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家夏鼐的“拖延症”,像極了寫論文的你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09-09 09:59
撰文 | 曹丹
還記得出沒於朋友圈的季羨林先生的《清華園日記》截圖嗎?其實除了季羨林,清華園裏不少大師都曾寫過日記,其中就包括和季羨林同屆畢業的夏鼐。季羨林日記從1932年8月22日開始記錄,夏鼐的日記則早在1931年1月1日就開始書寫。
不同於季羨林在日記裏的“花式吐槽”,夏鼐的日記更像一本全面的生活備忘錄。翻閲夏鼐的日記,隨處可見隨意的日常記錄,生活中發生的大事小事,只要是他覺得有必要和想記的事,都會寫進日記裏。
夏鼐在1932年12月21日的日記中寫道:“大學的四年生活最堪留為紀念;將來如有所成就,這四年是前途的基礎,假使將來是一敗塗地,這四年的記錄也可留作傷心的回憶錄,知道自己曾經用過如何的努力,而終歸失敗。”
從這段話中,我們可窺探到一點他寫日記的目的:一來是方便自己查閲總結,二來閒來無事的時候可以逗自己一樂。
01
讀書成痴:天地萬物唯愛書
1930年,21歲的青年夏鼐立下雄心壯志要“每日讀書百頁”,此後他就一直堅持努力,在不知不覺將這個目標中踐行了一生。
據不完全統計,自夏鼐開始寫完整日記的1931年開始,除去不可抗力的六年,他每年看書達80餘本,起碼看了50年,一生最少看了4000餘本書,這意味着他至少每五天就要看掉一本書。
夏鼐大學時期就很愛看書,除了自身感興趣的原因,當然也是為了學業方面的進益。在漫長的大學生活中,他覺得除了閲讀以外的大部分事情都太無聊了。
逛街很無聊:
下午偕同鄉4人,本想騎驢赴大鐘寺看熱鬧,但僱驢不成功,只好到燕京及海甸街繞一圈走回來。這樣便消磨了一個下午,自思真有點無聊。(1932年2月6日)
開班會很無聊:
晚間赴1934年社會學系班會,又是那一套講笑話,遊戲,吃茶點,真是無聊。(1931年1月18日)
上課很無聊:
我覺得上了這半年每週2小時的經濟學課,得益實不如這幾天讀書所得的多。……我更惋惜自己的錯過,空廢了許多有用的辰光去聽無聊教員的無聊教講。(1931年1月14日)
連考試也很無聊:
星期三要考經濟學了,課外書只好暫停閲讀,考試這種事真是無聊。《當代社會學學説》這本書正讀得起勁,硬生生地被打斷掉興趣。(1931年4月20日)
在準備考試與課外閲讀無法很好地平衡時,他又會反思自己:
星期四的三種考試一樣沒有預備,真有點着慌,下一次絕不可再像這次一樣的遲延才好,課外書還是少看點,多預備功課才是。(1931年1月20日)
比起這些“無聊”的事情,看書真的太有意思了。於是,在看書方面已經小有心得的夏鼐不再滿足於如此沒有技術含量地看看就算了,他決心要鍛鍊自己的閲讀速度。
首先是中文書,他覺得自己每天竟然只能看75頁,實在是太慢了,要“訓練速覽的能力才好”,小説的閲讀訓練頗有成效,但歷史著作邊看邊做札記,實在是慢得令人髮指,因此他總結道:“當改換方法,以求閲讀速率之增加”。
其次是英文書:
“近來看英文書平均的速率大概是每天100頁左右,一點鐘常只能看10頁餘。這速率還是太低,可是一時不能驟然提高,只好一步一步耐着心向前走去,與其讀快而不入腦筋,寧可慢讀而領會每一句每一字的意義。”(1931年1月5日)
還有法文書。法文是夏鼐進大學才開始學習的新語言,他第一次看法文課外書時,“滿頁都是生字,一小時只能讀二三頁”,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的掙扎努力,他“靠着英譯本之助,居然在一天中讀了22頁”,夏鼐對這個“新紀錄”表示非常開心。
對書的熱愛和對閲讀速度的訓練,讓夏鼐的中英文閲讀速度慢慢達到巔峯,並且保持了一生。他中文書籍最快一日可閲讀600餘頁,英文書籍最快一日可閲讀500餘頁。一天看完《紅巖》,兩天重温半部《紅樓夢》加其他書籍之類的,對他來説都是小菜一碟。
書看得久了,他本人也變得像本書,淡定包容,智慧淵博,同時又純粹簡單,真摯有趣,堪稱達到了書人合一、人書難分的境界。
02
“懼怕”論文:古今通病“拖延症”
一般來説,世界上的事情可以分為兩種:你想做的和你不想做的。對夏鼐來説,遇到有用的且是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可以化身為爆發型選手,在較短時間內高效地做完一件事情。但遇到那種耗時比較長的事情,夏鼐就會拖着,把時間線拉得非常長。
夏鼐上大學時曾給導師、著名歷史學家蔣廷黻的著作《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寫了一篇精彩書評,他先是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蒐集資料,然後用一個下午就寫成了洋洋灑灑六七千字的書評。這篇書評得到了蔣廷黻的認可,之後發表在《圖書評論》上,初收稿費的夏鼐體驗到了做文章的“妙處”,在之後的時間化身“書評小能手”。
他先是一鼓作氣用五個上午寫了一萬三千餘字的《評武堉幹<鴉片戰爭史>》,又用六個半天寫了兩萬餘字的《評蕭一山<清代通史>外交史一部分》,再用四個半天寫了七八千字的《評<中日外交史>》,三篇文章全部刊登在《圖書評論》。
就這樣,一個大學本科在讀學生,在一年零兩個月的時間裏,在全國性雜誌上發表了四篇學術性文章,此後,他的學術能力也逐漸顯現出來。
然而,做事高效、寫文章極快的夏鼐在遇到自己沒有興致卻又不得不做的事情時,拖延的勁頭也超乎常人。首先,就是他的畢業論文。
如上所述,夏鼐寫完兩萬字的文章只需要花費六個半天,但他寫完四萬字的畢業論文卻花了幾個月。這幾個月中他真正花來寫論文的時間只有二十天,那麼剩下的日子,夏鼐在幹什麼呢?
1934年3月22日
今天本想開始寫論文,後來在圖書館書庫中忽然想蒐集關於北京猿人的資料,竟耗廢去一天的工夫。
1934年3月25日
今日開始寫作畢業論文了。將已制定好的大綱,加以修正,寫了1000餘字又擱下,預備明天續寫。對於這畢業論文,也許是因為太官樣文章罷!總懶得動筆,一天延擱一天,到今日才下決心開始。假使可能的話,還預備在春假以前寫好,至少要在春假以前寫好兩萬字,不知能達到目的否!
1934年4月24日
續寫畢業論文1000 餘字。糟糕極了,旅行回來已一星期餘,對於畢業論文卻全然不肯動筆續寫。這是強壓的動作,因之心中總覺得有點不服氣,想把他延宕下去。同時又因這是畢業論文,不得不鄭重其事,有時更假裝慎重,不能輕易動筆。別的事情擱下不做。弄得半年以來,一事無成!真的可嘆復可笑!
1934年5月27日
今天寫完畢業論文,放下筆來,噓了一口氣。這半年來被這件事情累死了,時常不肯提筆寫這論文,又以不能做旁的事情空耗費了許多時間。全篇共4萬餘字,是有生以來所寫的文章中最長的一篇了,但是不滿意處仍很多,文筆又是拙劣,真叫人喪氣。下學期假使找到適當的職業,還是多讀書少寫作為佳。
用現在的話來説,在沒寫論文的日子裏,夏鼐除了真的有事,就是在“焦慮”,“焦慮”到引起了身體不適,身心交瘁之下自然無法動筆。這樣相似的拖延經歷還體現在他寫論文的時候。
首先,他不會用一整天的時間來寫論文,而是寫半天,再幹半天的閒事,閒事幹着幹着就把正事忘了。
1942年9月7日
今日又開始整理《古代埃及的串珠》。又讀世界書局出版之《日語一月通》(第1日至第9日)。
隨後,夏鼐便幹了三天雜事,《日語一月通》看到了第30日,論文卻一點沒寫。
接着讀《尚書今古文註疏》,論文進展卻十分緩慢。
1942年10月12日
開始寫作古王國時期串珠一章。閲《尚書今古文註疏》中《呂刑》一篇。
此外,生病的時候、週末和節日均自動放假不寫論文。一放假就又給自己好幾天的時間幹閒事,嘴上説着進度太慢,手上卻一點也快不起來。
(1942年10月10日)
今日為雙十節……自己因為足疾未痊,不能出門,但是也休假一天,放下串珠的工作不做。上午閲錢穆《周官著作時代考》,下午閲《尚書今古文註疏》中《顧命》一篇。
夏鼐寫作這部論文斷斷續續花費了約5年的時間(1938-1943),期間經歷了故鄉淪陷之事,他與家人奔波輾轉,避戰度日,無瑕寫作。直到1942年9月日軍從故鄉撤退,夏鼐終於可以安心寫作了。憑着“孜孜不倦”的精神,雖然拖延良久,但他最終在1943年夏天完成了這篇論著。
03
往來鴻儒:人情練達即文章
談到夏鼐就讀於清華期間的朋友,不可不提吳晗。夏鼐和吳晗在清華同系但不同級。
進入清華前,吳晗已寫成《西漢的經濟狀況》《胡應麟年譜》等有分量的作品,在學界初露頭角。並且吳晗性格熱情、組織能力很強,他不僅積極參與校內活動,在社會上也廣泛交遊。
進入清華後,吳晗與陳寅恪、蔣廷黻、雷海宗、朱自清、聞一多、鄭振鐸、俞平伯、金嶽霖、馮友蘭等名教授都有交往;他還時常到胡適家裏做客,結識了一些在北大執教的學者。因此,吳晗很早就在北平學術圈有了一席之地,受到名流學者的賞識。
夏鼐聰敏、刻苦,學業上不遜於吳晗,但在性格上,卻完全是另一種類型。他沉默內斂、不善交際,平日裏埋頭讀書,用學習填滿了自己的業餘時間,但他內心依然是渴望積極的社交生活的。
1931年1月19日
我真痛恨自己年來畸形的生活,使自己的心情、習慣竟鑄成那樣落落寡合的狀態,在同學交際會的時候,時覺侷促不安。看見他人那樣的高興,非常羨慕。……使我相形之下,更覺得自己的孤零,更加痛苦,所以有時不得已忍着心不去列席,省得一切煩惱。這種畸形的生活,自然是不應該的,可是自己已習慣了,還有什麼辦法呢?
1932年4月3日
我現在的心情受兩種勢力的衝突,一方面深感覺自己的孤寂怪癖,有結交朋友的必要;一方面又是寶惜自己的光陰,以為“羣居終日,言不及義”,總與自己的性情不合,然而所謂“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又是可得而不可強求。
1933年1月23日
我時常自己思索,覺得自己似乎太與社會相隔離,與交際場所無接觸,只有人家敷衍我,如果要我來敷衍別人,便覺得是莫大的苦痛。
1933年4月4日
我是喜歡孤獨的人,是喜歡熱鬧中的孤獨,若像今日這種野廟孤僧的生活,獨自在遊廊上踽踽獨行,與塵世相隔絕,那是連我也覺得太孤寂也。所謂“交遊之樂”便是慰藉這種孤寂,我的朋友太少了。
夏鼐時常感到“孤寂”“朋友太少”,也察覺出了與人交往的必要,而吳晗就是他在清華期間結交的為數不多的朋友之一。
吳晗入學時曾用“辰伯”的筆名在《清華週刊》上連續發表了近二十篇文章,因此入學第二年他就被該刊聘為文史欄編輯主任。他看重夏鼐有做學問的潛力,拉他進入史學社團,又常常找夏鼐約稿。
起初夏鼐有些不自信:“深恐把不成熟的作品冒昧發表,貽留笑柄。”但是架不住吳晗的鼓勵和苦勸,夏鼐後來在該刊上發表了多篇文章,甚至受邀接手了《清華週刊》文史欄的編輯工作。
夏吳二人作為清華園裏的史學“雙子星”,難免會被人放在一起進行對比。但由於性格原因,吳晗無疑會更加耀眼一些。夏鼐曾在日記中記錄過一次學期大考後二人的成績對比:
1933年9月11日
教務處將此次考試成績發表,外交史和史學方法都是E-,外交史得E-者僅我一人,得S-者亦僅吳春晗(吳晗原名)君一人,其餘不外N、I、F……,中國上古史是S+,中國社會史是N,法文是S-,黨義S+,體育S+。
當時清華大學的成績評定分為“超(E)”、“上(S)”、“中(N)”、“下(I)”、“劣(F)”五級。上面這段日記説明,夏鼐除了中國社會史得的是“中”之外,其他都是“上”以上,外交史和史學方法兩門課還得了“超”,而吳晗的外交史才得了“上”。
從這篇日記來看,夏鼐的成績很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陳寅恪曾在他的“晉南北朝隋史”考卷上寫下大段評語,最後稱讚他:“所論甚是,足徵讀書細心,敬佩敬佩。”陳寅恪的考題一向以“怪”和“難”著稱,給分更是毫不客氣,但夏鼐的考卷卻得到了他的誇讚,甚至連用了兩個“敬佩”,足以看出夏鼐治學的認真、嚴謹和機敏。
夏鼐“晉南北朝隋史”的課程試卷,上有陳寅恪的親筆評語
但性格內斂,只顧埋頭苦讀的夏鼐很快就迎來了好友的“當頭棒喝”。他在日記中記錄下了好友對他的評價和勸告:
1934年2月20日:
今天晚上,小張忽同我談起説:“鼐!你的處世方法非改換不可!我遇見幾個同學都不知道你的姓名,大家談起歷史系的高材生,都僅知吳春晗不差,而不提起你的姓名。我知道你不差,但是你的手段太拙劣,不會到教授處談談,與同學多接觸,弄成了姓名不聞於清華。這也許與你將來的前途有礙,即欲作埋首研究的學者,也多少應該講究些交際的手段。名過其實原屬非是,但至少要名實相符。然而你的名聲卻遠不及你的真實學問,我勸你要改換生活,不要關起門來讀書。”
此處的“小張”即張宗燧(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研究員),他是不折不扣的天才少年,15歲就考入燕京大學物理系,次年轉學清華大學物理系,23歲即獲得英國劍橋大學博士學位。
張宗燧和夏鼐是浙江同鄉,二人在校時往來甚多。友人的説教讓夏鼐陷入了反思,但經過了嚴格的自我批判之後,夏鼐還是接受“性格決定命運”的現實,他知道自己的缺點,也感受到了改正的必要性,“然而十餘年來的生活養成了我的慣性,雖欲改變而不可得。違背素性行事,局蹐不安,反覺啼笑皆非。”
1934年6月,臨近畢業之期,是繼續研究還是馬上就業,成為擺在夏鼐面前的頭等大事。看到周圍的同學都對未來有着清晰美好的規劃,夏鼐頓生渺茫之感。此時已經留校擔任清華大學歷史系助教的吳晗及時伸出了援助之手。
1934年7月29日:
吳晗君來,謂廣西桂林專修師範欲聘一文史指導,月薪160元,欲邀餘去。餘欲繼續求學,乃婉卻之,然吳君盛意殊可感也。
每月160元的薪資在當時已是不低,但夏鼐拒絕了這份工作,選擇繼續求學。他先是報考本系研究生被錄取,之後又以第一名的成績考中第二屆留英公費生,前途頓生一片光明。
夏鼐的“公費留學生證書”(第544號)
但這次高中也伴隨着一個意外,夏鼐原本預備研究中國近代史,這次卻突然考上了考古學。
1934年10月2日
今天留英考試在報紙上發表,自己果然獲取,前幾天的傳言證實了。不過自己本來預備弄的是中國近世史,這次突然考上了考古學,這樣便要改變我整個一生的計劃,對於這樣一個重大的改變,我並沒有預料到,我有些彷徨無主。
下午去找吳晗君談談,他説:“昨天你還是預備弄近世史,今日突然要將終身弄考古學,昨夜可以説是你一生事業轉變的樞紐,這一個轉變實在太大,由近代史一跳而作考古,相差到數千年或數萬年了。”
因為轉變太大,夏鼐特意諮詢了歷史系內多位教授的意見,最後,孔繁霱[yù]教授向他推薦了傅斯年。
10月30日,吳晗陪同夏鼐進城拜訪傅斯年,詢問國內考古學的研究計劃。之後夏鼐又以實習生的身份來到河南安陽參與殷墟發掘,憑藉極高的領悟能力,夏鼐很快進入了角色。雖然期間也曾起過改行的念頭,但改換專業的想法最終還是失敗了,事已至此,再無別的選擇,夏鼐只得“咬牙硬幹”。
因為這次陰差陽錯的錄取結果,夏鼐最終進入了考古學領域,並最終奠定了他的學術道路,他後來在考古學領域取得了傑出成就,被尊為中國“埃及學”之父。
夏鼐,1910-1985,字作銘,浙江温州人。1930年9月進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1931年9月轉入清華大學歷史系,1934年從清華大學畢業。
他是我國著名考古學家,是新中國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導者和組織者,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在埃及考古學、中國史前考古學和歷史考古學、中國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的考古學方面,取得了傑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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