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行取消週末論”惹眾怒, “時間暴政”何以愈演愈烈?｜熱點_風聞

編者按

近日，據中國新聞網報道，江西某國企領導因員工在週六有半天未看到消息，稱“千萬不要以為週六週日就是非工作日，不能有傳統機關週末的概念”“我個人真的特別討厭那種，一到週末就非工作狀態，只顧享受，而不懂享受的源頭是什麼的人”“工資是按月給的，不是按22天給的”，並個人初步決定明年開始實行週六週日工作制度。此消息曝光後引發公眾熱議，部分公眾表示，此舉顯示了部分企業領導不尊重勞動法，不保護勞動者尊嚴，需要加強制度規範，個人權力不能凌駕於法律。也有網民表示，當下各行各業此類現象都十分突出，勞動者的自由時間和休息權難以得到保障，尤其是移動互聯網時代以來，勞動者的時間都被各類工作消息碎片化了。

本文以時間社會學為研究視角，探討移動互聯時代青年工作的真實狀態以及時間制度是如何影響青年的。本文指出，時間的暴政對於青年的特殊性在於，大量的暴政來源於需求端對供給端的極度時間壓迫，而青年顯然是勞動供給的主體，是暴政實施的主要對象。在這種氛圍下，青年人認為今天的生活是要為未來犧牲和透支的，他們將自己的社會主體性懸置起來了，呈現出不停地想抓住什麼東西但是又抓不住的焦慮以及希望物質生活儘快得到改變的迫切心理。本公眾號特推出此文，供讀者思考。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公眾號立場。

時間的暴政——移動互聯時代青年勞動審視

廉思 |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惠園特聘教授，中國青少年研究會副會長

本文轉載自《中國青年研究》2021年第7期

為閲讀方便有刪節，具體內容以原刊為準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人類在時間中找尋生存的意義。時間是哲學史的一個重要課題，許多哲學家都為這一問題冥思苦想，但只有少數社會科學對時間有過深刻的闡述。在絕大多數社會科學研究中，時間一直是某種缺席的變量，一般認為，社會科學是與時間“無涉的”。當我們研究某一問題時，默認對象處於靜止狀態，比如統計數據大多是截止到某一時點的，時間的因素往往被忽略了，但並非不會發生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説，人類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為自己爭取時間;人類迄今為止的一切文明史，就是一部時間被異化的歷史、一部時間反噬於人本身的歷史。

在時間社會學看來，年齡是社會用以規定生命時間結構的一個關鍵要素，它一方面呈現了生命的時間序列，另一方面也讓生命時間具有規範性，使人在不同的年齡階段被指定了不同的角色期待和社會位置。正因如此，處在不同年齡階段的人也就有着不同的時間節奏。對於“青年”這一特定的年齡階段而言，其最鮮明的特徵就是年輕，這看似同義反復的話語其實預示着青年的本質屬性—有着看似用不完的時間和一生中最為旺盛的體力精力。我們研究青年，有必要重拾被忽視的青年第一性問題——時間，以獲得一種關於如何走入青年更為全面深刻的認識。

由時間生髮開去，我們就可以找到理解青年的鑰匙。本文以時間社會學為研究視角，探討移動互聯時代青年工作的真實狀態以及時間制度是如何影響青年的。在移動互聯時代，人們可以體會到周遭的世界在不斷地加速，對於青年個體而言，他們只能主動跟上或被裹挾着捲入加速的時間之中。這種加速的時間觀念外化為工作制度，使得青年的工作狀態呈現出“節奏快”“並行多”“協同雜”“全天候”的特徵。同時，時間也愈發顯示出其自身的強制性，這種強制有時會發生偏離，成為控制青年精神的枷鎖，而這正是本文將要討論的問題。本文使用的數據涉及筆者參與的三次社會調查，三次調查均在35歲以下大城市就業青年羣體中展開。其中，2019年“快遞小哥和外賣騎手（蜂鳥）調查”在北京進行，發放有效問卷1692份，訪談62人；2020年“互聯網青年工程師（碼農）調查”在深圳進行，發放有效問卷505份，訪談46人；2021年“高校青年教師（工蜂）調查”在上海進行，發放問卷1031份，訪談54人。三次調查雖然開展的城市不同，關注的羣體不同，但都從不同側面反映了時間對於青年的塑造和修飭。其實，我們一旦瞭解了制度如何設計時間，也就知曉了社會究竟怎樣對待青年，這種對待不是通過寫在書本上的宣傳語或PUA軟文來展現的關心和慈愛，而是以青年現實生活為背景的真實存在。

倒逼的時間——被加速的人

在移動互聯時代，各類物流平台都將速度作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隨着智慧零售的加速落地，分鐘級的即時配送已成為物流行業新的職業標準。在整個物流體系中，送貨員（快遞小哥、外賣騎手）作為送達環節的“最後一公里”，前序所有環節的延時風險都向其傳遞和疊加，一旦前序超時，那麼必須在最後環節完成補時，以確保總流程的相對效率，因此，送達壓力全部集中於最後的勞動者身上。對平台而言，時間就是效率，時間就是市場競爭力，更短的時間是平台給予消費者的承諾，也是對於從業者的要求。

時間的感知是由生活節奏決定的，有研究表明，個人的時間感往往依賴於細胞新陳代謝的速度，在某些場景下，時間會失去準確性，這也是為什麼有時我們會感覺時間稍縱即逝，而有時則度日如年。具體到送餐或送貨的場景中，平常毫不在意的十幾分鍾或幾十分鐘，為什麼能驅動騎手“分秒必爭”、令消費者“焦躁難耐”？是什麼機制讓這短暫的等待顯得如此漫長且迫切？造成這種時間差異感的，正是——“倒計時”。在人類歷史上，計時裝置的每一步發展都會影響人們對於現實的看法。最早的時鐘並不是持續運轉的，而是作為報時器使用的，中世紀的修道院通過敲響時鐘來提醒僧侶進行祈禱。鐘聲和鈴聲在中世紀的城鎮裏也很常見，因為城鎮有大量的商業需要和技術流程相配合，計時員和整個社區都要能聽到時間信號。時鐘最初位於公共場所中央可見的位置，例如大教堂和鐘樓所在地。後來，時鐘越來越小型化，被分散在更加私密的個人空間，如辦公室、車間、卧室等，最後是衣服的口袋和人的手腕。隨着技術的進步，人們具有了更為普遍的時間意識，時鐘成為每個人必備的“假肢”，關注時間、遵守時間成為一項基本的紀律要求。

工業化以來對生產流程的不斷革新——泰勒主義、福特主義、後福特主義，其本質都是圍繞對時間的有效利用。效率至上主義為不斷汲取時間提供了思想動力，時間被賦予了價值，並且以貨幣的形式來衡量，時間就是金錢，成為精心安排和系統計算的對象。近代以來無數技術發現和人造裝置都與獲取或節約時間有關，其目的都是為了克服“慢”，來提高速度。迭代、換代、打新，幾乎是當今所有公司的考核指標。

隨着效率至上主義的進一步擴展，“倒計時”這種時間表達方式應運而生。倒計時的高明之處在於，它把某段時間從一個正序的時間序列裏分離出來，而採用倒序的方式予以重新敍述，在這個過程中，時間的連續流動被表現為更緊張的片段來得以顯現。在倒計時裏，時間不再是向未來無限延展的可能，而是有邊界有範圍的存在，是逐漸逼近目標的距離。

正如物體因為空間上的接近而有不同的呈現一樣，目標在時間上不同的接近路徑，也會呈現出不同的形態。倒計時具有一種獨特的“翻轉結構”。面對同一個目標，當採用正序計時，時間是向外舒展的，目標是向人聚攏的，此時人是中心，隨着時間的流逝，目標逐漸向人靠近。回想自己坐在火車上的場景，窗外的羣山和景色是向“我”走來，而不是“我”走向窗外的物體。當採用倒序計時，物和人的關係就顛倒過來了，時間是向內收斂的，目標則成為中心，隨着時間的逼近，人變為主動向目標靠攏。換句話説，在倒計時裏，目標和人的主體性被翻轉了，人徹底淪為實現目標的工具，人在空間中的結構被扭曲了。因此，對於同樣的時長，採用正序計時和倒序計時，給人的感覺就會完全不同。

課題組調研發現，派送平台在騎手端會顯示為倒計時模式，當截止時間臨近時，系統還會啓動提醒和預警功能。有外賣騎手説：“接單之後，整個人的狀態都變了，時間嘀嗒嘀嗒地走，每一分每一秒都走在心尖上。”其實，心理上的恐慌，是對自身逐漸喪失主體性的一種精神反抗。當一個人進入倒計時狀態後，會感到壓力陡增，時間在注視你，目標在催促你，有東西在追趕你。勞動者完全忽略了外部世界（交通規則此時也不存在了），他忘記了自我，變成了一台飛奔的機器。

在移動互聯平台興起之前，人們對於吃飯的即刻需求從未到達如此急迫的程度。就本質而言，倒計時對於送達時間的苛刻要求與泰勒主義對於勞動時間的精緻計算並無二致，都是期待通過對時間的管理來提高效率，時間序列使勞動者置身於流水線式的“生產”次序之中—接單、取餐、送餐、到達。但與泰勒制通過正序時間對勞動過程進行控制有所不同的是，平台是通過“逆向時間”把對人的壓迫發揮到極致。時間快速地消耗，形成的壓力足以使勞動者本身產生更多的動力去自我加速，即便這種速度要求已經超出勞動者完成既定任務的能力。

必須承認，倒計時令“速度”這一要素更為凸顯出來，速度成為衡量一切的標準，也成為分配正當性的依據。速度快的勞動者能夠獲得更多的獎賞（接單量），而慢的則要接受處罰，這種處罰包括經濟上的（系統派單量的減少）、名譽上的（每週排名靠後）、心理上的（重新接受培訓）。快與慢，成為新的分配正義。有外賣騎手談及:“根據公司規定，超時要扣除50元以上的工資。如果超時投訴過多還會收到‘需要接受公司培訓’的短信或站長約談。”可見，倒計時不僅在物質上，而且在精神上對勞動者進行了雙重打擊。經濟的損失、名譽的羞辱、認知的洗腦，配合倒計時的制度設計，無疑讓時間展露出更為強大的紀律屬性，時間已不是為了保證送達而採取的必要措施，而表現為“暴政”的壓制和懲戒。當然，一定有更多的外賣騎手是在限定時間內送達而未受處罰，從表面上看他們似乎贏得了與時間的戰鬥，但作為勞動者整體，他們已經輸掉了與時間的全面戰爭。

如今，倒計時的機制設計已經滲入到網約車、社區團購、生鮮電商、即時通訊等互聯網平台，並蔓延到其他領域，逐漸掌握了對勞動者的話語權，同時也把焦慮和恐慌帶給更多的社會成員。倒計時背後折射出的不僅是一套工作機制，更是一種構造行為方式的手段，它通過心理建設和馴化行為將“不能延誤”的觀念加速傳遞，使勞動者徹底“異化”為時間的奴隸。毫無疑問，倒計時提高了時間的利用效率，但也將時間的過分榨取推向了人性的反面。

倒計時的盛行是加速社會的彰顯。馬克·泰勒説“速度會殺人”，哈特穆特·羅薩認為“加速界定了現代社會的動力、發展與改變的邏輯，以及推動力”。羅薩進一步將現代社會的本質定義為“加速社會”，認為加速是產生新異化的原因。筆者認為，倒計時的泛化是加速主義新異化的最新表現形式，它除了給我們帶來更為便利和更有效率的協作之外，也將我們安置在加速社會功利編織的“牢籠”之中。而今，我們處於各種倒計時設定的不能落後的高度警覺狀態（如各種考試倒計時、各種工作任務倒計時、各種工程項目倒計時等），即便我們根本看不到具象的倒計時裝置的存在。更為可怕的是，倒計時一旦啓動，連加速度本身都在加速，每個人在拼命奔跑中會不自覺地“競速”，時間越來越不夠用，只要稍微喘口氣，就感覺已經落後，倒計時就像一個高舉着皮鞭的監工，驅使着我們奔波忙碌，只爭朝夕。本該是自由追逐夢想的年齡，青年人卻在無形中被逼迫着追趕倒計時設定的各種目標，以免錯失各種機會和任何有價值的可能。而悖論在於，在這個劇烈變遷的社會里，沒有哪個選項能被事先證明在未來是最有價值的。就像外賣騎手被稱為“蜂鳥”（唯一能“懸停”的鳥類）一樣，“蜂鳥”拍打着翅膀努力使自己不跌落而下，卻也不知道將飛往何方。外賣騎手“懸浮”在城鄉之間，也“懸浮”在制度縫隙之間，他們沒有閒暇為未來積累足夠的知識和技能，也來不及與平台爭論上一次扣費是否合理，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倒計時截止之前送達手中的這一單。他們對過去充滿了遺憾，對未來充滿了恐懼，只有拼命地消耗現在這一刻，才確信自己沒有虛度光陰。

侵入的時間——被掏空的人

2019年3月，一些互聯網公司實行“996”工作制引發社會高度關注（所謂“996工作制”，是指員工每天早9點到崗，一直工作到晚上9點，每週工作6天，是一種違反現行勞動保障法的工作制度），成為中文互聯網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勞資關係討論，也是首次有大規模“白領”和高知青年羣體捲入的網絡社會運動。其後，有關互聯網行業加班泛化的討論甚囂塵上。2020年12月31日，知名網絡平台“知乎”熱榜上出現話題：“如何看待‘快手’將於2021年1月10日全員開啓大小周?”4天后，“‘拼多多’22歲女員工在凌晨下班途中猝死”的新聞，把整個社會輿論批評的聲音推向了高潮。

在互聯網行業，“996”幾乎是“明規則”。課題組“碼農”調查顯示，98.81%的受訪者有過加班經歷，其中有9.70%總是加班、37.82%經常加班、40.99%有時加班，只有10.30%很少加班和1.19%從不加班。從每天工作時間來看，工作時長在8~10小時佔81.59%，10小時以上佔15.45%，勞動法規定的8小時以下僅佔2.96%。有受訪者表示，“如果某天不加班反而顯得不正常了”。當然，加班本身並不構成對勞動者權益的侵犯，但如果加班不支付報酬則違反了有關法律。調查顯示，只有15.83%的受訪者表示加班後“有時”會獲得加班工資，30.06%表示“每次”加班後都會獲得加班工資，兩者之和不到調查樣本的一半。

為什麼互聯網公司敢於公然漠視勞動者的合法權益？這其中的關鍵在於如何定義“加班”。當“加班”不存在時，也就遑論為加班而付酬了。與社會公眾對於加班的理解不同，互聯網公司的加班行為由於並非全部發生在單位的物理空間，因而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和迷惑性。

在工業化時代，空間的邊界構成了當班（on duty）和不當班（off duty）的區分，這也是公共時間與私人時間的區分。時間的劃分伴隨着空間的轉換。無論是甘蔗園還是流水線，工作都需要一定物理空間，勞動者必須聚集在一定的空間內才得以發生勞動關係。在勞動空間之內，個體在職業中的投入度以其“售出”的時間邊界為限；在勞動空間之外，個體有權拒絕與職業角色發生關係，也有權拒絕認同該角色。職業角色所包含的承諾和責任已經被限定在勞動空間之內，個體並不希望超越勞動空間去完成工作任務，空間的邊界被用來區分職業角色和個人生活。在勞動空間之外，人們可以合理地擺脱他們的職業角色，迴歸到其他角色，如兒女、父母、夫妻、朋友等。人們的社會世界也被清晰地劃分為私人時間（生活時間）和公共時間（勞動時間），在生活時間裏，人們不必隨身帶着工作筆記和工作內容，告訴同事在哪裏可以找到他們。他們可以放心，離開了勞動空間，他們的私人性就受到了保護。

在移動互聯時代，智能移動設備既可用於體閒娛樂，也具備辦公功能，其強大的聯網性、互通性和便攜性，打通了工作與非工作情境下的使用區隔，成為邊界整合的有力工具。作為一台隨時可以接入工作網絡的“尋呼機”，移動設備一方面極大促進了工作的延展性，另一方面也給勞動者帶來了大量的隱形工作時間。勞動者越來越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勞動時間和私人時間的邊界愈發模糊。由於勞動者可以及時被找到、被喚醒，個體沒有完全私人性的時間和不受干擾的時段了。試想，一個人可能正在照顧老人、養育孩子、陪伴朋友，一旦移動設備呼叫他，他必須立即從當前的角色（兒女、父母、朋友）中抽離出來，轉換到職業角色之中。即便身體此刻沉浸在某個空間內，精神卻可以從該場所逃離。移動互聯時代的重要特徵之一就是空間的彌散性，如今，已經無須特定的物理空間才能開展某項工作，空間原本具有的功能意義消失了，家、餐廳、電影院、運動場……原本具備各自功能的場所都變成了工作空間。工作的流動性增強了，人在不同的空間流動，但工作的實質卻沒有發生變化。

在工業化時代，私人時間和工作時間的分野是清晰的，由此產生的社會關係也是明確的。一個人的身份轉換從空間上就予以限定了，其方式是剛性的、週期性的。**而在移動互聯時代，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在某種程度上重合了，個體所扮演的各種社會角色之間的衝突愈發強烈，個體的各種社會關係也日趨緊張，現代化對人的壓迫感越來越強。**一位“碼農”在深訪中談道：“每天工作時間怎麼説呢，可以説只要你睜着眼睛，你就是工作的，我們是不分上班和下班的，上級找你，你就要響應，你不能以下班為由不回微信或者釘釘，不回應工作安排就意味着你以後沒有表現機會了。”

在調研中當我們質疑這種超長待機的工作模式時，公司往往會反駁:“這不是加班，這是彈性工作制。”這套話術其實偷換了“彈性工作制”的概念。彈性工作制是指在標準工作時間的基礎上給予一段調整工作時間結構邊界的彈性空間。這項制度始於20世紀60年代的德國企業，其本意是上下班時間交通堵塞而“錯時上班”。互聯網公司借用所謂的“彈性工作制”來對其超時的工作制度進行掩飾和包裝，其本意是希望勞動者可以不受空間和時間的限制，隨時隨地能進入工作的狀態。這根本不是替勞動者着想的“彈性安排”，而是被美化過的“強行侵入”。這裏筆者使用“侵入的時間”這一説法，正是為了凸顯勞動時間對私人時間的侵犯和蠶食，這種“靜悄悄”的強行闖入，意味着自由時間的完全消失——在形式上身體已經自由，但勞動者並未獲得真正的自由。

有學者認為，隨着科學技術的發展，人的勞動時間會越來越短，而私人時間將不斷延長，人的自由具備了越來越充足的客觀條件。甚至有人更為樂觀地預見，科技的發展帶來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縮短同勞動者自由時間的增加是一種必然的聯繫，人類的創造性將極大提升。但現實給了這種判斷一記重拳。高科技帶來的不是更多自由的時間，而是更為嚴苛的即時回覆狀態標識（如“釘釘”APP對於收信人是否閲讀信息會顯示“已讀”或“未讀”）。“碼農”是高知青年的典型代表，而今，加班已經成為他們普遍的勞動狀態，工業時代有一定自由自主度的“知識工人”已經淪為移動互聯時代全天候在線的“應答機器”。在手工業時代，人使用工具；在工業化時代，機器控制人；在移動互聯時代，人活在算法裏。技術的發展帶來的不是人的全面自由，也不是勞動者地位的提升，相反，資本對勞動者的控制即便不能説是全面加強了，至少也是以一種更為隱秘的技術手段暗暗展開，這就是移動互聯時代生產領域權力關係的本質。

人無處不在工作之時，無往不在工作之中，筆記本電腦、iPad、智能手機構建了一座移動的勞工營，“人是生而自由的，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正是對這種勞動狀態的真實寫照。作為新技術使用最頻繁的青年羣體，移動技術的越界使用極大消耗了青年的精神和心理，可以想象，青年工作和生活的衝突將會愈發嚴重，在下班後那根緊繃的神經也不會鬆弛下來，在休息中他們無法有效地恢復體力和精力，再度投入到工作中去也必然充滿了低效和抱怨，內卷化的惡性循環由此往復相生，他們成為“被掏空的人”。

斷裂的時間——被丟棄的人

“非升即走”是目前許多高校和科研單位實施的人事制度，這一制度的核心是錄用員工時簽訂附帶時間條件的合同，在要求的截止時間對員工進行工作量考核，如果員工達不到合同規定的條件，則予以解聘。如一些高校要求新任教師在5年或6年內發表一定數量的科研成果或提供兩次晉升機會，如未達標則離職。“非升即走”制度源於美國高校，是作為終身教職制度的一種輔助規則。我國引進該制度後，被許多高校尤其是重點大學爭相採用。應當承認，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傳統高校教師職務終身制的弊端，曾長期存在的單位依附、平均主義和論資排輩等痼疾有所改善，但另一方面，該制度引發的新問題也逐漸顯現。

在合同截止時間的紅線下，青年學者面臨巨大的文章發表壓力，“不發表即死亡”，一個學者若干年沒有發表文章，就意味着整個職業生涯的終止。衡量一個學者的水平，不在於他是否提出過卓越的理論和新穎的觀點，而在於他發表文章的數量和登載刊物的級別。在這樣的機制設計下，如何能保證深度的思考和用心的打磨？當然，即便發表了滿足合同規定的成果數量，也未必就確定能獲得長聘資格，畢竟職位是有限的，只有比別人發表得更多更快，才有機會最終勝出。指標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被超越。

對於想從事科研工作的青年而言，獲得博士學位並不能保證擁有一個安穩的教職。博士畢業只是科研之路的起點，必須再經過若干環節的磨礪，才能獲得間歇性的喘息之機。從時間序列上推演，如果一個人連續就讀中間不停歇，那麼他將在28歲左右博士畢業，6年後獲得終身教職時，已臨近35歲（有的高校要求博士畢業先進站做兩年博士後，出站後再遴選入校，入校後還要再經過6年“非升即走”的考核，直到37歲左右才能獲得長聘合同）。對於很多高校女教師而言，為了保證博士順利畢業並在“非升即走”的考核期內持續高產，延後生育是不得不做的抉擇。調研中一位青年女教師談道:“我實在沒有辦法，真是不敢生孩子，體力精力上都不允許，每年學院都有科研排名，看到其他老師在不斷髮表文章，我覺得十分恐懼，這種恐懼使得我無法安心下來為生育進行必要的準備。”

“非升即走”加快了學者的認知輸出速度，也降低了學者從事更深度研究的可能。這種承載着截止時間的機制設計，對學者而言是強制的，也是無法逃遁的。於是，在需要長期攻關的科學研究面前，青年教師的學術高度被不斷拉低，研究寬度被不斷裁剪，最終放棄了追求偉大的可能，沉醉於發表速度快且概率高的“雕蟲小技”式研究成果。

“非升即走”引發的淘汰制度，亦被其他領域廣泛借鑑，形成了所謂的“35歲”現象。而今，很多用人單位將招聘門檻設定為“年齡在35週歲以下”。35歲以上不能落户，35歲以上不得報考公務員，35歲以上不招收全職員工……35歲以上的排外條款遍佈於我們周圍，大家已經習以為常，甚至不以為然。35歲是國家《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年）》界定的青年年齡上限，過了這個年齡，人的價值觀愈發成熟，行業經驗更為完備，婚姻生活趨於穩定，可以説，當一個人離開青年時，理應開啓更為穩健且美好的人生新階段。但在現實中我們卻看到，越來越多的青年在為35歲以後的人生茫然失措。網絡熱文《90後即將下架，不再生產》中談道：“對於優秀的人來説，他們能夠抓住機會，所以在下一代的年輕人登上舞台時，他們其實不是下台而是走去了更高的平台……而對於平庸的人，在新的人登上舞台時，也意味着他們裏可能唯一得意的時候即將要變得黯淡”。35歲，個體被安置或拋入世界的方式陡然變了，沒有人願意再等待你的成功併為你的人生投注。可以毫不客氣地説，整個社會對35歲以上的勞動者都“非常不友好”。

對於“碼農”而言，35歲則意味着職業生涯需要變更“賽道”。在互聯網公司，“碼農”主要有兩條晉升通道，即技術路徑和管理路徑。如果堅持技術路徑，那麼就要沿着“碼農—技術主管—高級技術員—架構師”的方向“打怪升級”，這一路徑需要“碼農”深入技術的底層邏輯，不斷更新自身技術，提升研發經驗，追蹤行業趨勢。他們必須保持不斷學習的熱情，一直攀爬越來越窄的高梯。越往上，梯子越窄，競爭壓力自然也越大，最終能夠實現從“碼農”到“架構師”躍升的人數少之又少，大部分人會在看不到希望後轉入運維或管理崗位，也就是管理路徑。管理路徑是“碼農”從技術崗轉入運維或項目管理之後，憑藉先前技術開發的優勢幫助企業以高效的方式完成項目運維和管理。但是，由於大多數“碼農”並沒有管理經驗的積累，缺乏與管理相關的人格特質和理論準備，所以其管理工作的可替代性較高，隨時面臨被淘汰的風險。正如調研中一位互聯網企業人力資源經理所説，“如果拿一個電池來比喻‘碼農’，這個崗位其實挺殘忍的，它更新太快，競爭太殘酷，你根本學不過來，有心無力，等到35歲的時候，你會發現更年輕的人更便宜，並且電量更加充足，競爭力更強。所以從2015年工作到現在，我們基本沒有在這個崗位上見過40歲以上的‘老年人’，他們最終去哪裏了我也不太清楚，有的可能回老家了吧。”

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外賣騎手身上。課題組調查顯示，僅有14.26%的受訪者對目前的工作穩定性感到滿意，有95.59%認同“送餐是吃‘青春飯’的行業”，有87.11%認同“自己更容易被技術所迭代”，有96.34%認同“外賣騎手更容易遭遇中年危機”。課題組發現，大部分外賣騎手並沒有自己的職業規劃，他們雖然十分擔憂自己的未來，但又認為無計可施，因為這已經超出了他們認知的範疇。訪談中一位小哥坦言：“我們其實都知道不可能一輩子送外賣，當跑不動時，我們又能幹什麼？沒有人告訴我們怎樣才能提升自我，也沒有時間允許我們來提升自我，我們就是在不停地奔跑中等待跑不動那天的到來。”

社會為人生髮展鋪設了一條時間軌道，我們沿着軌道出發，形成社會認為“合理”且“正確”的人生計劃表。在這份計劃表中，個體通過資格考核和地位躍升獲得了一種生平，社會生平像一個鐘錶，在嘀嗒聲中前行，而資格和地位在前行中由社會生活或制度結構所共同決定。大多數職業都有它自身的由社會所達成共識的時間節點，它包含着每一個職位應該在什麼時候達到什麼狀態，如果在既定時間內不能取得預期的成果或達到某個認可的位置，人生就可能發生“斷裂”。這種“斷裂”意味着，很多機會在你面前突然消失，你被剝奪了參與競爭的權利，或者從事某項工作的資格。這種由於某一時刻的出現而導致的人生轉折，筆者稱之為“斷裂的時間”。即便一個人很有潛力，他的未來可能有超出預期的回報，但如果不能趕在時間斷裂之前證明自己，他將永遠失去證明的機會。

時間如同奔湧的河流，不捨晝夜，永遠不會中止流逝。斷裂的時間並非時間的停止，而是命運的轉折。當意識到人生在某個時刻會發生斷裂的時候，一種莫名的緊張感就會浮現，因為這預示着在不久的將來，一個可預見的重大事件必須發生。由於這種預期已經形成，心理上的斷裂就會先於事實上的斷裂而出現，斷裂的時間因此具有一種特殊的“丟棄結構”。在移動互聯時代之前，東西只有壞掉或無法運轉時才會被替換，而且即便替換，也大多是用幾乎一模一樣的東西替換。但現在則相反，物理丟棄已經被心理丟棄所取代。回想自己曾用過的手機，有多少是真正壞掉才更換的呢？我們幾乎是在東西過時前就換新了。當我們認為東西雖然沒“壞”但已經不“新”時，我們就會趕在報廢時刻來臨之前換掉它。這種對物的丟棄而今也延伸到人本身，那些沒有跟上社會節奏、踩上時間鼓點的青年，成為我們這個時代“被丟棄的人”。

被時間異化的年輕人

時間是一種權力，誰控制了時間的分配和對時間的解釋，誰就控制了社會生活。鐘錶自己行走、越走越精確，在鐘錶行走的過程中，人逐漸讓渡了自己的權利。工業時代創造了一個人工的世界，時間體制被獨立出來了，成為一個異己的力量。進入移動互聯時代以後，人類越來越交出自己對於時間的把握，喪失了對時間的控制。看起來某些人支配着另一些人的時間，可是支配者又被時間支配，不再是某些人壟斷了時間的權力，而是時間支配了所有人，時間開始顯示出它的暴政（tyranny）。

時間的暴政還體現在，時間成了生活的指揮棒，成為最高的價值標準。整個社會好像一台龐大的機器，它在時間的指揮下有條不紊地運轉，任何人都無法逃避時間的控制，也無力對抗時間的權威。時間本應是於我們自身中的存在，現在卻被統統剝離開去，成為整個社會崇拜效率至上的通行證。通過時間來測量、記錄、考核、評價人的標準，非但沒有增強我們的時間感，反而造成我們的自由時間被侵佔，甚至連自己都無法感知時間。

上文中談到的三種青年勞動的工作形態，就是時間暴政最鮮明的體現。它不僅發生在外賣騎手（蜂鳥）、互聯網青年工程師（碼農）和高校青年教師（工蜂）身上，也正在或即將發生在我們每個人身上。對應三種時間形態，衍生出三種被時間“異化”的青年—被加速的人、被掏空的人、被丟棄的人。筆者之所以採用被動式的表達，是因為這種異化“被”包裝成“努力奮鬥”或“珍惜時間”的榜樣，在這個社會大行其道，並引誘更多的青年加入到“競速”的陣營中來。

時間的暴政無不讚美超長工作，無不推崇速度文化。在勞動的過程中，青年們感受到的不是資本如何對自己的未來負責、如何保障自己的健康和維護自己的權益，而是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一種“奮鬥者的榮耀”、一份“本不該給予的恩賜”，好像能有這樣的辛苦工作，能有機會讓你加班，是勞動者修來的福氣。但問題是，這些所謂的“福報”真的是青年的福報嗎？是青年真正需要的福報嗎？這到底是青年的福報，還是資本可以坐享其成的福報？我們必須開始思考：什麼樣的社會能夠讓青年不以犧牲健康和自由時間為代價，去實現自己的夢想並過上幸福的生活？我們又當如何實現這一目標？從過去數百年的歷史經驗來看，這不會是市場過程的自發結果。

馬克思在分析人的異化時指出，一旦進入了生產和勞動過程，那麼資本考慮的往往不是人的需要和能力的發展，而是利益的最大化。而青年的特徵就在於這個年齡階段的人還沒有進入或者完全進入到勞動契約的社會關係中去，還暫時保持了追求人的全面發展的希望與行動的自由。在人的一生中，青年的意義不僅是年齡的區分，也不僅是生理的旺盛，而是沒有被異化所困擾的、社會分工之前的“完整的人”，是追求人格全面發展和崇高理想價值的“未來的人”，是可以支配自己時間並有權處置自己時間的“自由的人”。

人的自由是以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為基礎的。如果沒有可自由支配的時間，人們將始終處於操勞和忙碌之中，那麼意味着毫無自由可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始終把時間理解為人的自由得以展開的視界，認為“時間實際上是人的積極存在，它不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發展的空間”。縱觀人類歷史，幾乎所有的偉大創造，包括文學、藝術和科學等，都是在自由時間內完成的，因為“從整個社會來説，創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也就是創造產生科學、藝術等等的時間”。處於生命週期靠前位置的青年，正是創造和開拓最為豐盈的時期，他們理應享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時間。

向青年人強調不虛度光陰和奮鬥拼搏的重要性，這無可厚非且極為必要。但同時必須警惕打着奮鬥反奮鬥，透支青春，榨乾青春的功利主義行徑。由時間引發的效率至上主義把青年看作單純實現外在目的的手段，把人生簡化為現在吃苦就是為了將來獲取更多的財富、金錢和名利的過程，而忘記了青年本身就是人存在的一種形式，是個體成長為社會力量的最重要的形塑階段。一個過度透支“青春”、用功利去“引誘”青年的社會盡管可能有當下的高速發展，但未來則會顯現出“逆反”和“疲態”的巨大負面效應。實際上，很多人已經注意到，青年中時常湧現出感嘆歲月蹉跎的“嘆老族”、拿着高薪收入卻自嘲的“打工人”、唉聲嘆氣且頹廢悲觀的“喪文化”以及競爭方式高度單一的“內卷化”。這些現象的出現，反映出青年作為國家重要發展力量的一種“認知錯位”。青年是未來國家的主人，而不是誰的“打工人”，國家難道不是青年的國家嗎？青年與國家血肉相連、心靈相通、命運相系的主人翁精神和驕傲自豪感去哪了？

在很多年輕人眼中，青春儼然已是一種時間交易。他們無奈地説，“資本其實就是趁你年輕的時候，用低成本買你的勞動力，花最少的錢買你最多的時間”。這種觀點隱藏着一個關於時間的隱喻:青春是最有價值的商品。青年一旦形成了自己的青春可被時間賤賣的觀念，自然就會接受資本任由對自己時間的宰割，這樣的青春無異於與魔鬼進行的一次交易。一方面，這種交易外在表現為與他人的競爭。因為青春的時間是有限的，所以必須奔走在競爭的途中。周圍的人成了“敵人”而不是夥伴。只有超越他人，才可能在人生最有價值的年齡階段勝出。於是，送快遞、寫代碼、發文章本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最終都淪為了競爭的賽場，而奮鬥的歷程，也演變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悲劇。另一方面，這種交易內在表現為自我的競爭。競爭的壓力不斷地與個人的自由生活搶奪時間，上文中提到的有關時間的懲戒，如延遲送達的罰款、下班後未及時響應上級指令的訓斥、非升即走的淘汰等逐漸泛化和強化，自由的自我持續從時間上退場，變成一個完全由外界操控的工作機器。難怪有青年説：“工作後，就是一個自我不斷消失的過程，先是時間消失了，然後情緒消失了，最後連自我也消失了。”時間的異化帶來的是人性的荒野，在一個由速度號令集結起來的世界，沒有誰是勝利者。

榨取還是激發？

從時間維度對青春的另一種理解

雖然今天整個社會都在加速，時間的暴政對於全體社會成員的衝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影響首當其衝的還是青年。時間的暴政對於青年的特殊性在於，大量的暴政來源於需求端對供給端的極度時間壓迫，而青年顯然是勞動供給的主體，是暴政實施的主要對象。而且，作為互聯網的原住民，當代青年從小就生活在人類歷史上最快的時間速率之下，且被這種加速的時間全面佔據了自身的生活。

從這個意義而言，對於時間的理解和認識就顯得異常重要了，因為它折射出一個社會制度究竟如何看待青春，如何對待青年，以及如何幫助個體度過人生中最為寶貴的時期。這不僅是一個單純的價值觀引導問題，而且是面對一生中唯一一個創造力、吸收力、行動力都極強的人生階段，應該怎樣切實建立保障機制的重大現實問題。如果不能從根本上重視時間對於青年的剝削，從心底打消青年對於時間的焦慮，這種心態將向上延伸至人的少年時期和童年時期，而今愈演愈烈的“虎媽”“狼爸”“雞娃”以及“不能耽誤的童年”“不能失敗的少年”等不斷提前的優勝劣汰意識就是生動的佐證。人從一出生就要趕時間，否則就會“輸在起跑線上”。

青年是人生命時間的重要階段，是人的重要的表現形式。科特爾和克蘭伯特注意到，與其他動物相比，人花在現在的時間比較少，人的思想和行為更多地指向未來。有學者認為，小孩的思想和行動大多指向現在，中年和老年的思想和行動更多地指向過去，只有青年的思想和行動指向未來。因此，青年本質上指向了時間的一個重要維度——未來。我們常説“時光流逝”“青春不再”，卻不説“時間生成”“現在到來”。當然，對於純粹的現在序列而言，這兩者都有道理，但在“流逝”的説法裏包含着一種未來先行的優先性。唯有在未來先行這裏，現在才有可能被領會為“消逝”的現在。我們把自在的時間流看成一個不可逆的流動，但是在“現在”序列裏則看不到這種不可逆性。事實上，這種不可逆性就來自“未來先行”這種基本的到時方式。這種內生於青年本身的指向未來的時間觀，使人在青年時期更傾向於追求一個美好的明天，那麼以未來的利益為誘餌，資本就可以精心策劃一套支配青年的制度。在這種制度的設計下，資本有意無意地鼓勵青年對時間進行榨取，並經常樹立犧牲當前時間來實現未來價值的時間幻象。比如在很多高增長行業，青年人聽到過很多造富的“神話”，這種強刺激使得他們躍躍欲試，蠢蠢欲動，不顧一切地想在最短的時間內實現自己的目標。中國好似一列高速行進的列車，年輕人最大的擔憂就是不能再等下班車，因為這班車可能就是末班車。他們已經得到的不能再失去，沒有得到的想方設法也要得到，每個人都受到所謂“美好”願景的感召，也受到來自整個羣體的壓力——一種有意無意的互相攀比和自我強化，進而滋生出一種時刻擔心被時代甩下的無名恐懼。

在這種恐懼的籠罩下，青年人認為今天的生活是要為未來犧牲和透支的，他們將自己的社會主體性懸置起來了，呈現出不停地想抓住什麼東西但是又抓不住的焦慮以及希望物質生活儘快得到改變的迫切心理。於是，藉由自身所壟斷的利益所設立的時間制度，將觸角伸向了青年的全部生活。這種制度藉助利益誘導和認知洗腦，使得青年全面認同乃至積極參與對時間的爭奪。青年人出賣自己當前的時間，並不完全是為了當下的收入，更是為了與未來可能的高回報進行一次跨越時空的交易，又或者説，是基於對未來豐厚回報的信仰。沒有人知道這場“豪賭”最終是輸是贏，但至少現在，青年依然對此抱有極大期待。

青年的意義，是使社會充滿生機和孕育生命的一種力量，它意味着不固執、不保守、不僵化，具有永恆的內在的不滿足與不放棄。我們的制度設計不應拘囿於把青年當前的體力精力消耗到極致，而應更多地關注時間的道德立場，投向青年的未來發展，讓激發創新成為制度設計的原點，進而讓制度奠立於青年的本性之上。我們有必要讓時間趨於寬容和彈性，在給予時間競爭勝出者物質獎勵的同時，在精神上撫慰時間競爭的失敗者，積極構建國家治理體系面向未來的價值取向，從制度安排層面建立起對每一個青年奮鬥成果和勞動價值的認可機制。同時，我們也要引導青年從精神層面反思那些由“快”引發的價值觀，如個體、當下、成就、競爭、效率、淘汰、忙碌、加速、增長等，而那些被我們長期忽視的“慢”的價值觀也應被重新重視並逐漸培養起來，如集體、關係、共同體、遠景、合作、耐心、休閒、等待……雖然這種呼籲可能杯水車薪，但為了下一代，我們必須有所行動。

青年的天性是充盈的、靈動的。青年所需要的，不僅是時間管理，更是不被時間所管理。我們希望的青年，是不被時間暴政所蹂躪的青年，是看得到光明未來並感受每一天的青年。當一個人既沉浸於當下，又抬頭望見夢想時，他就超越了時間，也超越了自己。當有一天，青年不再為速度所困擾，不再為過時所慌張，亦不再為未來所憂慮的時候，他的創造力就會自然開啓，他的活力就會自動迸發，並隨之而來一份精神的饋贈——幸福感。我們希望青年能夠多一些自由的時間去放空自己，這種放空不是放縱，而是充分體驗生活的快樂、工作的快樂以及社會關係帶來的快樂。

青年既蓋有過去的印記，又刻有未來的胎記，在現實和未來具有不同的意義。在現實社會生活中，青年是弱者。但如果我們放長曆史的眼光，青年卻是強者，青年不能改變“現在”，但註定塑造未來。一個不重視“青年”的國家是目光短淺的國家，而關心愛護“青年”的國家則將目光投向了遠方。如何對待人的一生中最富創造力、最有生命力的年齡階段——青年，中華民族理應有更大的智慧和更深遠的考量。我們是焚林而獵、涸澤而漁地消耗青春?還是任其自流、無拘無束地放縱青春?抑或是在度過青春的過程中激發人的潛力，讓青春在一生中留下最為美好的回憶?這些都值得繼續思考和長久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