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號稱“諾獎風向標”，到底誰靠譜？諾獎魅力究竟何來？_風聞

9月30日，借2023年諾貝爾獎即將揭曉之際，“返樸”邀請本刊作者、資深的生物製藥領域研發專家徐亦迅博士做了一場對本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預測直播（直播回放的全部內容可在返樸微信視頻號中看到）。在問答環節，主持人代觀眾提出了幾個比較有代表性的問題。這些問題套用一句流行的話，也許可以歸結為“諾貝爾獎為何一直被模範，從未被超越”？那麼多獎項借諾獎之名立身和宣傳，誰才更得其間三味？

下文根據直播問答整理重新編排而成，供參考。

主講人 | 徐亦迅

主持人 | 丁崝

那麼多諾獎風向標，到底誰靠譜？

問：總有一些被稱為“諾獎風向標”的獎項，比如化學等領域的Wolf獎以及生物學領域的Lasker獎。這些獎項的評選標準，是否與諾獎有一定的相似性？

徐：不同獎項對於諾獎的風向標預測性表現差別較大，而且因時而變。根據以往的歷史記錄來看，Wolf化學獎和醫學獎對相應的諾獎預測力不高，有時就算在得獎工作上吻合，但在人選安排上相對不如諾獎公正。對於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而言，Lasker基礎醫學獎自從1946年設立以來，直到2009年前後，它作為“諾獎風向標”的表現非常出色。可惜從2010年開始，Lasker獎與諾獎的評判標準開始漸行漸遠。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頒發的Horwitz獎，雖然由於不被媒體重視而缺乏知名度，但在1967年到2014年間，超過50%的得獎人後來都獲得了諾貝爾生醫獎或化學獎！且其中有多項命中諾貝爾生醫獎的重要工作，都從未獲得Lasker獎的青睞。可惜，2015年以來的Horwitz獎得主尚無一人斬獲諾獎。總體而言，具有“諾獎風向標”預測力的獎項不多，只有Horwitz獎和Lasker獎表現突出。

問：那麼今年有人用ChatGPT等AI工具來預測諾獎是否可行呢？

徐：我認為不靠譜。基於大語言模型的ChatGPT預測諾獎的路數接近網上Thomson Reuters每年拋出的所謂“引文獎”，也就是通過簡單統計每一位科學獎以往發表所有論文被引用的次數，認為名列前茅的都是諾獎有力的競爭者。這種評價科研成果的打分標準顯然失之過簡。某些科研價值一般的論文也會由於某些特殊原因而獲得高引用次數，因此被引用次數與學術論文的公認價值之間的相關性較弱。訓練ChatGPT的數據，就是來自互聯網的公開語言文本，大語言模型顯然無法獲得對科學發現或發明的類似同行評議的價值判斷。Thomson Reuters以往幾十年對諾獎的預測力遠遠低於Horwitz獎和Lasker獎，而我認為ChatGPT預測的表現將類似“引文獎”。短期內我無法看到AI大語言模型如何把每項科研成果中的技術含量給估計出來。

諾獎何以一直被模仿，從未被超越？

問：諾貝爾獎是引領性質的嗎？或者説它應當具有引領性嗎？

徐：我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去年直播講座時也有一位聽眾提出了類似的問題。諾獎的引領性主要體現在各國政府管理部門對科研經費的分配。對於不同學科不同分支領域的經費分配如何保證公平性，這是一個難度頗大的任務。生命科學五花八門，每個領域的研究者都會認為自己的研究方向更重要。已有一百二十多年的諾獎科學史，可以給管理部門以及科研基金專家評審委員會一個相對客觀的價值取向。對於很多基礎研究項目，在審閲其基金申請標書時很可能無法預測其未來的重要性。此時如果評審者可以借鑑諾獎科學史的“大數據”，以一種開放的心態來資助一些看似“高風險”的課題，很可能會看到那些以好奇心為驅動力的基礎研究，最後意外取得了重要的應用性突破。比如我曾發表過的綠色熒光蛋白髮現史（參見《無路難開路更難：綠色熒光蛋白的傳奇發現之旅》）。相比之下，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1971年推動國會立法發起的“癌症攻堅戰” (War on Cancer)，在投入大量科研經費之後，直到二十世紀末依然收效甚微。榮獲2018年醫學諾獎的免疫哨卡抑制劑，卻是由於基礎免疫學家們發現的調節T細胞免疫的PD-1/PD-L1途徑，以一種事先無法預料的意外方式，為癌症的治療帶來了里程碑式的突破。

問：這不免讓人想起Springer在2015年出版的《為什麼偉大不能被計劃》的好書，可能要表達的也是類似的意思。諾獎的引領性看來不是一個具體目標的引領，而是因為一個領域的基礎原理有了突破，而在這個方向上的宏觀引領。

徐：沒錯！而且諾獎一向更重視基礎研究也是很有道理的。好的基礎研究在開始時是看不到應用前景的。這一點其實在今天介紹UPR發現史的直播講座中也有體現。Peter Walter在舊金山加州大學研究酵母的經費充足，從來沒有行政管理人員要求他重視應用或研究成果的轉化。而森和俊離開美國回到日本後加入的是熱激蛋白研究所 (HSP Institute)，其研究一直受到行政人員在主導方向性上的干擾。這使得他雖然通過在美國所受科學訓練打下的良好基礎以及苦幹勉強保持了與Walter實驗室在重要發現上的獨立性，但在科研成果的深度和質量上被後者拉開了較大的距離。在這個案例中，美國的科研管理部門相比日本而言，在契合諾獎科學史的宏觀引領上顯然做得更好。

問：諾貝爾獎有沒有什麼師承關係？因為之前我們講到有很多實驗室之間有一些親緣關係，這人到那裏去，那人到這裏來。還有之前像物理學中有居里夫婦兩代人都分別得獎，是否在生理學和醫學領域也有類似的情況？

徐：獲得諾獎的概率，確實存在親緣和師徒的傳承特質。大居里夫婦和小居里夫婦先後獲獎，顯然有高智力通過基因遺傳的成分。另外由於父母是子女的榜樣，有了父母做出諾獎級科學貢獻的耳濡目染，對子女的教育成長以及職業規劃都會有正面的影響。比如Arthur Kornberg通過研究DNA聚合酶，而在1959年與Severo Ochoa分享了生理學獎。他的兒子Roger Kornberg成為獨立的科學家後，選擇研究RNA聚合酶以及轉錄的調控機制，在2006年獨得化學獎。Roger由於父親的學術威望，在本科年代就可以去一流實驗室從事研究，很容易有發表論文的機會，得到許多普通本科生無法企及的資源。

另外，導師與博士生和博士後之間的師徒傳承關係比親緣關係更重要。今天直播講座中提到的有可能會得獎的Peter Walter，他的博士論文導師就是1999年生理學獎得主Gunter Blobel，拿到學位之前已經做出了重要發現並發表過一流的論文。説得更現實一點，Walter獨立之後又做出了非摺疊蛋白反應 (UPR) 的重要發現，作為諾獎得主的Blobel可以不斷為他向諾貝爾委員會提名。另外諾獎得主在選擇研究課題時的眼光以及提出重要問題的能力等方面都能對研究生和博士後言傳身教，這一點在Robert Kanigel的1986年名著《師從天才》中有很生動的描述。

本文受科普中國·星空計劃項目扶持

出品：中國科協科普部

監製：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有限公司、北京中科星河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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