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奈達宮的悲歌_風聞

1970年10月，由智利社會黨、共產黨和激進黨等6個左派政黨組成的執政伊始，阿連德立即宣佈要使智利成為“第一個按照民主的、多元化的和自由的模式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社會”。於是，安第斯山下這個“銅礦之國”頓時成了舉世矚目的新焦點。

那時，我雖已從智利回國兩年，但在外交部平時工作中接觸最多的公務還是有關智利的。尤其在阿連德當選總統的消息傳來後，我和部裏從事拉美工作的同事們都興奮不已，期待着他實現智利同中國建交的諾言。

阿連德大選獲勝後，宣稱他的政府的基本任務是“結束帝國主義者、壟斷集團、地主寡頭的統治，在智利開始社會主義建設”。新中國外交的決策人和指揮者周總理對阿連德的當選執政和奉行進步的內外政策給予熱情讚揚和歡迎。他敏鋭地意識到，在拉丁美洲，“古巴是60年代，阿連德是70年代，美國的‘後院’不平靜了”。

1970年，薩爾瓦多·阿連德總統宣佈與中國建交。

周總理代表中國政府電賀阿連德，表示堅決支持智利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掠奪和干涉，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正義鬥爭。同時，決定派出以倪志福為團長的中國工人代表團前往智利參加新總統的就職慶典。代表團回來後向總理彙報，智利政府有意儘快同我建交。總理迅即指示我駐法大使黃鎮同智利駐法大使進行談判。雙方於當年12月15日簽署了建交公報。周總理對這一由智方起草卻完全符合我建交原則的公報十分滿意，稱讚阿連德政府行動果敢，在拉美國家同我建交方面“開了好頭”。這份公報的西班牙語文本也就成了我們後來翻譯我國同其他拉美國家建交公報的範本。我們內部稱之為“智利模式”。

1965年3月，新中國派出人員赴智利建立第一個半官方性質的常設機構——中國駐智利商務代表處，原外交部美澳司副司長林平等6人下飛機後正大步邁出機場。右起：林平、黃志良、劉長恆（副代表）、張萍（劉的夫人，會計）、劉靜言、張廷福（廚師）。

中智建交後，我國政府任命林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駐智利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林平同志是我們的老領導，我和靜言1968年離智回國後，他繼續擔任了兩年多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駐智利商務代表。我們為他“轉正”為我國駐智利的官方代表而感到高興，深信他能出色完成使命，進一步促進中智友好關係。但我個人因有在革命後的古巴工作的那段經歷，對智利政局前景頗為擔心。誰都想得到，美國是不會容忍在它的“後院”又有一個國家出來實行社會主義的，美國政府肯定要對智利新政府進行破壞，施加壓力。可以預見，我駐智利大使館將在極其複雜、微妙的環境裏工作。因此，中智建交後，我更加密切關注着聖地亞哥發生的一切和使館報回來的情況，也時時勾起我對阿連德博士本人的回憶和懷念。

不倦的社會主義戰士

我第一次見到阿連德是1960年在古巴。1961年，我隨南漢宸率團訪問智利時，在他家中受到了他的親切款待。那時他給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對中國友好熱情，對中國革命和古巴革命推崇備至。我同阿連德博士接觸甚多，對他真正有所瞭解，則是在1965年我到中國駐智利商務代表處工作之後。

記得在我們剛到聖地亞哥後不久的一天傍晚，我聽到一陣門鈴響，出去開門，見一位身穿便裝、帶着黑邊眼鏡的中年男人站在門口，在暮色蒼茫中，我們竟沒有認出是誰來。來人笑了笑説：“老朋友薩爾瓦多·阿連德到此，不認識啦？”我毫無思想準備，誰會想到一位鼎鼎大名的政界領導人會這麼隨便地出現在眼前。他當時是社會黨主席、參議員。我連聲道歉，請他入內。阿連德説不必了，解釋道，他到中國代表處來如同上親友家串門，所以沒有預約就登門了。他説他這次是來告訴我們，他即將出國訪問，出席不了我商代處的建處招待會，等兩週後他出訪歸來，再請林代表和商代處全體同志到他家中做客。説罷，揮揮手開車走了。

果然，兩星期後，阿連德博士和夫人奧絲頓西亞（大家都親暱地稱她“鄧佳”）邀請林代表夫婦、劉副代表夫婦、李言年及我和靜言等商代處全班人馬到他們家中做客。他們仍住在三年前我到過的那座寓所，那是一幢坐落在一條名叫“老警衞營”的靜僻街上的兩層樓房。這是一所聖地亞哥一般中產階級市民居住的普通住宅，300多平方米建築，帶有一個不大的庭院。

阿連德家的會客室相當寬敞，佈置得也很雅緻，兩邊的陳列櫥裏錯落有致地擺滿了主人收藏的各種文物、古董。引起我好奇的是，一邊放得全是拉丁美洲的，另一邊放的卻都是中國的。阿連德博士告訴我們，他的“癖好”是集他到過的地方的文物古董。他足跡遍及拉美各國，到過中國3次這些陳設品都是他自己從這兩個地區隨身帶回國的。説着，他從櫥裏取下幾件墨西哥的瑪雅石雕像和黑白雙色圖紋的秘魯印加瓦罐，以及幾件中國西安出土的陶俑和水壺，給我們看了看，並作了仔細比較，而後感嘆地説，美洲的印第安文化和中國的古代文化有着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他斷言，這不是偶然的巧合。他津津有味地列舉了好多實例，證明那種認為新大陸最早的土著居民是通過白令海峽從亞洲遷徙過來的學説是有科學依據的。我沒有想到，這位醫生出身的政治家還是考古知識淵博的文物愛好者。

阿連德夫婦有三個成年的女兒。大女兒結婚後另外居住，小女兒還在上大學，常住在學生宿舍裏。同他們住在一起的是二女兒和二女婿。那天正好二女兒新生的男孩滿月。阿連德夫人特地邀請我們（商代處的三位男士）的三位夫人上樓去看望他們心愛的小外孫。

那天晚餐，按照女主人的説法是“家庭式的聚會”，阿連德夫婦同我們談得很親切、投機。阿連德向我們詳細介紹了智利各方面的情況，談到了他對中國革命和古巴革命的看法，也説起了他個人身世和政治抱負。自那晚以後，我們同阿連德博士經常來往，有時他和家人到我們商代處做客，有時和我們共同的朋友一起喝茶或吃飯。他運用他的政治影響和地位，給我們商代處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和幫助。我們對他的友誼和了解也日漸加深。

阿連德的全名是薩爾瓦多·阿連德·戈森斯，從他的母姓戈森斯可以猜出他母親是猶太后裔。他1908年生於瓦爾帕萊索一中產階級家庭，曾在瓦爾帕萊索大學攻讀醫學，1932年獲得醫學博士學位。

智利社會黨黨員阿連德

他早年就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思想，參加和領導過進步學生運動；1937年參與創建了智利社會黨，後來成為該黨的總書記、主席。他擔任過眾議員、衞生部長、參議員、參議院副議長和議長。他一向富有正義感，深切同情勞苦大眾，熱心為人民謀福利，在中下階層和知識界深孚眾望。他積極參加爭取世界和平，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戰爭和捍衞各國人民民主、民族獨立的運動，在國際上也享有很高聲望。

我多次聽到阿連德博士熱情頌揚中國革命和古巴革命，他常説的一句話是，中國革命是人類解放的榜樣，古巴革命是拉美人民的希望。但他和他領導的政黨一向認為，根據智利的具體情況，他們有可能通過各種形式的議會鬥爭，以和平手段建立人民民主，進而建設社會主義社會。

1958年，阿連德第二次參加總統競選。

他在1952年、1958年和1964年三度作為左翼政黨聯合陣線的候選人蔘加總統競選。雖都沒有成功，但阿連德從不氣餒。尤其1964年那次大選中，阿連德代表的人民行動陣線和新興的基督教民主黨一直勢均力敵，平分秋色，只因最後時刻右翼勢力、教會和美國擔心阿連德當選會對他們更加不利才轉而支持較温和的基督教民主黨，遂使該黨領導人弗雷當選執政。阿連德對那次失敗很不甘心，對競選總統抱着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決心，故而準備在1970年大選時再作第四次拼搏。他申言，不為個人爭名，只為人民爭權，發誓要為在智利建立人民政權，實行社會主義而鬥爭到底。

他在和我們商代處同志的一次談話中，也曾談及他的這一堅定不移的意志。他激動地説：“我死也要死在莫奈達宮（總統府）。”當時，我聽他講出這句話來，心裏為之一震，深深為他對理想的執著追求而感動。但萬萬沒有料到，八年後，這句不祥的誓言竟一語成讖。

我從智利回到國內後，心中還常常牽掛着這位老朋友的境況。而且不只是我，部裏的同事們上上下下都很關心他競選活動的進展。給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周恩來總理在百忙中還經常詢問智利和阿連德的情況。我記得，有一次，當周總理聽人彙報説，1967年阿連德訪問朝鮮回國途中，在北京首都機場轉機，停留了8個小時，沒有得到中方人員的照料時，總理非常生氣，嚴厲批評了當時一位分管拉美事務的副外長。此後，我多次聽到總理在會見智利客人時提及此事，並一再請他們向阿連德博士轉致歉意。

周恩來總理會見阿連德的夫人和女兒。

1970年春，阿連德夫人攜二女兒伊薩貝爾代表阿連德博士來華訪問。周總理親自會見，同她們進行了長時間的親切談話。我當時擔任這次會見的翻譯。記得阿連德夫人告訴總理，她丈夫正忙於競選，國內形勢對左派力量很有利，阿連德獲勝希望很大。總理詳細詢問了競選各方的力量對比，特別問到了軍隊的情況。阿連德夫人説，智利軍人有民主傳統，擁護憲制，對黨派鬥爭持中立態度。總理指出：“武裝力量不可忽視”，“軍隊問題十分重要”。他説，毛主席總結中國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就是人民擁有自己的軍隊。這時，伊薩貝爾插話説：“我們掌權後一定要改組軍隊，建立工農武裝。”總理聽了稱讚她説：“你是位了不起的革命小姐。”

阿連德夫人轉告總理，阿連德當選執政後，智利將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總理高興地説：“雖然大選是每個國家的內政，我們不能干涉，但我衷心希望我們的老朋友阿連德博士當選總統，實現兩國人民盼望已久的建交願望。”總理在向她們闡述我建交原則時，反覆強調堅持一箇中國，反對“兩個中國”，即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反對蔣介石集團待在聯合國，不能讓其“外交代表”繼續留在智利。阿連德夫人保證，要把周總理的意思如實轉告阿連德。

1970年11月3日，阿連德正式就任智利總統。

半年後，阿連德當選執政，兩國即指派代表談判建交。智方起草的建交公報完全符合我建交原則精神。周總理讀後説，智方考慮得很周到，一個字都不用改動。毫無疑問，中智建交談判順利達成協議和智利政府果斷處理台灣問題，同周總理親自做工作有着直接關係。

周總理的關心和擔憂

1970年，阿連德競選總統時的海報。

阿連德是由智利社會黨和共產黨聯合激進黨等四個左派黨組成的人民團結陣線推舉的總統候選人。他的競爭對手是執政黨基督教民主黨創始人之一、智利前駐美大使托米奇和右翼保守派民族黨候選人、年已74歲的前總統亞歷山德里。三派勢力的角逐非常激烈。10月大選的結果是：阿連德得票36%，亞歷山德里為35%，托米奇為28%。由於得票最多的前兩人均未超過半數，根據憲法，由議會在他們兩人中間投票推選出總統。

1973年，阿連德在議會選舉中投票。

此時，基民黨提出，以未來的人民團結政府遵守“憲法保證條例”作為在第二輪投票中支持阿連德的條件。按照“條例”精神規定：阿連德政府執政後一切活動必須嚴格遵守憲法，必須尊重軍隊和國家警察的原有體制、等級制度，不得建立同國家軍隊和警察相平行的武裝組織。阿連德接受了“憲法保證條例”，基民黨遂於10月24日的議會投票中支持了阿連德。

施耐德

同時，又由於不久前發生了支持選舉、同情阿連德的陸軍司令施奈德將軍慘遭槍殺事件，這也促使不少原來持中間立場的議員轉而同情阿連德，投了他的支持票。這樣，阿連德以絕對多數票當選為智利總統。

上任後的阿連德

阿連德當選後即宣稱：“智利將以爭取議會多數代替暴力革命，智利有必要用一種新的方式來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這是我們的革命道路，多黨制的道路。”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曾經預見到這條道路，只是過去從來沒有實現過”。

阿連德總統提出的“第二模式”，即利用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和平地完成社會主義變革的模式，能否行得通？智利的革命道路究竟如何走？這在當時成了世界上普遍關注的一個革命理論和實踐問題。周總理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對此也極為關心。那個時期，他在會見智利和其他拉美國家的客人時，總要同他們探討智利問題，並十分注意瞭解阿連德政府施政綱領的實行情況。

據我所知，周總理關於智利問題同外賓有過多次重要談話，其中有兩次我在場當翻譯。

1971年6月，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受墨西哥《至上報》社長鬍利奧·謝雷爾的採訪。在兩個多小時的訪談中，周總理回答了謝雷爾提出的各方面的問題，從中國革命和國內情況談到尼克松訪華和中美關係，從墨西哥歷史談到拉美現狀，從古巴革命談到智利道路。

記者問總理如何看待阿連德總統通過和平手段上台執政。周總理首先表示對阿連德當選總統執政和中智建交深感欣慰，並給予很高評價，但同時指出，如同阿連德總統自己所説，取得了政府並不等於取得政權。總理認為，通過選舉取得的勝利是暫時的、過渡的。他説：“我們不相信議會道路，我們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因為用議會政治選舉把外國侵略勢力趕走，實現民族完全獨立和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權的，我們還沒有看到一個。”總理向記者仔細分析了兩輪選舉的經過後指出，“阿連德總統的當選帶有一定的偶然性”。接着又説：“現在阿連德政府是一個民主政權。一個政權要鞏固，沒有武裝力量支持是不可能的。你們拉丁美洲稍微有點進步傾向的政府被推翻的例子不勝枚舉。”

智利軍隊

墨西哥記者立即提出，智利的軍隊不同於其他的拉美國家，智利軍人從不幹政。

總理搖了搖頭説：“如果智利一小部分軍人接受了外國侵略勢力的影響，而且如果智利當局現在不注意的話，還有出亂子的可能。這個亂子就是軍事政變。”

“當然，我們希望智利軍隊的官兵都是愛國的。”總理最後笑了笑説。

《至上報》社長第二天一早就要離華回國，所以採訪一結束，他就很快把這篇重要的訪談記錄稿整理了出來，交給我外交部新聞司。新聞司立即組織一批筆譯人員，把西班牙文的記錄稿再譯成中文，當晚11時，把譯出的中文記錄稿送總理審閲。凌晨5時，總理辦公室退回記錄稿。我看到了總理的親筆批覆：“謝雷爾先生的記錄稿整理得很好，同意發表。”此刻，我為自己順利完成口譯任務而舒了口氣。同時，一想到敬愛的周總理又是工作通宵達旦，心裏很不平靜。

出乎我意外的是，謝雷爾這篇採訪記刊登在多家拉美國家的主要報紙上，不僅引起了強烈反響，還差點惹出一場外交風波。原來，《至上報》在刊登周總理的談話時，還發表了一篇社論，除了對周總理讚揚一番之外，特意表明，他們不能苟同他關於議會道路和評論阿連德當選的一些觀點。

智利最大的日報《信使報》全文轉載了謝雷爾文章中有關周總理對智利問題的看法。智利政府對此表示有所不快，指示其駐華大使委婉地向我外交部提出，並要求澄清。最初，美大司辦案同志給我打了個招呼，可能要讓我受點“委屈”，為了不影響兩國友好關係，擬以“有關段落的措辭翻譯不確”搪塞一下。這本是各國在處理國際關係時常用的一種藉口。後來，司領導考慮到談話記錄是總理親自審閲的，況且總理的立論正確，用詞恰當，不應推諉，決定對智方的要求拖而不答。之後，隨着智利國內局勢演變，對方也不再提此事了。事隔兩年，智利果然發生軍事政變，《至上報》舊事重提，又專門寫了一篇社論，承認他們在智利問題上判斷錯誤，指出事實證明“周恩來是對的”。

周總理另一次比較集中、深刻地討論智利革命道路問題，是1972年3月會見並宴請智利社會黨總書記阿爾塔米拉諾那次長達6個小時的談話。那天，人民大會堂新疆廳裏，氣氛異常嚴肅，陪見人員也比往常多。有外交部部長喬冠華、中聯部副部長申健和副總參謀長彭紹輝等。會見於下午6時開始，交談一小時後，總理設宴款待客人，飯後賓主接着長談到零點30分。

話題首先集中在阿連德總統要立即在智利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周總理高度讚許阿連德總統的革命熱忱，但明確指出，革命要分階段。當前，亞非拉人民的革命鬥爭“還不是已經進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還必須要通過民族民主革命階段，不能跳過去”。他説，混淆了兩個階段的任務，就容易混淆兩個不同時期的路線和政策，結果會使有“左”傾情緒的人感到不滿足，而思想偏右的人就害怕，而不參加。這樣就把我們自己反而孤立起來。總理還語重心長地強調，馬列主義要與本國實踐相結合，指出蘇聯十月革命、中國革命，即便是發生在拉丁美洲的古巴革命的經驗，“都不要照抄”。

在智利客人説到在革命現階段“中立中產階級”的問題時，總理説，這個口號值得商榷。他指出，在民族民主革命階段，“中產階級就應該予以聯合，不應該中立”。總理舉出榮毅仁的例子，解釋了團結民族資產階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還説，中國共產黨連“末代皇帝”都採取團結爭取的政策。

在談到外資國有化問題時，總理指出，應當“區別對待”，先沒收美資的，其他的暫時不收歸國有。這樣可以避免它們同美國聯合起來進行破壞。做法上“要分步驟”，可以逐年沒收，也可以分股，例如國家51%，外資49%。此外，還要注意利用外資企業中的技術人員。

周總理花了很多時間同客人討論軍隊問題。他向客人詳細介紹了中國人民武裝革命鬥爭的歷程。在講到平江起義時，指了指在坐的彭紹輝副總長説：“他就是參加平江起義的。”總理又突然轉身問我：“你知道平江起義嗎？”熟悉總理習慣的人都知道，他經常會在同外賓談話時“考問”陪見人員和翻譯。我答道：“是湖南農民起義。”總理指出：“不只是農民起義，也有革命軍人蔘加，而且起了重要的領導作用。”接着，他扼要講述了在共產黨領導下，革命軍人同工農武裝結合，成立中國工農紅軍和創建革命根據地的經過。總理強調説：“軍隊問題是最中心的問題。”為了説明即使在民主革命時期，革命武裝也至關重要，他向客人講述了1924年廣州發生的“商團事件”，指出革命力量就是依靠工農武裝和黃埔軍校中的進步軍人鎮壓了帝國主義的工具——反動的商團武裝，才保住了革命政權。

針對智利朋友們普遍相信“智利軍隊有資產階級民主傳統”的説法，總理指出，世界在變化，拉美在變化，“智利不會原封不動”，“好的傳統到了一定時候也會起變化”。總理談到了1922年陳炯明叛亂事件，提醒説：“不僅是外國的侵略勢力，就是本國的保守勢力也要利用軍隊。在這種進步與保守激烈鬥爭的情況下，軍隊不會不受影響的。”他又以剛發生不久的玻利維亞軍事政變為例，進一步向智利領導人指出：“從這個教訓就得出，智利要準備兩手，就不能不考慮怎麼能夠使武裝部隊站在進步方面。”他請這位執政黨總書記轉告阿連德總統，“武裝力量是不可忽視的”，“要做軍隊的工作”。

周總理這番推心置腹的談話，是運用了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對智利實際情況進行的透徹分析，智利客人聽得頻頻頷首，一再表示受到很大啓示。我們這些在場的工作人員也都感到深受教益。可惜的是，阿連德總統在這方面雖然做了不少工作，但未能充分重視。不久，智利果然發生了不幸事件。大家回首重温周總理的這些真知灼見，不勝感慨系之。

歷史悲劇終於發生

阿連德總統領導的人民團結政府，提出了反帝、反壟斷、反寡頭的任務和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目標，並據此進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改革運動。首先，將美國資本控制的3家大銅礦和硝礦收歸國有，並對全國150家大型私人企業和銀行實行國有化，形成國家對各主要經濟部門的控制；同時，大刀闊斧地進行土地改革，先後從4000多個大莊園主手中徵收了800多萬公頃土地，建立國家農場、合作社，或直接分給無地農户；採取措施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支持工人直接參與企業管理、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資、改善基層羣眾的各種社會福利待遇；在對外政策上，高舉反對帝國主義的旗幟，積極支持拉美和亞非各國捍衞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鬥爭，擴展與這些國家的外交關係，在南美國家中率先同中國建交，並恢復了同古巴的外交關係（亞歷山德里執政時斷交）。

阿連德簽署銅礦國有化文件。

阿連德政府這些具有重要進步意義的改革措施，曾得到人民羣眾的熱情支持。在改革的第一年，智利的經濟出現了繁榮景象。這時，在國際上，有人把智利的改革作為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的樣板大加宣揚。但好景不長，人民團結政府的領導者們對智利的具體國情考慮不夠，頭腦不夠冷靜，改革的步子越來越快，打擊面也愈來愈寬，人數眾多的中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受到了侵犯，嚴重影響了經濟發展。第二年，生產開始滑坡。超越限度地提高人民收入和大搞社會福利，給國家增加了沉重負擔，導致國民收入分配比例嚴重失調，國家開支激增。政府為彌補赤字，被迫大量發行貨幣，致使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市場商品匱乏，勞動者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不滿情緒隨之增長。

經濟出現嚴重困難後，智利政府四處向友好國家求援。我國政府也向智利人民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但任何外援解決不了一個國家的根本問題。

一個頗有代表性的例子，我至今沒有淡忘。

阿連德與智利兒童。

阿連德總統認真履行了競選時所作的改善社會福利的多項許諾。其中之一是為全國學齡兒童免費供應早餐。1971年1月起，智利孩子們每天到校後能吃到一份牛奶和麪包加黃油的豐美早餐。第二年，由於國內牛奶產量鋭減，牛奶供應發生困難，智利政府要求我國緊急支援500噸奶粉。我記得，當時的李先念副總理向來訪的智利代表團作了坦誠的解釋。他説：“你們大使一定知道，大多數中國兒童是喝不上牛奶的。我國的牛奶產量極有限，鮮奶都不夠用，哪能大量生產奶粉。即使我們設法從國際市場上買到了奶粉轉送給你們那裏，也是遠水解不了近渴呀。根據我們的切身經驗，只有在發展本國經濟的基礎上，才能逐步改善廣大羣眾的社會福利。”

當時，智利的國內供應已是全面緊張，國家被迫花費大量外匯進口食品。1973年2月3日，周總理給阿連德總統寫了一封信。我們連夜把信趕譯成西班牙文，第二天由來訪的阿爾梅達外長帶走。總理在信中寫道：“中智兩國是發展中的國家，對於智利現在面臨的困難，我們很理解並給予深切的同情。這種狀況，從根本上説是長期的殖民統治和帝國主義侵略留下的惡果。不少第三世界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都遇到類似問題。為了克服這些困難，發展中的國家除了相互幫助外，最根本的還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也就是説，自力更生為主，外援為輔。如果經濟不能立足國內，過多依靠外援，特別是依靠大國的貸款，這是危險的。在這方面，一些國家有過沉痛的經驗教訓。”

總理信中還指出，對於第三世界國家來説，要自主地發展民族獨立經濟，就需要進行長期的艱苦奮鬥，就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和犧牲。最後，總理又誠懇地提醒阿連德總統，在當前動盪的國際形勢下，更要考慮應付可能出現的各種局面，作兩手準備，爭取好的，準備壞的。總之，改變經濟落後面貌，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標，只有結合現實的條件和可能，有準備、有步驟地進行，才能逐步實現。這是我們從中國的親身經歷中得出的一點體會。

我聽説，阿連德總統讀了周總理的這封信後，十分感動，對信中的意見表示完全贊同。為了讓政府官員和更多人理解信中精神，他指示把周總理的信在智利報紙上全文發表。可惜，一切都為時已晚。

本來就對這場改革懷有敵意的國內外反對勢力，利用政府政策上的失誤、社會經濟形勢的惡化和各階層人民不滿情緒的擴大，推波助瀾地進行抵制和破壞。一貫把阿連德視為心腹之患的美國，更是火上澆油，不斷對智利政府施加政治和經濟壓力，實行經濟封鎖，減少或停止向智利的貸款和投資，壓低銅價；同時，極力支持智利國內的反政府活動。連曾支持阿連德當選的基民黨等中間在野黨也轉而採取對抗的立場。

面臨嚴重的局面，阿連德不得不放棄一些過激政策，但改進措施未能產生明顯效果。物價繼續上升，市場供應更加緊張，羣眾抗議浪潮更趨猛烈。阿連德為了穩定政局，寄希望于軍隊的支持，他邀請三軍司令和警察司令入閣，不料這反而為後來的政變留下了隱患。

那個時期，我們幾個在智利工作過，又認識阿連德的同事，更是為智利局勢和阿連德總統的命運擔憂，每天上班首先閲看我駐智使館報回的情況和國際電訊有關智利的報道。起初，有的同志還比較樂觀地估計，阿連德總統憑藉他駕馭政治的能力，尚可能“搖搖晃晃”維持到下屆1976年大選交權。持此説法也不無道理。因為1973年的議會選舉，人民團結陣線所得的票數非但未減少，反而從36%增長到44%，在參、眾兩院分別增加了32席和6席。豈知，反對派意識到通過合法途徑已難以推翻阿連德政府，於是籌謀非常手段，對阿連德總統發起新的進攻。

進入4月，智利局勢變得越來越嚴重，氣氛愈來愈緊張。罷工浪潮波及全國和各個行業，家庭婦女上街敲空鍋，廣大學生遊行示威，軍隊內的不穩也逐漸顯露。

6月29日，部分軍人發動兵變，出動坦克攻打總統府。幸而在擁憲派陸軍司令普拉茨指揮下，平息了叛亂。

7月5日，又有部分海軍官兵起來造反。27日，右派游擊隊暗殺了阿連德總統的陸軍副官，又在捷克和朝鮮駐智利使館製造爆炸事件。

普拉茨將軍在軍內反對派壓力下，被迫在8月23日辭去陸軍司令和內政部長職務（不久後，這位愛國將軍在流亡阿根廷時被人用定時炸彈殺害）。許多擁憲派高級軍官被排擠出領導崗位、聖地亞哥衞戍司令皮諾切特將軍取代普拉茨任陸軍司令。至此，反對派已完全控制軍權，軍事政變迫在眉睫。

阿連德和皮諾切特（右）。

我從使館報回的信息中得知，阿連德總統有預感到政變即將來臨。有的朋友勸他不如像巴西誇德羅斯總統那樣，出國算了。但他堅定的回答：“讓他們拽着我的雙腳，把我拉出莫奈達宮吧！”（莫奈達宮就是智利總統府，因為這幢坐落在市中心的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兩層建築最初是鑄幣廠，殖民年間，此處是財富的標誌，共和時代成了國家政權的象徵。）

1973年政變照片。

醖釀已久的軍事政變終於爆發了。9月10日夜，以皮諾切特為首的三軍司令和警察司令組成的軍人執政委員會，下令軍隊向首都方向迸發。

1973年9月11日（星期二）是愁雲慘霧的一天，我根據國際通訊社發自聖地亞哥的電訊，默默記錄下了智利現代史上最富悲劇色彩的一頁：

清晨6時，叛亂的海軍陸戰隊佔領了離聖地亞哥150公里的瓦爾帕萊索港。

早7時，阿連德總統在家中打電話詢問三軍司令，無人回答。

7時半，阿連德來到莫奈達宮。此時，總統府周圍還有一些警察和坦克守衞。

8時，陸軍已佔領首都各處戰略要點，空軍飛機在莫奈達宮上空盤旋。

8時20分，坐鎮在總統府對面的國防部大樓裏指揮政變的陸軍司令皮諾切特在電話中要總統投降，並説已為他和他的家屬和合作者準備好了一架飛機和護照。阿連德的回答斬釘截鐵：“我不同叛徒談判！”“智利總統決不逃跑！他知道怎樣履行一個戰士的職責！”

接着，阿連德在總統府利用尚受政府控制的麥哲倫電台兩次向全國發表廣播講話，強烈譴責軍事政變，斷然拒絕辭職。

8時50分，守衞總統府的坦克和一些負責保衞總統的軍人和警察開始撤離。

9時10分，已趕到莫奈達官的阿連德的長女貝亞特里斯從另一問房間打電話告訴阿連德，他們要把她和其他幾位總統親信扣作人質，強迫阿連德投降。“你不要這樣做，”阿連德説，“我要求他們把你們殺掉，因為我不會投降。這樣，歷史會知道，是你自己的爸爸命令殺掉你們的。”

10時55分，政變部隊的坦克衝向總統府，飛機也向總統府掃射。阿連德命令他的女兒、他的合作者和秘書們撤離莫奈達宮。他對他的朋友們説：“我不離開莫奈達宮，也不投降。他們從這裏拉出去的只能是我的屍體。”説罷，阿連德頭戴鋼盔，身着防彈背心，手持衝鋒槍，進行頑強的抵抗。

11時30分，皮諾切特向阿連德發出最後通牒：如不投降，就轟炸莫奈達宮。阿連德拒不投降。

叛軍轟炸拉莫內達宮

12時，兩架霍克一獵人式飛機向總統府投下炸彈，建築物頓時濃煙滾滾，火光沖天。

13時45分，政變部隊攻入總統府。阿連德喝令身旁合作者和秘書們馬上撤離莫奈達宮。他對他們説：“我最後出去。”

14時20分，當最後離開阿連德的人走下樓時，聽到了兩聲槍響。阿連德用一支衝鋒槍擊中顎部自殺……

戰鬥到最後時刻的阿連德，他手中的衝鋒槍是卡斯特羅所贈。

關於阿連德自殺的説法，我是從外國記者最初的報道中看到的。後來又傳聞，總統是被殺的。但無論何種説法，阿連德像他曾説過的那樣，是“作為智利總統死的”。歷史會公正地記載，這位65歲的總統是犧牲在自己的崗位上的。

犧牲後被抬出的阿連德。

阿連德總統以身殉職的噩耗傳到北京，我們每一個認識阿連德的人都感到震驚和悲憤。我們懷着沉痛的心情翻譯了周總理發給阿連德夫人和女兒的唁電。周總理稱頌“偉大的阿連德總統”為智利人民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以及促進中智友誼和亞非拉團結反帝事業作出了積極努力，“他的高尚願望將永遠活在人們心中”。總理還在唁電中指出，智利人民將從這一沉痛事件中“吸取教訓”，流露出他對這一歷史性悲劇的無限痛惜之情。

2022年9月11日，民眾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集會，紀念前總統阿連德遇難49週年。(新華社發，豪爾赫·比列加斯攝)

莫奈達宮的悲歌震撼了智利和所有拉美人民的心，也給人們留下了沉重的思考……

（注：原文刊於《外交官雜記叢書》鷺江出版社199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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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轉自 |《足跡》

作者 | 黃志良  圖片 |《足跡》、網絡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青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