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桓武八十自述：治學與為人之道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09-13 09:29
撰文 | 彭桓武
治學與為人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模式，各人有各人的做法，這裏我僅以解剖自己的方式給大家提供一點參考，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先談三個具有普遍意義的觀點作為開場白。
第一，自然界的知識對人類是有用的。這一點雖然在中國古代不太重視，古籍中也少有記載，可在西方幾百年前就十分明確基礎科學的作用。例如英國皇家學會300年前的成立宣言中就強調了科學知識的作用。
第二，歷史知識對人類的發展可資借鑑。歷史的借鑑作用卻是中國人歷來所強調的。例如《史記》作者司馬遷和《資治通鑑》作者司馬光就都説過類似的話。今天我們説的“古為今用”也是同一個意思。歷史是不能重複的，但歷史知識有參考借鑑的價值。
第三，人與所有生物一樣，存在着個體的差異。生物界裏沒有完全一樣的東西，個體與個體之間總有不同之處。每個人所做的事情各不相同，而社會的發展需要人與人之間的通力協作。中國有句古語“天生我材必有用”，英國也有一句意義相近的古諺語：“It takes all sorts of people to make the world。”我們每個人都既有優點又有缺點，因此我們自己應認真分析自身的優、缺點，從而擺正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揚長避短，才能對社會作出最大的貢獻。而對領導者的用人之道來説也就應該知人善任，用人之長，避人之短，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避免差錯。
治學
我本人在這一生的學習中有這樣一些特點。
首先是主動請教。記得上初三的時候，物理老師講了個透鏡公式 1/f=(n-1)(1/R1-1/R2)。當時我以為所知道的物理公式都是由實驗得出的，看到竟然有這麼複雜的公式，甚覺莫名其妙，我便去問老師。我的物理老師是一位北大畢業的好老師。他並不直接回答我的問題，而是借給我一本北大用的英文版大學物理教科書，指着上面的一幅圖對我説，解釋就在這裏。我一看就清楚了，原來這個公式也有實驗基礎，就是折射定律，其餘都是數學推演，主要是用幾何學，而且我自己也做出來了。這件事我一直銘記在心，因為我從中得到很深的教益。一是看到了理論的作用，實際上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接觸物理理論。理論和實驗一結合，即使是很複雜的問題也迎刃而解。二是我的英文就此在初三時期就過關了。再有，我看到了一個典型的啓發式教育的積極效果。
後來我到英國留學，師從著名學者玻恩（Max Born）。在閲讀一本專著時碰到一個散射公式，是用波動力學求解的。波函數寫成入射波與散射波的和，而散射的強度需用波函數的二次式計算，但其中交叉項則被略去，然而這些被略去的項在數量級上同保留下來的項不相上下，似乎照理是不該略去的。我便帶着這個疑惑去請教玻恩，他給了我一個很精彩的回答。測量散射波是不能在入射波經過的路途中進行的。入射波雖然通常用平面波描寫，但實際上總是有一定寬度的，就同光束的寬度受光闌限制一樣。在散射方向的測量處，已在入射波的寬度之外，其入射波的幅度應為零，自然也就不出現交叉項了。換句話説略去交叉項恰恰是反映了物理的實在。他的回答告訴我做理論研究一定要使理論能正確地描寫實際情形，就是説要妥善處理理論和實驗的關係，這是做學問的一大關鍵所在。
以上兩個例子都給了我很大的收穫。但我想如果我不主動發問，即使有再好的老師，即使大師級的人物在身旁也是得不到那麼大的收穫的。因此我深刻體會到，主動請教是做學問的另一大關鍵。
其次是要處理好學習的深度與廣度、簡單和繁雜、近期安排與遠期目標之間的關係，以便彼此間互相配合，相得益彰。
當年在清華讀書的時候實行的是選課制。我在進清華之前已讀過湯姆遜（Thomson）的《科學大綱》、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等許多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書，對於科學的體系已有了大概的瞭解，並且也能確定哪些課程簡單一些，哪些課程複雜一點。於是我入學的時候就將四年的選課表統統拿來，根據繁簡、深度和近期遠期之間的關係統一選擇安排四年所應修讀的課程，制定出整整四年所應達到的目標。自然科學課程中我只選物理和化學深入學習，數學只是去旁聽並不選課。另外選了一門比較輕鬆的課程社會學，本來還想選解剖課，因為我想對生物學來説解剖是至關重要的。不過後來沒有做成。我覺得只要你深入地學好一門課，那麼推而廣之，再學相近的科目就也能達到相當深刻的程度。深與廣是學習中相輔相成的兩個側面。大家知道，物理學比化學簡單，化學又比生物簡單，根據由簡到繁循序漸進的原則我是先學物理再學化學。最有趣的是學心理學。我找了個高年資的同學一邊散步一邊聊天，一邊談心理學。他告訴我心理學有所謂三大學派，我便去借了三本書，一派一本，書看完了，心理學也就算學了。
再有就是學習需要兼容幷蓄。這是蔡元培先生早年提倡過的。一方面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思維方式，我選學不同的學科就能學到各種思維方式，對之我都很尊重。在學社會學的時候我很尊重個體方法（case method），這就是毛澤東所提倡的“解剖麻雀”的方法，而且後來還把這種方法用到學科學中來，對一位量子力學的創始人狄拉克（Dirac）的論文作系統閲讀分析。另一方面同一學科有不同的學派，各有短長，我對各種學派都很尊重，這樣我就能集各家之所長，並進而形成自己的風格。我曾經跟薛定諤學了四年波動力學，又花了五年跟玻恩學海森伯的矩陣力學，還自己系統讀了狄拉克量子力學論文就是一個例子。當然在廣泛包容的同時，作分類比較聯繫貫通也是必要的。
工作
在工作方面我比較重視如下幾點。
1.認真務實，強調正確反映實際情況，就像畫畫寫生一樣，力求真實。
2.對工作中所涉及到的各種因素都要逐一分析、推敲其重要性，力求抓住關鍵，可以忽略的就略去不顧。
3.多途徑思考問題，各種途徑要加以分析比較，選擇最有希望的一條途徑先工作，然後再沿第二條途徑工作。這是一種搜索方法，在探索或搜索中不斷地調整其優先權重。
4.將大問題分成小問題研究解決。我曾請教過薛定諤如何做研究，他回答，Divide and Command，即分而制之。這樣難點就化開了。其實這句話是古羅馬的凱撒大帝説的。實踐證明這個方法相當有效，不過要做到這一點，要能將大問題分解開來也是需要相當深厚的功力的。
5.深刻認識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係。這對從事理論物理研究的人來説尤為關鍵，做好了就能成為好的理論物理學家。理論是有普遍意義的，反映矛盾的普遍性；而實際問題又都是很具體的，表現矛盾的特殊性。從具體的實際情形出發形成研究課題，再用普遍的原則，例如第一性原理去處理。單就實驗本身而言，分析實驗是從特殊到一般，而設計實驗則是從一般到特殊。這種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結合的過程要反覆多次才能深入，這也是符合認識逐漸深入的過程的。在研究具體問題的時候注意用普遍性的理論來指導。這樣從一個研究對象轉到另一個研究對象就不困難，因為總有共同性存在。記得當年我們開始研製氫彈的時候就是如此。當時根本不知道氫彈是個什麼樣子，誰也沒見過，只能從普遍性着手，最終獲得成功。這就可以看出認識論中的這一方法是多麼有威力。又如我剛開始搞生物物理方面研究時，到上海找人討教什麼是生物物理，但眾説紛壇，莫衷一是，連個明確的定義也沒有。我便根據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係分析，生物物理是交叉學科，類似的有化學物理，也是交叉學科，而化學物理的涵義是早就清楚的，雜誌都出了幾十年了。我從化學物理中看出交叉學科應當有的共性，將它用到生物物理中來。我認為化學物理所以搞得好是因為物理學發展到了一定階段建立了量子力學，從而從根本上溝通了物理和化學，給化學物理的發展開闢了極光明的道路，因此我認為目前還有待於物理學進一步深入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才能同生物學緊密聯繫起來，也才能促進生物物理有大的發展。
為人
以下我想談談為人處世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即人生目標的選擇與向着目標前進的動力，實際上目標與動力本身也是密切相關的。
我這裏講的目標不是那種所謂宏偉的理想，偉大的抱負，而是人生旅途中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可以達到的里程碑。因此根據實際情況及時調整目標很重要，這種自覺的調整往往會構成人生的重要轉折。
所謂實際情況包括個人的主觀條件，即自己的長處和短處，以及客觀條件，包括自然的和社會的環境。我自幼體弱，獨立生活能力比較差，不能離開家鄉到外地上學。於是只能上小學，小學完了也只好再上小學，甚至私塾，早先我上學時，班上一共30多個人，我排名20多，因為圖畫、唱歌、手工和體育4門課我都不行。雖然算術、語文、英文好，可一平均，成績就被拉下來了。後來在哥哥幫助下到吉林的毓文中學跳級上初三。在那裏沒有我不行的課。那裏重數、理、化，還能選讀解析幾何、舊制師範英文等課程。這正好發揮我的特長，一下子就跳到班上第一名。我騰飛了，成了龍頭老大。如果仍在原來的學校里老是第二十幾名，人被弄得灰溜溜的，也就不會有以後的發展了。因此這是一次對我的一生有深遠影響的轉折。第二次轉折是升大學。我進了清華之後老老實實唸了六年書，四年本科，兩年研究生，同時身體也變好了。於是我就在七七事變之前離開清華，先到泰山避暑，然後轉道上海、海防去昆明雲南大學教書。看來這是我處理得相當成功的一次轉折，以至從不誇獎我的父親也説我辦得好。不久由於西南聯大到了昆明，增設了一個出國考場，我也就此考出去了。當時因為劍橋已有好幾位中國學生，周培源先生便叫我去愛丁堡師從玻恩。回國後又到昆明教書，我覺得教書總是對社會對國家的貢獻。
個人前進的動力有大有小，也有各種各樣的動力，難以一概而論。在許多情形下為求生存就是最基本的動力。例如讀本科時希望畢業後能做中學老師，讀研究生時希望畢業後能到大學任教，這都是指望能有比較好的生活條件，不至為凍餒所困。而在求學的時候，往往動力來自興趣，來自對自然奧秘的追求探索。在上初中之前我讀了大量文、史方面的古書，實際上走的是舊文人史學研究的道路。初三起才接觸物理，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以至“棄文就理”，對自然科學產生了濃厚興趣，並轉化為強大的動力，而且形成了專攻難題的愛好。記得那時數學試卷上有兩類題，一類是普通題，每題20分，共5題；另一類為難題，共兩道，每題60分。我總是隻做難題，也能得100分。解出難題帶給我巨大的樂趣，又反過來增強我探求自然的動力。當然最強大最根本，最具持久性的動力是與社會責任感密切聯繫在一起的。新中國成立後組建近代物理研究所，搞原子能，這樣自己的工作就同國家的命運聯繫在一起。後來又發生蘇聯撒走專家事件，於是國家的安全、榮辱就化成了自我激勵的動力，這就使自己的動力昇華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遠遠超過以前的動力。
回顧自己一生我深深體會到，該乾的一定得幹，而且要盡心盡力地幹好。工作越難成長愈多，工作越緊成長愈快。有時會碰到難得的機遇，一定要及時抓住這種天賜良機把工作做得更好。我的經驗總結起來可歸納成16字訣：
主動繼承，放開拓創，實事求是，後來居上。
最後摘錄過去寫的兩首詩中的殘聯作為結束：
世亂驅人全氣節，天殷囑我重斯文。（1939，愛丁堡）
不是工農兵協力，焉能數理化成功。（1964，羅布泊）
本文原載於《科學》（1996年1月），蔣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