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亞阿姆河考古_風聞

阿姆河文明是一個高度發達的城市農耕文明，時代大致為公元前2300/2200至公元前1500/1350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它的經濟除了農業外，輔以狩獵和漁業，除了大麥、小麥、豆類和粟外，還種植李子樹、杏子樹和葡萄，飼養牛、羊、駱駝和驢。用牛和驢來拉木質的板輪車，採用二牛抬槓的方式犁田鬆土。城堡一般為方形，佈局複雜，呈現三重城格局。有發達的青銅冶煉技術，金、銀器加工技術比較先進，青金石、肉紅石髓為主的寶石加工和貿易比較突出。

阿姆河上游及其周圍地區盛產黃金、白銀、瑪瑙、綠松石、錫、青金石，其中巴達赫尚的青金石尤為獨特，很早就被世界著名的兩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納入其陸路和海路商貿聯絡交易的版圖內。同時和周圍的東部伊朗、西南伊朗、俾路支等都有密切的關係。北方的歐亞草原，甚至遠及烏拉爾及南部地區也能看到來自這個地區的影響。



巴克特利亞發現的阿姆河文明的文物。

阿姆河文明最重要的源頭是西部土庫曼斯坦的納馬茲加四-五期文化，其次是伊朗西南的埃蘭文化，還有小亞的影響。這種聯繫不單是文化上的影響，而且有人羣的遷徙，他們不但帶來新的器物，還帶來了新的思想和信仰，印章上的紋飾能充分説明這一點。土庫曼斯坦馬爾吉亞納地區的古諾爾遺址出土的印章、短劍、人偶以及珠寶飾品所反映的寶石鑲嵌技術都與西亞、小亞的類似。應當説，小亞、西亞和整個西南亞都和這個文化的起源有密切的關係，屬於一個大的文化系統。

這個文化複合體具有較強的文化輻射力，在伊朗、黎凡特地區、南亞地區均能發現其文化影響的痕跡，其東北邊界已到現今烏茲別克斯坦的撒馬爾罕附近，並呈現出城市文明與草原文化在邊界地區的雜糅現象。

公元前第三千紀的後半期至公元前第二千紀早期，歐亞大陸中、東部靠北的區域，出現了幾個社會飛躍發展的中心。這些中心都出現一些新的技術、新的思想，社會發展躍上一個新的台階。除了阿姆河文明，還有烏拉爾山東南麓前草原上的辛塔什塔文化、南西伯利亞的奧庫涅夫文化、阿爾泰山與天山之間的切木爾切克文化、甘青地區的齊家文化/四壩文化、陝西北部的石峁遺址、山西南部的陶寺遺址、內蒙古東南部的夏家店下層文化等。這些看似彼此遙遠的文化中心可能存在着直接和間接的互動關係。比如哈薩克斯坦北部的辛塔什塔聚落髮現了來自阿富汗的青金石。塔吉克斯坦西部的設拉子模（Sarazm）在公元前三千紀時，是一個青金石、綠松石、瑪瑙生產中心，和伊朗的錫斯坦和巴基斯坦的俾路支保持着密切的貿易聯繫。中亞的有些文化因素，比如馴化黃牛和綿羊、日曬土坯、權杖頭、短劍、青銅管銎斧、大麥和小麥等，在新疆，乃至甘肅、青海以及中原地區的文化中都有發現。這些因素可能通過歐亞草原傳入。有學者認為，齊家文化和二里頭文化中的一些因素，可能存在一些來自中亞地區的文化因素。也有學者推測中國早期的爵、觚形銅器和伊朗發現的有些銅器可能存在關係。分佈於阿姆河兩岸的肖圖蓋（Shortughai）遺址時代為公元前2200-前2000年，被認為是印度河哈拉帕文明在這個地區的殖民地，印度洋特有的貝殼可以比較順暢地運送到這裏。這些被輸入中亞的海貝，為我們認識中國北方和中原發現的早期同類海貝提供了重要線索。石峁城址高台遺址為核心的三重城牆佈局與西亞、中亞的城址佈局比較接近，對眼睛的崇拜在埃及、西亞地區也有悠久的歷史。中國現在已經發現了商代的印章，土庫曼斯坦安諾遺址出土了一枚印章，年代為公元前2300年，樣式比較接近中國後來的印章，加上阿姆河文明的各類印章，為研究中國印章的出現提供了線索。西周時期流行的瑪瑙珠飾，其文化的源頭雖然是印度，但中亞是其最重要的來源之一。

作為傳播中介地區的新疆，這個時期來自中亞地區比較可靠的例證較少，而且這些文化因素一般夾雜在西來、北來的歐亞草原文化之中，難以辨別。不過也有一些線索，新疆烏魯木齊東部阜康市博格達冰川邊緣的博格達峯巖畫和中亞吉爾吉斯斯坦的塞伊瑪裏塔什巖畫幾乎完全相同，而且兩地刻鑿巖畫地點的海拔、方向、環境幾乎一致。由於這種風格的巖畫時代可能為公元前3千紀到公元前2千紀早期，因此，博格達峯巖畫的發現為我們認識中亞通過天山廊道過來的人羣和文化提供了明確的線索。這種三角形身體的特徵在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彩繪雙耳陶罐和呼圖壁巖畫的人體形象上再次浮現。古墓溝墓地發現的石雕人偶，小河墓地發現的祖形器、石質權杖頭、青色細長圓石棒等，都可以在納馬茲加文化和阿姆河文明中發現更為相近的對比材料。小河墓地發現的一個白色石質、磨製和鑽孔非常規整的權杖頭和阿姆河文明中發現的權杖頭更為接近，和後來殷墟婦好墓中發現的權杖頭也比較相似。當然，除了迄今能發現的這些線索外，這條依託天山的通道也是我們研究公元前3500年左右東傳黃牛、綿羊，公元前2500年左右東傳小麥和大麥，西傳粟/黍問題的重要對象之一。

阿姆河中上游地區在史前雖然位於歐亞大陸的中心，卻處在各個古老文明的邊緣間隙之間，因着獨特資源和地理位置的關係，成了一個彙集各方文明因素的中心地帶，並稍晚於埃及、兩河流域和印度河古文明，發展出一個阿姆河文明，是名副其實的“文明十字路口”結出的一個碩果，有學者甚至稱其為“世界第五大古文明”。

故宮午門東雁翅樓的玻璃展櫃中，法羅爾丘地的幾件金器雖然殘破，但紋樣古拙神秘，在古樸幽暗的展廳中，泛着黃金特有的熠熠光芒，微微刺激着每一個駐足端詳的觀眾的眼睛。這正是一個歐亞中心地帶偉大城市文明在現代東方閃爍的榮光，我們似乎能聽到某種時空深處的呢喃，彷彿一種千年牽掛的共鳴。阿姆河文明在東西方古老文明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以這一地區為過渡，遠在興都庫什山、帕米爾高原以東的中國文明得以與西亞文明、印度河文明取得了一些間接的聯繫。

這種久遠的聯繫從此綿延不絕，兩千年後，西漢張騫受漢武帝之命，兩次出使此地，聯絡自中國北方西遷阿姆河的大月氏。之後“絲綢之路”正式開通，貴霜帝國建立，同一展廳，屬於貴霜王朝的蒂拉丘地和貝格拉姆薈萃了更多東西方文明共振、交融的證據。再兩千年後，在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的背景中，這些見證各文明互動交融的文化遺產，歷經劫難，浴火重光，齊聚北京，向世人昭示着“絲綢之路”頑強的生命力和永恆魅力，譜寫着共享和平，共同發展的盛世華章！（文/郭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