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壟斷被打破後，一位年輕人影響了美國核戰略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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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沃爾特·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美國傳記作家）
翻譯 | 朱敬文、李耀宗
一天，基辛格在哈佛校園巧遇亞瑟·施萊辛格（返樸編注：歷史學家，曾任肯尼迪特別助理），施萊辛格請他看一看他剛剛寫完的有關核武器的論文。文中，施萊辛格攻擊了“大規模反擊”説——美國威脅在受到蘇聯常規或核打擊時將進行無情核回應的官方戰略。基辛格趁週末寫了一篇評論，結果這位歷史教授讚賞之餘決定將其送給由紐約外交關係協會主辦、頗負盛名的《外交事務》季刊發表。於是，基辛格第一篇有關國家安全政策的主要論文在1955年4月發表於該季刊。
文中，基辛格辯稱艾森豪威爾的大規模反擊説已過時，並且非常危險，因為如今蘇聯已自造核彈。美國威脅全面應戰已不足以嚇阻蘇聯向世界邊緣或“灰色地帶”擴張。“隨着蘇聯核力量漸增，與紐約、底特律或芝加哥被毀相值的地帶將越來越少，”基辛格寫道，“因此，一個‘全部’或‘全不’的軍事政策將使外交陷於癱瘓。”基辛格主張應該有一個不同於大規模反擊的選項——打局部“小規模戰爭”的能力。
“有限核戰爭論”
《外交事務》季刊上的這篇文章帶來了兩大結果。它給基辛格的美國應準備打“有限核戰爭”理論——肯尼迪政府“靈活反應”戰略，以及北約在歐洲部署中程核武器決定的學術理論前身——奠定了基礎。此外，該文還幫助基辛格在外交關係協會找到一份工作，讓他從默默無聞又沒有終身教職的講師一躍成為明星核戰略家。
在把基辛格的文章送到《外交事務》雜誌後，施萊辛格還把基辛格這個人也送去了。當時，雜誌編輯漢密爾頓·菲施·阿姆斯特朗正在物色一名副手。阿姆斯特朗最終認為基辛格的文筆不如他的心思明晰，沒讓他做副手。但基辛格是否考慮擔任協會新成立的分析核武器對外交政策影響的研究小組主任？主任需要在最後寫一本書。
基辛格有些迫不及待。研究小組就像擴大版的哈佛國際研討會：他將有機會見到紐約對外政策界的精英，並瞭解他們的想法，新興核戰略領域的頂級專家又能隨請隨到，最後人家還付錢讓他寫書。他在申請這份工作時，施萊辛格、邦迪、埃利奧特均應邀給他寫了熱情洋溢的介紹信。
同時，芝加哥大學要他（他已暫時同意），條件更好的賓州大學也要他。“金錢的尷尬，”他在1955年2月給母親的信中説，“賓州大學給的錢多，但名聲稍差。哈佛名聲不錯，給的錢卻少。外交關係協會要請我寫書。《外交事務》雜誌什麼也沒給我。”
他決定不去芝加哥，暫時離開哈佛到外交關係協會上班。清淨的學術界到底沒有燈紅酒綠的曼哈頓有吸引力。
意識到教授生活無法滿足他的雄心，基辛格的事業出現了重要轉折。當他埋頭從事外交關係協會的工作時，他意識到儘管哈佛是所清新高尚的學府，但相對於真正的世界權力中心它卻像一潭閉塞的死水。在曼哈頓的這段時間更堅定了他想要在現實世界幹一番事業的雄心，同時也給他提供了這一機會。他不會像他父親和祖父那樣一輩子做教師。
對基辛格這樣善於取悦他人的人來説，在外交關係協會任職真是天賜良機，因為協會里盡是有權有勢又急於找青年才俊隨侍左右的領導人。
該協會是1921年由關心國際事務的曼哈頓商界及法律界精英創立的一個民間組織，是將近3000名既有人脈又熱衷外交事務的人的清談俱樂部。會員們在公園大道府邸的水晶燈和名人畫像下，聽演講、聚餐、出席高官與來訪世界領導人濟濟一堂的圓桌討論會。
協會最受器重的活動就是研究小組，小組成員有十數人，均為名人才俊，他們花一年時間定期開會，深入探討某一主題。每個小組有一名主任，通常都是學術界後起之秀。他們請基辛格帶領的小組成立於1954年11月，專門探究“核武器與外交政策”。
該小組每月開一次會，從下午5點開到晚上10點，由戈登·迪安——原子能委員會前主席——主持。其成員均為對外政策大腕，如美國國務院前政策規劃主任保羅·尼采；時任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羅伯特·鮑伊，此人日後成了基辛格在哈佛的對頭；即將出任大通銀行總裁兼協會會長的戴維·洛克菲勒；以及詹姆斯·加文少將，此人對核技術可以彌補美國軍力不足的信念似乎頗為堅定。
尼采自從1954年1月在外交協會宴會上聽到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宣講大規模還擊説之後即一再提出嚴厲批評。就在這個新研究小組第一次會議上，也就是基辛格到任幾個月前，他就提出或許美國需要發展在小規模、地區性衝突——大家熟知的“有限戰爭”——中使用小型核武器的能力。尼采在第一次會議上就曾解釋，除了常規戰及全面核戰爭，“似乎還有一個選項，即在有限戰爭中使用戰術性核裝置”。
這就是後來讓基辛格成名的“有限核戰爭論”。
在1955年1月的會議上，尼采進一步闡述了他的想法，他提出的 “信譽”論據與基辛格同年4月在《外交事務》雜誌文章中所提論據類似。尼采説，隨着莫斯科核能力的增強，美國威脅要對蘇聯侵略使用大規模核反擊就越來越不可信了。尼采還説，比較現實的政策是“遞增威懾”政策。
在簽訂合同擔任研究小組主任前，基辛格曾以來賓身份參加過1955年2月的會議的討論，他還談到在中南半島地面戰中使用核武器是否説得過去。4月基辛格就任後，他就起草了一份他希望小組探討並表態的詳細問題清單。
最初，基辛格不同意尼采關於核武器可以在“有限”或區域戰爭中使用的論點。他説：“我並不特別同意這個假設。”但有十多年政府工作經驗、年屆五旬的尼采堅稱，“一場可控範圍內的有限核戰爭”是可能做到的。時年31歲的基辛格反駁道：“一旦戰爭變成核戰，再對其設定有效限制將非常困難。”
尼采與基辛格之爭也有個人原因。尼采出身名門，有點兒高傲，他的祖父是在美國內戰結束後移民到此的德國富商，而他的妻舅不但是對外政策精英中的頭號人物，也是捐出公園大道豪宅給外交關係協會的人。他覺得這位就這麼唐突地接過主任一職的毛躁猶太難民太過自負，他不喜歡。“亨利給人的感覺是，在他親自出馬前，還從來沒有人縝密思考過核武器與對外政策問題。”尼采後來説。
到夏末，基辛格決定研究小組不再開全體會議。他把小組又分成幾個小小組，變成就具體問題向他獻策的專家組。他還説明，最後成書將是他的書，而不是研究小組的書。如此將研究小組從審議團體變成幫助主任寫書的支持團體（少不了引起一些成員抱怨），這還是協會歷史上唯一的一次。
基辛格從他的研究小組成員身上學到的最重要的功課與核武器無關。這些人全是圓滑世故的成功人士，是基辛格所渴望的將來能成為的人。有些人原來就家世顯赫，但他們還是努力證明自己有天賦；其他人則靠自己闖蕩起家。他們十分精通與權勢人物的遊説談論藝術。基辛格觀察他們之間的互動。他學到了如何影響他們，學到了他們如何用證據、用小插曲、用自我挖苦的故事支持自己的論點。別人的意見他並不照單全收，但他總是會認真聽取，讓他們覺得頗受重視。此外，他還着意完善搞好關係、培養關係的技巧。
就像他當年請權勢人物給《合流》雜誌撰稿，或到哈佛國際研討會演講一樣，現在，他也邀請這些人給研究小組講課。他給一系列政府要員寫信，一番讚揚之後就詢問是否有機會與他們討論有關核戰略的想法。
來賓中就有他的院長麥克喬治·邦迪，他於12月南下主持過一次討論。當時，他與基辛格和尼采就北約戰略有過一次很有意思的討論。這還是第一次把有限核戰的抽象理論與後來人們所熟知的靈活反應防禦學説相關聯的討論。當尼采説到大規模核反擊威脅或被認為是虛張聲勢時，邦迪答道：“難道我們不能弄出一套‘漸進使用武力’的概念嗎？我們必須制定比較靈活的政策。”六年後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邦迪終於協助制定了這套靈活反應戰略。
基辛格雖仍有些許保留，但最終還是同意了尼采的觀點，即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仍必須依賴核武器打一場有限戰爭。他的辯解是，如果相信使用核武器必然自動升級為一場全面戰爭，而因此陷於癱瘓，將是“極為危險的”。同尼采一樣，他也同意漸進威懾——願意使用戰術核武器打有限戰爭——的概念。11月，基辛格告訴研究小組：“美國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是提出一個漸進使用武力的學説。”
一舉成名
在 1956 年初研究小組最後一次會議上，成員在離開時紛紛祝基辛格好運。他的工作確實不容易：把他們討論過的所有問題整理出來寫成一本書。他窩在自己在東73街的曼哈頓寓所內，經春入夏，試圖將眾人拉拉雜雜的論點捋出頭緒。他不耐煩地告訴安妮（返樸編注：基辛格第一任妻子）他需要專心，請她沒有必要別打擾他，也別跟他説話。於是她儘可能不出聲，當他在書房奮筆疾書時，她就乖乖地將餐盤輕輕放到門內。
基辛格寫成了一本450頁的鉅著——《核武器與外交政策》，力陳有限核戰爭學説，其中的觀點經常被重重迷霧的行文籠罩。一如他的博士論文，一開始他還是重複他的現實主義信條：避免開戰不能成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因為沒有以武力威脅為後盾的外交根本起不了作用。艾森豪威爾宣稱“除和平外，別無選擇”，基辛格認為，這樣説很危險。“現代武器威力驚人，人人都認為選戰爭是下下策，但拒絕冒任何風險相當於給了蘇聯統治者一張空白支票”。
美國決定自己面前只有兩個選項，有限的常規戰或全面核戰，兩者之間有餘地。這個決定“或將導致癱瘓，”基辛格寫道，“而且對於意圖通過蠶食辦法打破這個戰略平衡的蘇聯的模糊戰略來説可謂正中下懷”。大規模反擊説有一個基本缺陷，“我們的摧毀能力越大，使用它的確定性就越低”，它的威懾作用也因此受損。再説，美國政策的基本假設是爭可能起始於一次突然襲擊，這個假設也錯了。“我們沒有看到蘇聯侵略的首選辦法——內部顛覆和有限戰爭，無法應對這些情況就成了我們的軟肋。”
由此，基辛格的結論是美國必須發展在有限戰爭中使用核武器的能力。
反對此戰略的人認為，忌諱使用核武器等於一道防火牆，可以阻止有限戰爭擴大到不可控的地步。大家不言而喻的理解是，如果任何一方在戰爭中“使用核武器”，必將造成相互毀滅。模糊常規戰與核戰的界限是危險的，因為如此一來就沒有了預防迅速升級的規則。
但基辛格仍然認為“有限核戰爭是我們最有效的戰略”。基辛格説，美國排除了在小型或有限戰爭中使用核武器的選項，這等於給蘇聯提供了決定何時發動第一次核打擊的機會。
不到幾年時間，基辛格就對他所支持的有限核戰爭學説進行了修訂，不過，主要還是出於如何制約戰爭的技術問題，而不是在戰略層面有任何疑慮。“我還從來沒碰到能告訴我這一切將如何發生且如何運作的軍人。”他回憶説。
基辛格的那些概念並非原創，許多都來自研究小組的與會者，如尼采和加文將軍。此外，鑽研防衞問題的眾多人中也有人探討過核時代的有限戰爭概念，包括最知名的巴茲爾·利德爾·哈特和伯納德·布羅迪。
但基辛格的書卻對這個題目下的諸多觀點做了最有力的綜合評析，書很快就出名了。“別人也提出過類似的觀點，”布羅迪事後沒好氣地説，“不過他的書出版的正是時候。”
激烈捍衞個人觀點
名不見經傳的教授對防禦政策細節的嚴肅論著很少能成為暢銷書。令出版社和基辛格自己都意外的是1957年問世的《核武器與外交政策》竟然連續14個星期名列暢銷書榜。哈珀兄弟出版公司印了 7 萬冊精裝本，“每月一書俱樂部”也將其列為指定閲讀圖書。“我確信，它一定是自湯因比以來閲讀人數最少的暢銷書。”基辛格跟協會的一位專員説，他的自嘲性幽默展露無遺。他已開始用這個辦法消除他的傲慢所招致的反感。
事實上，從此書的影響及因此掀起的風暴來看，讀它的人還不少。有一張照片顯示理查德·尼克松手上就拿着一本，而且他後來還寫了張字條給基辛格，討論某篇論述。本人政策遭質疑的杜勒斯也表示批評的意見很寶貴。氫彈之父愛德華·泰勒在《紐約時報書評》中對基辛格讚譽有加，他説：“在有限核戰爭中，一如任何有限戰爭，如果我們目的適中，外交到位，是可以避免大規模衝突的。”
才出版幾個星期，基辛格的書就引發了一場爭辯，上了《紐約時報》的頭版。“自艾森豪威爾總統上任以來，這還是第一次政府最高級別官員對‘小’或‘有限’戰爭理論表示感興趣，”時任該報華盛頓分社記者拉塞爾·貝克寫道，“這場辯論的主角並非與政府有關的人士，而是外交事務學者亨利·基辛格，是他最近出版的書引發了辯論。”《時代》週刊也有一篇長文稱道他：“在五角大樓、國務院、白宮，頂級美國決策者都在對這本新書展開辯論，該書對美國戰後與共產主義在外交與軍事方面的鬥爭做了精闢、獨立的分析。”
但有一篇評論則絲毫沒留情面。保羅·尼采在《記者》雜誌撰文抨擊基辛格，説他在不瞭解軍事現實的論據基礎的情況下竟侈談理論。“有好幾百處不是事實或邏輯存疑，就是不清楚。”尼采寫道。
尼采的某些批評並不在點子上。他説基辛格的學説“主張在我們的原子壟斷期打一場預防性的大戰或一系列小型攻擊戰”。這是對基辛格論點的誤讀。尼采提出的其他意見則比較技術性，甚或有鑽牛角尖之嫌。基辛格對核武器爆炸威力計算有誤，尼采聲稱，“他用的是加強爆炸力的立方根，而不是立方根的平方”，而據他説，後者才是正確的比例。所以，基辛格所建議的有限核戰爭中使用的彈藥威力其實殺傷力極大。
不過，比較重要的是，尼采對基辛格的根本批評在於他未曾解釋一場有限戰爭開打後如何繼續其有限性。“如果限制要真能承受一場‘小型’戰爭的巨大壓力，”尼采寫道，“看來我們所需要的就不只是一張關於人為限制的繁複圖表了。”
基辛格一生中習慣於認真對敵。大多數情況下，他會像移民那樣急於討好他的批評者，得到他們的認可，並讓他們改變看法。一個朋友曾説基辛格“有讓每個人都喜歡他的強烈需要”。他對《記者》雜誌編輯馬克斯·阿斯科利就是這麼做的：基辛格先是打電話抱怨尼采的書評，後來又努力併成功地與阿斯科利成了朋友，經常為那本雜誌寫稿。
基辛格與尼采的關係就比較複雜了。一開始他威脅要告尼采誹謗，但始終沒有兑現。數月後，他在羅馬附近彼爾德博格俱樂部開會時與尼采偶遇，他設法緩和兩人的關係。基辛格説，《記者》雜誌曾給他機會著文反駁，長短不拘。“我的反駁文章寫到第147頁，”尼采引述基辛格的話説，“後來我決定，如果需要這麼長的反駁，肯定我的立場也有問題。”尼采説他不為所動。
基辛格努力取悦他的批評者並使他們改變立場的努力也有其消極面：有時反而讓嫌隙持續發酵，達到疑神疑鬼的地步。與尼采的關係就是一例。此後30年，他倆的關係一直冷淡，而其後果也不容小覷。當基辛格得勢時，尼采曾在他手下做過軍控談判人員，但很快就辭職了，並對基辛格的讓步不以為然。後來，在是否需要在聯邦德國部署短程導彈的問題上兩人立場相左，在《麥克尼爾/萊勒新聞時間》進行了一場激烈辯論，兩人之間的敵意表露無遺。
回顧兩人就有限核戰爭的爭論，基辛格説：“尼采想對這個題目下點功夫，也許也寫一本書。他覺得我應該幫他的忙。我不願做他的研究助理。兩人為這件事鬧得不愉快。他不應該寫那篇書評。”
本文經出版方授權摘自《基辛格傳》第五章《紐約試水：建制派的門客1947—1957 年》，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作者簡介
沃爾特·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美國著名傳記作家，先後就讀於哈佛大學和牛津大學。畢業後成為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記者，曾任美國《時代週刊》總編輯和CNN（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總裁。他著有《史蒂夫·喬布斯傳》《列奧納多·達·芬奇傳》《富蘭克林傳》《解碼者》等傳記類暢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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