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治雜誌《國家利益》如何評價華為？_風聞

最近，華為在技術上的突破，在美國輿論場上也引起了熱度不小的討論。美國《國家利益》雜誌刊載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標題為《我們不知道的華為》。其試圖向華為的黑子們解釋，為什麼華為能做到今天的高度，並提醒他們不要陷入意識形態狂熱，專注於寫“大字報”，而是要尊重客觀現實。

文章的作者錢德蘭·奈爾，是一位馬來西亞籍的印度裔商人、學者，經常為世界各大媒體供稿。關於華為他在文章開頭寫道，中國在短短三十年的時間裏迅速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強國，而感到恐懼的西方表現出了極大的擔憂，與全球主流媒體一道，對中國令人矚目的發展進行醜化。而在此過程中，華為是處在最風口浪尖的。

讓華為在西方變得名聲狼藉的，主要是兩方面。其一是華為實際上經營的非常好，而且極具創新精神。西方人認為他們的技術優勢和創新與特定的政治制度、文化價值是密不可分的，而華為走了與之不同的道路也獲得了成功，這讓西方感到不安。其二，由於華為是中國公司，而且其創始人有部隊和黨員背景，因此西方認為華為是由中國政府控制的，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形成了這種認知説明大多數人對於中國的商業生態並不瞭解。

錢德蘭·奈爾認為，任正非年輕時的貧困和創業挫折的經歷，讓他與大多數科技巨頭創始人的故事形成了鮮明對比。這幾段人生經歷塑造出的強韌、積極意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了公司的企業文化中，並照應在了其克服美國製裁，追求自主創新的現實上。另外，雖然新型號的手機關注度很高，但還有一件事沒有登上新聞頭條卻同樣值得關注，華為最近還推出了自己的企業資源規劃（ERP）軟件，從而結束了對甲骨文軟件的依賴。

西方人常常錯誤地認為，華為的商業模式是一種中國老國企式的，圍繞着一位創始人的極度中心化模式。然而實際上，華為完全是一傢俬人企業，同時員工持股，而任正非持有0.7%的公司股份。該公司的治理結構是獨特的，其在一種具有多種制衡機制的集體領導模式下運作，股東代表和決策層成員由民主選舉產生。持股員工也有投票權，且民主程序對所有員工都是透明，甚至是直播的。

作為華為的創始人，任正非的影響力來源於其個人聲望，以及中國式的尊重長者的文化，他在公司內部被描述為一個樂於分享自己的景願和想法的人。任正非對董事會決策擁有否決權，但記錄表明他只行使過幾次，通常是在技術和業務層面上，而這也是較為常見的私企運營流程。

在近幾年的制裁中，華為確實受到了巨大的影響，2022年淨利潤同比下降69%，但華為仍然維持了極高比例的研發資金，其25%的收入用於研發，相當於1615億元人民幣。這個數字超過了世界上所有的（任意一家）非美國科技公司，其科研佔收入的比例甚至超過了許多美國的科技巨頭，如亞馬遜和Alphabet（谷歌母公司）。

儘管近幾年的制裁讓華為在一段時期內，無法推出高端5G手機，但其手機業務部門並未裁員。這源於一種時常被誤解和不被重視的文化差異，在這種環境下員工對企業的強歸屬感，讓大多數人在面臨艱難時刻時，埋頭研發，直至出現階段性的成果。最新的Mate60系列和X5等產品的亮相，證明華為的戰略智慧得以在困難時刻，讓其維持運營和再投資。

錢德蘭·奈爾認為，華為的成功還來源於其開放性，對全球文化的學習。華為的企業文化本身具有一種儒家文化的集體韌性的傳統，同時其領導層研究了全球各地成功的、持久的公司治理模式，包括日本的家族企業，法國、德國和美國的公司。取長補短後，為華為量身定製了一套運營體系。比如其監事會的設計，就部分借鑑了德國公司治理結構，和奧地利經濟學家弗雷德蒙德·馬利克(Fredmund Malik)制定的經商管理原則。

最後，錢德蘭·奈爾還提到，華為非常重視社會責任以及可持續性發展。與很多熱衷於搞慈善基金會的西方傳統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流程不同，華為更重視投資技術開發，並在具有成本效益的基礎上，提供可持續性的解決方案。許多中南美和歐洲國家在動保和環保方面，實際上採用了華為的技術。

另一個例子是華為為農村通訊提供的解決方案。一般來講為農村地區提供通訊服務的利潤率，會比對高人口密度的城市區域低30%，但華為的技術與傳統通訊方案相比，降低了70%的成本。自2017年以來，華為已經為60多個國家的農村提供了通訊服務，受益人口多達5000多萬。所以當美國將華為的技術排除出市場後，其農村地區的民眾確實會面臨更多不便，畢竟美國通訊公司沒這個意願也沒這個能力。

作為結語，錢德蘭·奈爾將華為描述為一家不會倒閉的公司，他還表示，華為的批評者們正忙着對最近的事態發展做出反應，但他們應當注意到，華為是如何通過各種戰略獲得成功的。

其實錢德蘭·奈爾這篇文章不要説對於美國人了，對於我們很多中國消費者來説，都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觀察華為的視角。這樣的文章能出現在一家美國的政治雜誌上，也是頗為罕見的。

值得一提的是，《國家利益》雜誌，是美國一本主打國際關係領域的雜誌。早年福山還在這家雜誌上兜售過歌頌美國體制的“歷史終結論”，但後來他覺得這家雜誌太現實主義了，所以就不在這幹了。現實主義側重於客觀的利益得失而非意識形態，與這20多年來美國的主流政治正確生態，有較大出入。

從這個角度看，刊登這麼一篇正面分析華為的文章，倒不一定是真的要為華為代言，更有可能的是雜誌的編輯部，想要藉此讓美國讀者看明白，自己面對的是一個什麼樣的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