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如磐石》：“何物最堅”的啞迷_風聞

眾所周知，《堅如磐石》是一部殘缺的作品，它丟失了至少半小時的內容，且經過了大量的重新配音調整。這無疑干擾了作品的敍事節奏與表達完整，人物與事件在細節上的信息交代並不完美，案件接近解決時更是彷彿“天降神力”一般地豬突猛進。

但是，我們應該相信，張藝謀還是想到辦法，儘量保留了原有的表意核心。尋找、分析這一點，也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在電影中，最直觀的特點是暴力的場面。它被非常直觀地強化，突出了暴力對應的權欲之罪惡。這正是人物獲取掌控力與話語權的主要途徑，由此得到而膨脹的權力。它有着雙重的意味，在最開始呈現以冰冷的威懾，是表面化的行為暴力，隨後則逐漸變為深層次的形態，由官員張國立通過烏紗帽來實現，達成不親自動手卻更加惡劣的暴力。二者都是“權力”的不同側面，分別對應着匪——作為最外露暴力者的黑商於和偉——與官——最初以“傳統父母官”形象示人的官員張國立---對權力的掌握方式，這也正是官匪同體的罪惡官場環境。它始終作用於人性中的非光明面，恐懼與貪婪，而對應的則是人性的善意，一般是人性中的基本道德與法律意識，在本片中則表現為親情元素。由此一來，主導人物行為與言語的人心就呈現出了多重的搖擺，無法得到確定性的自我定位之結果。

面對“犯罪”在暴力之考驗與名利之誘惑時的雷佳音，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所有人物曾經經歷過的狀態，或許曾經保有些許善意，也在恐懼與憧憬之中幾乎倒向犯罪。在當代政治環境中，身處於非人系統下的所有人都會因自身地位而被拉扯於極端的黑白中間，哪怕是那些身處“黑“中的巨惡之人，也終究不能完全地自我開解，在訴求互相掣肘的黑白之中糾結。

同樣重要的是貫穿全片的光線風格，它事實上指明瞭本片的真正主題。首先如宣傳所説，其質感是“賽博朋克”風格，而賽博朋克的作品恰恰是以“反烏托邦的階級固化與資源極度兩極化”為世界觀和表達核心，甚至往往作如此呈現：主角的世界處於底層，這也是具體出現的部分，而統治者則會居於高處，或是雲端或是高樓，經常只以模糊的輪廓而被遠觀出現，形成了非人化的體系之感。無論是主題，還是細化到上下階層的表現方式，都與本片存在一些關聯性。

更進一步地説，這樣的光線更是讓人物始終籠罩在一種奇妙的氛圍中：周圍環境整體偏暗，臉部上則是暗藍、暗紅與高亮黃色的交織。環境的暗自然是他們所處官場大環境的黑暗罪惡，而臉部則更具有對個人內心的指向性，暗藍與紅色為主體，是他們沉於犯罪之惡的表現，但間或出現的亮色則代表了心中未曾完全泯滅的善意之性。它非常微弱，卻終究存在，這也讓每個人都無法變成擺脱一切“人性掣肘”後的完美罪惡化身，因為人性本身的黑白兩面是不可抹除的，只有不是人的非個體之“階級系統”才能站在最高處，將權力賦予某些上層個體。

在電影裏，親情作為人性善面的主要形式，一直以糾結的狀態出現，與權力犯罪保持着交互關係。它牽絆着張國立等人的犯罪決心，擋在他們自保與牟利的維護權力道路上，摩擦結果也是搖擺不定。在最開始的一場戲中，電影就確立了這樣的基調。張國立是父子親情的“利用者”，堅信兒子會救自己，因此自導自演了爆炸案，用親情給自己的犯罪提供澄清嫌疑的幫助。而在他勸説炸彈犯的時候，一直在用“你和他們也都有母親和孩子”作為説辭，從而將親情與犯罪綁在了一起——表面上，此時的張國立還是“好官”，對親情的表達也趨於正面，但實質上的“好官”只是掩蓋“自導自演的惡官”的虛假外在，而“親情”對應的也是“拯救犯人回家”的“炸死對方”。

“親情”和“官員”都以虛偽的表面狀態作為起始，又給出了一定的真實成分。張國立對兒子會救自己的信心，兒子奮不顧身的回應，都是明確存在的。而在下一場吃飯的戲中，張藝謀則運用了光線。一家人就像所有家庭一樣交流，雷佳音處在温暖的黃色中，張國立則在黃色與暗藍色之間搖擺，這暗示了兒子對父親的真情實感，父親對兒子的“遠離黎志田”之警告則是半真半假，既有真切的擔心，也有對對方罪惡糾纏的顧慮。這構成了一個向發展部的過渡階段，父親對兒子的親情開始複雜起來，好官的形象也開始搖擺不定。這已經破壞了開場時的黑白分明狀態，公車玻璃碎裂特寫強化了爆炸的毀滅性，它破壞的正是這個表面的狀態。父子二人擁抱着倒地的身影被爆炸的煙霧籠罩，更是對此破壞的具體對象揭示，他們的關係開始從純粹的親情父子變得混沌起來。類似的段落還包括了父子二人在纜車上的對話，父親的“你永遠是我的兒子”，兒子對自身養子身份的痛苦，都是真實的表達，卻在纜車始終的搖晃與機械聲中搖搖欲墜。

同樣的複雜性也在於和偉的出場中得到了再現，他從張國立的口中便以一個純粹的暴力者形象出現，隨後與雷佳音吃飯，也開着恐怖的“割舌頭”玩笑，身體的前景被罩在深藍色的虛化光線之中，隨即卻呈現出了雙重性：手機成為了暴力與親情的混合體，一部手機是存放官員淫穢證據、扔到火鍋裏讓人用手撈的東西。另一部則是於和偉收聽女兒演奏會的親情抒發工具。而當他和女兒通話時，前景的光幕也變成了明黃色。最後則是“鼓掌”，於和偉對女兒的真情鼓掌與下一幕中作為“惡商”對反黑行動的虛偽鼓掌達成了無縫銜接。

更具體的部分是於和偉對待女兒夫妻的態度，在與女兒打電話時，對方處於陽光之下，是遠離重慶的完美光明之地，寄託着於和偉的全部善意，而於和偉也難得地獲得了暖黃色的光線。但是，他看似真摯地回應女兒“丈夫可以的”，與對方的直接關係卻並不真誠——第一次出場時，他貌似指定田雨為繼承者，田雨也用識相的説辭推掉，似乎成就了對方的親情，隨後於和偉才交給了女婿，上下級與父女女婿之間的關係似乎和睦，但其談笑之下卻隱藏了“女婿接班”的暗流。而此時尚處於部分陽光下的集團成員們，從“信任女婿”的於和偉，到“回饋岳父“的女婿，到“促成二人感情”的田雨，都隨着影片的發展而逐步崩潰，剩下了互相之間的撕扯，一直發展到了女婿和於和偉圍繞“背叛”、“懷疑”、“殺戮”的背離，此刻一眾人等的並肩站立之地也行一開始的明亮辦公室變成了黑暗明滅的午夜房間，再到最後田雨對於和偉兇殺出手時的絕對漆黑。

掃黑除惡的大會，引導出了於和偉與張國立的惡之初遇——二人全程處在暗色調中，於和偉的言談中赤裸地揭露了張國立關於用權栽贓的些許真面目，“你以為往我這裏放一包毒品就能抓我嗎”，而張國立也説着“你等着證據吧”，轉身走入了黑暗之中，隱約之間回應了“不能達成栽贓”。由此開始，於和偉和張國立的交鋒就變成了只關於罪惡的暴力之戰，後者的種種違法行徑也同樣是暴力的延伸。他們都想壓倒對方，這正是權力系統裏的更高位置，是惡官與惡商各用權術的交鋒。

在張國立的感情線中，父子親情展開後形成一條主線。面對查案到底的兒子，張國立先是勸説他“遠離”而非更高效率的“抹除”，來試圖找到平衡點而解決問題，這是貫穿全片的親情線索，最後則無法殺死查到證據的兒子，但在兒子生母的身上，他則流露出了絕對的權力犯罪者狀態，將之乾脆殺死。張國立一家的關係構成了親情與犯罪的糾纏，核心的是帶入生母的父子關係，兒子“見明”代表了他身上的“張國立之親情優勢”，生母被殺死並掩藏其存在於暗處，則是“見明”的反面。

同樣地，在張國立和外甥女的關係中，我們也看到了類似的表達。在第一次的地鐵段落中，二人以一種親密到戀人程度的狀態交流，女孩處在明黃色中，張國立則是暗藍色，這説明了這段親情與愛情混雜之情感的不單純性，甚至比父子一邊更加複雜。在這場戲的開頭，鏡頭給到了多色雜糅的賽博式重慶夜景，為二人所處的“真實環境”進行了定義。僅從感情角度而言，他們就有着隱隱的亂倫因素，這本身便為真情注入了黑惡的因子。而在第二次的“女孩家裏吃飯”段落中，它更是加入了犯罪的部分：二人在整體的黃色氛圍中温情交流，女孩甚至説出了“這裏永遠是你的避風港”這樣的話，就像於和偉的女兒之於他一樣，是二人最後的純粹之地，實際上卻隱含了不單純的暗雷——女孩貌似温馨地把玩張國立的手機，實際上此處的台詞卻埋下了她藏匿證據手機的暗示，最終因對其感情的變質而成為了揭露其犯罪的關鍵，這讓她與張國立在此刻的温馨變得混沌起來。巧妙的是，在女孩説出温暖告別的時候，張國立關上屋門，這讓他的臉部被暗紅色遮蔽起來，這正是代表“犯罪”的顏色。

正面的權力在另一面則正是暴力--犯罪的最直白形態，“官”張國立與“暴力者”於和偉的內在統一正是如此。隨着影片的進展，一開始為好官的張國立逐漸露出犯罪者的真面目，直接觸及了比表層暴力更深的犯罪行為，與於和偉變得完全同質化。張國立無法對警察兒子下手去隱藏罪行，在女兒生產時為了她安排好所有醫護卻又同時指揮人殺死女警周冬雨。這一幕似乎借鑑了《教父》裏邁克向上帝祈禱洗禮而又殺手滅敵的平行蒙太奇，表意略有不同，是他在善意親情與惡暴權欲之間搖擺的表現：可以惡到殺死與自己無關的擋路女子，卻無法割捨對血脈關聯女子的親情，更形成了“生命誕生”與“生命滅亡”的善惡光暗之極端對立。哪怕是比張國立表現更兇惡得多的“罪之化身”於和偉，也會有對女兒的感情而否定其化身屬性。而在親情留存而又受制於權欲犯罪的部分，二人也幾乎完全一致。於和偉對女兒會為了自保而僅以“懷疑”便殺死女婿，張國立卻可以殺死兒子的生母，各自將所愛之人陷於痛苦。

事實上，這構成了二人在比拼較量中狀態與結局的“同等性”，他們都受到親情的牽絆，而親情也反因權欲而不得實現---他們都擁有純粹的明黃色避風港，在外地的“女兒”和獨居的“外甥女”，卻都在有意無意中面對了二者的破壞，“女兒”主動回到了重慶，“外甥女”的家則恰恰成為了報復張國立的舉證之地。在全片中，受制於親情與權欲矛盾的真相，與張國立形象的揭露進程實現同步，隨着一次次的“隱秘暴露”而漸次發展：埋着雷佳音生母被殺屍體的牆壁被鑿開，帶來了雷佳音和女孩對張國立的親情愛情惡化與張國立“殺死愛人防止舉報”的犯罪者形象揭示，進而引導出了“娃娃裏的手機證據”，它被女孩為報母仇而提供，在《親愛的小孩》音樂中拿出，作為對前者之情的推翻，再由雷佳音從娃娃裏挖出來，最後則擴展到了於和偉的身上，因陳道明以女兒照片做“威脅”而供認了“藏在木杖裏的u盤”，形成二人基於親情與犯罪之矛盾的破滅結局對等。

張國立對女孩和兒子都是真誠的，卻因為對前妻“愛情讓步於犯罪”的殺害而破滅，於和偉對女兒也是真情實感，卻為了保全她而不得不接受一切罪行指認。這事實上削弱了他們作為片中“最高權力者”的力量感，以及他們的“高端角力”。在片中，二人有數場單獨的談話場景，張國立從第一次的“好官”，第二次的“承認用爆炸案栽贓於和偉”，到第三次的“持槍威脅”，暴力與犯罪的形象逐漸升級，卻每一次都獲得了更“黑暗”的打光待遇，幾乎一直處在黑色與藍色之中，而於和偉反而一直得到了局部的明亮光線。這揭示了張國立在罪惡程度上的內在上風，從爆炸案的栽贓到向於和偉派殺手，他一直都在表面的被動中掌控着優勢，作為對“你現在還能栽贓我嗎”的回應。

在電影表現出的世界裏，這是“士農工商”裏的“士”與“商”基於“權力犯罪“的優劣。但在電影的最後，張藝謀卻隱晦地點出了更高層的存在。於和偉的“不想讓老爺子牽扯進來”，帶出了另一高度的勢力，他們顯然可以輕鬆逆轉此刻張國立創造的優勢局面。他們自始至終只停留在文字中，在此前的“錢上有錢，官上有官”也是對此的鋪墊，由此淡化了個體性。事實上，陳道明或許正是他們的執行人，他“下到地方”主導掃黑反惡工作，其目的或許正是為他們清除掉張國立和於和偉等所有人。陳道明對雷佳音的態度，正是對此的一個暗示，後者在片中無疑是“正義法律”的代表，而陳道明卻稱他為“過河卒”，是中國象棋裏用完即棄的存在，意味着對法律的真實態度。到了最後，出面審問於和偉的是陳道明和警方領導，雷佳音毫不意外地缺席了，而他也始終沒有回到電影開始時的明亮之中，這一切都做出了相應的暗示。甚至早在陳道明允許他參與案件時，就流露出了“對付張國立很好用的過河卒”之意：以本片的鬥爭程度來説，沒有人會因為一句“我想做一個真正的警察”的理想化幼稚言論，就允許年輕警察的入局。

事實上，這種“更高的惡權”才是制裁影片內罪惡犯人的主角，而真正的純粹與正義則是微弱的。雷佳音似乎是正義的化身，卻在極端的暴力面對愈發挫敗。從抓捕劉明利到看守劉明利，再到與周冬雨在保護證據手機時遇到殺手們，他始終在犯罪面前處處受制。而他和周冬雨一開始處在警局投影儀的亮光之下，卻在每一次的挫敗中逐漸進入了救護車、醫院屋頂、周冬雨犧牲之船的暗紅黑色中。同樣無力的，還有周冬雨手中的警察之槍，它代表了正義的力量，卻只能一時壓制殺手們，旋即倒在血泊中。這樣的表達也延伸到了張國立的外甥女身上，她對張國立的態度從一開始的純粹，因為對方殺死自己親人的犯罪而變質，與“感情”變質同步的則是“正義”的淡化，她為雷佳音提供了手機證據，被劫持後卻在特寫鏡頭裏尿了褲子。張藝謀以一種非常大膽的方式，表現了正義與純粹者的弱化。

這種純粹與正義的無力感也體現在了暴力的“日常性”上，無論是綁架於和偉的女婿，還是追殺雷佳音和周冬雨，殺手們都進行着生活化的交流，暴力對他們來説已經是司空見慣的生活一部分，而對雷佳音和於和偉家中最純粹——一開始身穿與其女兒一樣的紅衣，對愛情忠誠，也並未買兇殺於和偉——的女婿來説，卻是狼狽的逃命與痛苦的死亡。制裁罪惡的並不是他們這樣的人，而是更大的罪惡。隱隱之間，這也解釋了結尾處幾乎“天降神兵”的查案發展，確有隱藏在暗處的“天神”。

到了收網階段，這種暗示進一步地出現。陳道明以正義姿態指揮抓捕行動，與第一次出場身處同樣的房間，環境卻從一開始的明亮變得愈發幽暗起來。在他審問於和偉時，説出正義的台詞，光線卻隱約暴露了別樣的真相：他多次移動走位，卻始終位於暗處，反而是於和偉的臉上有着一片亮色——於和偉看到女兒照片而動容，依然有親情殘留，而陳道明則並非如此，其臉上的光線甚至不是此前所有人物擁有的暗藍和深紅，而是到了純淨程度的黑，點出了他之於所有人的“高級別”。這個人在片中甚至沒有提及他的任何私人生活，從而成為了一個無感情的符號式存在，可以是“正義”的符號，但以此處的打光而言，卻無疑更接近於“上層權力罪惡”的代言符號。同樣的無私人生活人物還包括了警方的領導，他同樣身處於審問段落中，與陳道明擁有同樣的打光待遇，這更深化了表達內涵。甚至電影對手機證據的描述方式，也帶出了背地裏的真相：“鍋裏的氣泡”，暗合着第一幕中於和偉展示的外露暴力，火鍋裏同樣存有“證據”的手機。

到了最後，張國立和於和偉則同步地呈現出了虛弱的一面。於和偉殺死女婿的罪惡導致了女兒的難產，甚至一度面對嬰兒的瀕死，這反而又牽絆到了他對犯罪的執行，無心指揮對雷佳音和周冬雨的追殺行動。而在另一邊，張國立也始終難以對兒子痛下殺手。一直到最後，張國立和於和偉進入了監獄，都還存留着親情的一面，又受制於犯罪而不得伸展，一個與兒子相對無言，一個則只能看到女兒的幻影。事實上，在犯罪進入到高潮，直接面對手機證據時，張藝謀借用“門內外構圖”，已經展現了二人共有的矛盾性。首先是張國立威脅於和偉去執行犯罪，消除證據，此時於和偉處於下風，自身與女兒的身形被門框隔絕，自己所處的暗色調與明黃色的後者完全隔開，他為了保護家庭就必須犯罪，犯罪又會讓自己與女兒逐漸遠離。接下來則輪到了張國立進入這種狀態，他與指揮追殺行動的於和偉通話，聽到了於和偉對他“殺你兒子”的催促，與離開房間的陳沖處在了同樣的明暗分界之中，自己糾結於黃色的“親情”，後者作為繼母則對雷佳音無真切親情，甚至剛剛明確了自己對“殺死兒子”的態度。

進一步地説，這一幕中的陳沖其實成為了相對於張國立而更加純粹的“暗色者”。事實上，在張國立與於和偉針對“追殺雷佳音”而爭論時，正是陳沖説出了“聽我的”，並對張國立憤怒的耳光冷漠回應，充分體現了無情與“掌控者”的狀態。在全片中，她其實都處在冷色調中，甚至在最開始一家人和睦吃飯的段落便是如此，與父子二人完全區分開，從起點上就奠定了她徹底的“無親情”真相，也否定了她口頭上説的所有親情之言。雷佳音是她的繼子，從頭到尾都不存在感情，而隨着知曉年輕女孩的存在，她也意識到張國立與女孩有着不清不楚的關係。

由此一來，陳沖就成為了徹底的感情剝離存在，也是“權力系統”的又一個明曉之人，是説出“士農工商”的罪惡系統宣示者。最典型的一幕便是她在“追殺雷佳音”事件上的姿態，壓過二人而決定了一切：於和偉唯馬首是瞻，張國立也在掌摑她之後只能無奈順從。一直在用貌似有力的權與暴角力的二人，在終局階段淪為了無力的弱者，被陳沖所掌握。

更巧妙的是，電影做出了陳沖與陳道明的差異。作為一家中最直系親情關係之外的存在，陳沖是最不受牽絆的局外人，她也就成為了相對純粹的權力犯罪者，對家人與於和偉等都是如此態度，甚至在最後以此等“純粹“形態而成了對“非人階級系統“的代言人，宣示出了“士農工商”這一終極罪惡者。陳沖是電影內權力世界的局內人，她瞭解的“士農工商”終究只停留在這一層級範疇，甚至她對張國立和雷佳音的“無情”事實上也源於愛情旁落的憤恨。因此，陳沖最後也接受了入獄的制裁。陳道明則完全不同，他是完全沒有私生活展示的局外人，在無情上更加徹底，身處環境也更加“高級別“。藉此，陳道明才是最終拿捏--包括陳沖在內的——一切的上層代言人，其極致的冰冷也帶來了關於此係統的“純粹犯罪黑暗”之真相。事實上，於和偉對此心知肚明，早在“上方勢力”剛剛介入，張國立要求他和高進簽約“以求二人平安”時，他就用“明天7點之前簽約，那後天7點呢？”點明瞭二人共同的弱勢地位：他們永遠得不到對方承諾的平安，只是受制於他們的螻蟻。

堅如磐石的是“上方的正義”，這是電影的表層，也是政治的正確，實際上卻是階級固化的權力系統，這是電影的本質，恰恰否定了表層，這正是雷佳音的真正作用，他經歷了正邪的掙扎，做出了與所有人都不同的傾向，並表現出了對錶層“堅如磐石”之主義精神的信念，一往無前地衝擊黑暗，但他其實也無法完全刨除親情牽絆，執行正義的內動機來自於生母被父親殺害，這就讓他必然無法戰勝非人的權力系統本身，最終制裁罪惡集團的是“上層”，而不是他。

所有出場的人物都只是低階存在，無法完全刨除親情與對暴力的恐懼而成為罪惡的完美化身，因此他們衝不破階層壁壘，而真正的頂層存在只是言語裏的“官上有官”與“士農工商”的“最上之士”，他們先天壓倒一切下層存在，其權力可以無視張國立口中的“與高進籤合同，就能靠讓出鉅款而保平安”，這事實上也推翻了片中人物們的幾乎所有行為，他們的犯罪無論是骯髒交易還是暴力威脅，都以自己“圈層”內部的遊戲規則為主導，這卻在最後被上層否定了有效性，於是他們的一切都變成了弱小者的可笑撕咬，就像人類眼中的螞蟻打架。結尾出現的存在無視了所有罪惡交易中的原則，因為階層賦予了他們降維打擊一般的權力。

事實上，對上位階層的個體形象模糊化，一方面給出表面的正義必勝且為了過審，一方面也是將它抽象成“階層分級的權力系統”本身，讓片中所有個體人物的犯罪行為失去意義的不是某個上位個體，而是賦予他們上位與下位之權力區別的系統本身。而所有片中具體出現之人的結局，則是在某種更加高級別的權力壓制中滅亡，支撐它的是“權力系統”本身。它是客觀存在的，自有長時間積累固化形成的階級高低之劃分。本片中的人物都想攀升越級，這種衝動正是他們沉淪其中的惡之本性，卻又全體不能如願，其努力的失敗又構成了基於“權欲”的又一重“不可開解”，無論埋下多少暴力與手段都不能成功，獲得的只是暴力犯罪疊加之下的愈發沉淪。

張藝謀設計了一處細節，在開篇讓於和偉的親戚出場，年齡更大的他曾經辱罵於和偉，多年後則被於和偉用權力的“金錢”打壓，形成了力量地位的逆轉，甚至“剝奪”了他辱罵自己的工具--“割掉了舌頭”的暴力似乎只是對“生病失聲”的玩笑，實際上卻可能隱含着“下藥報復”的另一形式暴力之真相。但是，這種地位逆轉終究只發生在影片的世界內部，並不能作用到真正高級別存在，自身也會因為高級別權力的涉入而被“修正”：最終的抓捕時刻，廚子猛擊出手，就像於和偉猛擊弱勢的女婿一樣。

所謂“士農工商”，正是超脱一切個人主觀行為的鐵則，它劃定了所有人的固有階層，其存在是權力秩序的展示，讓人們墜入其中而求索，卻不給他們任何“成果”，只引誘着他們愈發疊加犯罪行為去“努力”，在最終攀升到極致的暴力中走入毀滅——於和偉和張國立動用所有隱藏手段交鋒，實際上卻都被陳道明輕鬆拿捏。這既有現實社會的批判性，也是人不可免除的命運，帶來了“環境與人心給予的內外不可抗宿命”這一張藝謀的一貫主題。

明顯可見的是，本片有着很多的曖昧隱晦之處。例如，在處理張國立與外甥女的關係與互相態度時，就進行了有意的模糊化。他二人的交流與陳沖對後者的態度都隱隱表現出一絲詭異之感，或是不倫或是生女，這同樣讓親情中摻雜了不光彩的陰雲。更接近主題的則無疑是對“官上官”與“老頭子”等存在的稍作提及。在原版本中，它們或許有着更清晰的交代，就像陳道明背後的人物可能同樣如此，但公映版進行這樣的調整刪減後，能夠以另一種方式--雖然隱晦卻不至於丟失---呈現出同樣的表達效果，不得不説是張藝謀的水準展示。

事實上，這種遊走於審查與表達，主旋律與“反主旋律”之間的作品，在張藝謀的創作生涯中並不少見。《歸來》和《一秒鐘》都是如此。可以説，在這個角度上講，張藝謀是中國“最會拍電影”的導演，甚至沒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