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治雜誌《國家利益》如何評價華為?_風聞
贾明冬-观察者网编辑-09-14 18:54
最近,華為在技術上的突破,在美國輿論場上也引起了熱度不小的討論。美國《國家利益》雜誌刊載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標題為《我們不知道的華為》。其試圖向華為的黑子們解釋,為什麼華為能做到今天的高度,並提醒他們不要陷入意識形態狂熱,專注於寫“大字報”,而是要尊重客觀現實。
文章的作者錢德蘭·奈爾,是一位馬來西亞籍的印度裔商人、學者,經常為世界各大媒體供稿。關於華為他在文章開頭寫道,中國在短短三十年的時間裏迅速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強國,而感到恐懼的西方表現出了極大的擔憂,與全球主流媒體一道,對中國令人矚目的發展進行醜化。而在此過程中,華為是處在最風口浪尖的。
讓華為在西方變得名聲狼藉的,主要是兩方面。其一是華為實際上經營的非常好,而且極具創新精神。西方人認為他們的技術優勢和創新與特定的政治制度、文化價值是密不可分的,而華為走了與之不同的道路也獲得了成功,這讓西方感到不安。其二,由於華為是中國公司,而且其創始人有部隊和黨員背景,因此西方認為華為是由中國政府控制的,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形成了這種認知説明大多數人對於中國的商業生態並不瞭解。
錢德蘭·奈爾認為,任正非年輕時的貧困和創業挫折的經歷,讓他與大多數科技巨頭創始人的故事形成了鮮明對比。這幾段人生經歷塑造出的強韌、積極意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了公司的企業文化中,並照應在了其克服美國製裁,追求自主創新的現實上。另外,雖然新型號的手機關注度很高,但還有一件事沒有登上新聞頭條卻同樣值得關注,華為最近還推出了自己的企業資源規劃(ERP)軟件,從而結束了對甲骨文軟件的依賴。
西方人常常錯誤地認為,華為的商業模式是一種中國老國企式的,圍繞着一位創始人的極度中心化模式。然而實際上,華為完全是一傢俬人企業,同時員工持股,而任正非持有0.7%的公司股份。該公司的治理結構是獨特的,其在一種具有多種制衡機制的集體領導模式下運作,股東代表和決策層成員由民主選舉產生。持股員工也有投票權,且民主程序對所有員工都是透明,甚至是直播的。
作為華為的創始人,任正非的影響力來源於其個人聲望,以及中國式的尊重長者的文化,他在公司內部被描述為一個樂於分享自己的景願和想法的人。任正非對董事會決策擁有否決權,但記錄表明他只行使過幾次,通常是在技術和業務層面上,而這也是較為常見的私企運營流程。
在近幾年的制裁中,華為確實受到了巨大的影響,2022年淨利潤同比下降69%,但華為仍然維持了極高比例的研發資金,其25%的收入用於研發,相當於1615億元人民幣。這個數字超過了世界上所有的(任意一家)非美國科技公司,其科研佔收入的比例甚至超過了許多美國的科技巨頭,如亞馬遜和Alphabet(谷歌母公司)。
儘管近幾年的制裁讓華為在一段時期內,無法推出高端5G手機,但其手機業務部門並未裁員。這源於一種時常被誤解和不被重視的文化差異,在這種環境下員工對企業的強歸屬感,讓大多數人在面臨艱難時刻時,埋頭研發,直至出現階段性的成果。最新的Mate60系列和X5等產品的亮相,證明華為的戰略智慧得以在困難時刻,讓其維持運營和再投資。
錢德蘭·奈爾認為,華為的成功還來源於其開放性,對全球文化的學習。華為的企業文化本身具有一種儒家文化的集體韌性的傳統,同時其領導層研究了全球各地成功的、持久的公司治理模式,包括日本的家族企業,法國、德國和美國的公司。取長補短後,為華為量身定製了一套運營體系。比如其監事會的設計,就部分借鑑了德國公司治理結構,和奧地利經濟學家弗雷德蒙德·馬利克(Fredmund Malik)制定的經商管理原則。
最後,錢德蘭·奈爾還提到,華為非常重視社會責任以及可持續性發展。與很多熱衷於搞慈善基金會的西方傳統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流程不同,華為更重視投資技術開發,並在具有成本效益的基礎上,提供可持續性的解決方案。許多中南美和歐洲國家在動保和環保方面,實際上採用了華為的技術。
另一個例子是華為為農村通訊提供的解決方案。一般來講為農村地區提供通訊服務的利潤率,會比對高人口密度的城市區域低30%,但華為的技術與傳統通訊方案相比,降低了70%的成本。自2017年以來,華為已經為60多個國家的農村提供了通訊服務,受益人口多達5000多萬。所以當美國將華為的技術排除出市場後,其農村地區的民眾確實會面臨更多不便,畢竟美國通訊公司沒這個意願也沒這個能力。
作為結語,錢德蘭·奈爾將華為描述為一家不會倒閉的公司,他還表示,華為的批評者們正忙着對最近的事態發展做出反應,但他們應當注意到,華為是如何通過各種戰略獲得成功的。
其實錢德蘭·奈爾這篇文章不要説對於美國人了,對於我們很多中國消費者來説,都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觀察華為的視角。這樣的文章能出現在一家美國的政治雜誌上,也是頗為罕見的。
值得一提的是,《國家利益》雜誌,是美國一本主打國際關係領域的雜誌。早年福山還在這家雜誌上兜售過歌頌美國體制的“歷史終結論”,但後來他覺得這家雜誌太現實主義了,所以就不在這幹了。現實主義側重於客觀的利益得失而非意識形態,與這20多年來美國的主流政治正確生態,有較大出入。
從這個角度看,刊登這麼一篇正面分析華為的文章,倒不一定是真的要為華為代言,更有可能的是雜誌的編輯部,想要藉此讓美國讀者看明白,自己面對的是一個什麼樣的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