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錢與消費_風聞

文 | 延觀風

9月15日，國家統計局發佈數據顯示，8月社會零售銷售額同比上漲4.6%，較上個月2.5%的低點有所回升，但無論是數據表現還是消費者的切身感受，消費恢復趨冷是不爭的事實。

2023年至今，通脹、消費、企業盈利等各項宏觀經濟指標都指向國內需求不足，疫情爆發後，國內專家和媒體圍繞刺激消費要不要“發錢”、怎麼“發錢”，進行着持續的辯論。上個月某官媒破天荒地在一篇社評中拿出一段“澄清發錢促消費誤區”，也沒有論證清楚到底為什麼不能發，還不出意料地被某些自媒體標題黨剪輯報道，招致輿論反感。

目前刺激需求的政策重點落在促投資上，促消費的重點又集中在保就業擴收入上（前兩天則是有某頭號帶貨主播刺激消費者反思收入）。這確實是提振居民消費的長期根本路徑，但好比《流浪地球》裏的行星發動機，長時間燃燒固然依賴重元素聚變，但啓動鏈式反應終歸需要一個打火石。

在所有寬鬆政策幾乎都用過一遍的當下，精準適度的“發錢”政策最有望成為整體經濟循環的打火石，不再回避“發錢”話題，而把它作為一個政策可選項進行嚴肅、理性、透徹的討論，亟需、必要且有價值。

給企業發錢“涓滴”不到消費

從廣義上講，由政府出資向企業或居民部門注入低成本資金的行為都可以算作“發錢”。疫情三年來，我國政府實際上從未吝於發錢，包括昨天的降準在內，都遵循了資金從金融部門到企業部門最後到居民部門的路徑依賴，前兩者成為了發錢的主要受益對象：減税降費本質上就是免費發給企業的紅包，降息降準和各種優惠貸款不僅在付息成本上補貼了企業，也通過本金的分配與週轉擴大了企業可支配的社會資源。

經濟運行的結果表明，給企業發錢的穩定效果大於提振效果，部分企業確實藉助這些政策緩解了經營困難，但企業經濟動作高度靈活複雜，規避政策精神的能力遠強於自然人，從對企業發錢到實體投資需求的低轉化率造成了巨大的資金遲滯甚至浪費。

自然人無法有絲分裂出第二個自然人，最多做到假結/離婚，企業卻可以通過同一控制權下分設公司、操縱業務支出等方式，虛假滿足高科技企業、中小微企業等優惠條件套取資金，擠佔真正需要扶持的企業的政策資源。

優惠資金和正常信貸的利率差又必然衍生大量套利行為。膽大者如深房理，挪用經營貸從事炒房等風險投資，有住房剛需的深圳人躺槍。務實者利用企業間複雜的資金往來，借入經營貸償還私人債務，政策發錢越多，所謂的“居民資產負債表”越收縮，真是對“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的莫大諷刺。

用優惠貸款購買利息更高的理財產品賺差價也屢見不鮮。惡意騙貸的情況當然有很多，但在當前需求不足的情況下，一些銀行為了滿足普惠金融任務，把優惠貸款攤派到國企頭上，或者好説歹説硬塞到中小微企業手裏，企業沒有盈利項目，部分貸款躺在賬上空轉吃利差在某種程度上説也屬無奈之舉。

豬肉過手留下層油，企業不可能是具有自主意識的“獨立”法人，控制人總有辦法將企業資金偷渡過有限責任的面紗成為個人資金，因此涓滴經濟學從根本上就不可能成立。“當前經濟運行面臨新的困難挑戰，主要是國內需求不足”，主要原因就是過去三年大量的政策資源淤堵在大動脈中，無法送達經濟的毛細血管形成最終需求。

認房不認貸，惠企不惠民

部分財經御用文人仍在耍弄過手豬肉三板斧：降息降準、貸款放水和索要行業特權。在面臨財政槓桿強約束的當下，“發不發錢”不是一道判斷題，而是一道選擇題，遲遲不能把錢直接發到居民部門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企業部門在政策資源競爭中的強勢地位。

這種事怎麼能少得了任澤平呢？

美國“直升機撒幣”的教訓與經驗

然而，呼籲給居民發錢的聲音也未必是真的體恤民生。巨量財政轉移對經濟的影響是深遠且複雜的，不恰當的發錢將成為另一種形式的放水，到時候普通人在洪水裏掙扎，笑到最後的仍然是站在幹岸上的高收入羣體。

美國是疫情暴發後“直升機撒幣”最慷慨的國家，三輪發錢下來，一名成年公民最高能拿到3200美元的免費支票（撫養未成年人的家庭能拿到更多）。經過三年的實踐檢驗，美式發錢形成了充足的數據和事實素材，但國內某些專家和媒體，或為了譁眾取寵，或為了背後的利益，無底線美化神話美式發錢，鼓吹國內也要跟進“全民發錢”，着實攪動了幾波國內輿論情緒。

事實上，美國全民發錢拉動消費的總體效果遠沒有專家口中那麼顯著。2020年4月，美國各州在疫情大暴發期間停工停產，美國人又根本沒有儲蓄應急的意識，第一輪現金支票有70%被用於消費，等到2020年12月和2021年3月，只有20%的支票流向了消費市場。總體算下來，8000億美元的現金補助，只有35%起到了提振實體經濟的作用。

沒有進入實體消費的現金補助，一部分被用於償還信用卡、房租等個人債務，**但更多成為了美國散户進入股市的第一筆閒錢。**到2021年末，美股散户交易份額從疫情前的15%躥升到25%，成為美股領先經濟強勁復甦的動力之一，而且產生了Gamestop事件等散户大戰華爾街的名場面。

在1年半的美股大牛中，大贏家是持有巨量美股投機資產的全球富人，養老金與美股掛鈎的美國中產是小贏家，輸家是沒有進入股市的美國窮人。可美國至少有一部分底層可以通過零元購把代價轉嫁出去，最大輸家其實還是為了交換美股虛空財富而拼命製造產品的中國、墨西哥和東南亞工人。

鼓吹美式發錢的專家還輕描淡寫地説：相比消費火熱，美國通脹的代價都是值得的，這“點”通脹都接受不了還搞什麼經濟！理論很有精神，要是敢到美國紅脖子面前重複一遍，“代價論”就更有説服力了。

2021年人口普查表明，美國家庭平均有2個成年人和1.1個孩子，到2021年初，他們最高可以獲得約9150美元的一次性支票。按當前整體CPI計算，美國整體物價較2020年2月疫情暴發前高約18%，2019年美國家庭平均支出為6.3萬美元，平均每個美國家庭未來每年要增加1.1萬美元的額外支出，這種計算方法沒有涵蓋2021年超級通脹開始至今的累計額外支出，也沒有考慮未來物價進一步上漲，已經是一個相當保守的估計了。

紐約和達拉斯等地方聯邦儲備銀行研究表明，**食物、能源、住房等佔中低收入羣體消費籃子比例更大的基礎性商品和服務價格的漲幅更大，**通脹對不同人羣造成的壓力極不均勻。大撒幣的資產價格狂歡把窮人排除在外，反而對他們的長期購買力進行定向爆破——這就是某些專家口中“值得”、“可以忍受”的代價，畢竟他們和甲方不用忍受代價。

達拉斯聯儲調查表明，中低收入家庭因超級通脹感到壓力特別沉重的比例遠遠高於高收入羣體（2021年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為70784美元）

當然，美式發錢並非全是需要避雷的教訓，**它最具參考價值的經驗在於設定了根據收入逐步累退的發放方式：收入超出累退門檻後，收入每增加1美元，現金髮放減少5美分，避免富人享受救濟，以及“一刀切”產生的切口懸殊差距。美國設計如此精細累退制度的底氣來自國税局IRS對中產以下收入數據的超強掌控，**精準收錢的系統竟然也有精準發錢的一天。

但發錢遞減的門檻太高，無論單身還是家庭納税申報人，**開始累退的門檻就已經達到了美國家庭收入的前20%，還是有大量現金流入了高收入羣體。**考慮到特朗普和拜登發錢的主要目的是收買選民，確實沒有節約鈔票苦了選票的道理。

“算小賬不算大賬”的各地消費券

總之，盲目漫灌、飲鴆止渴式的發錢不如不發，否則被點火的將是通脹和投機的不可控鏈式反應。過去三年我國各地政府的消費刺激措施都採取限定用途和時間的消費券，在整體形式上避免了這些問題，**但在發放數額和發放模式的設計上存在太多太多缺陷。**這裏我們總結一下過去三年各地發放消費券各環節中的主要問題。

除了南京、杭州等個別城市的部分消費券，絕大多數地方消費券都是“人找券”而不是“券到人”**，沒有普惠發放自然無從談起累退等更高級的公平保障措施。**搶券、領券是最常見的發券方式，上海等少數地區還知道採取稍微公平些的搖號，但也就公平了一點而已。

強行辯解的話，搶券領券要求消費者付出時間成本換取金錢節約，從而濾掉不在乎金錢而更在乎時間的高收入羣體。可是很多消費券在上午10點等工作時間開搶，連付出時間成本的機會都不給打工人。

好消息是，仍然有足夠多的熱心賬號迅速把消費券一掃而空，壞消息是，羣眾搶到的額度可能不如黃牛的一半，最後被過濾掉的，還是廣大真正有消費需求的普通人。

**發放與核銷渠道同樣存在很多問題，**幾乎所有地方政府都選擇與電商平台合作發放，自然也要在電商平台或者網銀上核銷，某些電商旗下的經濟學家不遺餘力呼籲發放電子券也就不奇怪了。政府選擇發放與核銷平台限制了消費者的選擇權和市場競爭，商家可以提前調整價格對持券消費者守株待兔。“營商環境特別好”的某地甚至敢只和單一平台簽約合作，已經上升到了行政壟斷的嫌疑。

往輕了説是地方保護主義，往重了説詳見當時某市一把手的定性通報

在供給端，小店、小餐館、小攤販最需要消費刺激扶助，稍有生活常識的人都知道，很多小商家採用掃碼轉賬方式收款，以現在各種消費券的技術形式，根本無法滿足消費者核銷用券要求。今年以來，大型消費場景的銷售增速始終高於中小型場景，很難説沒有消費刺激政策資源分配嚴重不均的原因。

**除去形式上的種種不便，國內消費券設計的另一大問題在於“以小博大”的僥倖心理。**消費券的目標大多限定於汽車、旅遊、電子產品、傢俱家電等大額低頻消費，只有餐飲算是高頻小額消費。絕大多數消費券都採取滿減模式，這不僅要求消費者自己大量配套出資，而且由於消費金額必然超出門檻，抵扣比例也必然低於宣傳上的最大力度。

地方政府採取滿減方式的根本心思，在於希望用較少的財政資金撬動大量自有資金進行消費，抵扣比例越小，補貼的槓桿率越高。大方一些的地方可以做到滿40減10，一單消費的槓桿率至少為3，誇張的需要滿1000減100，槓桿率至少為9。

比勞斯萊斯10元優惠券強點，但不多

這是一種典型的算小賬不算大賬的行為，消費刺激措施不應該考慮每1元財政補貼撬動幾塊錢消費，而是財政資金能夠在整體經濟中撬動起多大規模的消費循環。

“我不差20塊，我差的是那80塊”，全世界消費者的智慧是相通的：2020年末，新加坡拿出3.2億新元，為每個成年公民發放100新元的境內旅遊消費券，鼓勵公民在21年7月前助力新加坡旅遊業復甦。

旅遊不僅客單價高，還要付出巨大時間成本，沒錢沒閒的新加坡居民對旅遊券相當不感冒，新加坡政府不得不將有效期反覆推遲到22年3月末。用券消費的居民也都利用無門檻的特點壓低自付部分。最後，新加坡旅遊消費券核銷了1.8億新元（不到預算的60%），帶動的自付消費只有1.2億新元，槓桿不到1，總消費甚至不如準備好的消費券預算。

英國的餐飲消費券則是正面典型。20年8月的所有周一二三，英國為所有餐館消費提供50%的補貼（買酒除外），每單補貼無門檻、上限10英鎊。槓桿率鎖死在1的補貼政策，在12天有效期內產生1.6億次外出就餐，遠高於往常沒有補貼的週一二三，總補貼支出達到了預算的172%，拉動16.8億英鎊餐飲消費。平均每餐的補貼額僅為5.24鎊，離10鎊上限差得很遠，不用擔心普通人透支消費能力去薅羊毛，只有廣大且熱情的羣眾參與才是激發消費活力的關鍵。

而韓國和香港地區發放的消費券更具有“準現金”性質，也就是發到消費者賬户上，在能使用的場合可以100%抵扣支出，每次用多少由消費者自行決定。韓國“準現金”不能用於還債或投資，過了規定期限就會失效，不允許在酒吧等聚集性場所使用，或者到沃爾瑪等跨國零售商消費，既保證消費定向流入國家扶助的領域，也保障了消費者自由選擇帶來的市場競爭活力。

**消費券門檻越高，受益者越向高收入者集中，**比如國內反覆向汽車行業注入消費刺激資源，拿不出至少幾萬元閒置資金買車換車養車的中低收入人羣被理所當然地排除在外。槓桿率越高，有意願使用消費券的居民基數就越小，而且實際使用者當中會有很大比例是早已有需求的消費者，藉此優惠機會實現購買計劃，不能激發出“新”的消費需求。

有商業公司的研究指出，即使在規模不大的情況下，2022年國內大多數地方的消費券核銷率僅有50%-70%，除了黃牛搶券囤券，居民不願意為了“20塊錢”拿出“80塊錢”是另一大主要原因。如果政府學習618雙十一商家促銷的投機取巧心態，算計怎麼抬高槓杆率以小博大，那就一定無法在宏觀上發揮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

怎麼發錢才能促消費

最後，疫情三年多以來，一二線城市憑藉本級財政收入優勢，一輪一輪地推出消費券活動，邊際效應更大的中低收入地區根本沒有財力搞消費刺激，**既不公平，也不效率。**為了實現普惠、合理、協調的消費券發放，中央在政策設計和財力保障上的參與統籌不可或缺。

理想情況下，對居民的發錢措施或許應該滿足這些底線要求：

採取定向流回消費市場的消費券形式，消費券不能用於償債或投資。

按消費額的一定比例無門檻抵扣，且抵扣比例不能扣扣索索。

設置隨收入連續累退機制保障公平性，要麼是總金額的累退，要麼是抵扣比例的累退。

消費券要具有準現金性質，消費者可以像現金一樣自由決定在哪裏用、一次用多少，保障靈活選擇和市場競爭。

如果一定要限制目標商品，應該限定在價格彈性更高的高頻小額商品或服務，而不是收入彈性更高的高客單價低頻商品或服務。

由中央政府統籌組織資金，發到每個適格公民的賬户中，不限核銷平台，保證小微商販也有核銷能力。

誠然，我國在收入信息監測、政務電子平台建設以及中老年和農村羣體電子接入等等方面還存在短板，普惠性發券面臨很多技術制約。疫情暴發後，我們國家提升完善治理能力的步伐明顯加快，比如“一杆子插到底”的財政資金直達機制，比如“政策找企業”的惠企積極性和精準度。

借消費刺激的契機完善優化一系列治理框架，不僅技術能力儲備足夠，也能一石多鳥促進經濟管理現代化。在打通消費毛細血管的問題上，決心比預算約束或技術障礙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