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ce："科學語言"為什麼是英語？_風聞

        “you are able to read this sentence(你能夠讀懂這句話)"。

        這是《scientific babel》書中的開篇第一句話。同時，這也是一個具有’自我證明’特性的語句。很顯然，如果你能夠讀懂裏面的內容，這句話是絕對成立的，如果讀不懂。。。那也就沒有意義了。然而，當Michael Gordin向你展示他對歷史上的科學家所使用的語言的全面記錄時，一個有意思的問題便漸漸浮出水面了：為什麼當今世界上對科學有興趣的人，比如能夠拿起這本書仔細讀的人，都能夠順利地讀懂英文呢？

        有人可能會想，是不是英國早期全球擴張的行為，再加上美國後來居上利用其先進的科學技術主導全球而導致英文變成了一種全球化的語言呢？然而，這並不是Gordin的觀點。實際上，他認為並沒有什麼是導致這一結果的決定性因素。

        德語，法語與英語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科學界的三大語種。確切地講，19世紀末英語文獻的數量雖然要超過其他語種，而差別並不很大，甚至在1910年到1920年左右的時候，德語一度超過了英語與法語成為了最流行的科學語言。然而，兩次世界大戰使得德語在科學期刊中的使用慢慢減少，而英文變得更加主流起來。

        作為化學史、蘇聯科學史以及冷戰方面的專家，Gordin認為蘇聯科學家在19世紀末期需要面對的交流問題更為強烈。門捷列夫，元素週期表的集大成者，蘇聯化學家就遇到過這樣的問題：他的一個助手將他研究論文中的’相（phased）‘翻譯為德語時錯誤地譯為了’週期（periodic）’。這使得他的成果一度被學界質疑。另外，在創新性的理論還需要用書籍出版的方式公佈的年代，出版商在沒有當地科學家的指導下並不太情願承擔翻譯成該國的文字的任務。諷刺的是，如果不首先翻譯，當地的科學家們又怎麼會讀懂文章的內容從而提供指導呢？

        19世紀末期，人們普遍呼籲需要一個"輔助"或"載體"語言，這種語言需要對全世界各國人民家均平等，新鮮，而且易於學習與使用。這一要求十分符合科學語言的要求，因為知識本身就需要以平等與簡練的方式傳達。在此背景下，沃拉普克語成為了第一個實驗對象。沃拉普克語是源於英語與德語的一個人工語種，1880年左右開始流行，然而之後就被一種名為"世界語（Esperanto）“的語言所代替了。這種語言受到德語，羅馬語以及斯拉夫語的影響，曾經一度成為最成功的人工語言。然而，它在科學界的應用在1907年受到了質疑。當時出現了另外一種叫做"Ido"的人工語言。但是在一戰開始時，Ido的首要支持者，化學家Wilhelm Ostwald企圖該變世界語言的平等中立的特性，改變為"Weltdeutsch（World-German）"。事實證明，這一語言並不中立，而且也不成功。

        到了20世紀，科學“三雄”確立，主要官方科學語言是法語、英語和德語。但很多科學家仍夢想只使用一門語言的科學。三門主要科學語言的使用者都不肯選擇其他任何一門語言，於是有科學家和語言學家聯合提議採納一門中立的科學“輔助”語言。

　　1907年，一個國際語言學和科學泰斗委員會召開會議，考慮確立一門通用的科學語言。波蘭醫生、發明家盧德維克·柴門霍甫在1887年創立的世界語似乎恰到好處，許多委員主張選它。然而，某天上午委員們抵達會場討論時發現，白紙黑字描述的是另一種新發明的語言——伊多語。戈丁説，若干年後，此舉的肇事者才曝光。委員會主席、德國化學家威廉·奧斯特瓦爾德傾心於伊多語，因為它能表達化學關係。他大力推崇伊多語，甚至把他1909年獲諾貝爾獎的大部分獎金用來推廣它。但隨着一戰爆發，奧斯特瓦爾德宣佈了一個令其所有同行既震驚又憤怒的觀點：德語應當是唯一的科學語言。

        一戰結束後，為懲罰德國的政治侵略，科學界對講德語的科學家設置重重壁壘。國際純粹與應用化學聯合會把德語踢出其官方語言行列，其他國際科學組織也採取了相同舉措。然而到了20世紀30年代，德國科學家在一個新領域——量子物理學方面領先，德語再度成為可接受的科學交流工具。但是，希特勒的得勢迫使德國的很多優秀科學家移居外國，因而也就學會新的語言並用新的語言講課、出書和發表文章。到二戰結束時，作為從政治上反抗德國的手段，美國及其他國家不再教學生德語。很快，英語戰勝其他候選者成為科學的語言。如今，英語幾乎總是國際科學會議的唯一交流語言。自然科學精英期刊上超過98%的文章是用英語寫的，科學家無論母語是法語、德語、俄語、日語還是烏爾都語都必須能講流利的英語。

        二戰結束後，上述進程的主導因素開始偏向於人口學及地緣政治。大英帝國在19世紀的擴張對多語種共存仍持相對寬容的態度，但出身和崛起於20世紀美帝國的科學家則並不被要求掌握多門外語。戰後迅速壯大的蘇聯科學家與工程師，是美國在科學上的新競爭對手。在1950至1960年代，世界上約有25%的科學出版物是俄語寫成的，俄語成了世界第二大科學語言，緊跟在英語的60%這一比例之後。然而，到了1970年代，由於世界範圍內的科學家都傾向於用英語交流，俄語出版物的數量又開始下降。

        到了冷戰期間，美國與蘇聯都狂熱於學習埋藏在對方陣營語言構成的科學文獻中的先進技術。政府引導開發了可以翻譯語言的機器，後來因為電腦的誕生加速了這一進展。然而，機器翻譯的語言需要經過漫長的編碼與檢驗的過程才能得到最終翻譯後的結果。為了加速這一過程，蘇聯對於外國期刊摘要的抽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美國則採取了另外一種方式；從頭至尾地直接翻譯所有的蘇聯期刊。《scientific babel》這本書詳細介紹了美國是如何進行大量的翻譯工作的。

        隨着冷戰的白熱化，以俄語發表也被解讀成了一種明確的政治宣言。同時，世界範圍內一代又一代的科學家繼續學習着英語，但科學史上的這一反常發展卻一般不被看作有深刻的政治性。到1980年代早期，英語基本上佔據了全球自然科學出版物裏的超過80%，如今則發展到了99%左右。

        那又如何？信奉效率或許有一定道理，而如今只用一門語言的科學在溝通上也很方便——近來科學的顯見成功似乎可以用這種思路來解釋，然而我們也必須看到其代價。在1869年，迪米特里·門捷列夫幾乎喪失了元素週期表的發現者身份，因為他是用俄語而非德語出版的；如今，在一個日新月異的學術領域用英語以外的語言——以及在非頂級期刊——出版，學術成果幾乎肯定會遭到無視。

        話説回來，有兩件事是可以肯定的。第一，維持一個規模如此巨大的單一語言體系，既需要耗費極大的精力，也需要在非英語國家對語言培訓和翻譯投入海量的資源。第二，哪怕所有英語國家在明天立刻消亡，英語也仍將是重要的科學語言，慣性畢竟是難以消除的。以往的知識積累在科學家當中形成的錨定效應（anchoring effect，心理學術語，人們對某個事件做定量估測時，會將某些特定數值作為起始值，它就像錨一樣制約着估測值，簡言之，人們在決策時會不自覺地過度重視最初獲得的信息——譯註）同時支持了以往的多語言共存體系和如今的單一語言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