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奧本海默》的故事重要性如何？在當代社會有着怎樣的現實意義？_風聞

談一談個人的看法。

這部電影的內在主題，其實就有着極強的當代社會指向性。它不僅是諾蘭拍攝的一部人物傳記，同樣是他對當今世界的呈現。

奧本海默獲得了巨大讓步後幾乎等同於“失敗”的理想實現 ，用限制核研究的方式獲得了兩極化世界的表面和平，實際上卻沒能真正帶來內裏的和諧一體，雖然終結了二戰，似乎結束了納粹對猶太人的打壓與兩大陣營的戰爭，但意識形態對立依然存在，且勢必更加持久，一直延續到了2023年的現在。

理想於內裏的實質性失敗與他的共產主義信仰相關，他認可其“打破階級民族壁壘”的天下大同目標，也自己實踐了小世界一般的核研究基地，但老大哥蘇聯的陣營對立姿態卻有悖於其主義目標，甚至因主導間諜滲透行為而成為了對“理想實驗田”基地的直接破壞者。美國的態度固然讓奧本海默失望，蘇聯的姿態其實同樣致命，共同組成了圓滿理想不可行的世界真相。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大陸院線版將“communist”翻譯成了“美共”，其實“共產主義”會更為確切，前者則多少影響了影片的主題呈現度。讓奧本海默產生本質性讓步的現實，是兩種意識形態對抗性存在的非大同世界，而這也同樣是今天我們所處的環境。

他只是避免了“物理上炸掉地球“的最壞結果，卻不能成就起步時的隔閡消弭與求同存異，即共產主義理想。這也體現在了他的身份與理想載體上，以科學家和核研究出發，中途在“穿脱軍服”與“幾乎是個政治家了”中搖擺，並逐漸失去對核力量的掌控，最終成為了政治家，並致力於對核研究的“抹除”。

可以看到，他逐漸將理想調整到愈發妥協於世俗的狀態，也試圖利用自己在每一階段中掌握的世俗規則，卻始終未能完全參透現實世界的真相，終究是理想化的存在，以二戰的“原子彈爆炸“作為本質性讓步的節點。

第一次的科學與政治純粹理論完美化，核反應理論結果與共產主義大和諧理論目標的自然成功，第二次則開始意識到理論的侷限性，即二戰德國的存在與反應理論的侷限性，開始涉入實際，將理論化為原子彈實驗並以政治勢力為實現平台，爭取自行結束二戰中陣營分化的世界格局，第三次則是對“二戰德國之外的複雜對立”之二戰世界真相的意識，明白終結德國不能帶來世界和諧，而自身則在後知後覺的意識形態化世界中失去對力量的掌控權，轉而寄希望於官方對世界和平的基本理想主義，在二戰對立的格局下進行威懾而減少傷亡。最後則是最本質性讓步的第四次，二戰後對“美蘇爭霸”的徹底認知，“作為科學家的不足以主導核武器”的無力，進一步平衡於美蘇兩極化世界的意識形態對立，追求“陣營分化世界下的去核化“，以轉型政治家的方式更多利用世俗政治，在戰後實現美蘇極端分化下作為“限制傷亡”，卻是以“抹除理想原本載體的核反應造物”的形式，所求的世界形態也同樣與初目標完全不同。

理想在不同階段下逐一破滅後漸次讓步，試圖在世俗現實中做出不同程度的實現，奧本海默本人對於世俗政治的接觸也漸次深入，最終成為了一個與當初理論研究者相悖的政治家，卻終究是疊加的失敗，一直到最後以幾乎放棄理想而換來相對和平的極致妥協。同時，奧本海默的認知也在發生變化，對美國壓迫共產主義的感知從無感到徹骨，對於共產黨實踐理論的信心也從一開始的“全力支援“變為“否定中立政策”的細部懷疑，再到對領頭羊蘇聯追求稱霸對立的根本失望。

在電影的開頭，兩個回憶就分別被賦予了“聚變”與“裂變”的標題，各自進行着不同角度與形式的“衝擊疊加“，又對應了各自理想破滅的不同形式。奧本海默回憶裏的“裂變“是原子彈，吻合他對戰前與戰時的回憶內容，這是他走向現實中理想實現高峯的過程，試圖在二戰的時代中終結納粹導致的對立，創造共產主義理論中的“大和諧”。彩色畫面下的原子彈研發作為“消除二戰時代的陣營對立”的載體出現，通向理想實現瞬間的實驗爆炸。理想的失敗更多集中在與“聚變”銜接的收尾部分，事態迅速走向武器落入政府之手與蘇聯盜取技術的逆轉，二戰結束並不意味着陣營和解。

“聚變”是氫彈，是代表世俗世界的施特勞斯視角，是現實中奧本海默被曲解與壓迫的真相。戰後美蘇爭霸的氫彈研究讓陣營分化的世界格局不可消除，比“對共產主義理論目標的理想尚存而逐步動搖”的“裂變”時段，它對世界真相的展示更加明顯，與視角提供者施特勞斯的屬性一致，該時段下的奧本海默也在原始理想破滅的狀態下本質性的讓步，放棄原本的理想載體核力量，從科學家轉為政治家，與曲解自己並高度對立的意識形態鬥爭時代進行明顯而徒勞的對抗。施特勞斯與奧本海默回憶在時點上的錯位，讓戰後內容的“聚變”成為更早時期“裂變”的明示性結果揭露，後者的努力與實現事實上毫無意義，並沒有作用到前者所處的晚期世界，平行敍事中的微妙錯位無疑否定了奧本海默基於二戰與原子彈的理想根源。

到了兩次聽證會的同步收尾部分，對“理想對抗世俗”的宣判結果即將到來。諾蘭也帶來了最後的點睛設計：施特勞斯的“世俗化坑害”與奧本海默“理想化反擊”的正面對決。他讓理想與世俗的對立回滾到了最初的階段，並以建立了兩場聽證會在跨越時空狀態下的交鋒。平行剪輯之下，施特勞斯將奧本海默判定為“假裝受到道德煎熬的虛偽受難者”，這是他出於自身世俗視角的名利化思路，認為奧本海默只是想以此來獲得地位，因此要用意識形態敵人的定性去埋葬他，而奧本海默則努力陳述自己的煎熬，證明自己確實是受難者，所做一切無關陣營鬥爭，世俗與理想的表達都在各自語境下達到了最外露與最極致的形態。

在奧本海默這一邊，他的彩色段落被證人自保的世俗行為“入侵”。特勒和格里菲斯無法完全違背本心，卻也迫於壓力與嫉恨，前者否認奧本海默叛國的同時也都認為“不應該給交給他委員會職務”，後者則表示“不會給他安全許可，但也不會給任何人，承認奧本海默在基地的意義”，勞倫斯則放棄作證，還有完全做偽證的博登，這都構成了“妥協性的侷限勝利”。另一邊，施特勞斯的黑白段落則在勞倫斯等“夥伴“拋棄奧本海默後，自己團隊裏的夥伴同樣開始離心，並在最後兩位科學家支持奧本海默並控訴施特勞斯坑害的證詞中遭遇了反抗，被控訴“出於對奧本海默的私怨”。此二人不同於拉比和特勒一樣涉足政治，與鼓勵奧本海默“讓他們下地獄”的愛因斯坦一樣，是完全純粹的科學家，他們與奧本海默形同團隊的申張與反擊也帶來了奧本海默對最初理想狀態的回滾，以研究帶來世界大和諧”。

由此，二人以最初也最本質的“回滾“狀態形成了跨時空的一對一。入侵奧本海默的“世俗”源頭是施特勞斯私下閃回而再次強調的“凡俗嫉恨“，奧本海默聽證會上的一切走向都源於他的設計。反擊施特勞斯的”純粹科學“則對應了奧本海默的最初理想化階段。進一步地説，由於時間點的錯位，施特勞斯一邊被指出“羅伯是他安排的人”時，鏡頭切換到早幾年的奧本海默一邊，羅伯正在進行引導證言的逼問，這種連接方式無疑強化了施特勞斯對奧本海默的陷害---後者的整個聽證會都是他在被控訴且自身表現出的嫉恨產物。

隨之，奧本海默一方也擺脱了“自認受難者”的心理而激烈抗辯，由他的“實踐理想的最堅實夥伴”凱蒂代行。命運共同體一般的她代替奧本海默對施特勞斯遙控的羅伯全面反攻，在對方的誘導與曲解證詞中應對自如，施特勞斯也在反覆強調自己對奧本海默基於差異感的嫉恨，認為他導致了自己的被排斥，是為“反擊坑害”與“驅使坑害”的對決。隨後，在跨越時空的平行剪輯中，對決進一步升級：施特勞斯與羅伯提出同樣的質問，跨時空地藉助後者之口，將奧本海默“不願研究氫彈”的原因定性為世俗化的“要保護自己研發的原子彈的地位”，名利導向正如他本人，而奧本海默則強調自己的愧疚內因，其與理想目標背道而馳。

“回滾”對決的結果也是複雜的，是“實驗核爆”的又一次再現。看上去，“現時”的理想得到了重建，信仰的底線在最後扭轉了一切。但這不過是一瞬間的假象，真正到來的是一種微妙的結局。

聽證會的最後自辯便是有力印證。奧本海默反擊羅伯的指控，最後更是直接説出了“我擔心我們會使用一切擁有的武器”，完全坦白了自己出於理想破滅的根本心境。這是他的理想內容，與對方“不幫助研發就是叛國”的陣營分化語境針鋒相對。在這裏，毀滅性的原子彈出現，並延伸為原初理想夥伴簡的象徵意義死亡，先是慶祝二戰勝利的跺腳，然後是殺死人類的幻覺，最後則是現實裏與羅伯逼問同步的壓迫來源，自身的“世俗化使用惡果”與對方的構陷完美結合。奧本海默此前一直迴避明言前者帶來的心境，因為那會觸發毀滅的痛感，到了此時則終於一吐胸臆，將自己出於理想的本心説了出來，非理想的原子彈爆炸閃光與二戰幻覺也隨之消失，似乎帶來了他的暫時勝利。落到與施特勞斯的跨時空角力之上，作為陰謀執行者的羅伯注視着聯繫凱蒂時的奧本海默，帶來了施特勞斯對此刻中間性結果的感知，這帶來了他在下一場聽證會的續盤陰謀，也對應了彼端時空中其本尊的又一次失敗。看上去，科學研究與個人生活似乎都得到了最後防線的捍衞，回到了初時的狀態。

但是，就像彼時實驗的後續一樣，理想實現仍舊只是一瞬間。奧本海默在判決公佈後讓凱蒂“別收牀單”，推翻了實驗爆破成功時刻的暗號。而在判決的時刻，勝利的不完美更得到了表現：他免於指控，道德煎熬的狀態被接受，卻依然失去了安全許可，出於意識形態陣營的不信任與曲解並沒有消失。這同樣對應了世界的狀態，核武器競賽逐漸停止，但爭霸卻依然持續，真正的世界和諧不曾出現，而承載着其理想的“核研究”也被他親自否定了。這種微妙感也落到了對施特勞斯的“勝利”上---他證明了的東西，不過是自己出於理想不成功的“受難”而已。

更重要的表達設計則是結尾處，“過往”、“現時“、“未來“的同步與交互。電影在最關鍵的“奧本海默與愛因斯坦”這一關鍵時點進行了回滾，在敍事結構上最為決定性的點睛部分完成了對此前各種回憶追溯的暫時推翻與其後重現。在此前的電影中，“過往”與“現時”進行了對奧本海默的雙重衝擊，在結尾則依然同步地帶來了對奧本海默的理想重建，實際上卻是對“原子彈爆炸”之虛幻輝煌的再現：既複述了毀滅的高潮瞬間，也以對“未來”的連接而牽起人物在“原子彈“與“氫彈”兩個大時期的終局狀態，將二個時期裏的晦暗結果連接起來，強化了毀滅的程度，成為了影片主題的升級。

電影回到奧本海默與施特勞斯和愛因斯坦初見的時刻，二人的談話內容得以揭曉。其與施特勞斯以為的“排斥自己”並無關係，他從此時點下感到並逐漸積累疊加的嫉恨也從一開始就不存在。看上去，這是對此前施特勞斯視角下“客觀真相”的推翻，證偽了施特勞斯聽證會時點下其表達的本心理解，也否定了其世俗視角對世界真相的絕對反映作用，其終究是有侷限的：一次次疊加下被當作“世俗化差異者”的嫉恨，讓他的視角成為另一種主觀，而兩個科學家的理想化空間才是最終的真相，施特勞斯則成為了遠處虛化的一個斑點。一切回滾到二戰勝利這一“毀滅與理想二選一“的高潮時刻，前者對應着原子彈毀滅世界的非理想，後者則實現了“以理論實踐結束二戰的陣營分化世界”的理想。作為落地，施特勞斯的極致世俗在此萌生，隨後逐漸形成對奧本海默的顯化壓迫，其被推翻便意味着“非理想“的敗北，因此其後引出的時代本質也會有所變化---他逐漸產生並實行壓迫的動機不成立，由此刻原子彈終戰所引導的對立升級世界也不成立，就像核競賽最終會達成的一致。

但是，二人給出的卻是對理想破滅的預言。愛因斯坦將奧本海默視為自己的同命運者，以經歷預言了他“倍受折磨，最後被諒解，卻只是為了他們自己而不是你”的非理想化未來。作為呼應，奧本海默的未來也確實出現了，從而帶來了新的“未來”時點。在聽證會結束的多年後，奧本海默來到了“為了他們自己而被諒解”的授勳儀式，接受了政府授勳和老友寬慰，但作為其共同體的凱蒂卻拒絕與曾經陷害丈夫的對方握手，就像她在聽證會時痛斥奧本海默“不要握他的髒手”---一切其實並未改變，奧本海默的“握手”依然只是聽證會被出賣後的“自認受難者”心理，凱蒂也依然不接受對方不變的世俗之舉，從聽證會的背離到授勳會的試圖和解，對其行為的不認可與不滿私憤始終存在。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凱蒂在這裏非常重要，直接作用於收尾階段的表意。在聽證會的最後，奧本海默想起了二人“發誓以理想之心掌握核武器主權“的最初時刻，回到了“政治理想化逐夢“的實踐起點時刻，凱蒂也抵抗住了聽證會的壓力，沒有敗給世俗政治力量，並在最後與丈夫攜手回家。在各時點下多次經受世俗政治環境壓力之後，夫妻通過了考驗，凱蒂成為了奧本海默的共同體。然而，當奧本海默接受授勳時，她卻依然拒絕與背叛者握手，鏡頭落到她對旁人一笑的瞬間，給出了關鍵的表達：作為共同體的她成為了奧本海默內心中不滿的具象，心有靈犀地做出此行為，唯獨對這些坑害者保持敵意。奧本海默並未得到世界以非世俗語境的認可和致歉，也並未真正放下理想而接受世俗，他承受的曲解打壓、理想破滅依然存在，對世俗禮儀也只是委屈求全。

奧本海默似乎以授勳的方式重新被國家承認，但他理想化的逐夢團隊卻依然是分崩離析的，而國家對他的認可也不過是虛情假意的自我開解，一切仍是凱蒂在聽證會後判斷的“你以為他們會原諒你嗎，不”。正如他在聽證會結尾的遭遇一樣，雖然免於嚴重判罰，卻承受了撤銷安全許可的結果，並不被完全信任。奧本海默能獲得的至多也只是瞬間的光輝而已，正如他在原子彈實驗成功時的短暫圓滿，以及經由核競賽緩解而得到的表面和平，實際上卻無法停止本質上的對立，而理想載體也已經消失。

在結尾處，藉由“湖邊一聚“與“最終未來“的連接，奧本海默的身上出現了奇妙的被衝擊效果。首先，前者是原子彈時期的末尾，後者則可以作為氫彈時代的結束，構成了奧本海默在兩個大階段裏的理想爭取結果，而它們呈現的則是同樣的“世界毀滅”：大和諧的世界理想未能實現，奧本海默本人則分別被世俗代表施特勞斯與更多人所曲解。

同時，由愛因斯坦進行的“人生定性”包含了奧本海默的“戰後“，具有基於此時點的未來預兆性，且同時針對之於“聽證會之現時“的“過往、現時、未來“的多重時點。這帶來了一種“預言性”，從而將表達對象延伸到了無盡的未來時代，直到今天。

一方面，他被愛因斯坦告知的“未來”對此時的心理形成了衝擊，並與此前經歷的“戰前戰時之過往”相結合，他已經預見到理想目標在未來的受挫，此前的遭遇會延續下去，一切努力都是徒勞，包括了戰後的限制核運動之“過往”、聽證會的辯駁之“現時”，以及最後的授勳會之“未來”。同時，這一幕也衝擊了“未來”授勳會中的他，讓他確切地意識到了愛因斯坦的正確，從而再次受到打擊，以吻合愛因斯坦告知的“受難者”姿態接受了他人的寬慰，由虛情假意給予自己的痛苦而開解了對方。這就是愛因斯坦告知他的唯一結局，以其預言性而凸顯宿命感，他則通過確認而最終接受了宿命。 並且，在最終的湖邊一聚中，奧本海默的反應便昭告了他對過往、現時、未來的認知---湖水變成了啓發公式的雨滴，隨後卻又從“自然”變成了“身處於投彈機艙”的幻覺，最後則是無限反應後點燃大氣層的爆炸。“爆炸”從美好的理想變成了爭鬥的世俗，而他最終也説出了“我覺得我們確實摧毀了世界”，個人的生活面臨事業的破碎，世界則陷入敵對的升級。當這一幕在電影結尾出現時，無疑是奧本海默對全部人生的定性，既針對此前發生過的一切，也針對彼時尚未發生的基於聽證會之“現時”與“未來”。

這也正是對“反應疊加引發爆炸”之“核爆”的升級，帶來的卻是徹底的毀滅之受難者宿命：以美蘇競賽為代表的陣營對立陰雲仍在，理想主義的行為也始終不被世俗真正接受，特勒、勞倫斯、格里菲斯的最終態度都是曖昧的平衡，看似認可的受勳儀式更源於國家對他不由衷的虛偽，其中包含着對異見者的懷疑與敵意。它們並未消除，一直以其存在而證明着世界的意識形態化對立，對奧本海默的理想給予失敗的定性，且延續到了受勳儀式的終局未來。

在與簡初遇的“預言性“場景中，他是被動地念出了“世界毀滅者“，到了這裏則變成了主動的姿態，意味着他對此命運的經歷與接受。在他思想的閃現中，首先是即將實驗的原子彈，正是理想的短暫實現瞬間，就像夫妻最初設想的一樣，有關武器的一切都由他掌控，隨後是委員會會議後奧本海默產生的“自身處於實戰爆炸機艙中操作投彈”的幻覺，最後則是無限反應帶來的大氣燃燒與世界毀滅--這是他們曾在物理層面上避免，卻不能在現實層面同樣做到的“永久毀滅”，而非二戰後的“從毀滅中重建”。

這裏的“世界”，既是原子彈爆炸而引發的美蘇足以滅絕人類的核武器競賽之戰後世界，也是奧本海默理想中的“大和諧世界”。因為原子彈的爆炸，現實朝着理想的反向急劇惡化下去。以此時點出發，它是對過往的總結，以及隨之形成的對未來預言，也是對理想實現的否定：只有“抹除理想”，才能創造極其侷限的和平，而他的理想者身份也依然會與世俗的世界繼續衝突下去，受到對方虛偽和解之下的永恆壓迫。

對湖邊時點中的奧本海默來説，他嘗試用原子彈終結二戰導致的陣營分化，實際上卻發現陣營分化並非僅限於二戰而是世界日常，原子彈失去了掌控成為政府手裏的分化升級。奧本海默沒有讓他和愛因斯坦猜測的“無限反應並毀滅世界“出現，這是物理自然層面的成功，但最重要的是世俗因素，這種成功在世俗的世界中沒有意義，只會帶來政治對立上的“反理想”，因其出現而激化陣營冷戰與核戰爭威脅，毀滅世界與理想人生。

最後一鏡的“我們確實毀滅了世界”，成為了對其全部既有與未來人生的定性。以抹除理想的毀滅方式實現妥協於現實的理想，在毀滅世界後建造一個表面和平的短暫世界，這與他最初設定的理想世界---局部實踐的基地那樣的大同形態---大相徑庭。他在原子彈爆炸中毀滅的是二戰世界，也是理想化戰後世界的可能性，由一戰後蘇聯開啓的天下大同之社會主義理想在二戰後的冷戰時代被美蘇徹底證偽，意識形態兩極化的鬥爭格局一直延續到現在，而其限制研究的行為完成了對理想的直接推翻，甚至因其巨大威力帶來的背離而比戰前時代更加尖鋭，更等同於對其主觀世界的人生毀滅。矛盾與離心的趨勢已經開啓，並不會因為核武器的限制而得到本質性的改變，這也由如今的現實世界得到了印證。

在最後一個鏡頭中，奧本海默閉上了眼睛，隱約間對應了相對此時之“未來”的聽證會。彼時的第一個鏡頭正是他的“睜眼”，這讓結尾時的他與之無縫銜接，成為了對隨後發生的一切的預示。“睜眼前“的“看到自然元素與物理反應“只是幻覺，“睜眼後“看到的則是冰冷的聽證會，這正是他在人生中每一階段的狀態曲線。由此，這個銜接也成為了在影片結構上的“人生總結”，在結尾處的時間點上成為了對二戰經歷的回顧與二戰後一切的預知，它指向二戰前的“過去”、終戰的“此刻”、戰後努力與聽證會的“以後“，一直到受勳儀式的終極“未來結局”。

在結尾的時候，他的受難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化，來自於世俗之外部世界的打壓，更有理想置於世俗中的內心折磨，來自於對生命毀滅的愧疚，對理想動搖的受傷，更有新加入的部分，來自於對必須親手抹除理想載體“核研究”才能實現表面和平的巨大妥協之痛。他一直在對世俗妥協，最後犧牲自我得到的也不過是一個極致的妥協式“勝利”而已。

對影片之於當代現實的指向性，肯尼迪是一個有趣的設計環節。他投上反對票，似乎破壞了施特勞斯在聽證會上的計劃，讓施特勞斯丟掉了晉升的機會，也宣告了---他此刻再次想起的---“同位素出口中二人意見對立”一事上的本方失敗，也沒有讓此前“對奧本的非徹底陷害”在又一次的聽證會陰謀中再次推進，沒能將奧本海默打入更極端的被否定深淵。而且，肯尼迪本人也是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以總統之尊實現了“理想照進世俗政治世界”，緩解了美蘇核戰爭一觸即發的危機，但他死於非命的結果又讓其理想國一般的“卡米洛特時代”如此短暫，達成的不過是表面的平穩，終究要因對立的本質而滅亡，就像“實驗核爆”後瞬間的表面完美，以及奧本海默得到的妥協式表面和平與虛偽的世界認可。

在對立嚴峻的2023年，這樣的表達無疑極有暗示性，它彰顯了“理想世界”在每一次表面復興中的不可持續，一直到當今時代。無論在哪個陣營中，“肯尼迪”都終究是轉瞬即逝的少數，而更多的人則是“施特勞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