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要復甦，很多中國企業出國做生意，但現在我們的涉外律師明顯不夠用_風聞

我這次採訪可能發現了一大波就業機會！現在經濟要復甦，很多中國企業出國做生意。但到了外面，一旦發生訴訟或糾紛，就是個麻煩事。未來這種事恐怕只會多，不會少。不過這倒不是壞事，這是因為咱企業盤子大了，海外利益多了，自然難免磕碰，要維權的需求就多了。

“我們的企業走到哪裏，我們的法律服務就要提供到哪裏。”

但現在，我們的【涉外律師明顯不夠用】，前景好，缺口大。

“中國律師總數約68萬人，但涉外律師大約是1.2萬。他們每年要處理1300多萬件法律事務，大部分是涉外案件。”——這實在有點不成比例。這是我週末在北京採訪【全球工商法治大會】瞭解的數據。

其實這數字本身還不是最大問題。打官司也不是光靠人多，關鍵是人才競爭力：涉外律師，跑到人家地盤去維權，必須説得了外語、懟得過對手、算得明白賬、打得贏官司。

一些學這專業的網友吐槽，“法律英語”是完全是一門新外語。也是，法律是個嚴謹的事，打官司動輒標的上億，責任重大，裏面的外語術語肯定不好學，但一學就會的專業，也肯定卷啊。

這個【全球工商法治大會】是中國貿促會在北京舉辦的，世貿組織、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高管，以及全球企業家、法律界人士，都來了，約500參會。

央視網的小夥伴還幫我做了一個採訪視頻，大家可以看看，正規軍一出手明顯比我自己做的高大上。

會上的這個“工商法治”，還不僅是説給中國出海企業維權，還有外企在中國，如果遇到法律糾紛，咱怎麼辦。比如有企業説他們在中國遭遇知識產權侵權啦，有企業説尾款沒給結啦，有企業遇到新產業（比如直播帶貨）、卻還沒有完整立法和規則，怎麼辦？——這些都是會上在討論辯論的。

這也是需要大量【涉外律師】的地方，也不一定是狹義的律師，是需要【涉外法律人】。無論是打官司，還是立法，都需要。因為：

現在雖然一些國家勞動力成本比咱低，但外資為什麼仍願意到中國來，就是看上了我們不僅市場大、社會穩定、基建給力（貨能及時運走，也就是供應鏈靠譜）等等，還有一個逐漸強大的“看不見的基建”——就是咱的法律和規則。

修橋修路修港口，咱基建狂魔沒得説，那都是看得見的路。

法治靠譜，清晰透明可執行，那是企業運營時看不見、又繞不開的路。

國際上現在越是變亂交織，越是總有不講信用、毀約退羣、無端凍結資產之類的爛事出現，咱國內越不能亂，越要在法治這“看不見的基建”上，也當基建狂魔！

做得好，外資就更願意來，外資願意來，咱經濟復甦就更快。

（這裏插一段外資進入中國的官方數據，免得又有人唱衰説“外資跑了”：今年上半年，法、英、日、德對華投資分別增長173.3%、135.3%、53%和14.2%，外企在華新設外資企業總計2.4萬家，同比增長35.7%。）

而且法治這“基建”，咱沒法自己關起門來幹，需要法律界和各國企業家商量着幹。

這也需要咱的【涉外律師】們，在未來很多年，都保持跟全球的法律界和企業家的交流，商量着制定符合市場一線實際的法律規則。

尤其是要跟企業家商量，聽聽來自一線的聲音。讓“工商”和“法治”兩撥人來一起開會，也是這個首屆會議，最創新的地方之一。

尤其出現全新的商業模式後，法律和規則，不是法律人坐在辦公室裏憋出來的，而是企業家在一線幹、消費者邊買邊吐槽、法律界再跟進各方訴求、政府再商議決定，最後大家一起商量着磨合出來的。

例如，會上中國香港律政司前司長鄭若驊女士，説的內容信息量很大，我聽了也很受啓發。她説的大致意思是：

——數字經濟、電商、直播帶貨等新商業模式，太新了，三年疫情又進一步改變了這些商業模式，所以現在很多規則都沒建立清楚，於是總會出現新的糾紛。一旦涉及到跨境的電商，到了外國，這裏面又有數據安全問題，更麻煩了。於是，有些國家面對這些糾紛，乾脆以此為“數據安全”為由，開始搞貿易保護、單邊主義。但這不是出路，唯有堅持“讓國際法治能夠發揮關鍵作用的”多邊主義，才能商量出一套可行的辦法，讓全球共享這些新業態帶來的機遇，而不是各國都關起門來還沿着舊路走。

一段話把現在貿易保護、單邊主義的一部分藉口和動機，都分析透了，又提出瞭解決思路：開門商量，形成規則。所以還是需要【涉外法律人】。

再比如，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副總幹事在會上説，現在創新中心正轉移到亞洲亞太地區，尤其是亞洲，這裏知識產權的申請已經佔到全球總量的70%。但同時這也是挑戰，需要各國進一步將國際知識產權保護【標準化】，確保在這一方面的公平和公正。對此，大家都要增加法律的確定性，好給企業帶來更多確定性。

還是需要【涉外法律人】去一條一條掰扯。

以上都是大會開幕式短短1小時左右説的內容。這會議還有多場平行論壇，感興趣的可以去網上搜搜詳情。我還是儘量控制文字長度吧！就説到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