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 徵｜再談“第三十四條”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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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從魯迅先生説起吧。

按照今天很多粉紅色小朋友的標準，魯迅先生，呃……，恐怕是難逃“精日”指責的。

證據嗎？簡直太多了。

他有一張和服照片，這是鐵證！

他一生的最後10年，基本都住在上海的日租界（即公共租界的日本區）；

他經常去日本人開的書店，與老闆內山完造有極密切關係，內山甚至用書店日本職員鐮田誠一代名義，替魯迅租了一間房，專供魯迅藏書，有時還用來躲避警察。

實際上，魯迅從21歲赴日留學，到56歲辭世，三十多年的時間裏，與日本人的交往一直就沒有中斷過。

據學者王錫榮研究，魯迅**“現存二十四年日記，沒有一年不提到與日本人交往的。一生交往的日本人，僅日記記載的，就有二百零九人”。**

魯迅在自己文章中，對日本友人，也從不吝於表達感情。

魯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説，“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藤野）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裏和心裏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為許多人所知道。”

甚至，魯迅先生的鬍子，據許多人考證，也是日本式的。

1925年《京報副刊》刊出一則徵求**“青年必讀書”**的啓事。已經在青年中享有盛名的魯迅，為此發表了一篇驚世駭俗，甚至可以説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文章，其中寫道：

“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殭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

常徵在想，如果《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新增的第三十四條最後居然得以通過，並且可以追訴的話**，那麼魯迅從形象到言論，都難逃“有損中華民族感情、傷害中華民族感情”這一條。**

但如果真的要據此“依法處置”魯迅，估計也很困難。

1936年，魯迅先生安葬時，他的靈柩上覆蓋了一面旗幟，上書“民族魂”三個大字。

當時的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送的輓聯上是**“魯迅先生不死，中華民族永生。”**

魯迅先生的治喪委員會，除了有蔡元培、宋慶齡、矛盾、內山完造、巴金等人外，遠在陝北蘇區的毛澤東主席也赫然在列。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魯迅的評價更是廣為人知：

“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國新文化的方向。”

這樣的魯迅，難道也不能見容於“第三十四條”嗎？

説了這麼多，常徵只是想指出一點：“第三十四條”如果真的實施起來，結果很可能是荒謬的，那些善於偽裝自己的江湖騙子，兩面派會安然無恙，而如魯迅一般對祖國愛深責切的人，反而會動輒得咎。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三十四條”處罰的依據，主要是外在的“服飾”、“標誌”、“物品”、“言論”等外在的東西，而人的精神與情感，本質上卻是一種內在的東西。

“內在”與“外在”是有聯繫的，但並沒有一一對應的簡單而直接的聯繫，機械地按照“外在”的東西進行執法，很容易就差之毫釐，謬之千里，反而會變成對民族精神與民族認同感的一種傷害。

並且，內在的精神、情感的確立與保持，尤其不能靠外部強制。強制，只會適得其反，導致逆反心理和虛偽。

那麼，以今天中國的實際情況，靠什麼來維護民族精神呢？

常徵再次強調，只能靠黨團組織潤物無聲的工作，靠宣傳、靠教育、靠以身作則，最根本的，靠社會主義，靠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一個自由、繁榮、幸福的美好家園，讓每個公民都有保障、有希望，都能夠各得其所。

舍此而走捷徑，只會南轅北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