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持續執政合法性（下）_風聞

五 美國（和類似西方國家）具有“體制高合法性 + 政權低合法性”美國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權力蓋過政治權力。

 我一貫是主張人類文明探索的多元化，不管還是資本權力大一點還是政治權力大一點的社會，都可以試試。但美國在構建相應政治體系的時候，做出了一個很精明但又不那麼智慧的選擇：資本家不直接執政，而是選擇將（通常並非資本家的）政治人物以普選方式推向前台執政，同時設法對政治人物進行極強的制衡。這是所謂“資本主義普選代議制”的核心。

説這個體制精明，主要是因為它以每一屆政權的低合法性為代價，換取基本政治體制的高合法性。 這裏我使用政權而不是政府這個詞，政權一詞包括政府和國會。説這套體系缺乏大智慧，主要因為它帶來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大改革的政治成本過高。

很多人由於不區分體制合法性和政權合法性，會誤認為西方政權具有高合法性。其實有高合法性的是西方這一套政權更迭的體系，而不是具體的政權，因為政權沒有和體制捆綁。而通過將責任週期性推卸於更迭的政權和選擇政權的選民，社會矛盾對基本體制的衝擊得以大大降低，從而實現了體制的高合法性和穩固性。這在人類歷史上是一個重大進步，兼顧了體系穩定性和相當程度的羣眾政治權利。

但政權合法性低導致很大一部分精力要花在維持合法性上（主要表現為競選連任，中期選舉甚至地方選舉等）。既大大消耗了精力也大大加劇了黨爭烈度。注意，其他體制也可能有激烈黨爭，但這種體制下的激烈黨爭是有制度性保障的而且發生頻率極高的，事實上具體到美國已經幾乎貫穿整個執政週期。

這種情況下施政成本沒法不高，成本高最主要體現在時間成本上。而且常態下的施政高成本本身可能還不是最麻煩的事，因為長此以往全社會是可以演化為適應高施政成本的組織形態的。真正的大麻煩在於需要進行大改革的時候。從長曆史眼光看， 要麼由於環境的變化要麼僅僅由於系統運行的時間長了之後出現的各種內部問題，再好的系統都是需要進行重大改革的。而很多時候大改革之所以“大”就在於要麼產生成功的鉅變要麼失敗。此時高成本施政問題可能直接就導致大改革沒法搞。

當然歷史上美國也有過較大改革的成功。太古早的就不説了，參考價值不大。有參考價值的是羅斯福新政和從尼克松到里根的改革。但我要指出：

1 美國的那兩次成功改革有天上掉餡餅似的天時：亞歐列強嚴重內耗。羅斯福新政等到了二戰坐收漁利的機會而尼克松到里根的改革離不開中蘇對抗的外部良好環境（否則美國一收縮調整中蘇就出擊席捲亞歐咋辦？）。

2 美國的改革和下面説的中國體制下的改革（包括但不限於1978後的狹義的改革）不可同日而語。 很難想象美國的政權能夠支撐中國在1949後曾做過的那樣力度的各種改革。

美國當下的情況很明顯，就是陷入了迫切需要大改革但非常難進行大改革的境地。天時有沒有？有，就是投共。但從政治上看這比起歷史上歐亞列強嚴重內耗後調整美國政策要困難得多。而美國現在面臨的改革之難度，應該是超過了美國曾經的改革之難度。此次改革之難的關鍵在於：美國中樞不振使得其他的改革很難進行。

我在之前分析美國政軍情混亂的時候，就不止一次痛心疾首地強調過，雖然不能説美國現在就失去了進行成功大改革的希望，但形勢確確實實是不容樂觀的。

更麻煩的是美國是西方世界的主心骨，美國體制的很多問題在整個西方世界都多多少少存在。因此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普選代議制的困境是一個世界性的政治困境。

六 西方體制已經出現具有代差的落後

我的前一篇實際上是在論證中國體制的持續執政高合法性（聰明的讀者，你看出來了嗎？）。當時我沒有詳細區分體制合法性和政權合法性。原因也很簡單，二者有很深的捆綁，同時具有高合法性。

在兩種合法性雙高的情況下，中國的改革成本橫向比較的話是相當低的。我國人民有時候覺得好像改革的代價大了一點， 這是因為沒有意識到我國進行的很多改革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根本沒有能力進行的改革，因此他們連參與比較成本的資格都沒有。

這裏所説的成本不僅僅有改革成功的前提下所付出的代價，

還包括改革不成功的情況下承受住失敗再出發。建國以來有一些改革其實是失敗了的（探索中的曲折），但是強行撐住了。我以前總結過我國建設階段成功的秘訣，國內部分的因素大體説來就是6個字：多試、強撐、躺贏。多試好理解，躺贏就是複製推廣成功經驗利用體量和效率迅速收穫巨大利益。而這裏的強撐指的是試失敗後強行頂住再想其他辦法。強撐本質上靠兩條，一條是高組織力，一條是高合法性。

我國的這一套具備上述特點的體系，是在極其複雜的近代歷史中鍛造的。我以後會寫一個我國近代史的覆盤，主要是要論證中國走了一條近乎不可能成功之路而居然成功了。成功的結果就是我國在人類政治文明進化史上已經進入到了進化的下一個階段，對各國的政治體制都具有降維打擊能力。

考慮到中國的制度性突破，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代議普選制不僅本身身處困境，而且在歷史長河中已經明顯落後。

七 中國應該幫助美國和西方實現政治體制升級

簡單的説，從長遠看（放眼21世紀後期），中國應該設法支持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尤其是美國進行重大政治變革。

變革的結果應該指向美國走向高體制合法性+高政權合法性的狀態。實現的模式不應該是照搬照抄中國的模式，畢竟美國自有國情在，而且中國也要尊重美國的政治獨立性。但是，兩個高合法性應該是基本的努力目標。

為什麼中國要幫助美國？道理可以講很多，我就講兩條我認為最重大的。

第一，為了避免人類文明的重大風險。如果西方世界長期在與中國有代差的政治體制下進行競爭，他們的劣勢可能會擴大到一個非常驚人的地步。現在不覺得，但過了一定階段後可能會急速膨脹。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社會出現某種嚴重失序和崩潰是可能的。可與此同時他們可能依然掌握着強大的武力特別是美國掌握龐大的核武庫。所以僅僅從全球安全特別是核安全的角度看，中國也不應該坐視西方國家在和中國的競爭中劣勢太大。

第二，如果西方國家長期和中國相比有巨大的體制劣勢，中國有可能會因為缺少國外的有力良性競爭而走向某種迷失。關於這一點我已經寫過好幾篇，大家有興趣可以讀一讀。現在美國比較強，它給中國比較大但又不太大的壓力，既能避免中國懈怠，又不至於把中國壓垮。我覺得這是對中國很健康很有利的國際環境。

但由於中國相對於美國的巨大規模優勢以及相對於西方的統一優勢，如果相對於西方的上述體制優勢一直維持下去的話，除非印度強勢崛起，恐怕就沒有什麼力量能夠從外部對中國施加比較大的壓力以避免中國懈怠了。而就算印度強勢崛起能夠施加巨大壓力，考慮到印度的體量，這個壓力又可能過於巨大導致中國應對失措。所以最有利的情況應該是西方在重挫之後大改革取得成功，重新煥發活力。

西方重新煥發活力的主要標誌，是美國歐洲的人均主要經濟指標不應該明顯低於中國。我知道很多人要説我頭腦發昏了。我再強調一遍，我説的不是現在，我説的是哪怕到了比如説六七十年以後，西方的人均核心經濟指標也不要明顯低於中國（此外還要注意彼時的核心指標很可能不是GDP體系而是由中國設定的和未來經濟更匹配的新指標）。這樣的話，考慮到西方總體的人口規模，一個健康的外部良性競爭環境就得以保持，中國也好西方也好都能以良好的政治狀態進入22世紀，應對彼時的重大技術革命挑戰。

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如何進行政治改革？我認為這是一個重大的開放問題，願意把它提出來供網友思考。我自己有若干很不完整的初步想法，在以前的文章中零散提過（比如最高三人團，又如重新將美國史斷代為三段並趁着投共機會宣稱改元換代建立第四合眾國重新制憲等），以後還會進一步探索。

八 中國應該構思某種世界性準政權的實施方案以及相關的合法性意識形態

僅僅讓西方恢復活力還不夠，因為大多數地球人既不是中國人也不是西方人。另一方面，以中國的人口基數和體制先進性，承擔深度整合地球的任務並不為過。當然由於軍事技術的特點，世界安全格局的基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中美俄大三角。再考慮到美國對歐洲日韓等其餘工業國具有的較強政治文化影響力和自身的第二經濟實力，我認為整合地球的領導應該是聯手後的中美俄。我一直鼓吹美國投共聯俄，之後做什麼呢？就是三家治球。

世界性準政權的具體方案很難提前這麼遠拿出來，但初步構想應該在美國投共前就拿出來，要用宏大願景來作為吸引美國投共的一個重要手段。 我的初步構想是確立幾條大的原則：

1 中美俄務必互相高度尊重各自政治獨立性。

2 中美俄應該聯手大大壓縮其他國家的政治獨立性。 比如可以強制全球裁軍爭取在很多國家取消軍隊，又如堅決把世界輿論管起來。當然了，可以不追求全覆蓋，對少數難啃的刺頭國可以放棄。

3 中美俄應該堅決推進新一輪的經濟全球化， 推進時要重點解決全球範圍內的“先富帶動共富問題”，過程中要建立新的全球財税體制。

4 中美俄要敢於同腐朽落後文化作鬥爭，努力進行以普及數學，科學，經濟和歷史知識為核心的全球教化運動。

5 中美俄要大大降低全球技術壁壘，強化全球技術合作，開展全球性超級工程。

第一條是團結中美俄必須的，第二條是想要有效治理全球難以繞開的而且和聯手後的實力對比也是匹配的。第三，四，五條其實就是世界範圍內的“新三個代表”，分別對應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代表先進文化前進方向，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注意它們的排序，這其實反映了我對三者重要性的排序。

在新三個代表基礎上，我們可以思考世界性準政權下的意識形態問題，重點是構建該政權的建政合法性。世界性準政權的合法性構建和西方政治體制改革的新的持續執政合法性構建完全可以相輔相成。

中國的相關有識之士不該再把重點放在當下中國的根本沒有任何重大挑戰的意識形態或者合法性問題上（我前兩篇的主要目的就是提醒大家這一點），而是應該開始重大的政治哲學“世界性轉向”。中國應對三千年未有之文明衝擊的歷程已經圓滿完成，下面要駛向全人類文明升級的新的“歷史三峽”。

有人或許會問：現在想這些會不會太早？我覺得不早了，因為人的思想塑造要有提前量。如果投共是本世紀中葉左右或者更早就要進行的，那麼全球性準政權的治理構想以及意識形態構建也要在差不多時間段能拿出來。因此屆時掌握大權和資源的00後（甚至90後）的觀點將舉足輕重。而現在正是00後95後開始深入思考社會大問題的關鍵期。我認為他們容易在三個方向上走偏：

1 對困難估計太嚴重，認為自己這一代人（甚至下一代人）的主要歷史任務依然是實現中國偉大復興，讓中國成為頭號強國，沒有意識到這其實是自己的上一代人（甚至上一代半人）就可以完成的任務。這樣的話他們就可能對承擔偉大復興後下一個偉大目標完全缺乏心理準備，有可能像1945年的美國人一樣在歷史窗口錯失良機。

2 陷入某種後現代虛無主義，直接自我放逐出局。

3 仇美之心過重，導致未來難以接受招納美國投共。

我寫很多鍵政文， 雖然面向所有年齡段，但心中最希望能影響到的讀者其實是90後00後（特別是00後），這也是我的很多文章思路超前甚至做白日夢之感的原因。

總之，請年輕的朋友思考，你們願不願意接受偉大目標的召喚？還是選擇從根本上拒絕去想象這樣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