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業辛迪加丨訪談：波蘭民粹主義的源頭_風聞

圖源：Beata Zawrzel/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原文截圖

訪問者伊琳娜·格魯津斯卡·格羅斯。圖源：Joanna Gromek

受訪者斯拉沃米爾·謝拉科夫斯基。圖源來源：維基百科

 

​訪談：波蘭民粹主義的源頭

譯按

      波蘭將在2023年10月15日迎來議會選舉，勝利者將組建新政府。

      目前執政的法律與公正黨（PiS）成立於2001年，成立時的定位是中間派基督教民主黨，但隨後立場右轉。目前是一個右翼民粹主義政黨，自2015年贏得總統選舉和隨後的議會選舉後連續執政至今。過去八年一般被西方認為是波蘭民主倒退的時期。

      就波蘭的民粹主義及相關論題，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2023年9月15日發佈題為“The Roots of Polish Populism”的訪談。

     訪問者伊琳娜·格魯津斯卡·格羅斯（Irena Grudzińska Gross），生於1946年，是波蘭斯拉夫歷史和文學研究者，曾任教於紐約大學、波士頓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目前是波蘭科學院斯拉夫研究所（Institute of Slavic Studies）教授。代表著作為Miłosz and the Long Shadow of War(Pogranicze, 2020)和 Czesław Miłosz and Joseph Brodsky: Fellowship of Poet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受訪者斯拉沃米爾·謝拉科夫斯基（Sławomir Sierakowski），生於1979年，是波蘭記者、文學評論家、社會學家，集聚左翼知識分子、藝術家、活動人士的團體“政治批判”（Krytyka Polityczna）運動創始人以及同名雜誌總編輯。

      譯者聽橋，為原文加上了新的小標題。主圖為原文所有，其他圖片為譯者添加。

民粹主義是一種社會現象

伊琳娜·格魯津斯卡·格羅斯: 隨着下個月波蘭議會選舉臨近，你與Przemysław Sadura合著的新書《民粹主義者社會》（Society of Populists）正被廣泛閲讀和討論。甚至連總理馬泰烏什·莫拉維茨基(Mateusz Morawiecki)也發表了評論，儘管他屬於執政的民粹主義政黨。你的新書題名是什麼意思? 你如何定義民粹主義？（Przemysław Sadura，生於1977年，波蘭社會學家，任教於華沙大學社會學系。——譯註）

斯拉沃米爾·謝拉科夫斯基：我們的理解是，民粹主義是一種社會現象。這意味着要研究民粹主義勝利背後的特定社會因素，然後研究民粹主義勝利是如何改變社會的。沒有人這樣研究過這一主題。

民粹主義是對民主未兑現承諾的響應，或者，更確切地説，是對全球化的響應，也是對專家和金融市場的決策越來越多地超出民主框架範圍的看法的響應。民粹主義試圖再度伸張人民的聲音。但一個有趣的問題仍然存在: 從民主的危機到國際衝突的升級，為什麼這種本應健康的響應造成了如此糟糕的結果？

我們的書是過去四年研究的結果。我們調查了超過兩萬波蘭人，組織了幾十個討論組，並就不同主題採訪專家。這是自1989年以來最全面研究波蘭政治生活的項目。然而，本書是辯論之作，是近期其他有關民粹主義的一系列著作——比如揚-維爾納·穆勒（Jan-Werner Mueller）的《什麼是民粹主義? 》（What Is Populism?）、安妮·阿普爾鮑姆（Anne Applebaum）的《民主的黃昏》（Twilight of Democracy）和傑森·斯坦利（Jason Stanley）的《法西斯主義如何運作》（How Fascism Works）——中的一部。

我們研究的主要結論是，東歐獨特的民粹主義政治文化不能與在西歐所發現的混為一談。過於寬泛的刻畫會導致非常瑣碎的結論。我們需要更少關注表面上的相似之處，如民族主義或對領導人的崇拜，而更多關注潛在的社會進程。

東歐缺乏自由主義傳統

格羅斯: 但這個結論不是重複了長期以來影響東歐政治分析的那種老派的東西分化論嗎？

謝拉科夫斯基: 不，因為這一看法實際上從來沒有延伸到對民粹主義的分析上。評論家們通常將民粹主義簡化為單個領導人現象，不論那個領導人是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維克多(Viktor Orbán) ，波蘭執政的法律與公正黨(PiS)領導人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還是美國的唐納德·特朗普。（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生於1949年，也是波蘭現任副總理。——譯註）

與其他地方相比，民粹主義者在東歐掌權的可能性要大出許多。在西歐，你只有意大利總理喬治亞·梅洛尼(Giorgia Meloni) ; 但在東歐，民粹主義者擔任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的次數很容易記不清。

另一個主要區別是，在許多西歐國家，穩定的國家機構往往能遏制民粹主義。相比之下，在波蘭、匈牙利、塞爾維亞或斯洛伐克，民粹主義者不用費多大力氣就能接管國家機構。

格羅斯: 東歐國家對民粹主義缺乏抵抗力，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謝拉科夫斯基: 第一個原因是缺乏自由主義傳統。儘管自由主義思想自十九世紀以來就在波蘭興起，但分治和波蘭國家的缺失意味着它被推到了後台。在1918年恢復主權之前，和1989年之前，國家的當務之急都佔據優先地位。

更廣泛地説，哪怕自由主義原則被寫入憲法，就像被寫入斯大林主義憲法那樣，假如不加以內化，它們也不會成功。民粹主義者謀求對所有國家機構的控制時，將利用這一事實。政治自由主義只在有社會支持的情況下才能運轉起來。

第二個原因是該地區對國家機構的信任和人際信任的水平極低。當我們詢問調查的受訪者對民眾和國家的信任時，我們發現，在挪威和西歐國家，社會和公眾的信任水平在40%到70% 之間。在波蘭，是15%。

在缺乏信任的情況下，當基本上只有兩個政黨時，假如一個承諾了現金，另一個承諾進行審慎的改革，東歐人幾乎總是會接受現金。他們認為控制國家是一個機會，其他任何事情都是威脅。當麻煩出現時，他們就會找替罪羊。他們的社會態度不是世界主義的。來自烏克蘭的難民抵達波蘭時，反烏克蘭的不滿情緒立即上升了。這並不像過去，比如對待伊拉克人時那麼沒有人性，但達到了目的，滿足了指責某些人的需要。

當你把缺乏自由主義傳統與極低的信任度結合起來時，制衡的説法對大多數人來説就只是一個抽象概念。

波蘭人民傳統上是反對精英的

格羅斯：難道烏克蘭難民沒有被熱情接納嗎？

謝拉科夫斯基： 民粹主義正是這麼起作用的。當政府給予家庭——每個孩子500茲羅提(120美元)——補貼時，公眾最初的反應非常熱烈。但幾年後，公眾的支持下降，因為人們意識到這是一個普遍的好處：富人也收到了這筆錢。對烏克蘭人也如此。最初的熱情是真實的，但僅憑熱情無法維持對數百萬人的援助。此外，人們必須記住，這種熱情也反映了對俄羅斯的恐懼。（茲羅提，是波蘭貨幣單位，波蘭是歐盟成員國，但沒有加入歐元區。——譯註）

國家本應介入，卻缺位了。幫助烏克蘭人的重擔主要落在了民間社會身上。對卡欽斯基和法律與公正黨政府來説，轉移現金輕而易舉，但比這更復雜的任何事情都超出了他們的能力範圍。所以，現在排隊等候醫生的時間是過去的兩倍，法庭審理案件的時間也是過去的兩倍。

卡欽斯基早已成功加劇了社會的對立，他利用了波蘭人在政治價值觀方面的一個古老爭執。我們是想要自由還是平等？傳統精英期待人民參與爭取自由的鬥爭，但人民期待來自精英的平等。雙方最終都失望了，而且，像卡欽斯基那樣，挑撥一方鬥另一方，變得更容易了。

2007年，公民綱領黨（Civic Platform）在議會選舉中擊敗法律與公正黨，當時，兩黨與泛指的左翼和右翼政治團體形象一致。自那以後，卡欽斯基啓動了會帶來根本性變化的改革。他把精英們趕出了黨，把目光投向了多得多的省級選民。他知道，各省對政治自由主義的支持較弱，而波蘭人民傳統上是反對精英的。這項新策略為法律與公正黨集結到35%的選民支持，這足以使該黨保持活力。

格羅斯：是什麼在維繫這種支持? 畢竟，政府是出了名的腐敗，醜聞不斷。

謝拉科夫斯基：是的，反對派和媒體多年來一直在揭露法律與公正黨的不法行為，但沒有帶來任何改變。正如我們在書中所展示的那樣，這個黨實際上有兩派選民，他們在經濟和社會層面完全不是一回事。媒體聚焦於這個黨的狂熱支持者，但他們只佔20%到25%。其他選民，也就是真正賦予法律與公正黨權力的選民，是憎恨這個黨的，但出於犬儒情緒，仍把選票投給了它。

這兩個陣營都沒有因醜聞而轉向: 狂熱分子根本不相信媒體報道，那些犬儒的選民也不在乎。看到法律與公正黨攻擊司法並將司法政治化，他們並不驚訝，所以腐敗問題無論如何都不會改變他們的想法。三十年政治轉型後，這些選民已在最負面的意義上接受了“政治”這個概念。法律與公正黨宣傳員雅克·庫爾斯基(Jacek Kurski)曾在電視上説: “愚蠢的人會買賬的。”今天人們説：“愚蠢的精英會買賬的。”選民已學會讓各政黨競標誰能更多更快地給到他們。過去八年的法律與公正黨統治和民粹主義政策，進一步牢固確立了人們對政治的這一看法。

此外，因對立極為嚴重，政客們都知道，他們不會贏得對方選民的支持，因此政治完全成了動員基礎選民並打消那些會投你反對票的選民積極性的事情。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發現，大約12%的選民以前支持法律與公正黨，但未來不會再支持了。但當被問及原因時，71%的受調查者無法給出具體答案。這表明，他們的失望是相當膚淺的，他們可能會被一場扣人心絃的競選再度動員起來。

其他心懷不滿的法律與公正黨選民提到了經濟上的麻煩，如通貨膨脹(佔這一派人的10%) ，僅有極少數選民列出性少數人羣、婦女權利等事項。有趣的是，在整個接受調查的人羣中，我們沒有發現有任何人會因為法律與公正黨攻擊法院和憲法法庭而收回對這個黨的支持，一個也沒有。

1990年代初，安傑依·萊佩爾(Andrzej Lepper)的波蘭共和國自衞黨(SRP)的歷史更悠久的左翼民粹主義比法律與公正黨的民粹主義“更健康”。在全球化和技術專家統治的時代，萊佩爾疏導了人們對失去政治發言權的恐懼。然而，儘管波蘭共和國自衞黨對民主的要求是合理的，但其領導人卻是無能的。現在，我們有了一種反映後現代轉向和後真相信息生態系統到來的新的、更危險的民粹主義形式。政客們已認識到，他們是否説出了真相併不重要，還不如撒謊。（安傑依·萊佩爾，生於1954年，卒於2011年，2006至2007年間曾兩度同時擔任波蘭副總理和農業部長。——譯註）

社會現代化必須包括對民眾的啓蒙

格羅斯:你會給波蘭貼上歐爾班的“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標籤嗎？

謝拉科夫斯基：是的，它抓住了民粹主義者通常不害怕選舉的事實，因為他們知道如何贏得選舉。他們正在解散的機構不是來自民主傳統，而是來自自由主義思想: 獨立法院、獨立媒體、權力分立。從技術上講，極權主義民主和自由主義威權都是可能的。民主和自由主義各有自己的傳統，儘管它們經常被融合在一起，但人們一定不能假定它們是同義詞。

今天的波蘭有兩個現實: 一個是絕大多數波蘭人生活的現實，另一個是媒體生活的現實。在 法律與公正黨執政的八年時間裏，最重要的新聞獎項一直頒發給調查記者; 但直到最近，沒有一位高層的部長因醜聞而被解職。法律與公正黨政府挺過了一百起醜聞，其中任何一起原本會推翻先前的政府。 

這標誌着一個令人不安的變化。1989年後，波蘭幾乎消除了腐敗，成為東歐最少腐敗的國家。但眼下我們有最鋪張招搖的各式腐敗。政府向基金會和其他支持者發放現金，而選民並不介意，因為他們現在都像政客一樣思考問題。

同樣，這反映出政治自由主義的缺乏，這樣的缺乏使東歐不同尋常。儘管民主多少可以立即引入，但一種自由主義文化需要幾代人的時間才能發展起來，它不會自己有機地出現。自1989年以來，波蘭的精英們專注於道路、體育場、機場和高速公路的現代化建設，而不是社會的現代化建設。波蘭人沒有接觸到自由主義理念。可能有十五個政黨的名字中帶有“自由”，但學校課程或其他社會再生產機制中沒有增加任何內容。這也就難怪，波蘭人對政客破壞自由主義機構的行徑漠不關心。

更糟糕的是，人們可以看到基礎設施和技術正變得越來越現代化，但他們在自己的錢包裏看不到這一點。先前的現代化是通過休克療法——比如萊謝克·巴爾舍諾維奇（Leszek Balcerowicz）的極端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成功的，預期的改善在未來。當民粹主義者湧現並立即開始發放現金時，人們認為這是建立了一個福利國家; 荒謬的是，各省開始認為卡欽斯基是最西方的波蘭政客。（萊謝克·巴爾舍諾維奇，生於1947年，1989年9月至1991年12月以及1997年至2000年間，兩度同時擔任波蘭財政部長和副總理。——譯註）

格羅斯: 社會現代化包括什麼？

謝拉科夫斯基：必須包括對民眾的啓蒙。波蘭學生記住了有關聯合國的事實，但是他們不知道左翼和右翼的區別。自由主義仍未內化。1989年之後，我們在程序層面上引入了民主，但用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的話説，沒有在靈魂和心靈層面引入。所以，以色列人強烈抗議司法改革——舉一個當前的例子，而波蘭人只有小規模示威，並在僅僅幾周後散去。（瓦茨拉夫·哈維爾，生於1936年，卒於2011年，捷克劇作家、異見人士，1989年至1992年擔任捷克斯洛伐克總統，1993年至2003年擔任捷克共和國總統。——譯註）

民眾沒有反彈，隨後強化了當局的有罪不罰意識，導致他們得出結論: 他們總是可以安心等待任何示威活動結束。特朗普上台後立即禁止了來自七個以穆斯林為主的國家的遊客，西雅圖的一名聯邦法官阻止該政策生效，特朗普讓步了。但當波蘭憲法法庭否決一項政策時，時任總理貝婭塔·希德沃(Beata Szydło)只是宣佈該裁決無效。因此，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八年，沒有引起任何重大的公眾反應。（貝婭塔·希德沃，生於1963年，2015年至2017年擔任波蘭總理。——譯註）

人們投票給極右翼，希望能夠恢復到過去

**格羅斯:**天主教會在這一切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謝拉科夫斯基：**它的角色是矛盾的。回想一下2019年的選舉。選舉前幾個月，瑟基爾斯基兄弟發佈了一部關於波蘭天主教會如何掩蓋戀童癖的新紀錄片。幾天之內，兩千萬波蘭人觀看了這部電影。這是一樁巨大的醜聞，教會名譽掃地，似乎反對派的一長串選舉失敗可能最終結束。但隨後選舉日到來，法律與公正黨獲得了近45%的選票，這是有史以來最強勁的表現。（瑟基爾斯基兄弟，即生於1974年的Tomasz Sekielski和生於1978年的Marek Sekielski。他們共同製作的紀錄片英文片名為Tell No One。——譯註）

在媒體上，公眾的一般看法是，對教會的傾向性攻擊刺激了法律與公正黨的基礎選民。但情況更復雜。恰恰是因為人們相信這部電影，並憎恨它揭露出的種種弊端，他們知道，如果他們不站在法律與公正黨一邊，這個黨就會失去權力。他們認為法律與公正黨和和教會是兩個獨立的實體。正如許多次發生的那樣，犬儒的選民拯救了法律與公正黨。這些支持者是犬儒的，正如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一書中所描述的那樣: 他們知道自己正在做錯事，但只要對他們有利，他們就會繼續做下去。教會提供符號，法律與公正黨提供資金。（彼得·斯洛特戴克，生於1947年，德國哲學家。《犬儒理性批判》一書以德文初版於1983年，英文版於1988年面世。——譯註）

**格羅斯：**所以法律與公正黨最終通過這一聯盟得到了加強。

**謝拉科夫斯基：**是的，但還有另一個悖論。過去八年裏，政府在墮胎、婦女權利、少數族裔權利等問題上採取了極右翼的立場。但波蘭是歐洲世俗化速度最快的國家，已有多年是這樣。雖然長期趨勢是顯而易見的，但大約20%至30% 的波蘭人拒絕接受這一趨勢所代表的一切，且有投反對票的強烈動機。通常，這些人是年輕男性，他們所在的小城鎮中的女性正在離開。波蘭是一個每100名男大學畢業生對應182名女大學畢業生的國家。人們正在失去地位，並投票給極右翼，希望能夠恢復到過去。

儘管法律與公正黨瞭解如何利用這樣的衝動，但這些選民也一直被一個極右翼政黨“自由與獨立聯盟”（Confederation）吸引。該聯盟過去有一個由極端民族主義者和自由至上主義者組成的小而牢靠的選區，在選舉中最多給它10%的選票。但它抓住了新的問題，並開始吸引更多犬儒的選民。例如，它是反烏克蘭和支持減税的。因此，它得到了超過40%的年輕人支持。

但它也吸引到更多的年輕職業女性，這或許是因為它的反烏克蘭立場。因為烏克蘭女性成長過程中接受的是更傳統的價值觀教育，她們並不夢想有一份事業，這已成為雄心勃勃的年輕波蘭專業人士不滿的根源。正如我們在我們的報告《波蘭支持烏克蘭，波蘭人反對烏克蘭人》（Poland for Ukraine, Poles against Ukrainians）中提到的，烏克蘭難民的突然到來引發了人們對勞動力、住房、婚姻市場的擔憂。媒體不想報道這些事情，但我們警告説，它們最好報道一下，不然選民將轉向那些願意報道的媒體。事情就是這樣。

假如反對派確實獲得了權力，如何拯救自由民主

**格羅斯:**從你所説的來看，就像在西方那樣，似乎反自由主義趨勢在東歐正在增長。

**謝拉科夫斯基：**是的，無論選舉如何，民粹主義趨勢都在增長。所以，我們在書中沒有太多專注於選舉。説到拯救自由民主，贏得選舉只是三個階段中的第一個。第二個階段是制度變革，也就是恢復法治，重建公共媒體，然後是彌合社會分歧，推行阻止波蘭滑向“東方”所必須的那種“文明改革”。假如那些與傳統精英結盟的人贏得了下屆選舉，但未能關心各省(考慮到展示給選民的那種蔑視，這種情況似乎有可能發生) ，那麼新的、可能更強烈的民粹主義浪潮就可能湧現。

**格羅斯:**那麼，假如反對派確實獲得了權力，他們應該怎麼做？

謝拉科夫斯基： 我們在書中有一整章都是關於這個的，我們強調兩類行為，首先是教育改革，因為課堂是階級差異和社會態度再現的地方。當然，文化機構和媒體在這方面也要有重要貢獻，正如它們在女性和性少數人羣權利成為熱點議題時已經做過的那樣。

第二類行動專注於“此時此地”，也就是每個人作為個體可以立即做的事情。舉一個小例子，華沙大學圖書館沒有自助餐廳，儘管共用餐區是跨班級融合的重要場地。只需要一羣志同道合的學生去爭取。

假如法律與公正黨繼續贏得選舉，“波蘭退歐”的風險是真實存在的

格羅斯: 假如法律與公正黨繼續贏得選舉，波蘭會退出歐盟嗎？

謝拉科夫斯基：“波蘭退歐”（Polexit）問題類似於圍繞憲法法院的爭議: 沒有人相信憲法法院可以被接管，直到事情發生了。很明顯，在法律與公正黨中發號施令的卡欽斯基已經受夠了歐盟。只要波蘭是歐洲資金的淨接受國，其歐盟成員國身份就是有益的; 可一旦波蘭開始成為淨捐助國，對民粹主義者來講就會構成嚴重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説，波蘭退歐的風險是真實存在的。我們是否想留在歐盟，將是這次選舉中一個不言自明的大問題。

當然，對歐盟、北約和更廣泛的西方來説，波蘭退歐會是一場災難。波蘭可能沒有英國那麼大，那麼重要——英國顯然可以負擔得起退歐，擁有核武庫，在聯合國安理會擁有常任理事國席位，等等——但波蘭是一個緊張地區的關鍵國家，其經濟肯定足以大到讓人想念。歐盟勉強度過了希臘危機。

與此同時，民粹主義者將繼續相互學習。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的顧問曾向波蘭瞭解其對待法院的方式，法律與公正黨黨員先前也曾為同樣的目的向匈牙利瞭解。這個“民粹主義國際”（Populist International）已經準備好在受到召喚時幫助摧毀自由主義機構。波蘭是親烏克蘭的，匈牙利是親俄羅斯的，但在有需要的時候，它們仍然相處得很好。假如親俄羅斯的民粹主義者羅伯特·菲科(Robert Fico)本月贏得大選，斯洛伐克可能很快就會加入它們的行列。（羅伯特·菲科，生於1964年，曾在2006至2010年、2012至2018年兩度擔任捷克總理。——譯註）

結束烏克蘭戰爭的唯一辦法是打敗俄羅斯 

**格羅斯:**看起來波蘭政府極大受益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至少目前如此。

**謝拉科夫斯基：**我聽説法律與公正黨的官員把這場戰爭描述成上天的恩賜。這讓他們擺脱了孤立。安傑伊·杜達（Andrzej Duda）總統成了國際人物，波蘭成了不可或缺的西方國家，特別是對美國來講。與民主有關的問題已被擱置。這種情況對波蘭公民社會構成了明顯的威脅。

**格羅斯:**你一直深入參與支持烏克蘭的防禦。但這場戰爭已經奪走了五十萬人的生命，而且戰爭不會很快結束，不是嗎？

**謝拉科夫斯基：**在這個問題上我不比烏克蘭人聰明。假如他們説他們需要武器，我會盡我所能，確保他們能得到武器。我們為 Bayraktar 無人機籌集了超過1000萬歐元(1070萬美元) ，儘管現在是度假季節，通貨膨脹仍很高。不同政治傾向的大約22萬波蘭人捐出了少量資金。

結束這場戰爭的唯一辦法是打敗俄羅斯。美國和德國應停止出於對局勢升級的擔憂，而拖延必要武器交付的做法。它們不是在阻止事態升級，而是在犧牲烏克蘭人的生命。當俄羅斯回到邊境時，戰爭就會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