戰後的美好與他個人去除暴力原罪的神格化，這也讓他之於“毀滅與否”的個體人生與核爆實戰之殺人毀滅性的外部世界形成了細緻的對應。他用物理學的內心夢想環繞了自己的人生，從而與包括內心中暴力一面的世俗隔絕開來，而世界也將因此變得不再“世俗”，排除掉了爭名逐利與政治對抗。

但事實上，真正的指引是完全負面的。奧本海默在核爆中得到的反而是對世俗的墜落，看似用核爆和其後的“限制核武器運動”中阻止了“吃毒蘋果”，實際上無濟於事，在“個人”層面上被定義為“通共份子”而接受審訊，同時作為暴力一面的延伸，也在“世界”層面上真的殺死了萬千生命。由此，“核爆”的意義被完全扭曲，從他一開始執念與構思的物理學範疇之偉大發明夢想，變成了最世俗化存在的政治集團的武器，從二戰勝利到戰後競賽與對立皆是如此。因此，這一幕中“機緣巧合”帶來的宿命，其實並非“拒絕毒蘋果”的理想實現者命運，而是“拒絕卻造出更巨大毒蘋果”之“追逐理想而不得”的失敗者命運。

第二處有趣的“宿命”片段則是解決孩子哭鬧的部分。凱蒂與奧本海默形成了理想實踐共同體的關係，實際上她也是奧本海默心中“堅固理想”部分的投射，在後者因簡之死、施特勞斯壓迫等動搖時刻促使他以理想目標繼續前行。而她與奧本海默組成的“理想完美自我”中，酗酒與孩子就是世俗生活的阻礙。

在奧本海默接受計劃並回家時，諾蘭給出了對二人“親手實踐並結束戰爭實現和諧”的負面預兆。凱蒂縱酒後對擁抱的拒絕和對嬰兒的無視，都動搖了二人此刻表面上對開啓計劃的慶祝狀態，成為對最後結局的預示---孩子是打破二人密閉狀態的“俗世生活存在”，讓二人此刻的逐夢瞬間被幹擾，這定義了奧本海默的全部經歷。奧本海默被迫寄養孩子，獲得了謝瓦利埃的開解，但這只是暫時性的緩解，就像下一幕中夫妻二人在草原上強調計劃時理想的暫時可行一樣。

極具暗示性的另一個細節，則來自於接手孩子的謝瓦利埃。他在隨後的聚會中引誘奧本海默“叛國”，正是他間接導致了隨後的基地泄密，對奧本海默表面上的“解決世俗干擾”反而帶來了本質性的“導致世俗視角下的意識形態懷疑”，且直接動搖了奧本海默對基地與蘇聯之理想程度的信心。給他寄養孩子的奧本海默似乎解決了自己夫妻之“完美理想化自我”的世俗障礙，實際上卻接觸着一個更巨大的障礙，將自己捲入意識形態懷疑與打壓之聽證會的“助推幫兇之一”。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凱蒂直接作用於收尾階段的表意，這也是受勳儀式上的一個細節設計。在聽證會的最後，奧本海默想起了二人“發誓以理想之心掌握核武器主權“的最初時刻，回到了“政治理想化逐夢“的實踐起點時刻，凱蒂也抵抗住了聽證會的壓力，沒有敗給世俗政治力量，並在最後與丈夫攜手回家。在各時點下多次經受世俗政治環境壓力之後，夫妻通過了考驗，凱蒂成為了奧本海默的共同體。然而，當奧本海默接受授勳時，她卻依然拒絕與背叛者握手，鏡頭落到她對旁人一笑的瞬間，給出了關鍵的表達：作為共同體的她是奧本海默內心中“理想堅守”一面的具象，此刻便帶來了她對眼前一切的不滿，因此唯獨對這些坑害者保持敵意，這説明了奧本海默心中“凱蒂“的依然存在。

由此可見，在“終極結局”的受勳儀式上，世俗世界依舊，奧本海默的理想也依舊，後者無法改變前者，前者也無法讓後者與自己達成和解，後者的受難也就持續下去。儀式的表面平和正是對美蘇世界“似乎非核戰，實則對立競賽”之表面和諧的具象。奧本海默並未得到世界以非世俗語境的認可和致歉，也並未真正放下理想而接受世俗，他承受的曲解打壓、理想破滅依然存在，對世俗禮儀也只是委屈求全，依然是不情願的受難者姿態。此刻正是對一切的濃縮：它帶來了不甘心的受難之痛，其非神性也正代表了奧本海默的本質，讓他無法成神，只能成為強行攀登神位的盜火者。

第三處，則是原子能委員會會議的結尾，也是上述內容中，奧本海默在時間線上即將“通向戰後之下一階段”之時。作為軍人的博登找到他描述了導彈轟炸的記憶畫面，他直接回應“我們會避免它”，將對方當成了自己的志同道合者，而當鏡頭給回到博登時，對方卻是一臉無語的表情。顯然，博登的本意是相反的“支持研發氫彈”，而其也正是上交奧本海默證據的舉證者，是對共產主義敵意最大、對奧本海默身份的“陣營質疑”最明顯的存在之一。奧本海默會錯了博登的意，正是他依然有所理想化的表現，以為對方與自己一樣反核戰爭，無異於“與虎謀皮”。這一幕的設計非常有趣，這個節點是他開啓政治家身份去限制研究的前導，卻也讓博登對他產生了必須誅之的念頭，這便帶來了一種信息的交叉，讓他的理想主義在現實中成為了一個古怪的存在，越是努力便越會加劇打壓。

事實上，“純粹理論與獨立理想“的第一階段本身便是一則對未來一切的宿命預言。簡對他的“世界毀滅者“預言，基地名稱初次提及時的全黑畫面，簡給他人生遭遇所下的忠告，都來自於這個時間段。這起到了對結尾表達的鋪墊作用：在他的人生中，對毀滅性結局的預兆出現在最初的時刻，一次次地強化着對其隨後理想嘗試的否定，構成了最終悲劇的宿命感。而在每個時代中，官方的監視、基地中對共產分子拉上的窗簾，一直到顯化的打壓懷疑，包括每個時代中暗示的“對露西必然被批判的私情”，都貫穿其人生始終，帶來了惡性預兆的逐步落地過程。

此外，電影中多次出現了“第一人稱視角下的人物漸遠”鏡頭，它象徵着作為“觀者“的奧本海默各階段理想的動搖與讓步，遠離的人物即是他即將拋棄的階段性理想狀態，同樣形成了一種預兆性暗示。首先是對簡的遠離，他即將告別純粹理想化的完美狀態。第二次則是在湖邊結尾對猶太科學家的遠離，他即將遠離二戰中“政府控制的無權力科學家”，進入戰後的政治家狀態。類似的還有實驗成功後對原子彈運車的遠離，此處加入了奧本海默的背影，進行移動的是車而非鏡頭，強化了此刻的重要性：理想實現瞬間的載體終究還是遠離了自己的掌控。

最精彩的設計，則是最後一個鏡頭。奧本海默閉上了眼睛，隱約間對應了相對此時之“未來”的聽證會。彼時的第一個鏡頭正是他的“睜眼”，這讓結尾時的他與之無縫銜接，成為了對隨後發生的一切的預示。“睜眼前“的“看到自然元素與物理反應“只是幻覺，“睜眼後“看到的則是冰冷的聽證會，這正是他在人生中每一階段的狀態曲線。由此，這個銜接也成為了在影片結構上的“人生總結”，在結尾處的時間點上成為了對二戰經歷的回顧與二戰後一切的預知，它指向二戰前的“過去”、終戰的“此刻”、戰後努力與聽證會的“以後“，一直到受勳儀式的終極“未來結局”。

這種複雜的毀滅認知與世界不認可帶來的人生扭曲相結合，讓他的內心始終處在最後一幕的狀態：直到最後的受勳儀式，都保持了“受難”的心境，且內心煎熬程度甚至遠超完美造福世界的普羅米修斯。這種抹殺式妥協換來的侷限性成功，也對應了結尾傳達的虛無感，以其“開放式結局”引導觀眾對此的辯證思索，進而觸摸到奧本海默的受難心靈。

在結尾的時候，他的受難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化，來自於世俗之外部世界的打壓，更有理想置於世俗中的內心折磨，來自於對生命毀滅的愧疚，對理想動搖的受傷，更有新加入的部分，來自於對必須親手抹除理想載體“核研究”才能實現表面和平的巨大妥協之痛。他一直在對世俗妥協，最後犧牲自我得到的也不過是一個極致的妥協式“勝利”而已。

而這一切的感知，對二戰前的總結、終戰時刻的體驗、聽證會乃至終極未來的感知，都在結尾的“閉眼”中匯聚在了一起，由前兩者引出了對第三者——開頭位於結尾更晚時點的聽證會上的“睜眼”——的預兆。這也加成了“我們毀滅了世界”與無限反應燃燒大氣層的表達效果，此刻的他還未去到二戰後的終極結局，卻已經由過往的體驗而預見到了自己在未來的必然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