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人口變遷 及對其自身國家實力的影響_風聞

李建新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劉梅

中共海淀區委黨校教學部

（本文原載《晉陽學刊》2023年第1期)

**********▍**********引言

1798年馬爾薩斯《人口原理》出版，標誌着“人口研究”意義上的人口學誕生。馬氏不僅對“人口增長與生活資料之間關係做出了系統研究”，也引出了更一般意義上的“人口與發展”關係問題。20世紀50年代，人口學家寇爾率先以低收入發展中國家印度為例，論述了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隨着二戰之後廣大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紛紛步入現代化進程中的人口轉變時期，20世紀60年代世界人口首先迎來了人類史上空前絕後的“人口爆炸”，接着是1972年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悲觀預測,1974年世界人口發展大會更是把馬爾薩斯《人口原理》的悲觀主義論調推向了高潮。1984年美國國家科學院成立了由人口學家和經濟學家組成的“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課題組。該課題組於1986年發表了一份報告：《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對若干政策問題的思考》，其人口中性觀似乎給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爭論畫上了句號。在經歷了20世紀後半葉世界“人口爆炸”之後，20世紀末人類人口歷史轉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即人口轉入低出生、低死亡水平下的人口老齡化時代。20世紀90年代，美國學者David E.Bloom和Jeffrey G.Williamson關注到了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並以東亞經濟增長奇蹟為例，揭示了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由此發展出動態結構觀下的“人口紅利”理論。另一位美國學者亨廷頓則從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和湯因比《歷史研究》中獲得啓發，闡述了人口結構（年齡、族裔、宗教、移民）變化對國家地區安全和文明興衰的影響。如果説，200多年前馬爾薩斯“人口論”是從人口數量迅速增長出發，關注了人口規模變化對人類發展的影響的話，那麼，亨廷頓們就是從人口結構變遷出發，論證了人口結構變化對民族國家實力、文明興衰的重要影響。至此人口研究不再止步於單純的數量觀，而是人口變遷之下的動態結構觀。

21世紀是人口大國實力競爭的世紀。當前，我國正處於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關鍵時期，我們的中心任務就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式現代化首先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中美兩國分別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是迅速成長並追趕最發達國家美國的發展中國家。未來兩國人口發展將極大地影響着本國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實力。對於人口研究來説，無論是人口學家諾特斯坦的超長視角，還是歷史學家布羅代爾的“長時段”角度，其時間維度都是向後的歷史邏輯，本文則是立足於面向未來長時段的人口動態結構觀，以聯合國2022年版可比性的世界人口展望預測數據為基礎，從長時段考察21世紀中美兩國人口數量和結構的基本變化趨勢，分析並比較這種人口變遷對未來兩國實力的可能影響。這樣一個超大時空視野下的比較研究對於我們審視中國人口長遠發展目標、明確中國人口發展戰略選擇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中美人口數量變化趨勢比較

從人口學角度講，中美未來人口變化取決於其自身的出生、死亡和遷移水平。**由於當下中美兩國均處於穩定的低死亡率水平，因而生育水平的高低是影響未來兩國人口數量和結構變化的相同因素。由於中美兩國不同的人口現狀和未來不同的生育水平，未來兩國將具有不同的人口變動趨勢。**根據中美兩國最新人口普查公報，2020年中國人口總量為14.12億，美國人口總量為3.31億，與2022年聯合國中方案預測結果相比，中國實際人口總量略低，美國實際人口與預測結果相比基本一致（中國14.24億；美國3.35億）。從兩國人口規模變化來看，到2050年美國人口達到3.75億，至2100年為3.94億；中國人口2050年和2100年分別為13.13億和7.67億；聯合國低方案預測下中國人口總量到2100年會降至約5億。**從人口總量變化趨勢來看，中美兩國人口規模增長將呈現出兩種完全不同的前景，美國人口始終處於穩步增長態勢，而中國人口已達到峯值並迅速開始下降。**中美人口規模差將越來越小，從2020年的11億縮小到2050年的9.38億（中方案）或8.47億（低方案），再到2100年的3.73億（中方案）或0.83億（低方案）。

與此同時，中美兩國人口分別佔世界人口的比重變化也不同，美國人口佔世界人口比重基本上變化不大，保持在4%左右；但中國人口的世界佔比則下降迅速，由現在的18%迅速下降到21世紀末的不到10%，甚至更低。未來中國人口負增長趨勢不可逆轉，人口峯值已經到來。聯合國預測中方案顯示，中國人口總量在2021年達到峯值14.26億後開始下降。從目前我國人口形勢來看，由於我國人口政策調整遠未達到預期，人口已經進入負增長，且峯值不超過14.2億，低於之前的悲觀預測。

數據來源：United Nations.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2022[DB/OL].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https://population.un.org/wpp/Download/Standard/Population/.

數據來源：同表1。

**********▍**********中美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趨勢

（一）中美兩國少兒和老年人口比例變化

人口變遷包含人口規模和結構變化。人口結構首先是人口年齡結構，縱觀21世紀，中美兩國人口年齡結構都趨於少子老齡化，0～14歲少兒人口比例不斷減少，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不斷增高，但兩國人口年齡結構少子老齡化的速度和程度大不相同。**從中美兩國各自人口內部結構變化來看，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幅度都遠超美國。**其中，美國0～14歲少兒人口比例從2000年21.7%下降到2050年的15.62%再降到2100年14.04%，而中國則從2000年的24.79%下降到2050年的11.45%（中方案）和7.69%（低方案），再降到2100年的9.76%，低方案下更是降至4.61%。**中國老年人口比例變動幅度更大，增長速度快。**2000年到2100年，美國老年人口比例僅上升18個百分點，而中國將增加35～50個百分點。

**實際上，早在2005年中國少兒人口比例開始低於美國。**2020年中國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顯示，2020年中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達到13.5%，已經高於聯合國12.6%的預測結果，但目前仍低於美國（16.63%）。伴隨着少子老齡化進程加速，2034年中國老年人口比例（21.6%）將超過美國（21.48%），而低方案下這一時間點提前兩年。2024年美國老年人口比例（18.07%）超過少兒人口比例（17.42%），而中國緊隨其後，2027年中國老年人口比例超過少兒人口比例，呈現出人口倒金字塔結構。2050年以後兩國人口內部結構“剪刀差”越來越大，從21世紀初中美兩國少兒人口比例分別比老年人口比例高出18%和9.4%，到21世紀末，中美兩國老年人口比少兒人口比例高出31.18（中國中方案）、52（中國低方案）和16.43（美國中方案）個百分點。

2020年至2035年和2035年至2050年，這兩個十五年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兩步走戰略的重要階段，結合這發展階段重要的時間節點，本文進一步展現了2035年、2050年和2100年中美兩國人口年齡結構金字塔的變化情況（見圖3），可以看出隨着時間的推移，無論哪種預測方案，中美兩國人口年齡金字塔均呈現出較大的差異。在中方案情景下，從2035年到2100年，美國人口結構金字塔一直處於相對穩定狀態，各年齡組人口比重變化相對較小，人口呈標準的鐘型結構；而中國人口年齡結構逐漸發生倒轉，底部更窄，頂部更寬，到2050年中國人口結構已呈明顯的倒金字塔形狀。如果按照低方案情境，中國出生人口和少兒人口急劇縮減，勞動年齡人口比例降低，而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特別是80歲及以上的高齡老人佔比迅速增大，人口老齡化高齡化程度達到最高。總而言之，中國人口少子老齡化高齡化形勢極為嚴峻。

數據來源：同表1。

（二）中美兩國勞動年齡人口比例變化

對大國勞動年齡人口的考察，不僅要看勞動年齡人口規模變化，更要看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變化。圖4顯示了中美兩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規模的變化趨勢，這一變化趨勢與兩國人口總量變化趨勢相同，美國是穩步上升的過程，從2020年2.19億勞動年齡人口，上升到2050年2.28億；而中國則是在2020年達到峯值9.68億後不斷下降，到205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規模為7.67億（中方案）或7.27億（低方案），到21世紀末，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僅剩3.78億（中方案）或低方案下降速度更快僅為1.89億。21世紀末中美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差越來越小，從2020年7.5億縮減至2050年的5.4億（中方案）或5億（低方案），再到2100年的1.6億（中方案），甚至低方案下2100年美國勞動年齡人口規模超過中國。總之，2050年以後，中國勞動年齡人口規模迅速下降，中美差距不斷縮小。

數據來源：同表1。

從兩國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來看（上圖5所示），2010年前，中美兩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都呈現波動上升趨勢，2020年後兩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開始下降。具體來看，1990年前，美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高於中國，而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經歷了1980年以後迅速上升，約在1990年開始超過美國，但到2010年之後逐漸降低，並在2045年（中方案：中國：60.93%；美國：61.12%）或2049年（低方案：60.5%）低於美國（61%）。2100年，低方案下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低至38.76%，而美國為55.49%。從勞動年齡人口內部結構來看，中美兩國15～29歲年輕勞動年齡人口比例都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不同的是，美國年輕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在2050年以前仍緩慢增加，而中國則在2010年後就呈現出減少趨勢。2020年，美國年輕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開始高於中國（美：30.59%，中：26.39%），在中方案情景下，中美兩國年輕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在2100年差距不大，但在低方案下，2100年，中國年輕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僅19.1%（美國：27.5%）。青年強，則國家強，15～29歲年齡人口是青年教育完成和就業的關鍵時期，對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和科技發展有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數據來源：同表1。

（三）中美兩國人口撫養比變化

表3反映了中美兩國的人口撫養比變化趨勢，結果顯示，21世紀中美兩國總撫養比均在不斷上升，其中老年撫養比的快速上升是總撫養比增長的主要因素。**中國在2000年時的總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均低於美國，到2020年以後老年撫養比速度不斷提升，經歷20年加速老齡化過程後，在2036年中國老年撫養比（35.65%）超過美國（35.49%）。**從2020年到2100年，美國總撫養比上升了27個百分點，老年撫養比上升了30個百分點，而中國的總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分別上升了58.6個百分點和65個百分點。若是在低方案下，到2100年中國總撫養比高達158%，老年撫養比近146%，即到2100年中國0～14歲少兒與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超過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是勞動年齡人口的近1.5倍，龐大的老年人口將會給中國未來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沉重的負擔。值得注意的是，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顯示，2020年實際老年撫養比為19.7%，總撫養比為45.88%，分別高於聯合國人口預測數據0.5和1.74個百分點，説明按照2022年聯合國總方案預測結果，2020年低估了中國老齡化程度。

數據來源：同表1。

**********▍**********中美人口變化對其國家實力的影響

國家實力尚未有統一的定義，在國際政治和國際關係學中，實力、權力、影響力是關係密切的三個概念，專家在國家實力的構成要素方面的普遍共識，包括人口、領土、資源稟賦、經濟實力、軍事實力、政治穩定及能力等。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將國家實力劃分為硬實力（hard power）和軟實力（soft power）兩種形態，其中硬實力包含經濟、技術和軍事實力等，是一個國家得以建立的物質基礎；而軟實力則涵蓋了一個國家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吸引力、國家凝聚力以及國際制度等。在國家擁有的諸多資源中，人口是國家實力的基本要素。從超長曆史視角來看，人口數量和結構變化會對一個國家的硬實力和軟實力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一）中美兩國人口變化與經濟發展硬實力

經濟發展是國家硬實力的核心，人口與經濟增長的關係是人口經濟學的重點研究領域。不同於馬爾薩斯人口悲觀論，人口樂觀派提出人口增長能夠影響技術進步、市場形成和增加對基礎設施的投資，促進經濟發展；尤其是現代化發展使得人口增長促進了勞動分工多樣化、差異化和專業化，促使人口增加成為提高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前提。**在20世紀90年代末的人口與經濟關係研究中，美國學者發現，推動經濟增長的機制並非總體人口增長率，而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如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和撫養比變化。**其基本原理在於，就整個生命歷程來看，不同年齡段的經濟行為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經濟後果，因此不同年齡羣體結構變化會進一步引發一個國家經濟增長前景的變化，例如幼兒比例較大的社會需要大量的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投資；而勞動年齡人口比例的提高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充足的勞動力和儲蓄，從而促進人均收入的增長和經濟的發展，帶來“人口紅利”；而當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低於總人口增長率時，如人口老齡化，則往往產生較為沉重的養老保險和退休金負擔，從而削弱經濟增長的速度。

對比中美兩國1980—2050年勞動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與人均GDP增長率變化，可以看出，二者都曾因一段時期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帶來了較大規模的人口增長，較高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促進了經濟發展，帶來了顯著的人口紅利期。2010年以前，兩國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較高而老年人口撫養比較低時，人均GDP增長率普遍較高，且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和人均GDP增長率均高於美國。2020年以後，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轉變為負，老年撫養比大幅提高，相對應的人均GDP增長率也不斷迅速下降，到2050年兩國人均GDP增長率相差無幾（中國1.97%；美國1.12%）。到2050年以後，隨着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持續負增長，未來中國人均GDP增長率很可能會低於美國。

數據來源：1980—2020數據來源於OECD:1960—2021GDP（總計、百萬美元），https://data.oecd.org/gdp/gross-domestic-product-gdp.htm#indicator-chart.2030—2050數據來源於OECD：實際GDP長期預測，https://data.oecd.org/gdp/real-gdp-long-term-forecast.htm#indicator-chart.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和老年撫養比均由2022年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提供數據計算而成，其中2030—2050年為中方案數據。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22Revision[R],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PopulationDivision,2022.

世界範圍內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齡化趨勢已難逆轉，從2020年以後，我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規模開始加速減少，老年撫養比迅速上升。儘管中美兩國都已進入人口老齡化階段，但二者的人口結構存在較大變化差異。從老齡化時間和速度來看，美國進入老齡化時間雖早，但老齡化進程緩慢；中國雖然較晚邁入老齡化國家，但中國老年人口規模龐大，老齡化高齡化速度快且程度高。總之，中國比美國面臨更為嚴峻的低生育率、人口老齡化高齡化形勢。在未來長時段的中美兩國經濟硬實力競爭中，中國人口動態結構變化將不利於支撐我國經濟可持續增長，將處於長期競爭的劣勢境地。

（二）中美人口結構與文化軟實力

**美國在世界上是建國曆史比較短的國家之一，但與中國相比，美國具有更為複雜的人口種族和族裔結構。多樣化的人口種族和族裔結構不斷地形塑美國多元化社會，同時也對美國經濟社會發展、政治制度以及主流文化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美國最早面臨的是種族、族裔羣體的身份界定問題。1776年7月4日美國脱離英國宣告獨立，並發表了《獨立宣言》。1790年，美國開展建國後的第一次人口普查，首先就面臨着美國人的身份界定問題。彼時美國憲法定義了三種居民：自由人、黑奴和印第安人，因為印第安人既不被徵税也不當兵，所以沒有被納入普查。又由於在美國奴隸制度下黑人既是人又是財產，所以有了所謂“3/5妥協案”，即黑奴只能算作3/5個自由人來進行統計。1790年，美國人口除印第安人外，共3929000人，其中698000人是黑奴，佔全部統計人口的17.77%，若按照3/5人加權，則僅為10.66%，白人佔絕對優勢。從建國初起，非洲裔黑人3/5自由人的奴隸地位就已打上了美國種族歧視和種族矛盾的歷史烙印，直到1865年“奴隸制”才得以廢除。然而儘管奴隸制廢除後已150餘年，但其遺留問題至今仍然存在。正因為美國歷史上有“黑人命非全命”的“3/5妥協案”，所以才有美國社會一直存在着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歷史訴求。另一方面，移民帶來了人口族裔結構變化，從而改變了美國社會白人主導的結構。海外移民的增加也給美國主流文化造成了較大的衝擊。從1820年到1924年，約有3400萬歐洲人來到美國。他們的子孫幾乎完全被同化，融入了美國的社會和文化。從1965年到2000年，有2300萬移民來到美國，他們大多數來自拉丁美洲和亞洲，這給美國帶來的主要問題已不再是移民，而是移民同化或不同化。美國的主流文化以“盎格魯-新教文化”為核心，這一核心融合了非西班牙裔白人、英國人、基督教等因素而構建，但是隨着美國移民結構、族裔結構的變化，現有的移民不再想要完全融入美國本土主流文化，更傾向於保持自己的文化規範、價值觀和宗教信仰，保持自身的種族特性，對美國主流文化和身份認同也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和挑戰。

二戰以後，美國少數族裔人口持續增加，非西班牙裔白人人口占比不斷縮小。從美國曆次人口普查數據來看（見下表5），從1990年到2010年，美國總人口從2.49億增長到3.09億，其中非西班牙裔白人人口占比從1990年75.6%下降到2010年的63.7%，而少數族裔人口占比則在這二十年間增長了12%。具體分族裔結構和種族構成來看，西班牙裔或拉丁裔人口增長了2812萬人，人口占比從1990年的9%上升到2010年的16.3%，成為美國近二十年人口變動最大、增長速度最快的族裔羣體；其他種族人口占比也有所增加，亞裔、非洲裔美國黑人人口增加較快，唯有白人人口占比不斷下降。根據美國最新公佈的人口普查數據，2020年美國白人人口為2.043億，比2010年下降了8.6%，人口占比也從2010年的72.4%降至2020年的61.6%。增速最快的亞裔人口從2010年的4.8%增長到2020年的8.6%；而西班牙裔或拉丁裔人口則從2010年的16.3%增長到2020年的18.7%。迅速增長的其他種族或族裔人口將會在未來改變美國的人口種族構成，未來美國非西班牙裔白人人口將失去佔比最大的數量優勢，而其他種族或族裔人口將成為推動美國人口增長的主要力量。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新預測數據顯示，到2065年，美國總人口將達到4.41億，其中非西班牙裔白人人口將降至46%，喪失了歷史上人口一直佔多數的優勢，少數族裔人口將超過50%，其中西班牙裔將佔總人口的24%，亞裔和非洲裔美國黑人分別佔總人口的14%和13%。未來美國移民後代將越來越多，跨種族的混血兒數量也將持續增加，到2065年，美國境內的移民及其後代將佔美國人口增長的88%。美國白人以外的種族和族裔人口數量和比例不斷增加，種族通婚逐漸增多，跨種族和多個種族人口也將持續增加，人口種族和族裔結構更加複雜。

數據來源：（1)Humes K R,Jones N A,Ramirez R.Overview of Race and Hispanic Origin:2010[R],U.S.Census Bureau,2011.(2)Grieco E M&Cassidy R C.Overview of Race and Hispanic Origin:2000[R].U.S.Census Bureau.2001.(3)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Administration.General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1990.Bureau of the Census.1992.

也正因為目睹了美國人口種族、族裔結構的鉅變，亨廷頓的目光從國際轉向國內，從警惕非西方文明對西方文明的挑戰，到擔憂美國主流白人文化式微。亨廷頓認為，從美國建國發展歷史來看，美國的主流文化是“盎格魯-新教文化”，這是融白人（種族）、英國人（民族）、基督教（文化）等要素而構建的核心。但是，人口移民結構、族裔結構的變化，給美國主流文化也帶來了巨大的挑戰。亨廷頓指出，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多文化主義運動，試圖以不同種族相聯繫的各種文化取代美國的主流文化，並在80年代及90年代取得最大成功。當年克林頓時代（1992—2000）的副總統戈爾曾把富蘭克林、傑斐遜和亞當斯為美國選擇的拉丁語格言“Epluribusunum”（合眾為一）重新解釋為“一生眾”。美國社會一直是“眾合一”與“一生眾”並存，也一直存在着“一”和“多”之爭。20世紀後半葉，美國社會一方面受到多文化主義和多樣性理論和思想的影響，另一方面受到拉美裔尤其是墨西哥移民的強大影響。隨着美國人口族裔結構發生急劇變化，拉美裔他們信奉天主教講西班牙語，保留母國自身文化，沒有建立起美國國家的認同。於是，美國出現了一個分兩杈的、通行兩種全國性語言的盎格魯-拉美社會的趨勢。

進入21世紀，美國社會分化和矛盾有愈演愈烈之勢，所以2016年特朗普勝選並非偶然，這是美國社會階層分化、族裔矛盾、文化身份認同危機之後的選擇。從特朗普時期實施的各項政策可以看出，特朗普是亨廷頓思想和觀點的贊同者和實施者。亨廷頓對美國主流文化危機的擔憂也是特朗普們的擔憂，從這個意義上講，特朗普及團隊充分認識到了美國內外危機，並積極出台對策“拯救”美國主流文化的政治精英集團。特朗普提出“美國再次偉大”“美國第一”和“美國優先”等宣言，事實上是“挽救”美國主流文化美國信念的必然選擇。對內特朗普時期的美國“人口政策”也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其上台之後即刻出台新移民政策，嚴格管控移民入籍條件，並推進在美墨邊界“修高牆”、實施“禁穆令”等，旨在限制墨西哥裔等拉美裔移民，進而遏制拉美裔文化對盎格魯-新教文化的衝擊；而“禁穆令”則是防範類似“9·11”事件的再次發生，同時也是禁止宗教極端主義分子、恐怖主義分子進入美國危害美國安全。特朗普致力解決的問題正是亨廷頓所指明的“種族矛盾”（白人與非白人）和“族裔衝突”（盎格魯與拉美裔文化）的“人口結構問題”，致力於“眾合一”的認同問題，顯然特朗普還沒來得及看到其施政的“成功”。

**相比之下，我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多民族統一國家，既沒有美國歷史上的黑奴制度下的種族歧視問題，也不是移民構成的國家，而是一個以漢族為主體包括其他少數民族的國家。**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也形成了當代民族概念意義下的以漢族人口為主體的民族構成（見表6）。對於中國文明特徵，梁漱溟就指出：“歷史上與中國文化若先若後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倫、印度、波斯、希臘等，或已夭折，或已轉移，或失其獨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唯有中國能以其自創之文化綿永其獨立之生命，至於今日巋然獨存。”“由其偉大的同化力，故能吸收鄰邦外族，而融成後來之廣大中華民族。此謂中國文化非唯時間綿延最久，抑空間上之拓大亦不可及。”英國劍橋大學教授馬丁·雅克在比較了西方歷史之後也認為：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民族國家，而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種族、血統從來不是中國人身份認同的依據，文明認同才是中國的基礎。數千年的歷史長河變遷中形成了“中和、中庸、和而不同”的中國文化特質。

數據來源：1953—2020年中國人口普查數據。

實際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也受到西方國家民族主義理論、“自由民主”以及“多元主義”話語體系的影響，在邊疆地區，國家認同一度出現嚴重危機。20世紀90年代費孝通再次敏鋭地指出，在涉及“族裔”“民族”這些源於西方概念和理論問題時，“我們不應該簡單地抄襲西方現存的概念來講中國的事實。民族是屬於歷史範疇的概念，中國民族的實質取決於中國悠久的歷史，如果硬套西方有關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圓其説”。因此，費孝通在1996年重新講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時候，特別強調民族凝聚力。對於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費孝通再次指出：第一，中華民族是包括中國境內56個民族的民族實體，不是加在一起而是一個相互依存統一不能分割的整體。多元一體格局中，56個民族是基層，中華民族是最高層。第二，形成多元一體格局是一個從分散到多元結合成一體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不斷融入其他族羣成分的漢族發揮了核心凝聚作用，這一體不再是漢族而是中華民族，一個高層次認同的民族。第三，中華民族認同並不一定取代或排斥各個族羣的低層次認同，不同層次可以並行不悖。20世紀30年代史學家顧頡剛“中華民族是一個”曾是對“分裂”挑戰“統一”的吶喊，是“多”與“一”關係嚴峻危機的反映。進入21世紀，民族區域自治與國家認同、“多元”與“一體”在新的國內外形勢背景下又再次成為爭論的焦點。事實上，在中國多元與一體的關係實踐中，多元是中華民族的歷史和現實，一體是多元共同發展的必要前提，是多元必須堅守的政治底線。中外歷史經驗證明，絕對的多元主義必然導致多元主義的破滅。

**雖然中國人口內部具有很強的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但21世紀中國人口變化趨勢卻不利於國家軟實力的保持和增強。**實際上，人口不僅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個民族的基礎，也是一種文明最基本的承載體，中國人口從歷史上一直佔據世界人口的20～25%迅速下降到10%以下，在世界人口還將繼續增長的背景下，這不僅影響到中華文明自身的生存，也是世界多樣文明的巨大損失。我們需要深刻認識到中國人口規模迅速減少和人口結構老齡化對中華文明興衰的巨大挑戰。

**********▍**********總結與討論

人口是影響國家實力和影響力的基本要素，與國家硬實力和軟實力發展息息相關。目前中國和美國都已進入老齡化國家，雖然當下中國與美國相比仍然具有一定的數量優勢，然而若中國一直停留在超低生育率水平，那麼未來幾十年內中國將迅速失去人口優勢，不僅人口數量急劇萎縮，勞動力平均年齡不斷增加，人口結構也迅速老化，未來將面臨嚴峻的人口少子老齡化挑戰。與中國相比，美國雖然種族多元化程度的加深以及不同族裔移民分佈範圍的擴大，可能進一步造成美國宗教、文化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差異和衝突，但未來數十年美國人口總量仍然繼續上升，國際移民成為美國人口增長的主導動力，雖然同樣已進入老齡化社會，但人口結構比其他發達國家年輕，充足的年輕勞動年齡人口以及較高的人口素質水平，會對經濟發展硬實力和國家軟實力的提升起到積極正面作用。總之，中美兩國人口不同的變化趨勢將對其自身國家軟硬實力產生重大而不同的影響。

事實上，無論東方還是西方，人類歷史上一直存在着“多”與“一”關係張力。與費孝通同時代的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在其1985年的遺著《法蘭西的特性》一書中，曾經也以長時段的視角論述了法蘭西的特性，他指出，“多樣性”是法蘭西最鮮明的國家特徵，法蘭西的一系列獨特地區酷似鑲嵌畫上那些色彩和形狀各異的玻璃，而這些玻璃已由水泥牢固地黏合在一起。其實，布羅代爾對於法蘭西多樣性特徵的自信源於“多”能夠凝聚成為一體，布羅代爾這樣形容道：“尤其隨着交通的飛速發展和法語的廣泛傳播和居主導地位———法蘭西島的方言從公元1000年起開始取代其他方言———隨着19世紀工業的勃興以及1945至1975年這‘光榮的30年’的空前繁榮，人們似乎可以順理成章地認為，這些巨大的力量即使未能消除一切差異，至少也在有成百上千塊彩色玻璃拼成的鑲嵌畫上蓋上了厚厚的一層油彩。”這也體現出了“車書一統”的共性。遺憾的是，與亨廷頓目睹到蘇聯解體後地區文明衝突和“9·11”事件不同，1985年謝世的布羅代爾並未經歷20世紀末東歐劇變和21世紀歐洲人口內部結構變化帶來的一系列對“一”的挑戰，如2015年德國難民危機、2015年法國諷刺漫畫週刊總部遭受恐怖襲擊以及2020年法國教師“斬首”等事件，這些都與21世紀歐洲大陸的人口移民、人口宗教結構變化有關，是“多”對“一”的挑戰，是對主流文化價值觀、對國家認同的挑戰。如今美國處在拜登時代，拜登團隊並不認同特朗普時代的執政方略，推翻了特朗普時代的“眾合一”目標，從多元成分的領導團隊構成到一系列政策，如國際合作、移民政策等，都呈現出“一生眾”的價值取向。然而美國社會固有的歷史問題依舊存在，拜登同樣也要面臨着種族、族裔、文化等問題的挑戰。2020年5月，美國明尼蘇達州黑人男子遭白人警察跪壓死亡事件引發全美聲勢浩大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並沒有結束，如今又擴展到了“亞裔族羣歧視”的抗爭。無論是歐洲還是美國隨着其內部人口結構變遷，族裔、宗教、文化等人口衝突人口替代將不可避免。“多”與“一”關係緊張將可能長期存在，不容樂觀。

所以，同樣與費孝通同時代的美國學者亨廷頓在面對西方世界“多”與“一”的關係張力時，由其自身國家歷史經驗出發得出了“文明衝突”的結論，而擁有數千年“和而不同”文化底藴的中國則孕育出了費孝通“多元一體”論，並進而產生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實踐觀。**雖然中華文明有着較強的凝聚力和高度的認同感，但中國人口發展趨勢不容樂觀，不僅進入人口負增長，而且是一個少子老齡化加速過程。人口是一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基礎性戰略性變量，影響廣泛且深遠，人口危機到來，無論是對我國的經濟、軍事硬實力，還是對政治、文化軟實力，都是巨大的衝擊。中國人口將可能無力支撐中國硬實力的持續強盛，而中華文化也會隨着秉持這種文化的人口衰落而衰落。**我們要從西方歐美社會人口結構如種族結構、移民結構、宗教文化結構的變化以及由此引發的各種社會矛盾和衝突中汲取經驗和教訓。中華文明中“中和”“寬容”的智慧，以及中華文明所彰顯的和平正義、“和而不同”的思想，都將會對文化多元的世界做出更大的貢獻，並將惠及和造福全人類。**從長時段大視野出發，從世界人口變遷的格局出發，中國應當把“人口建設”納入到百年戰略千年大計之中。未來十年、三十年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關鍵時期，也是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關鍵時期，中國人口整體要保持一個穩定的規模和合理的結構，不斷提升全民素質，使其承載的文明始終保持生機勃勃、始終充滿活力和創造力，以保持長盛不衰的國家硬實力和軟實力，以應對未來各種挑戰。**這樣的選擇無論對中國自身發展還是對世界和平貢獻都將是無價的。對內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對外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中國人口的歷史使命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