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式消費主義”是怎樣煉成的？_風聞

文 | 懶殘僧

最近一段時間，互聯網上流行起“滬籍”與“滬籤”之類的梗，直接起因是網友們對前段時間在上海等城市興起的city walk風潮的調侃，又融合了網民們對過往以上海為代表的國際化城市中盛行的種種消費主義標籤，如對咖啡文化的過度迷戀，紳裝騎行等等的牴觸情緒。

一些媒體則借網絡上對city walk與“滬籤”等現象進一步討論起小紅書等平台對新中產們的消費主義文化的迎合與極端強化等。

今天也是上海人的筆者和大家來聊聊在上海這座城市存在尤為顯著的中產消費主義文化這個話題。

首先要從“海派文化”這個概念説起。由於歷史原因，海派文化在建國以後的文化中或多或少都被和某種資本主義意象聯繫在一起，人們一方面羨慕上海的發達和國際化，一方面又對《霓虹燈下的哨兵》中要和美國人做生意的資本家與舊上海“老克勒”這兩種形象長期持批判態度。而海派文化的概念與老克勒羣體產生的歷史文化背景又密不可分。

我自己作為一個上海人，在上海呆了三十多年，以前其實我一直也沒有搞明白，什麼才是“海派文化”。直到閲讀了《打造消費天堂》，只讀一個序言我就明白了，所謂的海派文化，所謂的老克勒，也就是“洋”和“土”的區分，其實就是“百貨商場文化”罷了，而這種“百貨商場文化”在上海的長期發展，逐漸成為本地人在物質和知識之外，用以形成階級壁壘的核心工具。

在現代社會以前，知識的壟斷毫無疑問可以形成階級壁壘。新世紀之前，貴族們都是通過物質和知識的壟斷，來打造自己和所謂下等人的壁壘。

 隨着現代社會的發展知識這種階級壁壘則愈發不穩固，如同在《特權：聖保羅中學精英教育的幕後》這本書中説的那樣，如今是新世紀，**知識的易得性空前增加，**一個普通人完全可以在網上搜到和英國女王吃飯要遵守哪些禮儀，普通人可能沒吃過豬肉，但都很容易見過豬跑。

老貴族式的傲慢會引發羣眾不滿。而大家想要的是一個既能體面的和英國女王進餐，也能舉辦一個啤酒節，躺在草地上和泥腿子在一起酣然暢飲的總統，這也是《特權》中提到的聖保羅中學的教育方針。因為歐洲新貴族們因為以後要參與政治，拉動選票，所以需要展現出底層親和力。

如今還是有一些比較落後的國家，還是以知識或者物質的壟斷作為貴族的壁壘。比如印度仍然以宗教儀式的知識維持種姓制度，舉個例子，婆羅門和達特利一起在美國留學，外表可能看不出區別，但是海外的印度人圈子一下就可以分別出哪個才是婆羅門，就是靠一些儀式的細節。

雖然這些儀式可能完全沒什麼用。《特權》這本書也提到，來自中國香港的人是學校中的異類，因為他們保持着貴族式的傲慢，穿着牌子衣服，講究各種禮儀，充滿優越感，書裏的原文是“狂”。相對於書中提到的歐洲新貴族，這些人不需要選票，所以也不需要底層親和力，完全不會想去接觸平民。

當然不止香港，**我國的土老闆們是真的想要通過奢侈品知識來形成壁壘，希望用奢侈品和貴族禮儀把平民隔離在階層之外的，**這種心態加上中國龐大的土老闆數量，導致現在奢侈品消費中國第一。

而“海派文化”是一種怎樣的知識壁壘呢？上個世紀，上海作為中國最大的商埠，擁有着全國最發達的百貨公司行業。從南京東路到四川北路，遍佈着各式各樣的商家，櫥窗裏展示着琳琅滿目的商品。許多商品在對於其他城市的人來講可能聞所未聞，這是資本主義在展示它最美好的一面。

雖然未必對這些商品消費得起，**但是上海人最喜歡的業餘活動就是“軋馬路”，他們在逛街中積累了豐富的消費知識。**許多知識是非常實用的，比如一些新的藥能治療哪些疾病，又或者衣服該怎麼穿搭，所以上海又稱為時尚之都。

而這種知識壁壘在現實中是如何表現的？我舉個例子，上世紀90年代，我外婆癱瘓在牀，需要找人照護。那時我大姨招了一個外地來的保姆，那年頭肯幹保姆的基本都是農村人。我大姨的陽台和客廳之間有着一道玻璃牆，然後那個保姆要去陽台的時候，經常會撞上玻璃牆，在她心裏，之前是沒有玻璃牆這個認知的。

另外的例子，90年代很多落後地區用的是蹲廁，他們沒有用過坐廁，結果上廁所時蹲在坐廁上，導致馬桶碎裂，割傷大腿或者臀部，這是當年的上海經常會有的新聞。

記得以前説韓國人看不起人的時候，是這麼説的，你如果留學去韓國，住別人家裏，韓國人給你介紹家裏環境的時候，會特別帶你去廁所，告訴你這是抽水馬桶，然後教你怎麼用。有的留學生就這件事覺得特別的恥辱，你們韓國人怎麼可以把我們當野蠻人呢？

但是這其實只是中國發展的太快，韓國的觀念還來不及更新，可能之前的年代也發生過留學生蹲在坐便器上的事。另外，上個世紀的百貨商場的營業員，在文學作品或者影視作品中，基本都是那種非常勢利的描寫，這種形象在現實中也很有典型性。

我就這個問題和羣裏的小夥伴討論過一下，有個朋友的姥姥就是當年哈爾濱百貨商店的營業員。他姥姥的描述是，當年自己去北京，覺得北京人土得掉渣了。當然，當年哈爾濱背靠蘇聯，又是共和國長子，曾經也是僅次於上海的商業城市，當年也凝結着消費主義的蜜糖。

不過，北京其實也有自己的知識壁壘。他們管這叫老北京的“地道”，他們的知識壁壘是傳自封建貴族的那種“規矩”。不遵守這套規矩，一樣混不進他們的圈子。要是在天津，各種道道就更多了，天津是江湖人士的耶路撒冷，具體可以看徐浩峯的書。

在外地人眼中，上海人都非常有錢。其實上海人算不得怎麼富裕，新上海人比老上海人有錢多了。而老上海人進入新世紀後的有錢，其實大多是房價瘋漲的原因。

正是因為上世紀的上海人積累了大量的消費知識，所以可以用非常低的花費過一種非常精緻的生活，我們管這個叫做“划算”。這裏有方言叫做“螺獅殼裏做道場”，由於具備消費知識，昂貴的商品，要麼可以在打折的時候買到，要麼可以找到一些廉價平替，通過搭配來達到體面的效果。“螺螄殼”裏只要稍稍點綴，就可以顯得與眾不同，顯得時尚，顯得精緻。

比如，我媽作為一個家庭婦女，就是整天琢磨哪裏買東西性價比更高，講究的就是一個又便宜又新鮮。為了做到這點，我媽整天在逛街，要不就是和其他阿姨一起交流購物經驗，或者和小商家維護好關係。

我家生活開銷是非常低的，但是吃得還不錯。特別是去年疫情時期，上海封城三個月，我媽一樣可以保證伙食質量，她有自己的阿姨們的互助渠道，小商家也願意平價賣給我媽菜，因為這是長期的維護關係。所以，這種“消費知識”，並不是要多布爾喬亞才能發揮作用，在十元店、五元店一樣可以發揮作用。

疫情屬於特殊時期。就像《特權》這本書説的，現代社會是一個知識高度流通的社會。想要再通過壟斷知識來製造壁壘已經很不現實了，作為互聯網的一代，我自己購物都是用拼多多，沒有必要專門整天去鑽研這個消費知識。我媽現在也學會了多多買菜，有時的確比街頭商鋪的性價比更高。

互聯網和電商發達之後，上海商業街的百貨大廈也已經不如以前紅火了，大家都是進去吃飯的，以逛街為樂趣的人終歸不如從前那麼多了。所謂的海派文化，早就隨着時代的發展而消亡了。富人們再想維持知識上的壁壘，也架不住中產砸鍋賣鐵也要給孩子培訓藝術。

如《特權》所説，**如今維持階級的不是知識，而是經歷。**這點我深以為然。我舉個例子，如果你在大街上急着上廁所的時候，旁邊有個五星級大酒店，你會不會推門進去方便呢？其實就我個人而言，我寧願憋一會也不太願意進去，我覺得自己不屬於那個地方。

我在銀行上班時，支行坐落在五星級大酒店的一樓，我們銀行比較惡劣，上海寸土寸金，市中心的支行基本都不造廁所，讓你去隔壁方便。我是見過某個農村婦女，寧願讓小孩拉在銀行大堂，也不願意去酒店借用廁所的，這就是心中的階級壁壘。

這種典型的“上海式消費主義”之所以惹人討厭，**在上個世紀是因為用這種“消費知識”的壁壘把中國其他地方人都劃分為“鄉下人”。**如今就算知識壁壘已經不存在了，阿姨媽媽淪為跟不上互聯網時代節奏的落後羣體，她們仍然覺得自己很懂。當然，現在生活在大城市精緻年輕人們掌握着互聯網，他們更覺得自己懂。

這種消費知識壁壘造就的傲慢就是覺得自己很懂，自己是內行，而其他人全都不懂。很多時候上海人口中的要上海人治理上海，他們其實想説的是讓內行來治理上海。由於老上海人一樣是工人出身，**這種工人技術上的內行思想某種意義上和消費知識上的內行思想是混雜的。**什麼都自以為最懂的確會引起別人的討厭。

從這點來説，我們也不該忘了，上海雖然是中國最早西化和資本主義化的地方，但也同樣是最早產生龐大無產階級工人羣體的地方，而工人階級的文化趣味，生活方式和消費觀念最初本是樸素的。最近讀王安憶的小説，又回顧了小時候作為“上海寧”的回憶。由於大家都出身工人社區，這裏的爺叔好似無所不修，電工木工一應俱全，突出一個雜學。而這些雜學，全是靠看別的師傅幹活偷學出來的。

那時上海人結婚的彩禮是三轉一響，收音機、自行車、縫紉機以及手錶。手錶和縫紉機可能難度更高一點，而自己修理自行車、自己組裝收音機，完全可以算基本操作。一台正牌半導體（收音機俗稱）要100元，當時一個工人的工資只有36元。能夠自己去百（舊）貨商場淘零件組裝一台收音機，是一個上海工人莫大的榮耀。

如今，上海已經是可以比肩東京的國際化大都市，作為國內城市青年終極奮鬥夢想的同時，其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國際化過頭的文化氛圍，起碼在互聯網上已經讓很多來自上海IP的發言與大部分不發達地區人們的思維觀念產生頻繁衝突。當然，這種衝突很多時候也是刻板印象和模因玩梗所導致，但“滬籍”，“滬籤”，“滬幣”這些梗確實揭示了上海作為中國最發達城市與其他地區所產生的某種割裂，未來中國其他大城市也會越來越發達和國際化，這種割裂顯然也不會只在上海產生。

然而，“滬籤”終究只能是一個玩笑，中國沒有哪一個城市能脱離龐大內陸腹地的支持而單獨運轉，因為優越感而與其他地域隔離，最終只會讓自身衰落。在抹平地域差異，追求公平與共同富裕的過程中，任何一種地方優越主義都是充滿危害的。

雖然現實中人們已經無法接受物質生活的倒退，但我們還是希望那些屬於無產階級工農羣眾的質樸感情能在這個遍地消費主義的時代以某種形式迴歸，質樸的階級感情與生活文化認同是維繫一個龐大共同體的根本支撐。

這些國際化大都市在擁抱世界的同時，如何才能不脱離自己背後那片廣闊的土地與其上生活着的人民？一個能將廣闊國土上所有人民都公平兼愛容納其中的新生活範式應該怎樣探索？在這條道路上方方面面的探索，最終將會讓中國社會實現又一次蜕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