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是件快樂的事兒_風聞

從前我是壓根兒沒有想到自己要做翻譯的。

　　有些鬼使神差，有些陰差陽錯。我不知道，除了相信命運之外，還能相信什麼。

　　先簡單説一下我為什麼會學習俄語。

　　老天爺，這簡直是一個奇蹟。我即使説了，你也許不會相信。

　　在中國河北省河間市（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它應該叫縣，在更早之前，它還是有名的府）景和鎮的所有初中開辦的外語課竟都是俄語，因為景和高中只有俄語。

　　是的，1970年，我就出生在這塊冀東平原的土地上，我只要上中學，就要學習俄語，沒有別的選擇。

　　為什麼河間四中開設俄語課，又是從什麼時候開辦的，我説不清。有一個道聽途説的來由，據説是文革時期，一位俄語教授發配到我們這裏，他培訓了第一批俄語老師。80年代初，我二哥上初一的時候，就已經有俄語老師在課堂上教給學生舌頭打嘟嚕了。俄語課讓二哥頭疼，他的提前退學與之不無關係。

　　值得自豪的是，河間四中因開辦俄語提高了不少升學率，而且也可算是為國家培養了一批俄語人才。儘管到了大學後，大學的俄語教授們指出，我們説的是“河間俄語”，這也傷害不了我們多少自尊；等俄羅斯外教與我們交談時，更是弄得他們張口結舌，大聳其肩，因為聽不懂從我們口中説出的俄語，但這也沒有傷害我們多少自尊。因為我們的學校向來培養的是紙上功夫，而不是嘴上功夫。我們考上大學俄語系的，好像沒有低下過80多分的（這讓學英語的聽了會忿忿不平）。

　　我的俄語學得不錯，初一就成為課代表，高中因為更換老師頻繁，成績出現過一段低谷，但一直到大學，可以説俄語都是我平衡偏科的法寶之一（另一門當然是語文了，我的數學自始至終都是一團糟，每“考”是必糊無疑的）。

　　我自認為大學裏沒有學到多少俄語知識，最大的收穫是見到了俄國人，聽到了純正的俄語，使我的發音得到及時的糾正，再就是學會了幾首俄羅斯歌曲，讓我至今受益。

　　畢業前我沒有刻意去為工作奔波，我充滿信心地等待着黨的分配，準備做一顆羅絲釘，黨把我擰到哪裏，我就在哪裏待一生，直到生鏽腐爛為止。也就是説畢業後99.9%的可能，我是要從農村來，回到農村去的。

　　然而，一位老師改變了我的思想和命運。我將對他感恩終生，他就是任石徑先生。任石徑先生並不是我的授業老師。他當時教的是我們的下一屆。但他為人古道熱腸，有口皆碑。也許是幾次聯歡活動中，我的活躍給他留下了不錯的印象，所以畢業分配時，他第一個便想到了我。

　　那是1992年。蘇聯解體，十五個加盟共和國分崩離析，俄羅斯的政治經濟陷入惡性泥潭，向那些曾經結仇的國家伸手有些不好意思，它便把臉轉向了東方的鄰居。彷彿剎那間，中俄邊境貿易得如火如荼，成為一塊有着巨大引力的磁場，中國對外貿易一時向北傾斜。斷絕了若干年來往的兩個鄰居，一時打得火熱。與此同時，俄語翻譯人才也成了搶手貨。年輕的人才青黃不接，於是，一些五六十年代學過俄語的大爺們讓商人從歷史的塵埃中發掘出來，披掛上陣，應付了一氣，可怎麼説也是歲月無情呀，翻譯也得算是個體力活兒，體力的不支，或經不住出差俄國的顛簸，水土的不服，又加上頭腦中固有知識的陳舊，所以他們輝煌了兩三年也就退出了舞台。同時，一些像我這樣還青澀的俄語畢業生被別無選擇地推上了前台。

我做夢都沒有想到去做翻譯，我以為自己的一生板上釘釘地要貢獻給人民的教育事業了。自己心裏清楚，想改變命運僅靠知識是不夠的，還要有其他的一些堅挺的物質保證，而我的家境是不容許我通過這個門路來改變回鄉的命運的。

　　我們的90級俄語專業共有22人，17個女生，5個男生，其中保定3人，張家口3人，廊坊1人，剩下的15個都是我們河間人。我們回老家景和高中實習，本來要半個月吧，其實也就上了幾節課，便由我們的老師寫出極高的評定，讓各自回家去了。説實話，我們知道那些任課老師並不尿我們實習大學生這一壺，人家按部就班講得好好地，我們上去插一槓子，耽誤時間不説，説不定還會把年幼無知的學生引入歧途呢。

　　順便提一下，實習期雖然短暫，但它的收穫，卻令我終生受用。因為，我現在的妻子小芹就是當時我那個實習班的學生。説實話，實習一結束，我便把那一幫學生忘在了腦後，可我給小芹當初留下的印象（據她説）至今仍不磨滅，這為我們後來重新相識相愛奠定了堅實的革命基礎。至於其中細節已經在其他文中提到過，不再在本文贅述。

　　話説回來。實習結束後，我回家幫助二哥收割麥子，正在打場，任老師派遣的一名天使（這樣稱呼我覺得不為過，他叫王紅軍，他就是給我傳遞福音的使者）——我的這位師弟兼老鄉風塵僕僕來傳我速回石家莊。任老師把我介紹給了他弟弟任石平所在單位，河北省輕工廳下屬的一家公司。回到石家莊，正好他們在接待一個俄羅斯代表團，趕鴨子上架，我硬着頭皮開始作翻譯。當然，我不是主譯，只是負責他們的一些日常生活。這家公司還在綏芬河建立了辦事處，暫時聘請了一個當地的混血做翻譯。

　　後來，據説是沒有進人指標（？），我便沒有得以進入這家公司。

　　再後來，任老師給我和同學紀執先找到了一家民營公司——海德社會服務公司。我們懷着畢業生都有的一腔熱情，投入到工作中去，為公司招了一批去俄的留學生。我們負責在國內培訓幾個月，然後送出國。當然，我們清楚他們這些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説是留學純粹扯淡，大多人實際都是想到俄羅斯掘金子的。

　　記得第一月工資我拿到了120塊錢，我把其中的一部分寄回了家裏。後來，好像再沒有寄過，反倒都是家裏一直貼補我：（

　　學生招了不少後，我沒有參加培訓，就又經任老師的弟弟介紹，認識了新華服裝廠的一個副廠長張樹超（好像是吧，姓名記不太清了，罪過！），又通過這位廠長認識了他的朋友陳雲海經理。認識陳總的第二天，我便跟隨他到了滿洲里，半年後，到了俄羅斯的鄂木斯克，我的翻譯生涯由此掀開全新的一頁。

　　就這樣，1983年開始學習俄語，1990考上河北師範學院外語系俄語專業，1993年第一次到俄羅斯，1997年底離開西伯利亞，2001年最後一次到遠東布拉戈維申斯克。我青春最為美好的這幾年光陰都是在俄羅斯度過的。

　　做翻譯之初，我才發現自己有些白痴。因為大學的知識都特基礎，只能用於日常交流，輪到商業談判是一點都用不上的。當陳經理把一沓厚厚的俄文合同、俄羅斯法規、關税條例放到我面前，讓我一週譯完時，我眼珠子差點沒飛出來擊碎眼鏡片。可我一狠心，想，我是沒臉再回家了，分配已經結束，同學都已上崗，我沒有退路了。於是，我開始瘋狂地惡補知識。邊查詞典邊翻譯，終於在規定日期把譯稿交給了陳總。

　　我的翻譯是逼出來的。當時做的易貨貿易，交換的東西五花八門，白糖、罐頭、服裝換鋼材、汽車、毛皮，小到針頭線腦，大到飛機大炮，今天談這個，明天又談那個……我想，我那時像極了填鴨，成堆的新鮮詞彙被一股腦地塞進大腦裏腸胃中，我必須做到談什麼，那些專業的詞彙就能脱口而出。談判時誰也不會給你翻查詞典的機會。

　　我的胃病也許就是那時犯下的：消化不良導致胃潰瘍！

　　在滿洲里集訓了半年後，我於1993年3月第一次踏上了我所心儀已久的俄羅斯土地。四五天的國際列車坐下來，窗外的風物如電視中的鏡頭樣時時翻新：森林，山脈，大河，貝加爾湖，灰色的城市，寧靜的鄉村，林間掩映的別緻木屋……

　　應該説在俄羅斯的生活是我所喜歡的。在俄羅斯人看來，好像什麼事都不必着急，懶散，優雅，憂鬱，偏激，時而激情似火，時而温情如水，剛才還温順如羔羊，瞬間又會狂暴如黑熊……這些俄羅斯人的性格，好像也很適合我。他們一週兩天的休息制度（當時國內休一天）、豐富多采的節日，他們廣袤無垠的大地、博大精深的文化，都讓我着迷。那短暫夏季的漫長白晝，那漫長冬季的漫長黑夜，時間彷彿在俄羅斯這片土地上在按着另外的步伐前進，緩慢而充裕。有那麼多的光陰可以讓人們盡情消磨。我驚歎於西伯利亞大自然的神奇瑰麗，昨天還是白雪皚皚冰天雪地，一覺醒來，冰銷雪融，竟是花紅草綠，蜂飛蝶舞。這也許就是俄羅斯儘管歷史短暫，卻創造出那麼輝煌燦爛、韻味獨特的文化的緣由吧。

　　於是，工作忙碌之後的休閒時光，我幾乎都是在當地的博物館、話劇院、歌劇院、畫展廳、書店度過的。

　　每到秋天的演出季，我都會關心劇院的海報，好提前訂上自己喜歡劇目的票，晚了就會買不到，儘管每年的劇目都大同小異，而當地人民觀看的熱情卻是絲毫不減。另外，票價也是可以接受的，普通票價當時也就相當於人民幣十幾二十幾元的樣子。

那幾年，我大約看了不下二十場各種劇目，其中芭蕾舞《天鵝湖》是每年都要看一次的。我如今還收藏着那時看過的所有劇目的節目單或者票根。

　　鄂木斯克的大小劇院、甚至小劇場我都去過。其中，在小劇場看到的契訶夫的《三姐妹》，令我至今記憶猶新。説是劇場，其實平時那裏也搞同仁畫展，也舉辦過新書推介會，僅能容納百十個人。而那一天，他們簡單佈置了一下自己設計的佈景，三分之二的地方擺上觀眾的座位——形態不一的椅子，三分之一的地方，就是演出的舞台，其實，演出後我才發現，演員們並沒有侷限在那三分之一的空間裏，他們是把整個場地都化作了自己的舞台，他們就在我們的身邊表演。演出結束後，我與演員們見了面，知道他們都是業餘票友，來自不同的行業，而其中的一些人平時是連工作都沒有着落、吃飯都成問題的。他們經常在一起排練，小範圍的演出，賣票的一點可憐收入，將用來購買或製作簡單的道具和宣傳單。我為俄羅斯人對藝術的虔誠和不懈追求而感動。

　　公司補助我的日常零用錢除了花在這些方面，再就是買書刊和報紙了。別人每次回國帶回的都是進口香水香煙貂皮大衣寶石鑽戒寵物，我帶回的則是沉甸甸的書籍。

　　在這期間，儘管工作忙碌，我還是沒放棄自己寫作的愛好。日記、詩歌寫滿了幾個本子。而翻譯俄羅斯詩歌的想法，不得不提到我的一位俄羅斯朋友，她就是楊娜·涅維洛娃。她突出的魅力所在就是長相西方，而性格卻很東方，端莊、大方、温柔、勤快。鄂木斯克綜合大學計算機程序專業畢業後，她又考入高爾基國立師範大學學習中文。起初，我們想找一個當地的翻譯配合我的工作，經人介紹，便認識了她。從認識以後，我們便成為了好朋友。她給我解釋俄語中的疑難，我給她糾正漢語中的差錯。當我兩次因工作勞累住院治療時，她都帶了自己親手做的點心和飩雞去看望我。

　　楊娜的媽媽是猶太人，父親是俄羅斯人。她集中父母的優點於一身。當我提到自己喜歡詩歌時，她便立刻為我背誦出普希金和勃洛克的詩句。説實話，我為她着了迷，我想討好她，便用俄語為她寫了兩首情詩。其實，我對俄語詩歌的韻律一竅不通，寫完後美滋滋地念給她聽，她問：這是白詩嗎？我回答：不知道。我説，這是一首情詩。她大笑。她這一笑，讓我開始關注俄羅斯詩歌，體會俄語詩歌的韻律和節奏，但當時我並沒有立刻着手翻譯。那段時間我都是在做準備工作。我大量閲讀俄羅斯詩歌，憑自己的直覺感受詩歌。誰也沒有教過我怎麼寫詩，怎麼譯詩，我只是憑自己對文學的熱情，一點點接近詩歌的。我要尋找到合適的機會，尋找到中俄詩歌交匯的切入點。

　　1996年，我在一家書店中偶然購得了一本《1990年俄羅斯最佳詩歌選》，一時如獲至寶。我從中選定了奧列格·楚赫諾的作品，理由有二：一是他的生活經歷坎坷，儘管寫作多年，卻沒有出版過一本詩集，甚至在俄羅斯文學界還不太為人所知；另外，就是他詩歌語言的明朗跳躍激情充沛讓我陶醉，於是我便全身心地投入到翻譯他的作品中。我沒有想到將來它們會發表。

　　膽子大幫了我的大忙，因為我對翻譯的認識，當初還只是停留在嚴復的“信達雅”上，但具體怎麼“信達雅”，我也不甚了了。我如今也慶幸自己當時沒有接觸到太多的翻譯理論，否則我會嚇得立刻打消翻譯詩歌的念頭。

　　無知者無畏，王朔説的吧，應用在我翻譯詩歌上恰如其分。

　　從此，越譯膽子越大，一發不可收拾。接下來我選定了曼德爾施塔姆。我坦白交待，那時我並不知道什麼黃金、白銀時代，並不知他是那麼一個詩壇大腕，不知道他在國內已經被翻譯家們翻炒得大紅大紫。在俄羅斯的那幾年我對國內文學界的瞭解也出現空檔。回來後，我補了好長時間才算補上一些。

　　又説遠了。再回到曼德爾施塔姆。當時，我也是偶然從書店看到他的詩集的。我翻閲一下，頓時愛不釋手，當即買下。我還以為國內沒有多少人知道他，準備回去後好好地譯介一下。我想儘可能多地蒐集他的作品，以及與之相關的資料。可我跑遍了大小書店只淘到了他的三本書：一本詩選，一本詩文選集，一本《詞與文化》。

　　曼德爾施塔姆的作品我是從俄羅斯回來後才開始翻譯的。

　　按當時流行時髦的話説，由於國際大氣候與國內小氣候的影響，當然也避免不了一些人為因素，1997年，我們公司退出了鄂木斯克，退出了俄羅斯市場。回到國內，我依然是兩手空空，除了那幾年的經歷和一堆俄文書報，我仍然是一無所有，真的，處了四年的女友忍耐不了漫長的等待，也早已棄我而去。

我的生活進入了一個相當灰暗的時期。

　　國內公司裏沒有我的用武之地。我也厭倦了異國他鄉的漂泊，我想安定下來，讀讀書，寫寫字，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我在石家莊市近郊的一個名叫東崗頭的小村租了間16平方大小的房子，在那裏開始了我的閲讀寫作翻譯生活。

我忘不了，在七月的酷暑中，我悶在罐頭盒一樣的屋子裏，拉緊窗簾，脱盡衣衫，汗水淋漓地用了十幾天，譯出了自己喜歡的曼德爾施塔姆的二十多首詩。是他巨大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精美，令我廢寢忘食，激情勃發。譯完後，我幾乎虛脱。這些最初的譯作得到了《詩神》雜誌鬱葱先生的賞識，刊發在了1999年的雜誌上。

我的詩歌處女作是首發於《詩神》的，而我的翻譯處女作也竟是發表在這本雜誌上。這之後才有了發表在《譯林》《讀者》《詩刊》《揚子江詩刊》《詩歌月刊》《星星》詩刊上的譯作。

　　後來，生活的殘酷現實擺在面前，我發現僅靠寫作譯詩是無以維持我的生活。幸虧那時結識了小芹，也就是實習班的那名女生，她當時也已大學畢業，分配在石家莊市一家工廠上班。她給了我各方面的支持和鼓勵。我不敢把自己的真實處境告訴她，她不知道我正在坐吃山空，她也不知道我已拖了人家兩個月的房租。

　　細心的她還是覺察到了。她委婉地勸説我去人市，去找個班上。她注意收集報紙上與我的趣味相投的招聘信息。為了生計，我停下手頭的翻譯，開始為柴米油鹽奔忙，為結婚生子購房奔忙。於是，這才有了我後來就職的河北當代文學院、有了到俄羅斯遠東重操翻譯舊業，有了如今坐在河北作協三樓大眾閲讀報社的編輯部敲打下以上這些文字。

　　而2001年接觸網絡後，為我的翻譯插上了翅膀（多麼惡俗的比喻！），彷彿一下就由拿三八大蓋的土八路，一躍而成為手握AK－47突擊步槍的特種兵。我有了廣闊的閲讀空間，有了無限的選擇餘地，有了與俄羅斯詩人直接伊妹兒往來的便利，有了即時瞭解俄羅斯文學界的契機。

　　於是，便有了2003年各種文學詩歌雜誌上我翻譯作品的出現。

另外，值得着重一提的是，受《詩歌月刊》編輯曹五木先生所逼迫，我選譯了一系列俄羅斯六七十年代年輕詩人的作品。我感謝他黃世仁追債似的的索稿，否則依我懶散的性格，是不會在一年時間中譯出那麼多的作品的，他也逼迫我登陸俄羅斯眾多文學網站，閲讀了大量的俄羅斯當代詩歌，結識了不少俄羅斯年輕的詩人。至今，我已譯介了俄羅斯近30位詩人的作品，其中60年代以後出生的就有20多位。

記得一位俄語老師這樣説過，學俄語是笑着進去哭着出來的。這話真實地概括了學俄語入門容易，但要想掌握得水乳交融如魚得水是異乎艱難的。語言也是隨時間而不斷發展變化的。經濟的全球化，所形成的各種不同民族文化的衝突吸收融合淘汰也是顯而易見的。再加上國際互聯網的推波助瀾，遙遠的異國一分一秒的變化，會被鼠標瞬間拉到眼前。俄羅斯年輕一代詩人的作品中儘管也趨於口語化、日常化，不再講求押韻，表面看是通俗易懂了，可他們也吸收了大量泊來的詞彙，還溶入了一些網絡語言、地區方言、黑話，這在翻譯上造成的難度是可想而知的。

我與友人談到翻譯時，把譯介作品比作按照原作重新雕刻一件作品。我的翻譯程序是先熟讀原作，直到爛熟於胸後，再雕刻出大概，使其初具原作的形態，然後便是於細節處的雕琢，盡力使每一個詞都能傳達出原作的本意，併力求把原作的靈魂思想也移植入這個新的載體。如果能做到形神兼備者，才可稱得上翻譯大家，如果可以達到神似，也堪令人敬佩。而徒有形似者，讀來如嚼蠟，不知所云，是必為劣品無疑的。我要努力保持詩人原作的原味兒，令其個性最大限度地保留，不致使人讀後，分不清這是阿赫瑪託娃，還是茨維塔耶娃，不致使千人一面，不致使每個詩人的譯作都打上“晴朗李寒製造”的烙印。

　　真所謂：書山有路，譯海無涯。翻譯中的甘苦是別人所難以體味出的。但我堅持自己的翻譯原則，那就是：為快樂而翻譯！我選擇翻譯的對象是不以他們所謂的名氣為標準的，我往往避開那些被翻炒過多過爛的詩人，去選擇那些與自己同齡人的作品，由於時代與全球國際化，相信他們的作品我更容易把握，譯介過來也更易於國內詩友接受。我只選擇打動了我的作品，那些讀來充滿活力的作品，讓我讀來快樂的作品。另外重要的一條是，假如詩人本身有着強烈人格魅力，而暫且不為眾人所知，即使相距時代較遠，我也會去翻譯。我能體會到如考古發掘者的快樂。我要把他們介紹給我國內的詩歌朋友，讓他們體會到我的快樂，如果再能對他們的生活寫作有所裨益，那可是我求之不得的！

我不在憑職稱説話的單位，我沒有任何組織，我沒有上級下發的指定任務，我可以自由自在，想譯誰就譯誰（惟一不可隨便的是：不能想怎麼譯就怎麼譯）。但我還是喜歡這寬鬆的空間。我不靠翻譯的這些作品評職稱、長工資，沒人逼迫我。我沒有壓力，沒有奢求。當我自己哪天厭倦了，我哪天就會自動停止翻譯。

　　我翻譯，因為我快樂！

或者説，我快樂，因為我翻譯。

注   本文作者為河間籍翻譯家，中國作家 協會成員李樹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