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永連：日本侵略南海罪行深重_風聞

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

作者：劉永連

來源：《歷史評論》2023年第4期

日本商人為追逐暴利，派遣水性好的工人潛水作業，將海人草連根拔起，使其無法再生。“台灣拓殖株式會社”多年盜採鳥糞磷肥，基本挖空東沙、西沙羣島累積了一米多厚的優質鳥糞，每年運到日本的磷肥以萬噸計，導致此後中國幾乎無可開發。

在中國近代史上，日本是侵略中國最甚的帝國主義國家之一，給中華民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災難。日本不僅侵略中國陸地疆域，也把中國的海疆納入其侵略範圍，對中國南海海疆的侵略活動尤甚。

侵擾最甚

日本侵佔我國南海諸島始於20世紀初。早在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政府就提出“大陸政策”和“南洋政策”，“南洋政策”即向南擴張，目的是侵佔太平洋島嶼、東南亞乃至大洋洲和南亞地區，而佔據南中國海正是其南進計劃中極為重要的一環。

日本佔領台灣後，以其為橋頭堡向南滲透，將侵略魔爪伸進我國南海海疆。1901年，日商西澤吉次侵入東沙羣島，據其所著《東沙島經營情形》敍述，他帶領公司船隻自琉球羣島南進，遭遇颱風，誤打誤撞闖入東沙羣島海域，發現東沙羣島主島資源極其豐富。於是，1907年西澤吉次偷偷佔據東沙島。西澤吉次公司不僅在島上建造基礎設施，還驅趕、迫害島上的中國漁民，拆毀其房屋、糧倉、廟宇，剷平132座墳墓，並擅自將該島改名為“西澤島”。西澤吉次的活動得到日本政府支持。日佔“台灣總督府”派遣官員登島，對西澤的非法開發活動進行監督、指導和獎勵。西澤公司不斷擴大盜採規模和範圍，將海洋資源滿船載往日本。同年，清政府發覺西澤吉次的非法活動，遂發起對日交涉，至1909年才最終索回東沙羣島主權。當時英法等列強尚處於偷偷測量海道、繪製地圖的階段，但日本已明火執仗地在南海諸島殖民擴張，有目的、有計劃地侵佔中國領土和海洋資源。

1917年，日商又捲土重來。日商石丸莊之助時常帶人到東沙羣島一帶盜採海產，後來乾脆偷住島上。1924年，中國通過外交渠道驅逐了該股勢力。但1925—1928年，日商石丸莊之助與松下嘉一郎等收買海軍東沙台台長（1925—1927年，北洋政府海軍部委任許慶文為台長，該人為石丸收買；1927年8月，南京政府海軍部又委任黃琇為台長，該人為松下收買），仍舊盤踞東沙海面盜採海產。

自1928年起，廣東地方政府收回東沙羣島開發權，開始重視海疆開發事業，大力招商承辦東沙羣島等地資源開發。日商轉而與中國不法商人勾結，從中國承辦商手中搶奪海洋資源。許多日商動輒帶領數十人，使用機動船隻，成羣結隊，不斷盜採東沙海產。廣東地方政府管理不力，使得盜採活動難以禁止。

西沙羣島比東沙羣島島礁更多，資源更加豐富。繼侵入東沙羣島以後，日本又迅速向西沙羣島“拓殖”。據廣東地方史料記載，1909年，廣東水師在巡視中就發現日本人潛入西沙羣島勘探礦產。1917年起，日本商人開始分批次到西沙進行所謂“考察”、“探險”等。1921年，日商平田末治買通廣東政界要人，勾結中國商人何瑞年，由何氏出面承辦西沙羣島磷礦開發，而實際由平田操縱開採、運輸和銷售，以此獨佔礦權。此後，其他日商競相效仿。這種冒名盜採行為被海南地方發現，崖縣政府予以揭發，社會團體和愛國人士憤怒聲討，在全國引發輿論高潮，廣東地方政府經過鬥爭取消了何瑞年的承辦權。然而，日本盜採勢力如同蒼蠅一般揮之不去，依舊反覆盜掠西沙資源。

在南沙羣島海域，日本的侵略活動更加廣泛。1921—1929年，太平島、南二子島、南威島、九小島中的南一島等都遭到日本人盜掠。20世紀30年代，奈羅島、黃山馬島等島上的中國漁民遭到成羣而來的日本人侵擾和迫害。

1938年，日本政府對南海諸島實施了武裝佔領，直至1947年南海諸島被國民政府收復，日本直接侵佔中國南海海疆近10年。

用盡手段

近代日本在侵擾我國南海海疆的過程中手段頻出。其一，設立“獎勵基金”，扶植商人、漁民“拓殖”。日本早就覬覦中國華南和南海諸島，原本企圖直接武裝侵佔。如1900年，日本趁八國聯軍侵華之際，派軍艦入侵廈門，製造“廈門事件”，企圖佔領該地。但因這一行動影響到歐美列強利益，在他國干預下被迫中止。於是，日本改變策略，大力鼓吹“水產南進”，動員商人、漁民等入侵中國南海海疆。明治政府曾頒行《遠洋漁業獎勵法》，為漁船配備發動機和冷藏設備，大大提高漁船的遠洋捕魚能力，鼓勵漁民、商人積極向外滲透擴張。北起白令海峽，南到南中國海，日本人到處盜採別國海洋資源。同時，日本政府大力宣傳“南洋富源”，稱南洋有數不清的自然資源和寶藏，煽動平民開展“探險”活動，慫恿其藉口“無人荒島”攫取他國主權。

其二，日本官方積極運作，為其商人在南海的經濟活動架橋鋪路。南海諸島主權明確，日本在早期不敢明目張膽攘奪侵佔，於是採取較為隱秘的手段，由政府及官員在幕後積極活動，打通官方環節，支持商人向南海地區滲透。最典型者如平田染指西沙羣島一事，先後有日本外務省亞洲局局長、通商局局長、東洋課課長、駐廣東總領事、“台灣總督府”總務長、專賣局事務長等官員從中運作，拉攏中國奸商梁國之、何瑞年，同時打通南方軍政府高層，讓平田末治等在西沙羣島瘋狂盜採鳥糞磷礦多年。另外，針對海南島，日本也曾通過官方運作炮製“中日合作開發海島模式”，企圖開展殖民經營。

其三，賄賂中國商人或基層官員，冒用中國商人名義承辦，或在中國基層官員私許下盜採資源。如石丸莊之助等人，就是靠買通中國海軍東沙台台長許慶文等，以繳納特許費的方式給其好處，藉助“軍事管制”由頭獲取壟斷開發東沙羣島海產權利。自清末倡導海產開發起，中國政府明確規定不許外商承辦或外資加入，因此，日本商人多采取收買中國商人的手段。石丸等就曾買通福建商人周駿烈，名義上由周承辦，但周及其員工從未到過東沙羣島，實際上全由石丸帶領日本人開採海產，貨物也全部運到日本經銷獲利。

其四，政府派遣官員指導、監督商人活動，施加國家意志。每當日本商人、漁民在某個海島站穩腳跟時，日本政府就派遣官員前去監督開發活動，將其納入官方管理，這在西澤、平田等盜採活動中表現最為突出。如1908年5月，日本“台灣總督府”官員登上東沙羣島，“派化學家十三人，到島查驗，僉謂所產磷質，洵為上品，復特立章程，獎勵商業，出示勸令農户專購該島鳥糞為肥料”。1922年3月，“台灣總督府”派遣礦務課、農務課技師等到西沙羣島，調查平田經營情況，並編成《西沙羣島磷礦調查報告》公開出版，將“平田模式”列為樣本宣傳推廣。

其五，武裝拓殖公司，派遣軍艦為商人掠奪撐腰。為加強侵擾力量，日本政府為盜採商人、漁民配備足夠武裝，日本盜採勢力在海上有恃無恐。後來廣東地方政府也向本國商人發放槍械，武力維權，但日本政府直接派軍艦介入，為盜採、明搶海產資源和強佔海島充當後盾，直接以武力恫嚇中國民眾。

為害最深

日本的侵略給我國南海海疆帶來了深重災難，危害極大。在掠奪資源方面，從網捕各種魚類，到盜採鳥糞、海人草，再到開挖各種礦產等，無不網羅。參與盜採南海海產的日本商人資本雄厚，並組成資本集團協同合作，號稱“組合會社”。這些資本集團與日本官方勾結，因此有恃無恐，甚為猖獗。1935年1月18日，主持東沙海產招商開發的廣東省建設廳農林局局長馮鋭報告：“附近日人益加放縱，採草則連根抽拔，捕魚則用炮轟擊，以致該島所產之海人草及魚類、貝類等，數量日減，若再任其荒廢，不特每年坐失一宗海產之權利，抑恐海產豐富之區將變為荒蕪之地矣。”

長期在東沙海面活動的“台灣海人草採取組合”（或稱“高雄市海人草組合”），1935年5月派遣大型漁船8艘、工人300餘名前往東沙，後又組織大船16艘、工人700餘名前往。他們聲稱已由日本駐廣州領事代其與廣東省政府建設廳東沙辦事處交涉妥當，其陣勢和後盾遠超中國的承辦商人。海人草所製藥品市場需求旺盛，日本商人為追逐暴利，派遣水性好的工人潛水作業，將海人草連根拔起，使其無法再生。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商人合法承辦，結果竟無草可採，血本無歸。“台灣拓殖株式會社”多年盜採鳥糞磷肥，基本挖空東沙、西沙羣島累積了一米多厚的優質鳥糞，每年運到日本的磷肥以萬噸計，導致此後中國幾乎無可開發。

最重要的是，日本是在擴張侵略的國家意志和極具針對性的國家政策主導下，對我國南海海疆展開侵擾，其危害絕不限於染指經濟資源和攫取個別島嶼，而是有明顯的全面侵奪和長期佔有南海諸島主權意圖。

為配合“南洋政策”，日本政府擴充海軍，同時組織資本集團加強經濟滲透。20世紀初，日本對我國南海海疆的企圖逐步暴露，從假意“測量海島”、“調查資源”到實施盜採、驅趕迫害中國漁民，再到樹碑立石、擅改地名錶示佔領，無不是對中國主權的肆意干涉和侵犯，其用心極其險惡。以西沙羣島為例。1918年，日本商人小松重利、池田金造先後兩次“探查”西沙羣島，在“測量”永興島時，他們將刻有“日本帝國佔領”字樣的數十條花崗岩石埋入地下，顯然不是一般商人的“經商”行為。1918—1921年，日本拉薩島磷礦株式會社也先後兩次侵入西沙，將其中8座島礁列入開發計劃，並在西月島上非法豎立寫有“佔有本島，大日本帝國帆船報效丸乘員一同”字樣的木樁。1920年，平田末治向日本農商務省報備，擅自將西沙羣島改稱“平田羣島”。此後，1924年日本政友會代議士（眾議院議員）齊藤藤四郎，1927年大阪市瑞寶洋行主高島秀次、上海日本人商業會議所書記長安原美佐雄、太平礦業會社小畑政一等，1928年日本東大洋行主東則正、珍珠製造貿易商大西宇兵衞等日本商人及其公司蠅集西沙海域。他們不但多次“勘探”西沙羣島海洋資源，還包藏侵佔西沙主權禍心。由政府主導的經濟滲透和武力威脅，使日本帝國主義在1938年迅速侵佔了中國整個南海海疆。

歷史上，日本侵佔我國南海海疆持續時間之長、活動之頻繁、手段之多樣、為害之深重前所未有，這是日本侵華的重要罪證，也是中國近現代史、中國邊疆史上黑暗恥辱的一頁，它時刻警醒我們：以史為鑑，才能更好地開創未來。

**作者單位：**暨南大學中外關係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