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凱棟：中國工業創新做對了什麼，做錯了什麼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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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接手了“全球視野下的中國工業與經濟發展”這門面向北京大學全校本科生的通識核心課之後，每年在課程的第一講中，我都會給同學們講述工業研究對於我個人的重要意義。

我本科就讀於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與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大部分大學生一樣，我在進入大學之前，幾乎沒有離開過自己的家鄉廣西。通過高考，我考進了高水平的大學，成為當年該系120名新生中的一員，開始接受全面、繁重且嚴格的學科訓練。例如，前些年在資本市場上風靡一時的3D打印，事實上在20世紀90年代時我們就已經開始接觸了，只不過當時人們還很樸素地稱之為“增材製造”或“激光快速成型”。

然而，與我們所接受的緊張且嚴格的訓練不相稱的是當時工程類大學生黯淡的就業前景。當時，“市場換技術”實踐盛行，中國工業對產品開發和複雜技術的人才需求很小。

不負責任地説，當時可能是中國的工程技術人才所面臨的一段長夜。

雖然我們早早就被系裏告知，本系畢業生在就業市場上的供需比是1∶14，意思是每個畢業生平均會有14個用人單位在等待。但這些潛在的僱主要麼是體制內已經困境重重的老牌國有企業或科研機構，要麼就是中外合資企業或跨國公司在中國的辦事機構。

後者通常能提供高於當時中國平均收入水平的工資，但它們提供的職業前景往往是工廠管理人員、質量控制工程師、售後經理、貿易代表、公關經理等。簡單地説，它們要的主要是我們所在大學的名頭，而不是我們通過四年的艱苦學習所獲得的專業知識。

這個“長夜”中的困境戲劇性地反映在畢業生的就業去向上。一方面，我們當中一些畢業生選擇出國留學，這部分人可以成為世界知名大學的博士生，然後在發達國家獲得工程師或優秀科學家的職位，兑現他們身上的知識的價值；另一方面，在國內相關行業，我們通過努力學習獲得的知識似乎並無用處。

我在2020年的時候做了簡單且不嚴謹的統計，發現在全年級120名同學中，只有10%～15%的人留在機械相關行業發展事業；更多的人選擇離開工程類行業，轉而成為跨國公司的經理、金融家、諮詢公司專家、碼農、互聯網創業企業家、政府官員等，他們都能在各自的領域中發揮自身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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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在大學四年級一開始就獲得了清華大學新設立的公共管理學院的免試研究生資格，然而徹底改變我志向的則是大四冬天的工廠實習經歷。

我和我的四個同學去了廣東省佛山市一家位於遠郊高速公路邊上的鑄造廠。工廠大概有2000名工人，大部分是來自湖南、江西、廣西、貴州等省份的中年女工。工廠主要生產下水道金屬件，尤其是三通管。工廠經理告訴我們，他們的產品在全球市場都享有盛譽，甚至連紐約時代廣場的下水道也使用了他們生產的三通管。

生產過程簡單粗暴，高爐生產鐵水、鑄造、鍛造、車削以及噴漆等大部分工藝都需要由工人們手動完成。這批女工幾乎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人，無論是近距離完成鐵水澆鑄還是操作機器鍛壓鐵塊，她們始終毫無怨言，哪怕完成從鑄造到噴漆整套流程，整個班組只能分到2角/件的收入。

工廠為工人們提供的生活條件極差，午飯只有糙米、泡菜和豬皮，以至於我們當中一位同學一度寧願每天步行40分鐘下山到公路交叉口唯一的餐館去吃飯。我們另外四人時不時也會同往。即便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女工們依然有非常高的工作熱情。為了獲得更高的收入，雖然工廠慣例是早上7點鐘開門，但她們在6:30就早早地到達了工廠，希望經理能提前打開車間讓她們開始上班。

整個實習過程對於我們來説是無聊的，因為毫無疑問我們的知識對工廠、對女工毫無用處，事實上我們也自覺地儘量不給工人添亂。唯一興奮的人是經理，他是整個工廠少有的西裝革履的人，他每天都熱衷於跟我們聊天，給我們傳授畢業後為人為商的成功之道。

導致我最終“崩潰”的是結束實習的時候，我個人決定去跟一直沉默相處的“工友們”告別。這次開口交談讓我意外地發現，工友們的年齡普遍都在16～22歲，很少有人超過25歲。然而，她們的臉卻已經被長時間的辛苦勞動雕刻，但她們甚至都不認為自己應該對此有所抱怨。

意識到這些人幾乎與我一樣大讓我倍感挫敗，在另一個場合，我們甚至可能是朋友、同學或玩伴，然而，現實的反差讓我不知所措。“一個可能的我（工廠經理）”和“2000個可能的我（農民工）”之間的強烈對比對我的價值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我終於開始直面這樣一個事實，即在當前的情境下，即便是成為一名工程師也難以從根本上改變這“2000個（乃至更多）可能的我”的生活。因此，我徹底拋開了機械工程，轉向學習公共政策並嘗試尋找參與改變現狀的可能。而後，當我在2003年收到路風教授的邀請去研究中國工業和工業政策時，我立刻就意識到這就是我想做的，也是我應該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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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説，參與工業和工業政策的研究是我個人參與中國工業實踐的方式，也是我自我實現的形式。這種經歷讓我更深入地理解自主創新企業的崛起可能為中國經濟社會帶來的變化。因為本土工業只有持續地升級，才能為更多的人提供體面的工作。

事實上，很早就進入中國的跨國公司普遍在2005年之後才在中國設立研發機構，也正説明了這一點。在此之前，它們主要將中國看作廉價的生產製造資源的提供地和人口龐大的消費市場，只有在華為、中興、奇瑞、吉利和比亞迪等中國自主創新企業崛起之後，它們才開始對中國的工程技術人力資源進行重新“估值”，才開始利用中國工程技術人員的“人口紅利”。這種轉變既來自它們受到了自主創新企業組織模式的啓發，也來自它們不得不回應自主創新企業帶來的競爭壓力。

當然，成為一名公共政策研究者並不能直接改變中國工業的面貌。事實上，我的工作主要是將他們的奮鬥轉化為政策分析語言。從這一點來説，是無數具有“不信邪”“不怕鬼”的創新精神的企業家、工程師和政策決策者共同完成了本書所講述的歷史。這本書的材料基於我從2003年開始，在20年中進行的超過500次的個人訪談，受訪者主要是工程師、企業管理者、工人、學者和政府官員。

其實，我更渴望將來自己有機會寫一本關於自主創新過程中個人故事的書，因為在工作中，我們遇到過太多令人振奮、令人感動或者令人遺憾催淚的人物和故事：

我們見到過東北的老國企，在遭遇巨大的困難時召開了全廠員工大會，最後全體員工一致同意大家利用業餘時間自己動手義務勞動去修建新工廠；

研發國內首台萬門交換機的科學家，為了獲得電子元器件，多次坐綠皮火車到深圳中英街的二手元器件市場淘寶，甚至一度在火車上被人誤以為是“盲流”；

1992年，深圳一位電信設備公司的老闆站到了公司樓頂，努力説服自己不要跳下去，最終還是勇敢地回到公司去面對困境；

1997年，一位李姓企業家參與了自己企業第一輛車型的設計，但當時他手裏的“設計工具”只有遊標卡尺；

同樣是在1997年，一位參與奇瑞早期創業的骨幹，因為被“造車夢”所吸引，決意離開自己的妻兒和穩定的工作從石家莊南下，卻在火車開動後突然號啕大哭；

1999年，中國台灣地區發生“9·21”大地震，代表奇瑞到台灣福臻模具公司監督模具開發的一汽退休老工程師，在地震發生的第一時間毫不猶豫地撲到了模具上，用身體來保護企業“自主開發車型的希望”；

2001年，大唐信威的工程師在大慶油田建造了-40℃環境中的基站，因為當時主流市場已經被跨國公司佔據，他們只能在如此惡劣的自然環境下才有機會嘗試佈局SCDMA的網絡設備；

2003年，一批華為工程師在香港SUNDAY電信公司的設備機房裏打地鋪，等待着後半夜利用設備的閒暇時間來調試華為賣出去的第一批3G設備；等等。

在推動中國自主創新過程中無數不畏艱難的實踐者，才是本書真正的作者。

本文是《潮起》一書“引言”的最後一部分，原標題是“寫作動機：中國工業和中國工業人的歷程”。

作者：封凱棟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