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流網紅“秀才”被封號, 一條“網癮老人”控制鏈浮出水面｜文化縱橫_風聞

王冰

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

【導讀】近期，千萬粉絲主播“秀才”被封號一事引發熱議。該網紅曾被稱為“中老年婦女收割機”，據某平台數據統計，“秀才”的粉絲中女性用户佔比70.44%，40歲以上用户佔比79.8%。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視頻裏幾乎都是大爺大媽熟悉的場景，精準滿足中老年用户的情感需求。另有報告指出，0.19%的老年人每天在一些網絡應用上花費10個小時以上，超過10萬老人呈現出極致孤獨的生活狀態，全天沉迷在手機與網絡上。

本文分析，隨着社會老齡化程度加深、媒介技術迭代和移動智能設備大規模使用，**越來越多的老年人“觸網”後深陷其中，**其背後則是一套隱蔽的技術控制機制。

作者認為，儘管老年人對數字生活的適應能力遠遠跟不上互聯網對老年人日常生活的滲透速度，但在社會交往、公共服務、社會參與這三個維度，老年人已不僅是用户和個體，而成為“流量”本身。作為媒介的流量，通過“達成理解—製造信任—產生動機—取消行為門檻—制定羣體規範”的作用鏈條，不僅侵入整個社會結構，還侵入人的心靈，控制着老年人羣的日常生活。

作者總結，老齡化與以數字化為表現特徵的媒介化所產生的互動，展現出人與媒介的持久博弈。流量媒介時代，真正考驗老年人羣的，並不是日新月異、令人眼花繚亂的數字技術，而是我們身邊的家人和我們自己。

本文節選自《流量控制下的“網癮老年”：城市老年人上網行為塑造與干預的中國方案》，原載《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2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流量控制下的“網癮老年”：

城市老年人上網行為塑造與干預的中國方案

**▍**新媒介環境中的老年人上網行為及其問題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超過2.6億，人口老齡化程度進一步加深。與之相伴隨的是，數字時代媒介技術的頻繁迭代，移動智能設備的廣泛使用，新功能新應用新場景層出不窮，越來越多的老年人“觸網”後深陷其中。在以網絡為表現形態的媒介環境中，流量的獲得和轉化形成新的數據特徵。流量通過對注意力資源進行再分配，使共享平台的互聯性、社會關係的數字化、生活及消費模式的線上線下貫通進一步加深。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佈的《第4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1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0.11億，**60歲以上網民佔比達12.2%，約1.2億人，比2020年增加0.23億人，增速高於其他網民。**習慣性依賴自媒體和網絡羣組，刷手機晝夜顛倒，已經成了不少老年人的日常。而移動內容平台趣頭條和澎湃新聞聯合發佈的《2020老年人互聯網生活報告》指出，0.19%的老年人每天在一些應用上花費10個小時以上，10多萬老年人幾乎24小時生活在移動網絡上。60歲以上的老年用户每天使用互聯網64.8分鐘，每個老年用户平均每天登錄應用5次。微博話題 #十萬老人每天上網超過十小時# 登上熱搜，閲讀量8893.3萬。這是新技術媒介與人發生作用的重要社會現實。

媒介與生活世界相互依存。從數字鴻溝到儼然形成的“網癮老年”羣體，儘管社會現實已經發生了變化，相關文獻仍然主要從使用與滿足理論出發，研究老年人使用微信等社交媒體的行為偏好、信息分享行為和對健康的影響。而傳統的健康勸服方式在中老年人羣失效率較高。現有對老年人健康勸服的研究也未能深入老年人羣的心理及對其產生影響的社會機制。筆者從2019年起持續觀察、跟蹤訪談分佈在廣州市6個社區的60歲以上的城市老年人40位，受訪者以1～40號順序排列，其中具有高中以上學歷的35人，本科以上學歷的20人，男女比例相當。

以數字化為代表的流量媒介怎樣塑造了城市老年人的上網行為？新技術如何作用於老年人的日常？**中國當代語境下，老年人上網有着細微的行為機理和獨特的控制因素。其行為干預，顯然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更涉及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綜合作用。**本文立足中國社會轉型與老年人面對新媒介的現實情境，分析技術控制的形成和作用機制，探討中國媒介環境中城市老年人上網行為干預的方案，以期為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尋找可能。

**▍**流量作為媒介控制的形成及作用機制

（一）媒介控制的三個層面

首先是作為感知環境的流量媒介。感知世界的三大要素是生理現象、需要和已有的經驗。“新媒介本質上首先是技術媒介”，當數據流量成為社會信息流的重要支撐時，技術性就成為數據流量的首要因素，其次是移動性。移動支付、移動娛樂設定了我們感知環境的表現形態。筆者訪談的老人中，基本都把微信(尤其是朋友圈)作為觸網的首選渠道。**“掃穗康碼上車晨運，買包子買菜掃支付寶搞定，微信裏實時進行親人交流，有需要就視頻聊聊天，晚上躺着用手機看看影視劇。”****這是被訪老人描述的一天的生活。**據統計，截至2021年6月，我國城鎮網民規模為7.14億，佔網民整體的70.6%，城鎮地區互聯網普及率為79.8%，超過了農村網民的兩倍。快速推進的城鎮化構成老年人通過移動互聯網設備接收感知數據的宏觀背景，隨着手機等移動終端便攜性的加強，老年人在互聯網接入方面逐漸縮小了與年輕人的差異。他們通過自己的生活經驗形成了其獨特的互聯網使用方式，以彌補其在互聯網應用上的相對弱勢。“我就掛在微信羣裏，看他們發什麼，覺得好的就轉發給親戚朋友看一下。”其交往形式更多傾向於分羣，手機即時閃存、搜索、複製、剪貼替代了識記、回憶、想象、創造。“信息太多，看不過來，挑大家都看的看，看朋友同學推薦的看。”(3)數據信息從推薦機制進入日常，通過篩選塑造了老年人羣置身的現實，也改變了他們在感知外界的比例關係。

**其次是作為符號環境的流量媒介。感知數據僅僅構成了現實很小的一部分，代碼和符號也同時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果把流量設想為一個符號環境，由一套專門的代碼和語法系統組成，其主要包括以下要素。一是平台的內容數據，主要指各類網絡媒介融合的各種各樣的內容。二是用户的信息數據，主要指用户通過使用智能手機、電腦、APP應用(如微信、微博、淘寶等)所提供的服務和產品，存留的指紋、面容、聲紋、各類賬號和密碼等個人信息。三是供需方的交易數據，主要指通過動態算法與定價、移動LBS應用、互評體系等一系列控制機制建立的信息。四是圍繞喜好和消費的注意力數據，主要指各種刷屏數據和排行榜。在筆者的跟蹤中，80%的老年人通過網上獲得新聞資訊，超過半數的老年人會定期瀏覽所關注的公眾號文章，主要關注健康養生、生活百科、心靈雞湯類話題，較多傾向於閲讀和與自身所處的年代相契合的歷史文化話題。流量的符號結構和邏輯與老年人羣認知的世界並不完全吻合。多數時候，筆者和老年人的交談，無論涉及什麼話題，老人們總是會重複“我們那個時候”，或不由自主地回憶過去。歷史時空和地理環境發生了變化，老人們卻始終生活在自己記憶的那個時空裏。這可以被視為口語時代在當代的延續。口語媒介主導的社會里，重複是知識傳承的主要方式，社會精英往往是長者，他們是這種文化裏最重要的信息媒介，有更多的生活閲歷和知識技能，是智慧的源泉。昔日中國，“家有一老，如有一寶”，代代相傳。流量塑造的符號環境，使得信息控制者發生了轉變，不僅改變了知識的記憶和傳承方式，還使社會的權力被重新結構，數據和代表數據流向的大V和網紅掌握了媒介控制權。這在英尼斯看來，是“知識壟斷”(Monopoly of Knowledge)的寶座從一個階級轉向另一個階級，一個媒介時代轉向了另一個媒介的代。顯然，不同的媒介有不同偏向的特點和性質，“並因此塑造了不同特質的文明”，造成不同社會人們的行為與生活方式的千姿百態。老年人的茫然顯而易見。“經常收到免費領紅包，領禮品，贈送手機流量的推送，一開始還有警覺，但是也就不知道點到哪裏就扣款了，只能當教訓。”(11)“網上都是詐騙，哪裏敢亂點。”(25)

再次是作為社會環境的流量媒介。真實的情形是我們生活在流量塑造的多種符號系統組成的媒介社會中。作為社會環境的流量，其獨特性在於管制內部行為的外部規律或規則。當我們使用媒介之時，也成為媒介本身。在交往需求方面，筆者跟蹤的老年羣體有練劍羣、舞蹈羣等多個組織，人員相對規定，地點相對集中，因為交往的便捷性，日常均通過微信聯絡。“收圖片要不要流量，語音要不要流量”成為老年人經常諮詢的問題，他們在使用流量的同時，也為通訊公司貢獻着流量。在公共服務方面，以醫療為例，互聯網時代，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在線掛號、費用結算已成為常態，但大部分老年人對這一套技術數字系統並不熟悉。“總是在掃碼，不知道在哪裏掃，在哪裏點開要問人”(20)“只能打開流量掃，不然什麼都辦不了，第二次還是不知道怎麼操作。”(21)近年來，我國老年人社會參與率偏低，且總體上不平衡，互聯網增加了老年人蔘與調研投票的渠道增和形式，但“大家都讓投就跟着投，但不知道投上沒有”成為筆者跟蹤的老年人的經常困惑。儘管老年人對數字生活的適應能力遠遠跟不上互聯網對老年人日常生活的滲透速度，但在社會交往、公共服務和社會參與三個維度，老年人已不僅是用户和個體，而成為“流量”本身。

（此前，秀才和被稱為“中老年男性收割機”的女網紅“一笑傾城”連麥，三個小時直播吸引超2000萬人觀看）

（二）媒介控制的作用機制

儘管心理學研究已經證明純粹接觸效應(mere exposure effect)的有效性，但是單純基於展示和曝光的流量，只能侷限作用於低認知參與的決策，並不能完全產生控制。仍然要回到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才能洞察流量作為媒介控制的隱秘核心。

**第一，通過複製傳統交往的形式達成理解。**移動互聯網涵蓋了新聞、資訊、搜索、音頻、視頻等內容，也包含了共享等經濟模式，融合了零售集團、百貨商城、生鮮超市等實體資源。由於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的支撐，線上線下的一切對象和行為都即時成為數字信息。無斷裂的網絡化和全覆蓋的數字化使得流量的標準滲透到信息生產和消費過程。人們的媒介使用習慣從關注價值和重要程度轉向關注展現的頻率、數量和傳播速度。求贊、求分享、求收藏、求關注、求打賞成為被流量定義的日常。“我很少主動搜索手機導航，看看排行榜靠前的，大家熱議的是什麼要知道。”(18)“會看那些直接推送來的，像報紙放在最前面的肯定重要吧，瞭解一下發生了什麼。”(16)內容進入受眾視野的方式不再是作品，而是在網絡媒體的可見度和關注度。流量通過數字信息快速複製了傳統關係和交往方式，大部分的老年人卻未能感知網絡時代“點贊”和“呵呵”背後的涼薄。多數受訪者表示閲讀後會轉發，“看到熟人點個贊，好久不見了，支持一下也是一種態度，和他關係好嘛。”(6)對於可見度和關注度帶來的流量變現可能以及背後的市場和資本，老年人羣並沒有表現出特別排斥。“各取所需吧，我也獲得了我想看的，很快很及時，不過是貢獻一點流量。”(4)“誰還沒有個求人的時候，就給他點個贊。”(13)

**第二，通過改變媒介的內容製造信任。大數據的精準計算結合短視頻、有聲讀物等各種形式信息的定向推送和15秒的視覺刺激，使得老年人在使用網絡時感到更容易獲得認同。流量的“貼心”服務，使得他們更關注自我，從而製造了信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騰訊發佈的《中老年人互聯網生活研究報告》顯示，67.3%的中老年人，在互聯網上具有受騙上當的經歷。**據由騰訊和人民網聯合發佈的《中老年人上網狀況及風險網絡調查報告》顯示，我國中老年人在網絡上遭遇的網絡傳銷以及理財欺詐比例高達28.3%和23.8%。大數據顯然也捕捉到了老年羣體的不安全感。“經常收到試看、試用的內容”(3)“收到免費領紅包的短信”(2)“讓我嘗試免費產品”(38)“讓我關注公眾號就送按摩椅”(29)“告訴我有反悔期，後悔了就直接退”(35)。一方面，網絡媒介將巨大的購買和參與行為轉化為老年人可以接受的“小事”，精準推送讓老年人感覺“應該有點保障了”。(27)**另一方面，通過網絡互動和激勵獎賞彌補了老年人生活中的價值和情感缺失。**趣頭條《2020老年人互聯網生活報告》顯示，60歲以上老年人日均領取虛擬金幣量高於40～60歲用户領取的22%。老年人對於網絡互動激勵的偏愛，也使其對移動互聯網產生了更緊密的心理依賴。正如凱西·奧尼爾(Cathy O’Neil)指出的，有些數據“選擇無疑是出於好意，但也有許多模型把人類的偏見、誤解和偏愛編入了軟件系統，而這些系統正日益在更大程度上操控着我們的生活。”

**第三，通過降低技術門檻產生行為動機。**城市老年人羣具有身體生理機能的退化，視覺和聽覺的減弱，信息處理能力、記憶能力和學習能力下降等共性特徵。智能手機的易操作性和便攜性降低了老年人羣使用互聯網的難度。而智能語音助手等人工智能的出現更使老年人在使用互聯網時“去技術化”。他們體會到新技術媒介帶來的樂趣。“旅游回來拍了照片，我就喜歡製作相冊，PS十分簡單。”(24)“喜歡使用微信表情包”(32)“好看、有意思”(20)，這樣的評論在筆者訪談中被多次提及。**在流量環境中，老年人的媒介使用行為已經不再侷限於即時通信，而是具備了表達情感、維繫社交和體現多元愛好的深層需求。**波茲曼將這種媒介影響概括為從“闡釋時代”向“娛樂時代”的轉變。新技術媒介嵌入我們的生活，形成我們的“文化肌膚”，為我們提供一種外在於身體和心智的愉悦現實。

**第四，通過制定羣體規範，重新界定關係。**當今中國社會，代際關係的日趨弱化與鬆散化已成為普遍趨勢，家庭養老從文化傳統的約束機制與倫理關係逐漸簡化為經濟上的權衡與計算，這使得多數子女對老人的關懷，侷限在物質性的具體層面，也使得對老人的精神關懷嚴重匱乏。“身邊沒人，孩子都很忙，現在又有孫子，沒跟我住一起，週末偶爾來一下。”(35)筆者訪談的老人，大多由於子女未在身邊，而習慣用手機打發時間。老人對子女孫輩的關心，轉化為其對與兒童相關的關鍵詞搜索和內容的推送。根據TBI騰訊瀏覽指數，分別有76.51%和72.02%的中老年用户選擇瀏覽慰藉心靈、調節情緒的有關內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們需要理解和關懷的心理需求。短視頻、小説、影視劇、網絡K歌、小遊戲是筆者訪談中老人們提及最多的內容，也體現了他們對生活的寄託。根據阿里巴巴大數據顯示，“60後”女性人均淘寶天貓消費5000元/年，淘寶每天約有1000場針對中老年市場的直播，商品以服飾、鞋帽、保健儀器為主，還在2018年特意上線了老年版。流量塑造的老年網紅以各種形式在各大平台迅速走紅。流量規則也形成了銀髮族上網的普遍規範。“不上網瞭解點事，都沒話題了，趕不上形勢了。”(39)“自得其樂”成為老人的自我定位。人們只有在舒適的“關係”中才能樂此不疲。“以前都會考慮WIFI模式，到哪裏首先都要找WIFI，使用自己的流量非常心疼，老是擔心超了沒有。現在根本不考慮那一點流量了，選個大流量套餐，自己高興就好。”(28)新技術媒介通過更有效的方式，減少了****人們的疑慮，形成了新的控制。

作為媒介的流量，通過提供三種不同的環境影響老年人羣的信息構思方式和接受方式，導致不同的互動關係和社會關係。通過達成理解—製造信任—產生動機—取消行為門檻—制定羣體規範的作用鏈條，它不僅侵入了整個社會結構，還侵入了人的心靈。因此，流量成為一種媒介控制，構成了我們的想象和表達方式。

**▍**平衡的調適：對城市老年人上網行為干預的中國路徑

經典的干預理論，如“知信行”(Knowledge-Attitude Practice，KAP)模式、健康信念模式(Health Belief Model，HBM)、行為改變階段模式(Stage of Change Model， SCM)以及理性行為理論和計劃行為理論(the Theory of Reaction， TRA)，都是針對個體對象在行為改變中的心理活動來干預，其重點都是將人的行為改變視為獲取知識、產生信念及形成行動的連續過程。但“知行不一”的情況在老年人的日常健康行為中也較為常見。**作為媒介的流量所帶來的生態式影響，使得不同個體的感知和交往模式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都產生了新的因果關係。**城市老年人的上網行為嵌入中國社會系統的微觀、中觀和宏觀層面。行為干預的社會生態模式(social-ecological model)強調個人、關係、組織、社區、社會對行為的綜合作用。從這一模式切入，中國社會的轉型提供了對城市老年人上網行為干預的特殊語境。

第一，政府引領與基層參與調適社會養老模式的失衡。

**中國的社會轉型構成了老年人不得不陷入流量環境的背景，也影響了中國的宏觀制度和日常生活，由此帶來的公共生活的減少、社會“過疏化”、親密關係的疏離等構成了中國老年政策出台的基礎。**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11月，全國城鎮人口在總人口中的佔比達到63.89%，表明我國社會結構已發生根本變化，在城鄉結構的社會屬性上，已經從“鄉土中國”轉型為“城市中國”。家庭作為社會結構變遷的敏感領域，也在發生變化。家庭規模持續地小型化，家庭户均人口僅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減少了0.48人。與之相伴隨的還有，家庭價值觀趨向淡化，家庭關係趨向鬆散化，空巢獨居老人增加等。**中國社會“大家庭”的社會保障形態難以為繼，新的能深入老年人日常的可補充的養老模式尚未建立。**艾媒研究院發佈的《2021年中老年羣體觸網行為研究報告》顯示，在城鎮化背景下，空巢老人在2020年已達1.18億，他們對具有多個功能的生活服務類APP需求迫切。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要貫徹落實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把積極老齡觀、健康老齡化理念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今年重陽節，他又強調“加快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養老服務體系、健康支撐體系”。對於社會養老模式的調整，許多研究主張“個人—家庭—社會”多元主體參與。在國家大力推行智慧養老和“互聯網+”養老的背景下，政府一方面要探索監管、自律、自治、參與相互促進的綜合制度，引導數字包容型老齡社會的建設；另一方面要提升城市基層社區對老年人的支持，積極促進街道辦事處、居委會工作人員在認識和行動上完成其身份角色從“基層治理的幹部”向“關懷老人數字化生存的守門人”轉變。基層治理對社會生活的保障在我國具有紮實的歷史與現實基礎。社區工作人員在開展老年人數字化培訓和宣傳、促進家庭成員交流方面，發揮基礎性作用。基層社區在社區數字化醫療、老年人健康管理、社區關愛等方面，通過加強養老資源配置與公共服務，滿足老年人日益增長的多元需求。在中國語境下，街道辦事處、居委會仍被視為政府乃至國家的代表，筆者訪談的老年人多次提到“政府的關心”，比如老年補助和獨生子女補助津貼都可以通過微信查詢等。“國家之名”強化了老年人獲得國家關心的內在感受，賦予了其更多主體參與行動的合理性，增加了社會支持。良好的社會養老氛圍與社區整合體系有助於對置身於流量環境的老年人產生心理保護作用。

第二，增進代際情感聯結和友鄰互助，調適老年人羣日常生活方式的失衡。

集體主義生存方式對於當前的老年羣體是一種深層記憶和內在情懷。從歷史的縱向考察，我國從1949—1978 年，建立了一種去血緣、去家庭、去自我的共同體。進入21 世紀後隨着社會多元化發展，新技術媒介對日常表達的重構，這一共同體逐漸消解。中國當前的老年羣體恰恰是出生併成長在集體主義環境之中，因而在日常生活中比年青一代更熱衷於集體表徵。在筆者的訪談中，老年人網絡瀏覽的話題也更多集中在傳播正能量和社會秩序等方面。他們對於以往共同體式的社會生活方式的留戀，與現實中其社會地位邊緣化、鄰里關係鬆散化和家庭養老弱化形成了心理反差。

老年人長時間活躍在網絡背後的重要原因是老年人的孤獨無法在現實生活中得到排解，缺少家庭的有效陪伴。微信羣和朋友圈成為筆者訪談的老年人最多使用的社交形式。“熟人、朋友社交圈需要維繫”“家庭情感也不變淡”“努力找到和子女、年輕人的共同語言”“存在感”是他們提及最多的理由。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中國社會，儘管家庭的形態發生變化，但仍然是老年人支持的重要提供者。代際的情感傳播仍然是變動的媒介社會最穩定的因素。通過數字反哺拓展老年人與子女之間的代際互動模式，增強子女的陪伴和面對面的交流，仍然是最可靠的途徑。另外，友鄰成為老人日常生活的“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在“家庭”之外，成為另一個來自同伴互助的共同體。老年羣體通過分享相似經歷和隨時隨地地相互傾訴和，降低數字化所帶來的“相對剝奪感”。

第三，推進智能設備適老化和互聯網容錯機制調適，老年人羣媒介使用方式的失衡。

**一是要進行網頁、設備、軟件的適老化改造。加強5G技術、人工智能服務於老年人的應用研究。**國務院2020年11月24日印發了《關於切實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困難的實施方案》。針對老年人，工信部隨後印發的《互聯網應用適老化及無障礙改造專項行動方案》明確提出：要推出更多具有大字體、大圖標、高對比度文字等功能特點的產品；鼓勵更多企業推出界面簡單、操作方便的界面模式，實現一鍵操作、文本輸入提示等多種無障礙功能；提升方言識別能力，方便不會普通話的老人使用智能設備。全國各地也正在開展互聯網應用適老化及無障礙改造專項行動。二是建設老年人表達自我和社會參與的網絡平台，對強娛樂屬性、輕內容屬性的設置進行監管控制，引導老年人合理使用網絡工具融入虛擬社會生活。增加面向老年人的網絡教育內容，順利實現老年人的社會化和整個社會的積極老齡化，增強老年人的滿足感。三是在面向老年人的網絡平台建立允許犯錯、有效撤回的“容錯”交互機制。實時監測並減少對容易引起老年人網絡成癮、不適宜老人的內容推送，從根源進行分流和監管。把平台基於動態數據的成本收益核算導入可控的軌道。

**▍**結 語

既往研究已達成共識，網絡成癮的發生率約為5%。本文借用了“網癮老年”的大眾表述，卻不能用“網癮”的理論概念來簡單概括城市老人年的上網行為。筆者截取了老年羣體的一個片段跟蹤發現，城市老年人羣的經驗和閲歷隨着年齡增長，在個體形象、技術使用等方面具有較強的自我認知和控制力；也不能用“數字難民”的命題來大致描述習慣甚或依賴於上網的老年人。基於觀察，可以看到城市老年人羣的互聯網使用行為和數字鴻溝理論建構的想象具有明顯差異。流量媒介控制下的老年人，享受着技術賦權的便利，也深陷技術的困境。老年人通過上網拓寬了知識的獲得，習慣於虛擬的參與和陪伴，自身也成為流量。作為媒介的流量不是問題本身，造成秩序失衡的是人對媒介的回應。對城市老年人上網行為進行干預的目的是在媒介使用、個人健康、日常生活、社會參與等方面保持相對的平衡。正如媒介環境學者的共同目標是：“去除技術文明中的神話色彩，還 原技術適當的、具有建設性的角色，使之進入有機人生的廣闊視野”。

老人不是社會的“他者”，老齡化與以數字化為突出表現特徵的媒介化之間所產生的互動展現出人與媒介的持久博弈。流量媒介時代，真正考驗老年人羣的，並不是日新月異、令人眼花繚亂的數字技術，而是我們身邊的家人和我們自己。畢竟，我們都會慢慢變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